蔡亚龙：从“崇祀名宦”到“逞私武夫”——明代云南指挥使胡渊的历史形象异变考论

摘要：明代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首任指挥使胡渊，有着纷繁复杂的历史形象：从明前期的“崇祀名宦”，到明中期的“逞私武夫”，再到明后期及清代的回归正面。通过胡渊生平事迹的考实、形象变迁过程的梳理及“逞私武夫”形象的辨误，可知明中期胡渊形象的异变源自云南官方对其形象的重塑，实际上是云南上层文官集团试图恢复永昌府治的策略之举，事实上缺乏公允和实据，其后胡渊正面形象的恢复自是必然。重塑胡渊形象的背后是云南上层文官集团对边疆民族地区军民指挥使司“军卫牧民”管理体制的挑战，亦是明代文武关系演变进程中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明代；武官；胡渊；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沿革

胡渊，明初武职官员，云南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但囿于其官职品级，明清史籍关于胡渊生平的记载少之又少，明代传记类书籍及清代官修《明史》等都不曾为其立传，且其任官区域方志对其亦是寥寥几笔。就是这样一名相对低微且低调的明初武职官员，身后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只是被边疆一隅“崇祀名宦”，本该在历史长河中悄然地隐去，然而不曾想在其早已故去的明中期又忽而热络起来，其本人竟突然倍受云南文官士大夫群体的关注，历史形象更是陡然反转成为“逞私武夫”。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热度的消退，其历史评价在明后期和清代又逐渐反转。可以说，一名看似平淡无奇的明初中级武官，却有着纷繁复杂的历史书写和一波三折的形象变迁，这一现象并不多见且十分有趣，值得深入剖析和思考。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既可以照顾到略显薄弱的明代武官个案尤其是中下级武官的研究，[1]又提供了军民指挥使司建置废止与文官集团舆论互动的鲜活个案研究，[2]进而有助于我们思考明代文武关系的嬗变情形。[3]

一、胡渊生平考

虽然史籍中关于胡渊生平的记载有限，但幸运的是有关胡渊家族的民间文书近年得到了发掘和整理。2005年，云南省施甸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杨升义在老麦乡黄家上寨胡正周家发现了胡渊家族的谱牒一本；该谱长37厘米，宽13厘米，字面53面；纸质为棉纸，发黄、较薄；但谱首不记一世祖胡渊之身世情况，且谱尾明显缺失，当为残卷。杨先生意识到该谱的重要史料价值，故将原文进行抄录和点校，以《老麦黄家寨胡氏宗谱》（下文简称《宗谱》）为名附于其著作《施甸史探》第四章第三节之中，使该族谱得以公诸于世。[4]无独有偶，保山市博物馆李枝彩搜集到胡氏后人胡春华所保存的《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下文简称《总簿》），后将其点校并发表于2014年《西南古籍研究》一刊中。[5]该簿与杨先生所称胡氏宗谱仅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且补足了前者首尾所缺失部分，总体上比宗谱更为完备。通览两种文书全貌及所载内容，似以《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命名更为贴切，簿中同时提供了翔实的胡氏谱系情况，为后人研究胡渊及胡氏宗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下文将主要利用《总簿》，并结合《宗谱》进行对照使用，以串联《明实录》、《明史稿》及地方志文献中关于胡渊的零散材料，尝试对其生平进行还原和勾勒。

关于胡渊的籍贯，康熙《永昌府志·名宦》记其为定海人，[6]而该志所录明代林俊《永昌名宦乡贤祠记》中又言“定远胡渊”；[7]另外，谢肇淛《滇略》记胡渊为定远人，[8]雍正《云南通志》再言其为定海人。[9]如此，胡渊的籍贯在地方志书中呈现出浙江定海（今属浙江舟山）和南直隶定远（今属安徽滁州）两种不同的记载。

对此，《总簿》明确称一世祖胡渊“原籍凤阳府定远县昌义乡人氏”；[10]《宗谱》记永乐二年二世伯祖胡琮（胡渊之子）病卒之后，同伯祖母淑人庄氏“一同发榇回定远县，合葬于义昌乡祖茔之侧”；永乐十四年一世祖胡渊与范氏亦“合葬于义昌乡祖茔之南”。[11]显然，胡渊当为南直隶定远县人无疑。又查嘉靖《定远县志》，该县所属里甲下有“昌义乡”条目，[12]则《宗谱》所载“义昌乡”当为“昌义乡”之误。可知胡渊为南直隶定远县昌义乡人，与郭子兴、冯国用、冯胜等众多明代开国勋臣皆为同乡，故其在甲午岁（至正十四年）年方十六便从军入伍，当是较早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淮西将士一员。

胡渊跟随朱元璋军队四处征战，参与了明建国前后的诸多重要战役，如早期的采石、太平等役。洪武二年，随徐达大军攻取陕西，克凤翔等地；洪武三年，进取定西、兴州、原州等处，十一月功升指挥使，授昭勇将军，次年正月到任，其后当长期驻扎于西北。洪武九年改调四川成都右卫任职，次年二月正式到任。[13]其后，“指挥胡渊等平茂州蛮，会丁玉师征松潘”，[14]说明胡渊到任之后旋即参与到平定四川茂州、松潘等地部族的征伐之中；又据《明太祖实录》：“置茂州卫指挥使司。……都司遣指挥胡渊、童胜等统兵分二道击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乃诏立茂州卫，留指挥楚华将兵三千守之，渊等仍会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帅师征松潘等处。”[15]表明胡渊的确在明军平定川北的军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总簿》所载胡渊的作战轨迹，其应是指挥了“由灌口”一道的作战，在陶关等处英勇杀敌，行军涉及汶川、保宁、茂州、威州、叠州等地。洪武十二年，胡渊又负责了茂州卫的城垣修筑事宜，事成，归成都右卫，被授昭武将军，准予世袭指挥使。洪武十三年又重点参与了四川东南方向的征伐，在重庆梁山、江津、通江等地多有战功。洪武十四年随安庆侯仇成东征施州容美、散毛等峒之叛军；年底至偏桥，“会合大军征进云南”，自此参与到明军平定云南的军事作战之中，并开始长期驻扎于云南。[16]

