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

《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全书虽不到三万一千字，但它却记载了约四十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以及这些邦国、山、水道的地理关系、风土民俗和重要物产。此外，它还记载了百多个历史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世系或活动。无疑的，这些记载是研究我国以及东亚、中亚各族人民上古时代的生活斗争、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它所记载的东西有很多不为后世读者所理解，而常被斥为“恢怪不经”。著名的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曾一叹它“放哉！”再叹它“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后世以“怪诞”指斥之者，更是屈指难数。有的人甚至把它排于“史部”之外，如清代所纂的《四库全书》，就把它从地理类改放到小说家类中；并说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自清世考古之学大盛以后，此书才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而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的工作也只限于疏通文字、辨析异同。后来的古史学者，也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片段地征引；而对该书仍指斥为“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系亦以子虚乌有视之”。都没有对该书进行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与考察，还不能把该书提到古史研究的恰当的地位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应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在考察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首先就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只有在时代和地域明确以后，才能就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该史料的内容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出历史真相。因此，作者在这里愿就《山海经》产生的时代和地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同志们讨论。

一

《山海经》中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说法不同。中原文化传统可以魏国的《竹书纪年》、赵国的《世本》以及后来《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姓》，《史记》的《五帝本纪》等作为代表。这些文献记载，都是起自黄帝，而且是以黄帝作为传说的中心，把后世帝王都列为黄帝的后代。《山海经》则不然，它虽曾十次提到黄帝，但它却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提到帝俊者有十六条，提到帝颛顼者有十七条。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帝颛顼的后代。特别是帝俊，他在《山海经》中的地位，俨然有如黄帝在中原传统中的地位。他不仅被当作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季厘之国、西周之国的始祖，而且把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后稷，也认为是帝俊所生（《大荒西经》）。而中原传统说法则以后稷是黄帝的后裔（《世本》《周本纪》）。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的创造发明者的传说上，《山海经》所记不仅与《世本》不合，并且《山海经》也是以帝俊为中心，而《世本》则以黄帝为中心。我们把两书的数据作过一个对比表：

不难看出，《山海经》所载竟没有一项和《世本》相合；虽后稷播百谷一项与《孟子》同，却又不见于《世本》。同时，据《大荒西经》所载，虽然说稷“降以百谷”，但又说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故又尊叔均为“田祖”。实际上是以叔均为农耕之祖，而叔均则不见于中原的传说，故两者在实质上仍然不同。又据《山海经》的记载，它所载的发明者如番禺、吉光、晏龙、义均、后稷、叔均等都是帝俊的子孙。而《世本》所载的发明者如鼓共、货狄、牟夷、挥、胲、奚仲、鲧等，据《世本》注家宋衷等的解释，他们都是黄帝的臣子或子孙。《山海经》以帝俊为中心，《世本》以黄帝为中心，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

但是，在《山海经》中这样重要的帝俊，却不见于先秦的中原传统中。王国维曾根据晚在魏晋时期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说法，认为帝俊就是黄帝的玄孙帝喾。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山海经》中同一篇内为何既有帝俊又有帝喾（如《大荒南经》）。而且如以中原传说的其他世系关系来理解帝俊，则将发生更大的混乱。章太炎曾说过：

帝俊生中容，高阳也；帝俊生帝鸿，则少典也；帝俊生黑齿，姜姓，则神农也；帝俊妻娥皇，则虞舜也；帝俊生季厘、后稷，则高辛也。（《检论·尊史》）

帝俊自帝俊，帝喾自帝喾；《世本》自《世本》，《山海经》自《山海经》，本来各是一个系统，强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全，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山海经》虽多次提到黄帝，也多次提到轩辕，但从未认为黄帝与轩辕是一人。这与其他古代南方作品的看法是一致的。《越绝书·记宝剑》载风胡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庄子·胠箧》也以轩辕、赫胥的时代早于祝融、伏羲、神农。都是不以轩辕、黄帝为一人，而且轩辕早于黄帝甚远。同时，《山海经》所载的轩辕之国也不在西北而在西南。《大荒西经》说：“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海外西经》又说：“辕轩之国，在穷山之际。”郭注：“国在山南边也，《大荒经》：‘岷山之南。’”郝懿行《笺疏》谓江山即岷山。巫咸、女子、轩辕三国相接，《笺疏》说江山即岷山，允当。也可能郭氏所见《大荒经》本作岷山，后来传本始作江山。即以原作江山而论，古代北方但言河，江称绝不用于西北。若江山为岷山，即《山海经》之崌山，岷山所出之江水为青衣江（详后），则轩辕之国岂不位于青衣河谷？《山海经》的这些看法，和《五帝德》《帝系姓》以及《世本》《史记》中关于轩辕、黄帝的说法是迥不相同的。

