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勇 | 明清时期世袭家族谱牒与家族变迁——以云南蒙化左氏谱牒为例

关键词：世袭家族；族谱；云南；明清时期

作者简介：罗勇，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在明清时期的族谱中，曾经有过嫡长子袭职的世袭家族族谱具有反映明清制度背景下社会变迁的价值。云南世袭家族谱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宋元时期的墓志铭中也有谱牒记录，[1]而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以及明清土官世袭制度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世袭家族族谱。一方面，世袭官员用宗支图谱来确认嫡长子的应袭身份，[2]以防止袭职时发生争袭，谱牒成为维系嫡长子应袭身份的重要凭据，进而出现了宗支图谱、亲供状等记载应袭官员世系、历任世袭官员履历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途径的增加，世袭家族中的庶子通过科举或军功出仕，打破了嫡长子才能出仕的特权，进而通过编修族谱来凝聚族人。近年搜集整理的云南族谱中不乏卫所军官家族和土官家族的族谱，如《蒙化左族家谱》《姚安高氏族谱》《木氏宦谱》《蒙化范氏族谱》《腾冲青齐李氏宗谱》《腾冲陈昇后裔重修家谱》等。这些族谱所记军官家族和土官家族均有嫡长子世袭职官的特征。随着卫所裁革和改土归流，嫡长子失去世袭权力；庶子则通过科举或军功出仕，提高社会地位。世袭家族嫡长子世袭权力的变化和庶子社会地位的变化，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背景下的世袭家族内部的变化，对深化社会变迁研究具有学术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族谱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族、移民和群体认同变化方面。在宗族研究方面，多集中在华东、福建和广东等地，注意到族谱、祠堂、族田等在塑造宗族中的重要作用。[3]在移民研究方面，谭其骧注意到族谱在移民史研究上的优点，开创用族谱研究移民史的典范。[4]罗香林以族谱为主要资料，讨论明代卫所制度与移民及边疆开发、文化推广的关系。[5]于志嘉以家谱为主要资料，讨论卫所军户的相关问题，[6]提醒我们卫所军户世袭制度尤其是卫所军官嫡长子袭职制度，使族谱起着明确卫所官军袭替顺序的特殊作用。族谱与群体认同变化方面的研究则发现边缘群体的认同变化与移民现象密切相关。[7]云南的族谱或祖源研究亦受到此类研究模式的影响，强调边缘群体认同的建构，[8]亦有研究注意到土官为收族立宗而编修家谱，进而反映了明代土官政治文化的演进。[9]

以上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相关讨论奠定了学术基础，也表明边疆地区的谱牒和宗族的出现除了表达国家认同外，还有明清制度的因素。尤其是对于世袭土官、卫所军官等世袭家族而言，在官员世袭制度下，应袭子弟请袭而产生的宗支图、亲供状，以及在明代家礼制度下的家庙祠堂，是边疆地区谱牒、祠堂出现的重要政治社会文化背景。《蒙化左族家谱》是云南蒙化左氏土官家族庶子在清乾隆时期所修，收录了包括嫡长子和庶子在内的各支世系。蒙化左氏还有《蒙化左土官记事》记录历任土官的功绩履历，在明正德时有过《蒙化左氏家谱》。蒙化左氏土官家族的家谱体现了云南世袭家族谱牒的特殊价值。本文拟结合《蒙化左族家谱》《蒙化左氏家谱》《蒙化左土官记事》，讨论明代应袭土官嫡长子和庶子家族地位的升降变化，进而认识明清世袭家族的变化，深化边疆社会变迁研究。