朱元璋谋划平定云南，分东路和北路两路进军，东路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17]胡渊及所属部队即被编入其中，在普定、曲靖等战役中多有斩获，其后又分别在沾益州、陆凉州、武定府等地征剿。洪武十五年，又随大军征伐建昌地方，遍及建昌府、苏州、柏兴府等地；年底回师驻兵于大理。次年初由大理向滇西北进军，攻克邓川、北胜等地；八月回还大理；十二月回师云南府，改“调云南右卫守御”。洪武十七年，胡渊由云南府进军滇东南广南府等地，战功卓著。洪武十八年正月，胡渊再被调回云南右卫守御，次年经西平侯沐英向朝廷奏准正式“除云南都司流官指挥使”。[18]由是长期署职于云南都司。[19]

洪武二十年十月，胡渊被调到素有“滇西之重镇”的永昌任职，“暂署金齿卫事”；次年四月，“就行掌印”，自此开启了其经理永昌的十三年任职生涯。[20]胡渊的前任官员是李观，其开创了金齿卫、永昌府两个建置，并以金齿卫指挥使身份“署永昌府事”，一人掌管两个衙门，永昌地方事实上处于李观的军、政兼管之下。李观卒后，胡渊继其掌握了永昌的军、政大权，并在建置变革、地方经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洪武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言永昌居民鲜少，宜以府卫合为军民指挥使司”，明廷由是“罢永昌府，改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21]胡渊实际上策划了此次建置的变革，并成为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首任指挥使。军民指挥使司可以“上马管军、下马牧民”，是兼管军民的特殊行政建置；[22]是谓“即以司做牧，凡治民、理戎、养士、安边、开屯之责，皆属于司”。[23]在此基础上，胡渊以武职身份担任地方“牧民官”得以合法化和规范化。另外，胡渊在李观的基础上，继续经理永昌地方，修理城池，创置公署，设立屯田，开筑塘坝，“数年之间，军政悉举，烽燧晏然”，[24]故《宗谱》称赞曰：“永昌合郡共蒙其利，全赖公之仁德也。”[25]

关于胡渊任职金齿卫之后的情况，史籍记载多有缺失，以致其后期经历并不明晰。《总簿》正好补足了这一缺憾，有如下记载：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有二世祖爷胡琮替职，任骠[骁]骑右卫指挥使。一世祖复任四川都司都指挥，……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沧州归顺，给授敕旨勘合一道，升前北平都指挥使事。……三十五年八月内，将二世伯祖调升河南中获[护]卫指挥使。一世祖于本月十二日钦取赴京，本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引奏于奉天门奏，奉钦命依旧回还四川都司管事，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任。[26]

由此可知，胡渊在建文年间曾被调至“靖难之役”前线同燕军作战，但却在沧州归顺了燕王朱棣，遂被燕王任命为北平都司都指挥使。而后在朱棣已夺取帝位的建文四年八月，胡渊奉命进京觐见，获准返回四川都司任职，并于当年十一月正式到任。

对于胡渊在永乐年间的任职情况，《明太宗实录》载：“四川都指挥使胡渊有罪，法司论当死，上特宥之，罢归乡里。”[27]《总簿》恰好提供了事情的原委，其记：“永乐元年十月内，一世祖公为骡文册事送都察院，开发原籍为民。”[28]可知，胡渊当是在攒造马骡文册方面出现了问题，遂被严厉追责问罪。[29]次月，胡渊便奏请“以老疾乞致仕”，永乐帝随即允其致仕。[30]胡渊自此归家闲住、颐养天年，于永乐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亡卒，安葬在定远昌义乡祖茔。[31]

透过《总簿》《宗谱》，以及其所串联起来的散布在各种文献中的云南指挥胡渊、四川都指挥胡渊等零星史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胡渊的主要生平经历情况。其生于元至元四年（1338），祖籍定远，早期便跟随朱元璋军队四处征战，参与了平定江南、西北、四川、云南等众多战役；被授予四川成都右卫世袭指挥使，但长期署职于云南都司，并在永昌地方军政总揽，经理长达十三年之久；建文年间升四川都司都指挥使，而后在靖难之役中归顺了燕军；成祖登基，准其回归四川都司任职，不久却因攒造文册事被迫致仕，最终卒于永乐十四年（1416）。胡渊卒后，其长期任职的云南永昌合郡“题请崇祀名宦”，充分认可了其治理地方的政绩。

二、“崇祀名宦”与“逞私武夫”：胡渊形象的变迁历程

纵观胡渊一生，虽经历了诸多著名战役，却未能像他的许多同乡们一般封公拜侯；其在洪武之后最高官至都指挥使，但大部分时间仅停留在指挥使一级。然而，围绕这样一位平淡而低调的明初武官，历史书写却截然相反，其形象随之在历史长河中跌宕起伏。

云南永昌是胡渊长期任职和经理的地方，是书写胡渊历史形象的主要区域。据前引《总簿》所载，胡渊在任职金齿卫军民指挥使的十三年间实施了一系列善政，故去世后永昌合郡“题请崇祀名宦”，高度评价了胡渊的政绩。[32]事实上，《总簿》所言不虚，弘治初年永昌创立名宦乡贤祠，按察使林俊与地方军政官员一道定八人入祀：“汉太守郑纯有服夷功，明靖远伯束鹿王骥有平蛮功，刑部侍郎钱塘、杨宁有兴学功，指挥佥事寿州李观有归义功，都指挥使定远胡渊有开屯功，渊之孙志有靖边功，监察御史高邮、朱暟有障海功，教授临川余谷有师范功。”胡渊由是成为永昌地方首祀八位名宦之一。[33]可见，至明弘治年间，胡渊经理永昌的政绩依然为地方所称道，胡渊的历史形象可谓正面。

但在之后的正德、嘉靖年间，胡渊的形象却出奇地发生了反转。在这一历史形象重构之中，金齿卫籍官员张志淳实为先导。张志淳（1457—1538）字进之，号南园，成化二十年进士，正德中曾任南京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正德六年致仕回乡闲居，代表著作《南园漫录》是明代云南学人惟一入选《四库全书》者。[34]张志淳《南园漫录》一书有大量篇幅关注到永昌的历史和风俗等情况，并涉及到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首任指挥使胡渊的评价问题。书中所录《郡城》一文，是张志淳对永昌城池建设及明初地方历史的回溯和评论，其言：