《山海经》关于帝颛顼的记载中，虽也谈到颛顼和黄帝有着世系关系，但它却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海内经》）。这和《世本》所载“昌意生颛顼”的说法便相差一代。它在另一处又说：“少昊孺帝颛顼。”（《大荒东经》）如依《说文》所说“孺，乳子也”，则昌意、颛顼之间便不仅是差不差一代的问题，而是他究竟是不是昌意的后代的问题了。同时，中原传说只载颛顼是舜、禹及老童的先世，而《山海经》所载，除颛顼生老童一点与中原传说相合外，还载了他是季禺、鼬姓、淑士、叔歜、中䡢、驩头等国的始祖。其地位显然比中原传说中的地位重要多了。

至于中原传说中所载黄帝的子孙帝喾、帝尧、帝舜等人，《山海经》中虽也都曾提到，但却看不出他们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不仅看不出他们和黄帝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并举帝喾、帝尧时，总是把帝尧列在帝喾的前面（见《海外南经》《海内北经》《大荒南经》），似乎帝尧还在帝喾之先了。无疑的，这又和中原传统是相悖谬的。《山海经》也曾多次提到禹和鲧，但它所载的世系也和《世本》大不相同。《世本》说：“颛顼生鲧，鲧生禹。”而《山海经》却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海内经》）虽然两书还同认为他是黄帝的后裔，但其世系则各殊了。又如《山海经》说“舜死苍梧，葬九嶷”（《海内南经》《海内经》），而《孟子》却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一直没有超出东方的范围。一南一东，也大相径庭。后世注家或说鸣条在南，或说苍梧在东，都只不过是不顾地理的确定性而强合二系之传说罢了。

羿，或称夷羿，也是一位南北都共有的传说人物。但是，在评价上则南北颇有距离。《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外南经》又说：“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羿杀凿齿事在《淮南子·本经》中有较详的记载，它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㺄、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㺄，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当正因此，所以《泛论》又说：“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高诱注：“祭田为宗布。”大概羿死后当上了田神。《淮南子》所载羿的这些活动，当正是《海内经》所说的“以扶下国”“去恤下地之百艰”的具体内容。《海内西经》称之为“仁羿”，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淮南子》也是南方的作品，所以它和《山海经》能基本一致而又相互补充。而在北方传说中的夷羿，却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了。《左传》襄公四年说：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传》又载《虞人之箴》说：“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这就完全是一位只知射猎佚乐的昏君。《论语·宪问》也说羿“不得其死然”，显然是一种指斥。至于《离骚》《天问》中的羿，则又似以南说为基础而综合南北两说的产物，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述分析，说明了《山海经》和《世本》不论在人物世系上或事物的创造发明上，两书都各有一套互不相同的说法。但是，《世本》的说法虽不同于《山海经》，却和《竹书纪年》《五帝德》《帝系姓》《史记》等书的说法相合。这些作品都是产生于中原地区，是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因此，我们认为《山海经》是另一个文化传统的产物，代表着另一个文化传统。