二、蒙化左氏谱牒的基本情况

云南蒙化左氏从明洪武时期开始由嫡长子担任土官，在明清土官请袭须编造宗支图谱和提供亲供状的规定下，形成了历代承袭案册。这成为族谱中的世系表、人物传记等内容的雏形。如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土官袭职时“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10]，正统初年规定“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侯亡故，照名起送袭”[11]，即“预为定序造册，土官有故，如序袭职”[12]，规定了土官在世时要编造包括子、侄姓名在内的宗支图。清顺治时也规定“其应承袭者，由督抚察实，先令视事，令司府州县邻封土司具结，及本族宗图，原领号纸，咨部具题请袭”[13]。应袭土官请袭时还须提供亲供状，详述本族历任土官的任免、功过情况。如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收有清代孟定第十世土司罕世杰、耿马第十五世土司罕恩沛申请承袭的宗支图、亲供。[14]又如周琼从姚安县博物馆抄录本《高氏族谱——宗枝图》中“世袭”之前的内容即当为亲供状所载历代土官功绩，其所载“宗枝图”即当为证明嫡长子身份的宗图。[15]又如腾冲青齐李氏家谱“世官纪”中明代世袭军官履历的内容来自于列世承袭案册。[16]蒙化左氏也多次奉命抄写、上报宗支图谱和亲供状。据《土府记事录》，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当即造报本职土官知府世袭履历、宗支图册照例造报讫”；二十二年（1683年）“造本职宗图世系、承袭文册，并邻封印甘结，一共八套，于本年七月内造报蒙化府申报讫”。可见，蒙化左氏历任土官都有宗支图册、世袭履历册。此外，据《明经世文编》卷123收录的朱应登《凌溪先生集·蒙化左氏家谱序》题注“左氏家谱”[17]，表明明代蒙化左氏已有“世牒”，但清乾隆时左熙俊编辑的《蒙化左氏家谱》才是现存的蒙化左氏第一部专谱。

一、《蒙化左氏家谱》。朱应登《蒙化左氏家谱序》曰：“正德乙亥（正德十年，1515年）春，余以校士至蒙，祯乃再拜请曰祯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既逝，家庙毁于火，惟幸世牒仅存。”[18]这表明蒙化左氏在明正德以前有世牒。清雍正《扬州府志》引《宝应县志》曰：“朱应登，字升之，宝应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应登遂授南京户部主事，然应登虽文人，精于吏事，知延平府，多善政。杨一清为吏部尚书，擢陕西提学副使……调云南，寻升参政，罢归，卒。”[19]朱应登未在云南定居。此序当为朱应登任云南提学副使时撰写，其对蒙化左氏事迹的认识当来自于左祯提供的世牒。朱应登序提及的左氏事迹是明代蒙化左氏历代土官事迹，[20]不包括科举仕宦及所有支系。由此推断左祯提供的世牒是应袭土官请袭的亲供状中的世袭履历。此种世袭履历是每一位应袭土官请袭时编纂。因此，对同一土官家族而言，此类世牒的数量是与同一族内土官数量一致的。然而，左熙俊编辑《蒙化左族家谱》时未引用明代正德年间的《蒙化左氏家谱》，也未收录朱应登序，甚至没有收录历任土官之功绩履历。

二、《蒙化左族家谱》。《蒙化左族家谱》为蒙化左氏第十五世后裔左熙俊率子侄编纂，乾隆癸丑年（五十八年，1793年）镌刻。内容依次为苏霖渤《蒙化左族家谱序》，左熙俊《蒙化左氏宗谱序》，《旧谱总序》，编辑、缮录、参订、校字名单，谱辩三条，谱例二条，谱规十条，蒙化左氏簪缨人物图，蒙化左氏历代诰轴，丹阳珥陵左氏源流，左氏受姓源流图，蒙化左氏宗族世系谱总图，祠堂规制，祭祀仪节，祝文，官祭文，序、墓志铭、表、传，修建祠堂碑记，跋。《蒙化左族家谱》多提及“原本”。如《旧谱总序》《谱规十条》均题注“照原本稍加节录”，《谱例二条》题注“原本旧载五条”。其所引旧谱有嘉靖庚子（嘉靖十九年，1540年）江西吉安左氏谱，左熙俊序言“吾家祖传有豫省吉安逢桥左氏宗族谱一大本”。由此可见，左熙俊所言“原本”“旧谱”是豫省吉安逢桥左氏宗族谱，即《丹阳左氏七修族谱》（“七修谱”）[21]。《蒙化左族家谱》谱例、谱规、源流考辨等方面均引用了“七修谱”。其“丹阳珥陵左氏源流”照录了“七修谱”中的“丹阳珥陵左氏源流说”，其所附左孔麟跋与左熙俊在《蒙化左族家谱》受姓源流图中所引原跋一致，署名“二十二世孙孔麟拜手”中的左孔麟即是编纂“七修谱”的左孔麟。谱例题注所言“原本旧载五条”与“七修谱”中谱例条数相合，所录两条为“七修谱”谱例的第一、第二条；谱规是“七修谱”谱规的缩写版；谱辩三条照录了“七修谱”的《旧谱辩三条》。受姓源流图引旧谱中左氏姓氏源流与“七修谱”中小派世系迁徙图、出寓图的记载吻合。《蒙化左族家谱》修成后编号分发给左氏后人。目前所见有裕字第四十一号发给第十五世孙左濬，裕字第五十三号颁发给第十六世孙左联甲。云南省博物馆亦有藏本，封面题签“左氏族谱”，其世系图除刻本内容外，还根据该谱收录的《蒙化左氏簪缨人物图》以毛笔在第三世至第六世补书婚娶情况。据左熙俊跋蒙化左氏世系，此谱还发给十七世已长成婚娶者三十余人。