永昌城之山曰大保，俗呼为寨子山。旧城于山下，洪武十四年为麓川思伦所屠，十六年，指挥寿州李观筑今城于山下，又筑子城于山上，日轮兵守之。二十三年，观卒，指挥胡渊代之，始去子城，而以观所筑之西面移包于山上，盖渊见京师城包钟山故也。遂尽灭观之绩以为皆已所筑，故至今亦无碑记，率相传以为渊之绩业，渊子孙又世官于此，故再无知者。渊既徙城得宠，遂革府为金齿司，学亦废为仓，至今招镇守之祸，皆渊作俑也。据渊更观之旧，而免轮守之兵，既可御寇防险，又使山居城内，林木苍然，其绩亦不可泯，但攘观之功而无文记，又革府为司，废学为仓，以贻镇守之祸，其恶亦不可掩。而宪副林公俊创立名宦祠于学宫，而渊首与焉，其亦误已，废学之人而祀于学，何居？谓宜别祀于所移之城上，斯得矣。[35]

显然，张志淳虽认可了胡渊继李观之后对永昌城池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但却认为胡渊有“攘观之功”的嫌疑，且其“又革府为司、废学为仓，以贻镇守之祸”，恶名亦不该掩盖，进而对稍早立名宦祠于学宫，并崇祀胡渊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其后，张氏又撰《永昌》、《金齿》两文为永昌地名正名，强调“金齿”并非永昌地名，并将错误命名归咎于胡渊：

《永昌》：永昌攸始，《后汉书》极详，自洪武二十三年，武官欺诞以为金齿，后虽王靖远辈立学校，然竟不知在后汉已有学校文章也。……[36]

《金齿》：金齿，非地名也，事见于汉唐，至元代，缅伐八百，为金齿夷所遮，遂伐金齿诸国，此正东汉所谓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种也。后元立通西府于银生甸，即金齿夷之地。地有蒙乐山，最后不能守，移金齿卫于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为思伦所屠，指挥李观犹以通西府印来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设大理金齿等处都元帅府于永昌，则内外之分犹严。自指挥胡渊革永昌府为金齿司，彼武夫逞私，固无所知。然王靖远骥、杨刑侍宁能复立学校，为碑记，竟不知其原，而以金齿夷名误称至今，祗可叹也。[37]

不难发现，张志淳本人具有强烈的华夷观念，对金齿夷之名用于居处地名尤为不屑，遂极力为永昌正名；[38]另外，张氏将金齿之名归咎于胡渊的“欺诞”，认为“彼武夫逞私，固无所知”，表现出对身为武职的胡渊的轻视和不屑。事实上，张志淳类似的观念和表述多次出现在《南园漫录》之中，如《大寺碑》一文再次强调“永昌之为郡，在元已盛，且与金齿夷之地迥绝无相涉，而景泰间所修新志皆匿旧志以荒其地，而故侈胡渊之功也”，[39]显现出张氏因地名之误用对胡渊的极尽鄙夷和不满的情绪。

透过《南园漫录》一书，胡渊被张志淳重塑为逞私、弄权、贪功之人。但张志淳对胡渊的形象刻画毕竟只是其个人的见解和观念，真正将胡渊的负面形象上升到官方话语是在何孟春《裁革冗员疏》（又名《复永昌府治疏》[40]）之中。何孟春时任云南巡抚，于明世宗初登基的正德十六年八月上奏该疏，请求复设永昌府等民政建置，疏中回溯了明初永昌的沿革情况，其言：

本年（洪武十六年）十月，云南指挥李观请复立永昌府、金齿卫，招抚安辑。十七年闰十月，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续发南京及各处军万名充实军伍，府卫相参，军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观病故后，指挥胡渊以旧城夷毁，改筑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粮不及俸为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兼管军民。彼时渊以筑城有功，意在专制自便，又以指挥俱长单、掌印，例无考选军政，可使世世专有此土。[41]

在何孟春笔下，胡渊“因欲自尊”“意在专制自便”，所以假借“民少粮不及俸”为借口奏革永昌府，得以成为军民指挥使，独霸永昌军民事务；并且其巧妙利用政策漏洞，企图“世世专有此土”。显然，与张志淳书中不堪的胡渊相比，何孟春笔下的胡渊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渊俨然是一位专横跋扈、野心勃勃的武职莽夫形象。

相对于与弘治以前崇祀名宦的胡渊，张志淳、何孟春等人所构建的胡渊形象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并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徐霞客游历永昌之后，便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永昌故郡也，胡氏时适改为司，独专其地”的论述。[42]显然，正德、嘉靖及随后的一段时期是胡渊历史评价的低谷，胡渊的政绩被缩小甚至忽略，而其负面影响却被放大和检视。

但胡渊形象并没有因此被颠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负面形象竟逐渐淡去。成书于天启年间的《滇略》，是谢肇淛任职云南期间所著的地方志书。该书《绩略》一卷专叙地方官政绩，其中有谢氏为明初永昌开创官员李观和胡渊所作的合传，是目前所见史料中，除《总簿》外关于胡渊的最为详尽的传记性质材料，其记：

李观，寿州人，胡渊，定远人，洪武初俱以禆将从傅友德定云南。观初名观音保，元云南行省左丞也，天兵至，归附从征，入献马，上嘉之，赐姓名，命镇金齿，署永昌府事。既至，宣朝廷德意，讨叛酋段惠诛之，开拓城池，申明律令，边境肃然，夷不敢犯。及卒，渊代之，复改筑城于太保山上，开屯田，练士卒，修廨宇，抚流移，数年之间，军政悉举，烽燧晏然。俱祠名宦。[43]