其次，我们从记叙四方方名的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山海经》和中原传统的不同。先秦中原文献在四方方名同时并举时，其排列的顺序一般都是以东、南、西、北为序，如《尚书·尧典》在命羲和敬授民时以四方配四时是“……平秩东作……平秩南讹……平秩西成……平秩朔易……”在叙舜巡四方时，其顺序是“岁二月东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也是以东、南、西、北为序。其他如《墨子·贵义篇》《管子》的《五行》《四时》等篇，也莫不以东、南、西、北为序。这种排列顺序在甲骨文中也同样存在（见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可见这一排列顺序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但是，《山海经》中的排列顺序则与此迥不相同。今《山海经》十八篇，共可分为四组：《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各组都各有东、南、西、北四篇（《五藏山经》另有“中”一篇），而其排列的顺序则是南、西、北、东。如《五藏山经》五篇，其次序是《南山经》第一，《西山经》第二，《北山经》第三，《东山经》第四，《中山经》第五。《海外经》四篇的次序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从篇中内容看，也是由西南而东南、而东北，再由西南而西北、而东北。《史记·天官书》载有“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之说，也正是由西南而西北、而东北（唯《东山经》是由东北而东南，为大同而小异）。《海内经》四篇的次序也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篇内叙述是始于东南而西南，而西北，亦终于东南，也和前两部分的叙述内容大抵相同。只《大荒经》部分稍异，它的排列顺序与《尚书》《周礼》《墨子》等书相同，是以东、南、西、北为序。据郭璞说，这五篇（包括《海内经》一篇）本在献书时所进十三篇之外，毕沅认为是刘秀时所附。我同意这个说法。在汉代校书之时，很多古籍都曾加以编订，已不是本来面目。考《淮南子·地形》所记海外三十六国，与《大荒经》所记大抵相同，应当是《淮南子》取材于《山海经》。《淮南》叙三十六国的顺序是自西北开始，而西南、而东北，和它叙九州、叙八殥、八纮、八极的方位顺序都不同。《淮南》本是杂取各书，互不相同，当正是保存了各书的原有面貌。因此，可以认为《大荒经》原本的顺序是自西北而西南、而东南、而东北，其四篇的次序当是以《西经》开始、而以西、南、东、北为序。这个排列顺序虽和前三部分有所不同，但它和中原传统的以东、南、西、北为序的差异，仍然是很显著的。四方方名排列顺序的不同，虽然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但它却同时是文化传统不同的一个反映。

古代长江经有九江一地，而南北之说各异。《中山经》说：“洞庭之山……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据此，九江显当在荆州洞庭。《水经》卷40说：“九江地在长沙下嶲县西北。”《路史余论·九江详证》引张勃《吴录》说：“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蔡沈《书集传》引《楚地记》说：“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下嶲、巴陵在汉长沙郡，属荆州。三说皆与《中山经》合，这是南系的说法。《禹贡》说：“九江孔殷。”又说：“过九江，至于东陵。”《汉书·地理志》说：“寻阳，《禹贡》九江在南。”“金兰西北有东陵乡。”寻阳、金兰皆在庐江郡，属扬州。此《禹贡》九江显当在扬州庐江。《史记·河渠书》说：“余南登庐山，观禹所疏九江。”也认为《禹贡》九江在庐山。这都是北系的说法。南北说法本自不同，后世注家常常不加分辨，以致造成混乱。如郭璞以《汉志》释《山海经》，而蔡沈、魏源又以《水经》释《禹贡》，其误维均。《水经注》保存了不少古说，这是很足珍贵的，但它也常常用南说来理解《禹贡》山水泽地，仍多未当。

吕子方先生曾根据《海外东经》所载“五亿十万九千几百步”的记载，指出《山海经》是以十万为亿，和中原传统以万万为亿者在计数方法上不同（将另有专文）。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毫无疑问，计数方法的不同，也同样是文化传统不同的一个反映。

二

如上所述，《山海经》既不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那么它是什么地区的产物呢？这便是我们准备在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作者在三十多年前曾写过一本《古史甄微》，探讨中国古史传说的问题，认为上古居民约可划分为三个集团，分布在北（河洛）、东（海岱）、南（江汉）三个地域。先秦的学术文化也大体可划分为北（三晋）、东（齐鲁）、南（楚）三个系统。对于古史的传说，也由于文化系统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当时曾以《韩非子》《竹书纪年》所记古史作为北系的代表，以儒、墨、六经所传古史作为东系的代表，而以《庄子》和《楚辞·天问篇》所传古史作南系的代表。当时也曾因《山海经》的记载多与《庄子》和《天问》相合而认为它是南系作品之一，曾写过一篇《天问本事》，就是专以《山海经》证《天问》。但在当时，还只因《庄子》《楚辞》二书同是楚国的产物，而定其为南系，还没有从《山海经》本书以探求其为南系的作品。现在拟专就这点提出一些意见。至于《山海经》与《庄子》《天问》在古史传说上的共同之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没有发明使用经纬度记载一定地区的地理位置的方法之前，一般都是用东、南、西、北等方位词来记载。但这种记载方法对一定具体地区说来，都只能是相对的，是随着观察者所采用的基准点而有所不同的。如以整个亚洲为基准，则小亚细亚等地区为西方，一般称为西亚；而以欧洲为基准，则小亚细亚地区为东方，是“近东”一词所由生。又如以北京为基准，则河南省为南方；而以武汉为基准，则河南省便是北方了。古文献中所记载的方位，其情况也正如此，是随着文献所代表的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如中原文化系统的文献所说的“中”，便是指的中原地区。《史记》载范雎说：“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范蠡说：“陶为天下之中。”而《山海经》则不然，它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从《五藏山经》五篇——《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来看，《中山经》所载的地区，无疑的当是这部分作品所认为的“天下之中”。《中山经》所记载的是哪些具体地区呢？