三、《蒙化左土官记事》。《蒙化左土官记事》是在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五印鼠街乡河西村委会朵阿村左瑞辰家发现的手抄本，原题已佚，此题为薛琳所加。每两页均有“蒙化直隶同知关防”满汉文对照骑缝朱印。其凡涉及明代帝王者，没有遵循提行抬头的格式；凡是涉清代帝王者，均遵循提行抬头的格式。据此判断，此手抄本为清抄本。其内容有残缺，现存内容起于“替三世祖左伽土官知府事”，止于“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十九日，元生满一十五岁，例应承袭父职，造册具文申报，蒙”。内容仅记历任土官功绩履历，及承袭过程、号文、日期等项，不记录庶子支系事迹。其内容当来源于某一任土官请袭时造具的亲供状。

以上是目前所见明清时期蒙化左氏谱牒之情况。此外，民国初年左隆文抄录左熙俊刻本，并续增墓志铭、表、像赞。1990年左富先在辑录民国抄本的基础上，新增《续补左氏家族谱并序》，附有左育能《关于巍山县西山龙街一带左氏源流支系》。2016年左代华修《永新县逢桥左氏族谱》系列，收录裕字第四十一号本影印件和整理本。2017年茶永军在乾隆刻本、民国初年抄本、1990年辑录本基础上编辑的修订本，是目前所见资料最为完备者。

明清时期蒙化左氏谱牒在所记内容方面呈现出以下特征。一类为世牒，所记为历任土官之履历，包括明正德时朱应登《蒙化左氏家谱序》提及的“世牒”以及后人命名的《蒙化左土官记事》，此类世牒仅记载历任土官之事迹，不记未担任土官之庶子。另一类为宗支图，即在职土官编纂的子侄姓名的宗支图，其范围仅限于在职土官的子侄姓名，其目的是在确认在职土官的嫡长子的应袭身份，确定下一任土官的应袭顺序，防止争袭。第三类为族谱，即包括各嫡长子、庶子在内的族谱，此类族谱的目的在于团结宗族，就蒙化左氏而言，其是由庶子所修。以上三类谱牒反映出明清制度影响下的一些社会变化现象。

三、族谱中的家庙与家族变化

蒙化左氏在正德时已有家庙，即左氏祠堂，但不是《蒙化左族家谱》所载之私祠。正德十年（1515年）朱应登为蒙化左氏世牒作序时提及左祯言“家庙毁于火”，表明左氏在正德十年（1515年）以前有过家庙。应注意的是，明嘉靖以前，品官和庶民的祭祖礼制有所差别。洪武时期规定，公侯品官家庙为祠屋三间，位于居所之东，祀高曾祖考，如祠堂未备则奉主于中堂享祭，庶民只可祭祀祖、父两代祖先；嘉靖以后才允许臣民家庙祭祀始祖。[22]左氏有家庙，表明其为有官品的土官。如前揭文引左伽因“征麓川有功，升从四品。又有功，升知府。又有功，升从三品，散官亚中大夫，仍升知府，掌州事”。[23]根据明代品官家庙规定，嘉靖以前品官只能祭祀四代祖先，不能祭祀始祖，故据《蒙化左族家谱》所载世系，左祯时家庙奉祀的应是父左铭、祖左瑛、曾祖左刚、高祖左伽。嘉靖以前庶子则没有建家庙祭祀曾祖和高祖的权力。另外，根据明朝规定，品官家庙在居所之东，而左氏居所在蒙化城西北角，以此而言左祯所言家庙亦在其居所附近，当不至于在东门外。因此，《蒙化左族家谱》所记私祠不是左祯所言家庙。