谢氏对胡渊的施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军政悉举，烽燧晏然”等言辞高度肯定了胡渊的政绩。但其也注意到了张志淳等人对胡渊的负面评价，并以小字附注的形式录有下文，并特别强调所录文字为“张志淳曰”：“渊更观旧城……但攘观之功而无文记，又革府为司，废学为仓，以贻镇守之祸，其恶亦不可掩……废学之人而祀于学，何居？……”谢氏此种处理方法颇耐人寻味，类似的情况在其书中并不多见，这当是其出于严谨的著书立说之态度，对不同的观点亦不能置若罔闻的考量。但从谢氏采用小字体附注及特别注明“张志淳曰”的巧妙处理之中，我们亦能窥探其对胡渊功与过所占分量的思考和评价。

入清以后，永昌及云南诸多官修志书在基本延续谢肇淛关于胡渊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为胡渊平反，谢肇淛所附录的张志淳观点业已被修志者所剔除，胡渊所背负的负面形象在官方史志中亦逐渐瓦解和消散，胡渊再度回归其在明前期所享有的“名宦”的正面形象。如康熙《永昌府志》记胡渊“掌金齿司事，初李观建郡城于太保山下，观卒，洪武二十八年渊拓而上之，林俊创名宦祠，渊首与焉”；[44]再如雍正《云南通志》、[45]嘉庆《大清一统志》[46]亦大体相类。

总之，云南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首任指挥使胡渊的历史形象，呈现出鲜明的“正面—负面—正面”的历程。可以说，胡渊在明中期遭遇了历史形象的异变，其实际源自于张志淳、何孟春等人笔下不堪的胡渊形象叙述，但这一书写并未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也并没有将胡渊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反倒成为对胡渊历史书写中最为独特的部分。下文将紧密围绕明中期胡渊形象“异变”这一核心问题，依次分析缘何张、何等人对胡渊的形象重塑没有被后人所延续，他们又为何要建构胡渊的负面形象等问题。

三、“逞私武夫”异常形象辨误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向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官员的选派，尽可能挑选才德兼美、廉洁正直、奉公守纪的人去担任。[47]如洪武二十五年选任金齿卫官员之时，特意嘱托曰“金齿远在边徼，土民不遵礼法，负固守险，人各自保，非中国之民可比，凡戍守者非德望素重，不足以镇其地而抚其人尔”，[48]足见朱元璋对边地金齿卫官员任用之慎重。那么，胡渊会如张、何等人所言称的如此不堪，恰好成为明廷“慧眼”之下的“漏网之鱼”吗？

综合前文所引的几段史料，张、何等人笔下不堪的胡渊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劣迹：其一，“武夫逞私”，革府为司；其二，“固无所知”，以致金齿之名用于永昌；其三，独揽军政大权，企图“世世专有此土”；其四，贪图功绩，“攘观之功”；其五，“废学为仓”，文教之罪人。这些情况又是否属实？

第一，胡渊主导的废永昌府并升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的建置变革，是否是“武夫逞私”的结果？学界对此已有比较清晰的研究。罗勇《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从边疆形势和财政情况两个角度分析，认为这一变革“是应对当时滇西边疆局势的需要，符合永昌地区卫所军人和府县编民数量结构的现实”。[49]蔡亚龙《明初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建立考论》则基于永昌内部的建置变迁这个视角，分析了永昌最初“立卫镇守”体制的失败和随后永昌府与金齿卫“相参”而不“相制”的独特体制，认为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永昌地区建置发展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50]可以说，从内外等多个角度来看，“革府为司”符合当时永昌的实际情形，有利于地方的稳定和发展。以至于何孟春在《裁革冗员疏》中都不得不承认，永昌在改置军民指挥使司后，“故需索少而粮差之额轻，军民和而调发之事简，又以府卫所有专供一司，故夷、民皆安，财用颇足”。[51]显然，言永昌废府因“武夫逞私”所致，难免有失公允。

第二，以金齿命名当地是否应归咎于胡渊“固无所知”？从前文所列张志淳《金齿》一文，我们可以明确元代金齿卫已移置于永昌府，[52]而明初复置永昌府、金齿卫，无疑是对前代建置的延续和继承。换言之，金齿卫与永昌发生密切联系，甚至成为永昌的别名，当是自元至明长期的结果，并非缘起于胡渊主导的变革。其次，在“府卫合一”的变革之中，“罢永昌府，改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53]显然金齿卫居于主体，金齿卫取代永昌府成为当地的地名当是制度层面的自然延续。另外，“永昌卫”之名早在洪武十五年已由陕西行都司所占用[54]，在明初卫所名称较为规范的背景下，洪武二十三年金齿卫更无可能更名为“永昌卫”。因此，永昌之名便不再为当地正式行政建置所用，金齿由是成为正式地名。可以说，将地名之变迁归咎于胡渊并不妥当。

第三，胡渊是否企图“世世专有此土”？此说显然有污蔑之嫌疑。据前文关于胡渊的生平考述，胡渊原职为四川都司成都右卫指挥使，暂署职于云南都司，是故在任职金齿卫第十三年（即建文元年）便复归四川都司任职都指挥使。另从胡渊及其长子胡琮的归葬地点，不难看出胡渊任职金齿卫之时并无安家于此的打算。[55]因此，言胡渊企图“世世专有此土”并不符合逻辑。

另据《总簿》，胡渊长子胡琮建文元年替职骁骑右卫指挥使，建文四年调河南中护卫指挥使，直到永乐二年病卒，都不曾在金齿卫任职。其次子胡琛于永乐十六年任交趾都司顺化卫世袭指挥，次年署职三江卫掌印指挥，之后便长期任职于交趾；直到洪熙元年奉圣旨“顺化卫指挥使胡琛省去金齿司掌印”，胡氏家族才于次年再度任职永昌。[56]而张志淳《交趾》一文记“郡中一指挥调自交趾”，[57]亦侧面印证了《总簿》所载不虚。胡氏家族二度任职金齿卫之后，胡琛着手在当地“创立家庙、塑立原身”，并购置山场、修建坟地，可以说胡氏家族正式落籍金齿卫当在宣德年间。[58]总之，从史实来看，建文元年胡渊调离金齿卫之后，其后代相继任职于京卫、河南都司、交趾都司等处，直到宣德元年方才再入金齿卫任职。显然，胡氏子孙的确不可能做到“世世专有此土”，而言胡渊早在洪武二十三年便以此为目的显然是“莫须有”。

