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地方货币纪事-滇史

民国纪年后，昆明流通的货币，“硬币”最初有清铸银质“龙圆”、铜板、小钱（制钱），稍后还有了镍币；“纸币”除大清银行发行的钞票外，建立伊始的富滇银行，最初也印发过纸质低劣的钞票。各种货币并行在市场上流通，尚无彼贵此贱之分。习惯上，民间以前清的货币单位“两”，视为业已通行的“元”。

民国二年（1913年）7月，省当局意识到纸币在流通过程中携带方便的优势，决定作长远打算。因而令行富滇银行“购办精韧纸料”，重新印制钞票。据同年8月19日昆明《共和滇报〉报道，新印的钞票编号完竣，已于8月1日正式在全省流通使用。

民国二年云南富滇银行拾元纸币

从有关文献考查，民国初年，昆明还有一家官办的中国银行（外国银行本文不计）。后来货币出现混乱，即由它出面清理整顿（见下文）。但它的日常业务活动范围，并没有太多的资料留存下来。

民国初的5年间，货币市场有条不紊，流通的钞票种类也不复杂。当1914年下半年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时，省政当局也并没有想到“挖肉补疮”、增印钞票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的云南巡按使（相当于省长）任可澄，仅是“下令各机关团体减薪”。然而，从1916年开始，情况就为之一变了。

1915年12月，云南首义护国，发动讨袁战争。战争就得有军费，前一阶段，财政即已捉襟见肘，现在又得准备庞大的军费，怎么办?新问题出现在当政诸公的面前。

最初，都督唐继尧与蔡锷等议定，成立讨逆（后改护国）三军。1915年12月，护国第一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由于情势紧迫，一军于1916年1月出发。第二军总司令部，就因为没有经费，不得不先到南洋筹集军费。同年2月，唐继尧下令紧缩开支，节约金钱备战，全省各行政机关以及团体奉令裁员减薪；一些可有可无的津贴（如警察协会和各家报馆的按月补助等）一概停发。

裁员、减薪、停发某些津贴，看来于事并无大补。于是，3月份开始，发行“中华民国护国公债”，预定1000万元。俗话说：“远水难救近火。”以公债筹集经费，短时期内难以收效。而需款孔急，唐继尧只得下令财政厅，拍卖昆明城中的公产。

出卖公有房地产，收入诚然不少，但对庞大的战费而言，毕竟还是沧海一粟。为了解决急需，都督府和护国军总司令部发行了临时性质的钞票。市面上的钞票和临时钞票并行，货币市场的混乱也随之出现了。

纸币信用不断丧失，当局只得由“省垣中国银行”出面整顿，办法如下：（1）云南军都督签字盖章的钞票（主要指军用票），照旧流通；（2）护国军总司令官签字盖章的，统一兑换给“军用票”，暂时通用；（3）两种签字盖章都没有的，在5月2以前到中国银行兑换军用票，过期不换，即行作废。

护国战争持续不长，但紧接着又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唐继尧当上广东军务院抚军长后，意识到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而扩充军事实力，同样离不了钱。1916年11月，财政厅长吴琨通令全省各税收机关并附发富滇银行的公告：

去岁举义拥护共和，奉督军谕饬，本行印制“纪念纸币”以志更始之盛。随由官印局印造通用一百、五十、十、五、一元等五种纪念纸币，票面总额一百万元。与本行现行纸币一律通用。希布告商民一体周知，勿违！

民国五年(1916年）富滇银行兑换券“拥护共和纪念币”

战争结束了，云南人民还得为“靖国”承担责任，唐继尧同时也考虑到振兴实业的重要。1917年2月，他想在昆明办一个纺纱工厂。由于前一阶段在发行债券和钞票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同意由云南纺纱工厂筹办处出面，发行“奖励票”1000万元!

有过教训的云南百姓，对这样“券”和那样“票”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有钱人多半“为富不仁”，不愿“放长线钓大鱼”。“奖励票”的发行反映冷淡，纱厂自然办不起来，而军费的开支却不可一日或缺。于是，把原来打算开展实业的劝业场分租出去。1917年下半年，唐氏又以“云南靖国军军用银行”名义，一次发行了“兑换券”60万元。与此同时，更千方百计，鼓励收税官员多收捐收税，定出了《云南征收厘（税）金暂行条例》。