左氏私祠是明朝允许臣民奉祀始祖后修建。左熙俊《修建祠堂碑记》载：“我祖考世忠厚泽，峻烈丰功，得邀朝廷祀典，则祀所关益巨。吾家祠堂有二：一在东门外，设于后裔，祀始祖及列祖也；一在北正街，名表忠祠，奉旨建立，祀光禄公父子也。”其中，蒙氏东门外祠堂位置和始建年份不明，但从其“祀始祖及列祖”判断，当是明嘉靖以后允许臣民奉祀始祖以后的祠堂，又言“历年久远，东外私祠渐次朽坏”，表明左氏私祠有较久的历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左熙俊将表忠祠改为宗祠后，废私祠。据左熙俊等撰修建祠堂碑记，“历年久远，东外私祠渐次朽坏”，于是他将“私祠房基置成园租，以添祭濡”。

蒙氏东门外私祠或与蒙化郡城东山之圆觉寺相关。首先，左氏是圆觉寺的檀越。据李奇英《重建圆觉寺后院新置常住田碑记》，圆觉寺为张恭人命把总张聪负责修建。寺前双塔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24]圆觉寺修建时间当与此相近。圆觉寺建成后“寺火田没，僧逐地莽”，万历、天启时期有“吊古寻幽，人人三欢”的境遇，直到天启初年左宸“肇修前殿，恢复其旧”，[25]使“左世家功德，其重朗矣”，并刻石“使左世家永永有光”。左氏还为圆觉寺购置常住田。如张恭人兴建圆觉寺后，“置田饭僧，靡所弗具”；左宸等重修圆觉寺后亦“置田于寺，以永僧止”；顺治十七年（1660年）土知府左星海与原住持僧永和等人备捐钵资陆拾两，买得生员赵缙妻张氏水田一段。[26]其次，圆觉寺背后的大寺顶为左氏坟山之一，[27]供奉左氏历代亡灵的祠庙当距其不远。坟山与祠堂组合的格局源自宋代的功德坟、香火院。宋代形成的追荐制度和寺坟制度使高级官僚在祖墓附近设立寺院管理祖先坟茔，甚至得到朝廷赐额，允许剃度僧尼，进而出现香火院、功德坟寺。这种风气影响到了下级官吏和无官富豪，他们争相兴建坟院、坟庵，延请僧侣主持，追荐祖先，管理墓地，[28]推动了家族祠庙与寺院合一。云南亦存在类似现象。如昆明西山太华寺在明朝首祝国厘，次奉沐氏先人香火，形同沐氏家庙。[29]又据《腾冲绮罗宗祠记》，李氏宗祠原位于腾冲绮罗水尾山麓水映寺，附于弥勒殿，始建于正统时三世祖李全、李和迁居腾冲时，乾隆中以宗祠附寺未当，迁至绮罗东。[30]在大理周边，弥渡县永增玉皇阁大殿南耳房有祖祠，供奉二十村已故亡灵牌位；巍山县龙华寺以偏殿的形式供奉范氏祖先，巍山利客村土主庙、有食村土主庙都在土主殿右侧漏角设有祖宗堂，大理市凤仪镇三哨村公所观音寺在偏殿设祖公堂供三哨境内各村姓氏门中三代宗祖灵位，巍宝山巡山殿在改为南诏土主庙之前亦在巡山殿右侧设祖公堂供奉历代亡灵；[31]永平金光寺、大理下关弥陀寺的地藏殿、大理市凤仪镇泰国寺供奉有亡人牌位。由此格局来推断，在左氏支持圆觉寺的时期，左氏祠堂可能是作为圆觉寺的耳房、漏角或偏殿的方式存在。最后，张恭人建寺可能有祭祀亡人的目的。康熙《蒙化府志》载：“张氏，土知府应袭左刚之妻。刚早殁”[32]，未袭先死，子左琳未婚先死。可能正因为以上因素，张氏施舍建寺，延请僧人常住寺庙，超度祭祀左氏亡灵，为使僧人的超度、祭祀能够延续，进而设立常住田作为僧人日常开销和祭祀经费。在明朝允许品官祭祀始祖和历代祖先的政策下，遂将私祠附于寺侧。

表忠祠本是奉祀左重、左廷皋的专祠。左重是蒙化左氏第九世庶子左汝逊的后裔，其在万历时中举，任四川成都府灌县知县，在奢崇明之乱中坚守正义而亡，因此受封为太中大夫、光禄寺卿；左廷皋为左重之子，崇祯时进士，因左重而荫袭千户，死后与左重一并入祀表忠专祠。雍正十三年（1735年）郡丞杜思贤重修，[33]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左熙俊增修，改成家族祠堂。这表明到明末时，因科举出仕的庶子的影响力已超越世袭土官的影响力。此外，清乾隆时期左熙俊修谱也反映出庶子社会地位的上升。