第四，胡渊“攘观之功”的讲法亦不准确。首先，从永昌崇祀名宦的次序来看，“首凯、次纯、次骥、次宁、次观、次渊、次志、次暟、次谷”，李观一直排在胡渊之前；地方志书考述政绩亦用此顺序，显然胡渊并没有掩盖李观对地方治理的功绩。其次，就金齿卫城的修筑过程来看，李观初以砖筑大城与子城，胡渊在其基础上“拓西城罗太保山于城内”，方才使金齿卫城达到一定的规模，周一十三里有奇，广设八门。[59]胡渊的确在金齿卫城的修筑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言其“攘观之功”并不确切。

第五，胡渊备受诟病的一大恶政即为“废学为仓”，他是否真是“废学之人”？据康熙《永昌府志》载：“按永昌旧无学，自元时建于都元帅府之西，明洪武十五年建学因之，十六年兵燹，二十三年省府遂废学。”[60]由此可知：其一，永昌在元代置有学校，又张志淳所录元代《大寺碑》碑文为永昌府儒学教授华阴杨森记，[61]证实了这一史实；其二，明洪武十五年曾因袭前代设置儒学，二十三年因裁府而废学。这一说法或可再考虑，据笔者在《明初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建立考论》一文考证，明廷在永昌正式设立建置要晚于明军抵达的洪武十五年，置府在洪武十七年底、设卫在洪武十八年；而且即便在设置衙署之后，因永昌户口稀少、财政单薄，无力支撑过多官职支出，李观、胡渊两人仍是一人充任府、卫两个衙门。[62]这表明洪武年间永昌特殊的地情决定了其建置事实上相当不完备，加之儒学建筑毁于战乱，此时是否会因袭前代设置儒学，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又据明人王直《重修金齿司学记》载：“至元以为永昌，建学以教其人，后毁于兵。国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军卫镇之，既而以民少罢府，改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以统之。岁甲戌乃命秀才余子禧往教焉，始立孔子庙于中正坊之西，军民子弟皆来学”；[63]其不但不叙永昌初期因袭元代设立儒学的历程，而且言洪武二十七年方才命余子禧充任教职、始立孔庙，再度证明了洪武年间永昌府似乎并无因袭前代设置儒学。而洪武十六年兵燹的元代儒学建筑遗址很有可能被改为仓库之用，故被误以为“废学为仓”。

另外，从王直的碑记可知，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建立之后永昌当地并非没有学校。又据康熙《永昌府志》：“（洪武）二十七年命翰林秀才余子禧为武职军民子弟师，至永乐十七年子禧募建先师庙于中正坊之西。”[64]不仅证实了余子禧自金齿军民卫建立后不久便执教的史实，还可以看出当地学校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余子禧“其先临川儒家”，洪武二十七年奉命往教金齿，卒后由其子余谷续领教事；[65]正统元年，朝廷下旨设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学，[66]余谷正式执掌儒学训导。[67]显然，在明廷正式设置金齿军民卫儒学之前，永昌地方一直设有学校。而鉴于明代一些卫学的前身多为社学的情况，[68]洪武二十七年余子禧所开创的学校教育极有可能为社学。其不仅在卫学尚未设置之时承担起教育军民子弟及化风易俗的职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之后儒学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齿军民卫正式设置卫学确在正统年间无疑，其在明初当不具备设置卫学的条件。据蔡嘉麟考证，宣德七年明廷确定“各处卫所宜建学校”，[69]自此到正统十四年是明代卫学大规模设置时期，而洪武年间所开设的卫学极其稀少，仅有陕西河州卫、岷州卫两处及辽东海、盖、复、金四卫儒学，宁夏诸卫儒学一处，陕西行都司、辽东都司两处都司儒学。[70]通览上述地点，河州卫、岷州卫是民户户口较多的军民卫，[71]辽东四卫儒学事实上承接于洪武早年所设四州州学，宁夏及陕西行都司、辽东都司儒学均为多处实土卫所共同使用。显然，洪武年间对设置卫学的条件要求十分苛刻，户口鲜少的金齿卫必然达不到开设卫学的要求，几无可能开设正规的卫学。但军民户口接受教育的需求却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不设府州县的边疆地区更是无学可附，像明初金齿卫这般的社学教育方式便应运而生；其虽不若卫学那般规范，但对地方教育的发展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之后卫学的开设创造了条件。总之，永昌入明初期当无儒学之设置，胡渊废府置司之后学校教育也并没有荒废，况且明初其地根本达不到设置卫学的条件，所以言胡渊为“废学之人”似不妥当。

综合上文五点辨析，胡渊为人所诟病的几点劣迹均难以坐实，胡渊自然不能算作“逞私武夫”。张志淳、何孟春等人对胡渊形象的重塑显然有失公允且偏离了史实，因此胡渊形象在之后逐步恢复正面当不乏历史的自然洗涤。

四、“复府”之策：胡渊形象异变背后的政治操作

既然“逞私武夫”缺乏公允和实据，那么又缘何非要重塑胡渊形象且将之上升到官方话语，使之一度甚嚣尘上？换言之，致使胡渊形象异变背后究竟有何目的？

起初，作为先导的张志淳对胡渊形象的改写及对改置军民指挥使司的批评，或许更多源自于其本人的好恶。据罗勇的研究，张志淳具有强烈的夷夏之别，一直努力摆脱自己身处夷文化的境况，曾一度尝试离开金齿恢复应天籍，但却无果而终；回到金齿后，他便通过著书立说表明自己对身处夷文化的不满。[72]批评废府置司、抨击金齿地名成为他排泄郁闷的手段之一，开创者胡渊的形象自然遭到了贬低。而在此基础上，正嘉之际以何孟春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官员进一步将其丰富化、官方化，则是动摇金腾二处军民指挥使司体制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将金腾建置从“革镇”迈向“复府”。