《条例》把全省划为不同等级的厘（税）局。年收5万元以上的为一等局、1万元以上二等、5千元以上三等、1千元以上四等。主持收税的官吏当时称为厘员，任期为一年。他们的薪俸按所在局的等级，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30元四等。如果税款增收一至三成，厘员记功；增收四成以上，记大功，并从征收数中提取一成，作为“劳绩金”。此外，还能继续留任半年（增收四成以上延任一年）。如果到任半年，收不足原定税额一成以上的要记大过，不足三成以上的撤职，在一至二年当中不委派其他工作。在这样的奖惩制度之下，各地横征暴敛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民国六年（1917年）作富滇银行拾圆样票

云南省内逐渐出现了民穷财尽、土匪蜂起的局面。

唐氏继续扩军，仍需要军费。1918年1月筹饷局一次抛出了两期“筹饷彩票”（奖券）。以后几乎是每月发行一期。与此同时，继续拍卖公产。金碧路的许多铺面，就是1918年开始卖出去的。彩票和卖产业的收入不够支出，于是，“云南靖国军公债”200万元又开始发行。因为购卖者不多，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作出硬性规定，各机关职员每人都必需购买一两张。

也就在这一年，前大清银行的钞票限于11月以前兑换，过期即行作废。从此，就只有富滇银行独家印行的钞票，在省内流通（此时，“法纸”即法国货币也在市面并行，直到龙云当政后始下令禁止）。

依靠发行纸币解决财政困难，已经成为唐继尧执政中期的惟一手段。人们对纸币失去信任。滥发钞票，必然造成恶果。1919年4月，在富滇银行信誉日益低落之际，唐继尧曾经打算另起炉灶，他授意省长公署的实业科，成立云南农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招股。可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政府，农工银行没有多少人对之感兴趣，一直没有办成。

民国初年，除铜板、制钱、镍币作为辅币流通市场外，富滇银行还印制了5角券和2角券，在市场流通使用。

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新纸币最小面额是1元，谁也不屑考虑元以下的角（分）和找补问题。到1919年初，辅币不足、市场上找补不开的情况出现了。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种现象必须有所扭转。在纸币逐渐失却人们信任的当下，有人向当局提出铸造“硬币”作为辅币的建议。

1919年6月，昆明公民任之朝上书当局，请求铸造“锡币”以接济军饷。他认为，云南个旧产锡，大锡滞销，就用锡来铸造辅币，材料来源不缺，既解决了大锡产品积压，又增加了饷源，一举两得。省方认真研究了任之朝的建议，经内行审议，确认大锡质地太软，此一建议才被否定了。

1919年10月，云南省议会咨请省长公署，从速铸造当10和20文的铜币，以解决市面辅币缺乏的困难。省方采纳了此一建议，并于次年4月新铸出以1当50的大铜板，作为“共和纪念铜币”。同时，乘此机会，又向美国钞票公司加印5角、2角、1角的纸币。具体数目，没有公布。省议会议员张以文闻讯后，即提出“勿再添印纸币，以维金融”议案。省署答复说：添印新钞票，属于“收旧换新”性质。事实上，唐继尧政府却是移东补西，用新印钞票来收回1916年发行的那100万元“纪念纸币”。

民国九年（1920年）富滇银行竖式贰角

1921年2月，驻川滇军返滇，唐继尧出走。同年4月20日，代理省长周钟岳挂冠，移居高晓。他的辞职通电中，有着如下四句自责的话：“内则币藏空虚，理财无术；外则盗贼滋炽，民困益深!”

1921年9月，昆明发生过市民不相信纸币，纷纷向富滇银行要求兑给现金的事件。顾品珍对此，除通告禁止持券无理要求兑现外，还命令造币厂赶铸银币投放市场，这一措施，产生了稳定市场、安定人心的效果。

1922年初，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攻向云南。他以军方名义，又发行了5元、10元两种“军用储蓄票”，和当10铜元的“兑换券”。进入滇境后，这3种票、券就已经开始在省内行使了。

唐继尧作了两手准备。如果反攻得手，重新执政，这些票券自然继续生效；万一复辟失败，那么，它们自然转嫁到百姓身上，受损失的只是云南人民。但出乎意料的是，军事行动非常顺利。顾品珍的主力已调往滇东，准备进行北伐。3月26日，顾品珍及其参谋长姜梅龄在宜良鹅毛寨，陷入内应土匪吴学显部的包围，双双殉难。唐继尧等兵不血刃，兼程进入昆明。

重新掌权后的唐继尧，不能不作长远打算。他看出稳定币制的重要，于是下令让富滇银行全部收回他临时发行的上述3种临时票券。3月底，“富滇”发出了如下布告：

为布告事，此次靖国军总司令部发行之5元、10元“军用储蓄票”两种，及当10铜元之兑换券一种，已奉令由本行收回，以维大信。除储蓄票两种各照面额查收外，其当10铜元兑换券，已经呈报财政厅，每铜元百枚兑换券，由本行以银币八角一律查收，均截至阳历4月初4日止。凡持此项储蓄票或兑换券者，务依限向本银行兑换，勿得观望自误。