四、修谱目的与嫡庶地位变化

正德时期，左祯已有世官世禄能否延续的忧虑。朱应登《蒙化左氏家谱序》反映了左祯请朱应登写序的目的。左祯承袭蒙化府土知府后，家庙被火，左祯认为此事不祥，担心左氏“陵夷衰微”，故向朱应登请教。该序围绕“封建”制度是否会被取消而阐释，其开篇即言“古明君封建之制”“必以勋劳功德为统纪，固欲厚其本根，传之苗裔”，但“至汉则陵夷衰微”，其原因则是“其子孙骄佚淫嬖，忘其先，皆坐法殒命，斯陵夷衰微”。再论及明代“罢废封建，文以科进，武以功举，其制礼殊异矣。独土官世袭有传自千岁余者，顾非以其尊仁义，奉法令，能蕃卫中国邪”。接着讨论蒙化地区的“封建”传统，即“左氏之昌，逻其肇基也。逻之后五传而至凤、阁、异，由异以后谱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罗者始复其业”。[34]从序言主旨来看，朱应登回答的是世袭制度能否延续、是否会被取消的问题，反映了左祯对能否享受世官世禄的担忧。

左祯改字为“龙图”也反映了他对世袭权力能否延续的担忧。左祯，原字元吉，但他认为“字以昭德，不欲袭也，其或袭焉，慕简之义也。元吉何人，斯而可慕且袭乎”，故请杨慎为其改字。杨慎以“龙图”易之。在杨慎看来，“龙图”源于龙于图山。龙于图山是左祯“上世所起也，亮采世于兹，藩维世于兹，屏翰世于兹”，对左祯具有特殊意义。杨慎提到左祯虽年近知命，但由于“世膺带、砺宠命”“为世守列城首，为世守列城师”，从“圣天子方揆文教，追义文，无远弗届”的需要来说，有必要改字为龙图。[35]也就是说，在杨慎看来，左祯改字为龙图，关系到左祯在蒙化的世袭权力和传播王朝文教事业。

左祯对世袭权力的危机意识一方面来源于明代土官制度没有明确选用土官是否可以世袭，每次请袭都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明朝在弘治时规定土官舍人应袭，“若有争袭不明者，许抚按推委三司堂上官一员，亲诣保勘，结报布政司，即为具奏，若徇私阻滞，听巡按纠奏”[36]，而蒙化左氏在弘治以前出现过不符合嫡长子袭职的现象。据《土官底簿》，左禾“嫡男左度替职，起程间被人杀死”，次子左伽袭职曾遭到否定；又据《蒙化左族家谱》所收簪缨人物图，左晏被记录为左伽嫡长子，所收《月严公传》亦曰“伽子二，庶刚嫡晏，晏好诗书，讲性命之学，遂以府事让刚，出居鹤顶邑”，但世系部分的排序是左刚在前，左晏在后。又目前所见《蒙化左土官记事》残缺的内容恰好是左刚“替三世祖左伽土官知府职事”之前的内容，左晏如何“以府事让刚”以及左度如何被杀等事的记录均已佚失，这更让人对左刚及左伽袭职的正当性产生怀疑。此外，杨廷和《杨文忠三录》曾记载正德初年蒙化知府不法事，其曰“云南夷奏，蒙化知府不法事。时，逆瑾用事，欲差锦衣卫官校械系来京”[37]，亦表明左氏确有不法事，并可能影响其世袭。以上因素均可能使左祯担心嫡长子的权力是否能持续。