《中山经》篇中共分成十二段来叙述，称为“十二经”。前七经所载各水道，都是注入河、洛、伊、谷等水，都在古豫州西部地区。《中次八经》所载各水道，都是注入江、漳、睢等水，这三条水道都是在古荆州西部。《中次九经》中所载各水道都是在岷山山脉地区，东注入江（今岷江），说明《中次九经》所载之地为今四川西部，为古梁州西部。《中次十经》无水道，有首阳山及涿山，首阳即鸟鼠，涿山即蜀山（从郝懿行《笺疏》说），则所载当是古梁州西北地区。《中次十一经》载有湍、潕澧、沦等水道，多是注入汉水或汝水，都在古荆州地区。《中次十二经》载有洞庭之山，有澧、沅、潇、湘和九江，都在古荆州南部。根据《中山经》这些记载来看，《五藏山经》所谓的“中”无疑的是包括了古豫、荆二州的西部、南部和整个古梁州地区。这和中原地区以韩、魏为天下之中是迥不相同的。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不仅《中山经》把巴、蜀包括在“天下之中”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同时它对岷江中上游地区的水道情况的记载更是值得注意的。记载这个地区的是《中次九经》，其中关于水道的记载是：

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又东五百里曰鬲山……蒲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又东北三百里曰隅阳之山……茈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

所记八条水道，除后四条外，都还可以察考。洛水即今流经什邡之洛水；出岷山之江水，即今岷江；出崃山之江水，即今雅安地区之邛水；崌山的“崌”字当为“岷”字之讹（岷字汉常作崏，易讹为崌），就是蒙山，出崌山的江水就是出岷山西的沫水。这四条水道，除岷江而外，都是不大的水道。其余四条不可考的东注于岷江的水道，也当是小水，所以不可考了。据《山海经》的体例，同在一经者其地理位置相近。则这八条水道都当相去不远，可能都在岷江流域，甚至还可能都在岷江中、上游，在今乐山以北。我们知道，《山海经》所记的地理区域很广，远远超出了《禹贡》九州的范围，很多地方甚至还超出了祖国现在的版图。对各地区的记载，都只能很简单。但对这块方圆不过几百里的岷江中上游地区竟记载了八水十六山，相对说来，应说是很详细了。根据古人著书详近略远的惯例（特别是地理知识的记载更是如此），则《五藏山经》不仅是以巴、蜀、荆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以其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

我们再来看看《海内经》四篇所说“天下之中”的地域。《海内经》只有《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而无《海内中经》，则《海内经》这部分所说的“中”只能从《东经》之西和《西经》之东来间接推求。考《海内东经》记载了江水、濛水、白水，即今之岷江、大渡水、白水河，都在四川西部。应当说，它所说的“中”也当在四川地区。《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高万仞。”郭璞注：“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此自别有小昆仑也（上八字据《水经注》补）。自此以上二千五百余里，上有醴泉、华池，去嵩高五万里，盖天下之中也。见《禹本纪》。”《山海经》《禹本纪》被司马迁认为是内容相近的两书，郭璞引《禹本纪》来解《山海经》，应当说是正确的。在这一前提下，则《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便当是这个“海内昆仑”了。这个海内昆仑在什么地方呢？考《海内西经》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又考《大荒北经》说：“若木生昆仑西。”（据《水经·若水注》引）《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因此，我们认为《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是指今四川西部地区。