同年5月，滇中镇守使胡若愚呈报唐继尧，还在广西的时候，他领到一批金子，作为士兵的伙食钱。因方便使用，曾铸为“军币”。这种金币，滑边、光面，只铸上“当银币10元”（枚重—钱七分）和“当银币5元（重八分五厘）。当10者共铸出290多枚，当5者290多枚。在广南和开化（文山）两地，各用去400多元，阿迷（开远）100多元，宜良不到100元，在昆明也用去100多元。为防止“假冒”，请求由富滇银行转知广南等地，于5月底前收回，“以维币政”。

都督可以临时发行纸币、总司令官和军长也同样，而且还有不知名的发行人（即整顿纸币时所指，没有都督或总司令签字盖章的那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云南纸币发行中的混乱情况。

军事上的胜利并未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唐继尧二度执政后，继续滥发纸币。1923年1月，富滇银行为适应“纸币发行额增多”的新情况，行内开始设立“纸币课”。

1923年6月，新铸出的当50、当20、当10三种铜板投放市场。纸币的威信日益丧失。就在这一个月，昆明发生了拒绝使用富滇银行钞票和纸币贬值（贴水）使用的现象。省方不得不下令“查拿奸商”。同月，银行附近藩台衙门（威远街）的商人林玉清，因在市场上“吃水”（提高银币与纸币的比率），被该行拿获。行长王懋德把他送交司法机关，依照《刑律》第382条第2项，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期杀一儆百。

民国时期“滇”字嘉禾图半元铜币

然而，纸币换取银币或铜板（市场上多数是兑换铜币）贴水的现象，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当时，藩台衙门一带，成为昆明银钱兑换业的中心。该业商人以特制的分格木盘为标志，木格内放置成叠的半元银币和当20的铜板，供人持纸币前来兑换，同时兼兑省内外的钱币（包括港毫、卢比），一直到40年代才逐渐减少。

纸币贬值的情况，从兑换铜币的比值上也多少可以看出一些迹象。据1916年5月31日昆明《大声报》，纸币每元可兑铜板141枚，到1918年5月31日，即贬值为120枚；1923年6月，“富滇”官价虽然维持120枚，不过是一纸空文。向钱商兑换铜板，依行情涨跌，每元纸币不过可兑铜板80—100枚（用银币兑换则为120枚）而已！

富滇银行（1921年）美钞版贰角、半圆、壹圆

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终唐继尧治滇之世，一直存在。通货膨涨，币值贬低，在云南也一直存在。唐继尧除依靠滥发钞票来维持军政费用外，别无良策，“滇币”逐渐走向穷途末路。

两年又过去了。到1926年，纸币越发越多，人民对这一情况普遍感到不满。不少手边有钱的人，开始有意识地收储“硬货”——银币。

对于市场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纸币，总得有个交代。银行解释说：印新钞票，是充抵破滥得不能再用的旧钞票。省政当局并由“云南全省金融整理处”出面，通知各县解送破滥旧钞，换取新印钞票。同时，特别把成堆的“滥票”陈列在近日公园，公开展览后当众焚烧，据1926年11月官方公布的一次数字，富滇银行原存破滥钞票493348.31元，新收各县解送“滥票”540650.52元，两种共达103万9千多元之巨，全部予以烧毁（1927年一年，即先后焚烧过9次）。

由于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富滇银行所发纸币不断贬值。和“法币”、港币以及国内各地方银行（主要是上海）间的比值不断下降。“滇币”已经再难维持下去了。

1927年2月，唐继尧在“二六”政变中下台。以后，胡若愚、龙云等角逐，双方仍以发行纸币为惟一弥补财政支绌的手段。例如同年10月，云南省务委员会即令行官印，“添印纸币300万元”。

民国十八年（1929年）富滇银行伍圆

云南内争结束后，在滇币已经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曾先后尝试推行3：1和5：1的“新币”制。1932年7月，原富滇银行改组，成立富滇新银行，并发行新滇币。1933年4月6日开始，还有过“所有公私款之收付，一律改用银圆”的命令。12月，政府收支款项即以“新币”计算（五抵一）。从1934年1月开始，正式用为记账单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元、五元币样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万元币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省外人士不断疏散来滇，“新币”与“国币”之间又发生比值不同的矛盾（2：1）。“国币”最后取代了“新币”，地方货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