左祯对世袭权力的危机意识，也反映了左氏庶子社会地位提高。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文职之家，宗子有禄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赠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赠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赠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则祖宗之气脉，自与支子相为流通矣。”[38]这反映了明代庶子因科举入仕而使嫡长宗法制的衰落。对于世袭的卫所军官家族和土官家族而言，在儒学尚未普及时仅嫡长子可以享受世官世禄，但随着儒学的普及，支子也可以通过科举出仕，打破嫡长子的独享权力。蒙化在明初设州时期已有州学，随着州升为府，州学亦改为府学，并得到了左氏舍人左輗、义官张聪等人的捐资修缮。[39]蒙化在永乐时始有举人，成化时始有进士。就蒙化左氏而言，第六世时已有子弟好于文教。如左晏为左伽嫡长子，字守元，左熙俊《蒙化左氏宗族谱序》曰：“迨我世祖守元公，秉心迈俗，揖让黄堂，诗书启后，致令子孙科第蝉联，忠贞续著，人文炳蔚，遂为蒙阳巨族。”左晏虽为嫡长子，但“性喜诗书，揖让黄堂，不骄于富，尤好老子，因号守元，最有阴德，义方训后，科甲蝉联”。左宴以后左氏通过科举入仕者均为左晏后裔。第七世左辅“成化选拔进士，廷试入部，恩荣冠带，国子监祭酒”；左輗“正德年廷试进士，任山东沂王府典膳，敕授修职郎”。可见，在成化、正德时，不享受世袭土官的左氏子弟已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享受俸禄，可使祖先享受朝廷恩典，打破嫡长子才能享受的世禄和朝廷恩典的权力。到明末，蒙化左氏庶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影响较大的是第十世左重及其子左廷皋。二人被朝廷特许建表忠祠奉祀，被地方志列入忠烈，影响已经超过嫡长子。

清代蒙化左氏嫡长子仍然享受着世袭土官的权力，庶子亦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祖先带来朝廷恩典，倡修族谱，在家族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加。清乾隆及其以前蒙化左氏世袭土知府有十三世左星海、十四世左世瑞、十五世左嘉谟、十六世左麟哥、十七世左元生。蒙化左氏在清代更突出的是庶子的科举成就。清乾隆及以前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庶子有十三世康熙年贡元左之翰，十五世雍正年进士左嘉酘、乾隆辛酉科举人左准、乾隆己卯科副荐亚元左熙俊、乾隆戊申年贡元左熙伟，十六世乾隆年贡元左宣辅、乾隆甲寅恩科举人左开南等。此外，通过《蒙化左族家谱》簪缨人物图可以看出，截至第十六世，除嫡长子担任世袭土知府外，庶子所占簪缨人物的比例很高，尤其是第十六世有左章暹为国子生，左章昂为庠生，左章淏荫袭恩骑马校尉，进士左章照授丽江府学正，进士左章炳任咸安宫教习、湖北恩施枣阳县同知、署蕲州知州，赠文林郎。倡修或参修《蒙化左族家谱》的也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庶子，包括第十五世左熙俊，第十六世左章暹、左章昂、左章升、左章淏、左章照、左章炳。他们是第十世庶子左重的后裔。需要强调宗法世系以维系世袭权力的嫡长子不在《蒙化左族家谱》修纂名单中。

左熙俊编《蒙化左族家谱》已不是为了维持嫡长子的世禄世官地位，而是响应“笃宗族以昭壅睦”。清朝为加强对臣民的思想教育，在推广儒学的同时，还通过讲圣谕来教化臣民。“笃宗族以昭壅睦”是《圣谕十六条》的第二条。左熙俊《蒙化左氏宗族谱序》曰：“古人于宗族必修谱者何？良以一人之身，衍而为数千百人，远近亲疏蕃昌莫极，非谱无以联之，故君子恒以家乘为急务，然而难言之矣。盖谱之修贵约而不遗，慱而不杂，尊尊亲亲，斯为仁至义尽。”又曰：“有行列则知所辩，有名讳则知所避，有婚娶则知所厚，有生葬宅兆则知所守，有祠堂祭礼则知所敬爱，且晓然于某支某派某祖某孙，若何振作有为，理其绪而分之，比其类而合之，不但远近亲疏可以联属，后生有志展阅之下，当亦勃然兴跃然起矣。所谓尊尊亲亲，仁至义尽。”很明显的是，左熙俊修谱是为了将人口众多的左氏后裔联合起来，以维持尊卑人伦，是受清朝尊卑伦理影响的文人追求理想宗族的行为。这跟嫡长子重视嫡长派世袭权力的延续有本质区别。

五、讨 论

本文以云南的世袭家族的族谱为个案，提出了族谱研究的另一种目的，即世袭家族在明清制度影响下的变化。本文在主要讨论《蒙化左族家谱》的基础上，兼及明正德时期的《蒙化左氏家谱》以及现存的《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对家谱所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了分析，有以下发现：