现在，再来看看《大荒经》以下五篇所说的“天下之中”。今本《大荒经》共四篇——《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这四篇后面有一篇《海内经》，是《山海经》最后的一篇。从《山海经》全书篇目体例来看，这一篇与他篇颇不相类，它应当是《大荒经》的一部分。《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海内经》文句，就称之为《大荒经》，可见晋、宋间人所看到的传本都还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把这五篇合在一起来考察。《海内经》说：“西南黑水、青山（二字从裴骃《集解》补）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注：“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郭注二语也见于王逸《楚辞·九歌》章句。但王逸称之为《山海经》。则此二语当原是经文，后被传写误入注中。都广即是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属成都市〖《海内经》说：“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此作“广都之野”。《海内西经》载：“后稷之葬，山水环之。”郭璞注：“在广都之野。”说明“都广”又或作“广都”。《淮南·地形》言“建木在都广”。张衡《思玄赋》“躔建木于广都”，显即据《淮南》，但《淮南》各种传本无作“广都”者。但李贤、李善注《思玄赋》所引《淮南》却同作“广都”。不知究系古本《山海经》《淮南子》本作“广都”，抑或后世所改。此等差异当是传本不同，可不必辨其谁为正者。《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本治广都樊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知蜀开明王朝曾建都于此，汉武帝元朔二年置广都县于此，唐、宋以后改为双流县。〗。都广既是“天下之中”，正说明《大荒经》以下五篇也是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同时，《大荒海内经》共记载了十六个国，其在北方、东方只有六国，其余十国都在西南方，同样是详于西南而略于东、北，当也正说明其属西南文化系统。

《海外经》四篇所载之地，皆在《五藏山经》所记之地的四周，其山水国物又多有与《海内》《大荒》等九篇重复者，而独不与《五藏山经》重复，可知《海外经》与《五藏山经》当是一个著作的两部分。而且《海外经》所载又都是遥远地区，无助于“天下之中”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就只好从略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可知《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

从前，有人曾就《山海经》所载的生物进行分析，发现它所记载的亚热带、热带的产物较其他先秦古籍为多，从而认为山海经是印度人的作品〖卫聚贤说，见所著《古史研究》第二集〗。说《山海经》是印度人的作品，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但他所作生物产地的分析，却正是《山海经》是南方文化系统的作品的有力证明。因为古代中国南方气候远较现在炎热，《山海经》所记载热带、亚热带的生物，正是古代中国南方气候条件下的产物（关于古代中国气候问题，作者别有专论）。

我们不仅可从《山海经》所说“天下之中”以说明其为南方文化系统的作品，还可以从所说“天下之中”的具体地区，再对作品的产地作进一步的探索。

在上面对“天下之中”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山海经》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虽然同在南方，而其具体地区则又各不相同。而且三个部分的记载又常有重复之处，甚至互有出入以至抵牾。这都说明：三个部分虽然同属南方系统，但又有南方不同地区的差异。

先看《海内经》部分。《海内东经》记了二十多条水道，但却不记黄河而记漳水于章武入海。章武正为黄河改道行漳水后的入海口。北人应知此时之漳水即是黄河，而此经但谓之漳水，知此经不作于北人之手。同时其对长江的记载也颇奇特，它讲了灌县以上岷江（当时认为即是长江）发源地区的三江，而不记长江入海地区的三江。发源地区的三江是小山小水，入海地区的三江是大江大水，这种详小略大、详西而略东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古人著书受到闻见的局限，多详近而略远。以此衡之，则此《海内经》部分必非吴越地区的作品，而当作于蜀中。