洪武二十三年，胡渊主导在永昌地方建立了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金齿军民卫下辖永平县、潞江安抚司、施甸长官司、风溪长官司等多个民政和土司建置；[73]“领之者，卫官”，[74]由金齿卫指挥使总领其军事、民政事务。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建立切合了当地当时实际，“数年之间，军政悉举，烽燧晏然”；[75]连何孟春亦认为永昌在改置军民指挥使司后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故夷、民皆安，财用颇足”。[76]可见，军民指挥使司的管理体制的确立对促进当地局势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正统年间的麓川之役改变了当地的管理体制，明廷于正统十年在金齿卫之外析置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使金齿卫、腾冲卫两处军民指挥使司并立；为统辖二卫，又相继派遣内官、参将等驻守金腾地方。成化二十年，以沐详充右参将，“协同太监王举镇守金齿、腾冲地方”，正式形成了金腾镇守内官和镇守参将并立的“两镇守”体制。[77]但两镇守体制的设立，尤其是镇守内官的接踵而来，“广占夷民之田以为官庄，大取夷民之财以供诸费，边夷自此始不聊生”。[78]

金腾镇守及其随从鱼肉地方难免激起地方文官群体的强烈反对，以废除两镇守为目标，云南巡抚、巡按为代表的文官群体在弘治、正德两朝同明廷展开了长期的议争。弘治年间，巡按谢朝宣、巡抚陈金等已力主裁撤金腾镇守内官，开始向朝廷不断奏请。其后的正德朝，武宗纵容宦官乱政，金腾镇守内官更是飞扬跋扈，故这一时期云南守巡官员在争取裁撤金腾镇守方面表现得更为激烈。历任巡抚、巡按官员如张羽、张璞、洪远、王懋中、范镛、何孟春等，均以限制或裁撤金腾镇守为目标，屡次向朝廷谏言。可以说，历经弘治、正德两朝的酝酿和发酵，“革镇”已成为云南文官群体的集体意志，为历任巡抚、巡按等官员所认可和承接，即便是面临惨重的代价，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地向朝廷上疏力争。纵观这一历程，虽有起伏，但一有机遇便会高涨。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突然病故，朱厚熜由藩王入继大统，并在杨廷和等人的主导下，一时呈现出除旧布新的新朝气象。这一契机为云南守巡等官员所察觉，何孟春便赞其为“千载一时，机不可失”。[79]他们迅速着手响应新帝即位诏中召回镇守内官、武官等政策，[80]“连章请革镇置府”。[81]先重点奏请革除金腾镇守内官、参将，并进一步延伸到恢复永昌府治；试图将裁撤金腾镇守内官、革除镇守参将、恢复府治三件事项整合起来，把金腾地方彻底改造成流官治理的模式。

八月，陈察先上疏“劾奏太监刘玉及分守都督佥事沐崧党恶害民”，奏请革除镇守内官、镇守参将，但却不触碰金腾地方“指挥使司、兵备副使分治”的情形。[82]这一奏请旋即被批准，金腾地方在法律层面大致回归到了正统麓川之役以前的军民指挥使司治理体制之下，兼有兵备副使管理。在陈察奏疏的基础上，何孟春再上一疏，集中阐述废金齿、腾冲两处军民指挥使司并改设府州的请求。据《腾越州志》载，“革镇之议”出于刘节，“复府州治”则由汪标具体操作；[83]而据何孟春所记，巡按御史陈察、罗玉、席书，兵备副使刘节和汪标等人均参与其中，且何氏言其与“布、按二司官昼夜计算经画停当”，唯独将都司等武职官员撇开，足见当时“革镇”与“复府”之议实际是云南上层文官群体的集体谋划。[84]

何氏奏疏立意在于“抚安夷民以消地方大变”，故而回顾了金腾“夷民困极”的缘由，其中着重抨击了“两镇守”对地方的危害，并提出镇守祸害地方的基础在于军民指挥使司体制，巧妙地将镇守与军民指挥使司官员之弊政联结起来，如言“金腾二司军官不才，又恃镇守内臣、将官阴为主张”，再如称“原两司皆是指挥、千百户等官，凡经收钱粮，皆先取以阿奉权势，因而窃入私家尽行花费”。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孟春等人建议“今日为金腾计，惟是裁革前项镇守内臣、将官，裁革之后仍复府治以抚安之”，如此方能消弭地方之大变。

何氏亦阐明了恢复府治的多项红利：官银可以本地收贮，不必寄存大理；实行流官体制，“承委有人，诸事易办”；改变当前军卫领县、“蠢然武夫”提调学校的不良观感，可以“府县相承，有司体统各得其宜”；清理馆驿、税课等方面积弊；减少杂费开支；征收鱼课等，可以“财用自足”；移风易俗。但是，何孟春等人也深知复府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担心利益群体“曲加阻挠”，因此在奏疏中对可能遭遇的反对声音提前进行了驳斥。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是永昌府系明太祖所革，“只当遵守，不宜更复”，但何氏反问道：“则胡渊革府之时，府学亦革为足食仓矣，何自正统以来列圣又因臣下之请，复照府学事例立学到今乎？”希冀以“立学”先例为“复府”提供直接的舆论支撑。

但毕竟“立学”源于正统年间在全国大范围设立卫学的大潮流，并不能为复府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撑，更难以晃动植根良久的军民指挥使司体制。如何在道义、法律等层面动摇军民指挥使司基础，是力主复府的云南文官集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削弱其建立的正当性无疑成为了突破口，其建立者胡渊便首当其冲地遭到了“丑化”。何孟春在起草奏疏前曾“访于地方官吏、耆老”，张志淳自是其中一员，其关于胡渊的看法几乎全盘为何孟春所借鉴和吸收，甚至在奏疏中何氏还特意言明永昌与金齿地方“绝无干涉”，这显然来源于张志淳的论述。[85]更为关键的是，如前文所列史料，何氏利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了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背景，重点描绘了胡渊“假以民少粮不及俸为名”，奏革永昌府而建立军民指挥使司的私心之举，强调其目的在于“专制自便”、“世世专有此土”。[86]

如此一来，原本以“军民和”为目标的军民指挥使司的建立，便自然成了胡渊徇私弄权、蒙蔽上级的行为，是“武夫逞私”的不良结果。换言之，在何孟春等人言论之中，洪武年间发生的“府卫合一”的建置变革，在正义性、合理性方面势必大打折扣，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基础便不再稳固。