已亡佚的明正德《蒙化左氏家谱》以及现存的《蒙化左土官记事》残本只记载历任土官功绩履历，不记载整个家族支系，目的是用于记录嫡长子的应袭身份。乾隆时期的《蒙化左族家谱》由科举出仕的庶子修撰，记录整个家族的支系，其目的在于“笃宗族以昭壅睦”。《蒙化左族家谱》记载的左氏祠堂的变化反映了明清时期祠庙规制的变化，在明嘉靖以前左氏作为品官可以奉祀四代祖先，明嘉靖以后可奉祀始祖和历代祖先。左氏在崇祯时期有庶子左重、左廷皋父子的专祠，庶子的成就得到了王朝的认可。对于嫡长子而言，家谱本应起到维系嫡长子应袭身份的作用；但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庶子通过科举出仕，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修撰家谱已成为彰显庶子成就的一种方式。

类似蒙化左氏土官家族的现象在卫所军官家族中亦存在。如蒙化姚氏家族是明初进入云南的卫所移民后裔。姚氏在明代除嫡长派因袭军职外，没有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没有子弟因军功而授职或升职。嫡长派到第十一世，遇明清鼎革，卫所被裁革，“守义不出”。庶子第九世姚舜民后裔到清代在科举上有所成就，他们也是修祠堂、撰族谱、置义田的倡导者。蒙化范氏也是卫所军官家族，直到明崇祯时期一直有嫡长子承袭卫所军职，至第九世“遇鼎革，罢荫袭”，失去荫袭卫所军职的权力。此后历世嫡长子都没有科举入仕者。范氏庶子从第七世起在科举上渐有成就；明清鼎革之际，第十世、第十一世、第十二世“不求进取”“隐居乐道，终其身不复仕进”“不乐仕进”，以明遗民自居，甚至因分爨而“为家所累”；到第十三世时家谱才称“其时家运当兴”。腾冲青齐李氏也是卫所军官家族。在明代李氏家族历世嫡长子得以享受世官世禄，但到明清鼎革之际，丧失世官世禄之权力，甚至成为不图仕进的明遗民。直到乾隆时期家族子弟虽多有进入庠序者，但基本上多次考举不中。在清末乱世的背景下，投靠军营，才得以依靠军功而有所成就。胡氏为明代永昌地区世袭指挥使家族，清初“查勘（永昌）有官职胡姓，明清二朝，胡氏多在军中效力，日后子孙永免差徭，准给承袭世职”，但“奈路途遥远，无力承袭。酌议再三，竟无一人竭力。只得将情由据实回复，以致世德先业，从此而堕矣”。[40]

综合明清时期蒙化左氏、姚氏、范氏，腾冲青齐李氏，保山胡氏的发展概况，发现在明代享受世官世禄的军官家族的嫡长子到清代失去了世官世禄的权力，这是明代军官家族在明清鼎革之际遭遇的共同变化，也是明代军官家族与土官家族有区别的地方。当然，笔者也发现一些愿意服务清朝的卫所军官被纳入清初云南绿营体系的现象。庶子因科举而提高社会地位是明代军官家族和土官家族都存在的现象，体现了边疆地区的世官世禄家族在明清制度的影响下普遍性变化；不同家族庶子首次通过科举出仕的时间有所不同，则体现了不同家族庶子发展的差异性。

注释：

[1] 如《故溪□谥曰襄行宜德履戒大师墓志并叙》记有“家牒行状”，《陈氏墓碑铭并序》曰“有家谱云”，见方龄贵，王云选录，方龄贵考释《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第16页；《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言“其家世勋行，具有谱录”“其谱录中甚详，不复备载”，《张长老墓碑》言“家谱名绩，未能尽详”，《敕授鹤庆路照磨杨伯□墓志》载“按杨氏家谱”，《故大理陈氏墓铭并序》曰“其家谱云”，见《大理丛书·金石篇》（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中、第13页下、第16页上、第22页下、第25页中。

[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135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补遗》卷四《土官承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

[3] 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的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中国族谱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2—375页；徐泓：《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208—209页。

[5] 罗香林：《族谱所见明代卫所与国民迁移之关系》，载罗香林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香港中国学社，1971年，第75—98页；徐泓：《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213页。

[6]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军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1986年；于志嘉：《再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几个个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

[7]〔日本〕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8] 赵世瑜：《身份变化、认同与帝国边疆拓展——云南腾冲〈董氏族谱〉（抄本）札记》，《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67—76页；刘灵坪：《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连瑞枝：《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第320页。

[9] 胡箫白：《文本中的王权：〈木氏宦谱〉所见明代中期丽江木氏土官的政治文化演进》，《中华文史论丛》2024年第1期，第366—391页。

[10]《大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土官承袭》，《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上。