显然，在云南文官群体试图恢复永昌府治的行动中，为冲破祖宗之制“不宜更复”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削弱洪武年间废府置司举措的合理性，主事者胡渊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而被重新检视和定性。可以说，胡渊“逞私武夫”的形象有利于营造“复府”所需要的舆论环境和政策支撑，这当是正嘉年间胡渊负面形象从民间片面声音放大并上升到云南官方话语的根本原因。

最终，恰如他们所期许的，朝廷认可了金齿“无流官抚治，风俗颓坏，军民困穷”的议论，否定了当地武职抚民的管理方式，金齿军民指挥使司遂被降为卫指挥使司，永昌府治得以重新建立。[87]与何孟春交往甚为密切的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还专门作《新建永昌府治记》一文以纪之，并夸赞这一举措“是以一兴革间而惠流远徼、功施无疆”。[88]

总之，尽管胡渊“逞私武夫”的异变形象有悖于公平正义和历史事实，但鉴于争取恢复府治的客观需要，云南文官群体不得不将胡渊塑造成这一形象。虽然这一倾向性很强的做法最终实现了他们改变当地建置的目的，但亦为胡渊形象的恢复埋下了伏笔。一旦新的建置形式趋于稳定，新旧建置形式的对立和矛盾便日趋消亡，胡渊的形象好坏便显得无足轻重。在强行改写胡渊形象的外力撤走以后，历经历史的自然洗涤，胡渊的形象便在史家的一轮轮叙述中逐步得以恢复，反而显得“逞私武夫”这一异变无比突兀。

余论

从“崇祀名宦”到“逞私武夫”，胡渊形象的异变来源于云南文官集团有目的的重构，背后是他们对金腾建置选择的变迁，意味着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军民指挥使司所拥有的“牧民”权力遭到质疑和削弱。

明初立国，抚民之责并非全权仰仗于文职流官；作为补充，世袭武职治理地方的模式同样有所采用，明廷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军民指挥使司等建置。胡渊作为金齿卫军民指挥使，职兼军民，励精图治，“军政悉举，烽燧晏然”[89]，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按察使林俊等文武官员推举其“崇祀名宦”[90]。可以说，“军卫牧民”的管理体制在明前期是合理、合法的，军民指挥使司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上意义重大，文官群体对此体制鲜有异议。

但时至明中期，军民指挥使司亦如卫所体制一般迅速腐化，武官欺压百姓、占役军士，致使民不聊生；加之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局势日趋稳定、生齿日繁，已经完全具备了单设府（州、县）的条件。[91]文职官员逐渐对武职抚民体制颇有微辞，如认为金齿司“所辖永平以文职县治，为军卫统属，人情不便；且又设有学校生徒，彼提调官乃一蠢然武夫，岂能作兴士类”，因此提倡恢复永昌府等民政建置，以期“府县相承，有司体统各得其宜，金齿司学仍为府学，士类亦各有所观感”。[92]显然，此刻在文官群体眼中，“蠢然武夫”统属百姓、提调学校极不妥当，“军卫牧民”的管理方式自然是歧途和异类，因此应该将其统一到府州县等民政建置管理体系之中。换言之，明初合理、合法的军民指挥使司体制在明中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在管理地方、抚治百姓等方面遭遇到了政策危机，且文官集团所营造和主导的舆论氛围愈发不利于军民指挥使司体制的运作和维持。

明中期胡渊所经历的形象异变实则是军民指挥使司体制所遭遇的挑战，这恰恰符合了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历程：明初立国，重武轻文，明中期以后，崇文黜武。[93]明中期无疑是明代文武关系的逆转时期，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本体源于军卫的军民指挥使司，即便其游走在都司和布政司之间，职兼军民、兼跨文武，也并不能在明代文武关系演变的大潮之中独善其身，由此亦可窥探明中期文武关系逆转之剧烈。可以说，发生在胡渊身上的形象异变虽与明代文武关系演变无直接之联系，但因其实质上反映了军民指挥使司在明中期的衰落，故在无形中又顺应了明中期文武关系的逆转趋势。[94]某种程度上讲，胡渊形象的变迁虽是特殊的个案，有其偶然性，但亦不乏历史的必然性。

注释：

[1]学界对明代武官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史、社会史等角度展开。制度史层面以武职的袭替、奖惩、官阶等方面的研究为主，代表性著作有梁志胜《明代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曹循《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第108—116页）与《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52—58页）、程彩萍《明代带俸武官初探》（《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237—246页）等；社会史层面则关注武官群体、武官家族、社会生活等，尤以勋贵、名将和特定地区武官群体（如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武官）为主，如彭勇《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2016年第6期，第99—115页）、秦博《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49一168页）与《明代武官造园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2期，第137—142页）、周松《明代南京的回回人武官——基于<南京锦衣卫选簿>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22页）等。不难发现，明代武职研究虽已取得了不少优秀的成果，但对武官个案尤其是明代中下级武官的关注略显不足。

[2]军民指挥使司（又简称“军民卫”“军民司”“军民府卫”等）是明代以卫指挥使司为母本创制的一种“职兼军民”的特殊行政建置，主要分布在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相关研究可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35—150页）、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8—87页）、蔡亚龙《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辑，第94—101页）和《明代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标准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辑，第33—43页）等。但目前有关军民指挥使司在明代中后期废止情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

[3]关于明代文武关系变迁的趋势，梁志胜《明代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第5—18页）、曹循《明后期的边镇将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6—32页）、秦博《论明代文武臣僚间的权力庇佑——以俞大猷“谈兵”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48—155页）、孙绪闻与李骥《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及对文武畸重的矫正》（《军事历史》2016年第4期，第40—43页）等著作或从宏大、或从微观角度均有所考察。然而，至今尚未有专文探讨文武关系变迁与边疆民族地区行政建置之间的关系。

[4]杨升义《施甸史探》，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31—42页。

[5]胡春华、李枝彩《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西南古籍研究（2014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41页。

[6]康熙《永昌府志》卷一六《名宦》。

[7]光绪《永昌府志》卷六五《艺文志·记·永昌名宦乡贤祠记》。

[8]天启《滇略》卷五《绩略·国朝·李观》。

[9]雍正《云南通志》卷一九《名宦》。

[10]《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11]《老麦黄家寨胡氏宗谱》。

[12]嘉靖《定远县志》卷三《里甲》。

[13]《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14][清]万斯同《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续修四库全书》第3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66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二月是月条，“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5年，第1915—1916页。

[16]《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17]《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条，第2185页。

[18]《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19]类似胡渊的任职情况当不是个案，这应与云南当时地方形势不稳，尚需大量官军驻扎的情形密切相关。事实上，在翦灭梁王势力之后，明廷并未即可将大军撤出云南，如洪武十五年下旨“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川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第2258页）；其后，虽有平南将士陆续撤离云南、回归原都司卫所，但亦有部分官军长期留住于云南。

[20]《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21]《明太祖实录》卷二O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条，第3072—3073页。

[22]蔡亚龙《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辑，第94—101页。

[23]乾隆《腾越州志》卷七《职官·卫秩》。

[24]天启《滇略》卷五《绩略·国朝·李观》。

[25]《老麦黄家寨胡氏宗谱》。

[26]《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27]《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丙申条，第457—458页。

[28]《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29]依明代制度，都司卫所必须定期攒造官军、马骡文册并上报朝廷，若违反规范可能面临追责。如永乐元年兵科给事中言：“今天下卫所官吏所进军马文册，或额数盈朒，或姓名互异，或不用印信，或书名不称臣，或不着年月日，若此者众无诚敬之心，皆当逮治”（《明太宗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十月乙丑条，第444页）。

[30]《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元年十二月辛丑条，第488页。

[31]《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32]《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33]光绪《永昌府志》卷六五《艺文志·记·永昌名宦乡贤祠记》。

[34]钱茂伟《明代张志淳与<南园漫录>研究》，收于《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204页。

[35][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二《郡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36][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六《永昌》，第234页。

[37][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六《金齿》，第236页。

[38]关于永昌、金齿地名的变迁，亦可参见江燕《从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看“金齿”一词的弱化》，收于《云南傣族土司文化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691—696页。

[39][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一〇《大寺碑》，第365页。

[40]该疏原题为《题为裁革内外冗员复设府治抚安夷民以消弭地方大变事》，四库全书所收《何文简疏议》以《裁革冗员疏》命名该疏，而云南地方志书辑录该疏多以《复永昌府治疏》为题，如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之三《复永昌府治疏》。

[41][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3页。

[42][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卷九上《滇游日记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12页。

[43]天启《滇略》卷五《绩略·国朝·李观》。

[44]康熙《永昌府志》卷一六《名宦》。

[45]雍正《云南通志》卷一九《名宦·永昌府·明》。

[4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八七《永昌府·名宦》。

[47]陈梧桐《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62—67页。

[48]《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己亥条，第2747页。

[49]罗勇《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辑，第68—79页。

[50]蔡亚龙《明初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考论》，收于《民族史研究（第十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1—242页。

[51][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3页。

[52][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六《金齿》，第236页。

[53]《明太祖实录》卷二O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条，第3072—3073页。

[54]《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第2259页。

[55]《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56]《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

[57][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六《金齿》，第161页。

[58]《老麦黄家寨胡氏宗谱》。

[59]雍正《云南通志》卷六《城池·永昌府》。

[60]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二《学校》。

[61][明]张志淳著，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卷一〇《大寺碑》，第368页。

[62]蔡亚龙《明初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考论》，收于《民族史研究（第十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1—242页。

[63]光绪《永昌府志》卷六五《艺文志·记·重修金齿司学记》。

[64]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二《学校》。

[65][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进德斋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6—337页。

[66]《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元年二月乙卯条，第261—262页。

[67][明]王英《王文安公诗文集》文集卷六《金齿新学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3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4页。

[68]蔡嘉麟《明代的卫学教育》，宜兰明史研究小组印行，2002年，第165页。

[69]《明宣宗实录》卷八八，宣德七年三月己卯条，第2032页。

[70]蔡嘉麟《明代的卫学教育》，第29—93页。

[71]蔡亚龙《明代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标准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辑，第66—76页。

[72]罗勇《明代永昌军民府的设置》，《历史地理（第三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46页。

[73]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沿革》。

[74]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之七《艺文·记·新建永昌府治记》。

[75]天启《滇略》卷五《绩略·国朝·李观》。

[76][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3页。

[77]《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条，第4367—4368页。

[78][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3页。

[79][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7页。

[80]《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条，第16—17页。

[81]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七《新建永昌府治记》。

[82]《明世宗实录》卷五，正德十六年八月辛丑条，第227页。

[83]乾隆《腾越州志》卷九《列传下》。

[84][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2、187页。

[85]又据《张志淳墓志铭》载：“永昌旧为司，治军民，且有镇守，嘉靖改元，云南抚按臣议欲革镇而复府，公尝是其言，及得请，不悦者谓公实主之，无妄之灾，内溃外击，公皆付之不问。”再度印证了张志淳关于胡渊“逞私武夫”的刻画为何孟春的奏疏提供了模本和参考。张志淳墓碑原存云南保山城南汉营村张家山张志淳夫妇墓内，现存保山市博物馆，又被全文录于《保山碑刻》（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09—112页）。

[86][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2—188页。

[87]康熙《永昌府志》卷二五《艺文一·敕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府》。

[88]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七《新建永昌府治记》。

[89]天启《滇略》卷五《绩略·国朝·李观》。

[90]光绪《永昌府志》卷六五《艺文志·记·永昌名宦乡贤祠记》。

[91]蔡亚龙《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辑，第94—101页。

[92][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第186页。

[93]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第5—18页。

[9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武官的历史形象书写虽然多多少少会受到大时代背景下文武关系的影响，但二者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总体上看，武官的历史形象书写仍然要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不会因崇文黜武便自然受到贬低、因重武轻文便自然受到推崇。本文之所以认为胡渊形象与明代的文武关系发生联系，是基于胡渊形象异变背后实则代表了与文武关系紧密相连的地方管理体制的选择，在这一前提条件下，胡渊形象的异变与明代文武关系的逆转两种变迁恰恰发生了共鸣。

原载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集刊》第三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