[11]《大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土官承袭》，《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下。

[12]《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七，正统二年二月丙戌，第548页。

[13]《清会典事例》第二册，卷一百四十五《吏部·土官》，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2013年重印，第852页下。

[14]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135，146—147页。

[15]《姚郡世守高氏宗谱·后记》，《大理丛书·族谱篇》第5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571—2573页。

[16]《腾冲叠水河李氏家谱》，《西南史地文献》第二十四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17]（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第二册）卷一百二十三《凌溪先生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3页上。

[18]《凌溪先生集》卷十三《蒙化左氏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61页下。

[19]（清）雍正《扬州府志》卷二十九《人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4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503页下—504页上。

[20]《凌溪先生集》卷十三《蒙化左氏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61页上。

[21]“七修谱”原藏逢桥左氏长派所居地江西吉安永新县怀忠镇。“七修谱”将逢桥左氏分为长、中、小三派，分别绘制三派谱系总图，附各派出寓后的世系图。其中小派十四世祖移居蒙化府之派以左政子为始祖。此派世系始自小派十四世左政子，止于二十三世左宗禹，共十代，附左孔麟跋。左孔麟跋曰“己亥（嘉靖十八年，1539年）冬谱将锓梓”“遣男方忠远往蒙化拜求真的，乃得出寓履历之详，仕禄崇卑之等，世系婚娶之实，集录附归，编增入梓”之语。由此判断，“七修谱”记载的蒙化左氏世系来源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底左方忠到蒙化访求所得。“七修谱”收录蒙化左氏世系，表明江西吉安逢桥左氏家谱关于第十四世左政子流寓云南的记录在更早的族谱中已存在。“七修谱”所记左政子流寓云南的时间为“元泰定丁卯（四年，1327年）补选大理宣慰司奏差，至正乙酉（五年，1345年）除曲靖宣慰司都事”。这意味着元至正七年（1347年）的“丹阳左氏四修族谱”应有左政子流寓云南记录，且这一记录延续至第五次、第六次修谱，成为左方忠访得左政子后裔的线索。在此基础上“七修谱”才得以列出左政子及其后裔“流寓履历之详，仕禄崇卑之等，世系婚娶之实”。应提及的是，据“七修谱”左孔麟跋曰“右小派十四世政子公官云南蒙化，派分七世，未参谱，经三修弗书，奈以远图阻修”，可以判断“七修谱”之前三次修谱对左政子官云南蒙化的记录很简单，没有记录左政子后裔情况。根据前人的研究，此类现象极有可能是联宗的结果。

[22]《明会典》卷八十八《礼部四十七·祭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4页上；常建华：《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上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3—31页。

[23]《土官底簿》卷上《云南·蒙化府知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6页上。

[24]《大理州文物保护单位大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25]据左熙俊编辑《蒙化左氏家谱》，左宸为左氏第十一世后裔，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年）科举人，康熙《蒙化府志》作“左辰”。参见（清）康熙《蒙化府志》，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年，第135页。

[26]（明）李奇英：《重建圆觉寺后院新置常住田碑记》，载《大理丛书·金石篇》第十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

[27]（清）左熙俊编辑：《蒙化左氏家谱·谱规》，乾隆五十八年表忠祠藏版。

[28]参见竺沙雅章著：《关于宋代佛教社会史》，载近藤一成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4—275页；黄敏枝著：《宋代的功德坟寺》，载《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241—273页。

[29]陈玉女：《明昆明太华寺供奉沐氏十二世像之历史意义》，载氏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215页。

[30]《腾冲青齐李氏族谱》卷四《碑传集二》，腾冲：青齐李氏宗祠雕版，1930年，第29页。

[31]《云南省志·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32]（清）康熙《蒙化府志》，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年，第147页。

[33]（清）乾隆《蒙化直隶厅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34]《凌溪先生集》卷十三《蒙化左氏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61页上。

[35]（清）康熙《蒙化府志》卷六《文说》，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100页。

[36]《明孝宗实录》卷四十一，弘治三年八月壬辰，第855-856页。

[37]（明）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三《视草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00页上。

[38]（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页。

[39]（明）正德《云南志》卷六《蒙化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七〇），上海：上海书店，1980年，第302页。

[40]胡春华，李枝彩：《胡氏传家遗留田地、坟茔、山场总簿》，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