但是，关于岷江上游的山水，旧解颇多歧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主题而对这地区的小山小水进行一些探讨。《海内东经》说：“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入海在长州南。”既说大江、北江、南江是“岷三江首”，无疑这是岷江发源处的山水。《水经注》序南江（原讹作中江，从《水经注疏》正）、北江于汶江道上，正是把二水理解为岷江上源，这是正确的。但《水经注》在这里却用崌山、崃山来取代高山、曼山，这就是误读郭注了。考《中山经·中次九经》载：“崃山，江水出焉。”郭注：“邛来山，在今汉嘉严道县，南江水所自出也。”“崌山，江水出焉。”郭注：“北江。”但是，郭注此处所说的南江、北江，与上揭“岷三江首”的南、北江并不是一回事。虽同具南、北之名而其本名则异。《汉书·地理志》蜀郡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水经·青衣水注》也说：“（邛）水出汉嘉严道邛来山，至蜀郡临邛县东入青衣水。”《水经·江水注》又说：“崃山，邛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崃”“来”同是一字。这些材料很清楚地说明，出于崃山的江水，应当就是邛水。《初学记》卷8引《山海经》此文作“峡山，邛水出焉”，很显然“峡”字是“崃”字之讹，“邛”字是“江”字之讹。但也可能是《初学记》作者正是用“邛水”来理解此处的“江水”，所以改“江”为“邛”。我们既从崃山找出了出于崃山的江水是邛水，同样也可从崌山来寻找出于崌山的江水是何水。但是，崌山一名仅见于《山海经》，自来没有人解释过这山在何处，这就给我们寻找这条水道带来困难。但《山海经》曾说崌山在崃山东一百五十里（《中山经》），崃山既在汉嘉严道县，则崌山当也在严道或严道附近。《水经·江水注》根据《山海经》载有崃山、崌山，它说“崃山在汉嘉严道县”，这是正确的；但它又把崃山、崌山都叙在蚕陵县之下汶江道之上，这就不正确了。汶江道为今茂汶羌族自治县，严道为今荥经，两地的距离远超过了一百五十里。把这二山叙在汶江道之上当然是错误的。我认为崌山的“崌”字当是“岷”字之讹，汉代“岷”字常作“㟭”，易讹为“崌”。这个岷山，应当就是蒙山。《水经·沫水注》说，岷山即蒙山。《续汉书·郡国志》说：“汉嘉，故青衣，有蒙山。”青衣在今雅安北，雅安、荥经之间的距离，略与《山海经》所载崃山、崌山之距离相合，因而以青衣之蒙山为《山海经》之崌（岷）山是完全合适的。崌（岷）山既已寻得，则出于崌山的江水也就不难推定了。《水经·沫水注》说：“沫水出岷（蒙）山西，东流通汉嘉郡。”《水经》又说：沫水“东北与青衣水合，东入于江”。这就应当是《山海经》所说出崌（岷）山而注入江水的“江水”。旧说多以此沫水为今大渡河，这个说法不正确。《水经·沫水注》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华阳国志》曰：‘二水（青衣水、沫水）于汉嘉青衣县东为一川，自下亦谓之青衣水。’沫水又东径开刊县，故平乡也。”《水经·青衣水注》又说：“青衣水径平乡，谓之平乡江。”这里的青衣水就是上文所说二水合为一川的青衣水。从这两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青衣水的上源有二：一为沫水，一为青衣水，二水在青衣县汇合后，或称沫水，或称青衣水，在流经平乡后，又称平乡江。《水经》所说的青衣水，大家都承认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沫水既是青衣江的上源或汇合后的青衣水，当然就绝不是今之大渡河了。今之大渡河当为古之渽水。《水经·江水注》说：“（渽）水出徼外，径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因此渽水在唐以来遂有大渡之名。古之大渡水为今之青衣江（古青衣水即大渡水一事，只需就《汉志》青衣下班固自注、《水经·江水注》所说大渡水与《水经》青衣水对勘便很清楚，毋庸置辩）。渽水于南安入大渡水入江，即今大渡河在乐山与青衣江合再入岷江事。如以古沫水为今大渡河，则古之出自徼外的源远而流长的渽水岂不便化为乌有了？这是绝对不妥当的。因此我认为出崌（岷）山之江水是沫水，在今雅安地区。在明确了出崃山之江水为邛水，出崌山之江水为沫水后，而邛水正在沫水之南，对郭注之所以称出崃山者为南江、出崌山者为北江，便也容易理解了。显然，出于崃山、崌山的南江、北江是在汉嘉（今雅安地区），而出于高山、曼山的南江、北江则在汶江道（今阿坝州茂汶县）以上，两者是绝不应混淆的。刘昭《郡国志》注于汶江道下引《华阳国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这两条水出自汶江道，其位置在成都西，可能就是出于高山、曼山的南、北江，但这二水为今何水则已不可考，高山、曼山为今何山亦不可知。然此高山、曼山、南江、北江之为小山小水当是无可置疑的。《海内经》不仅记载了岷江上游的小山小水，而且在《海内东经》还载“白水出蜀，东南注江”，这是《山海经》中唯一提到蜀的地方。此外，《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而其他部分却不见开明的记载，应当承认，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

再看《大荒经》五篇，曾四次提到“巫山”，这也是《山海经》其余两部分所不见的。同时，《山海经》中有关“巴国”“巴人”的记载，也仅见于这部分（《大荒海内经》）。因此，我认为《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

至于《五藏山经》《海外经》等九篇，则情况略有不同，它所说的“天下之中”虽也包括了巴、蜀地区，而同时却也包括了荆楚地区，这部分就很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作品了。

前面谈过，《海外经》与《海内经》对四方方名的排列顺序与当时中原传统以东、南、西、北为序者不同。这个不同的序列我们在屈原的《远游》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可以找到旁证。《远游》叙其偕仙人周游天地时，先言“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继言“嘉南州之炎德”，显然是从南开始。次言“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句芒，东方之神，太皓（即太皞），居于东方，这是由南而东。次又言“凤皇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蓐收为西方之神，是又转向西方。次言“吾将往乎南疑”，“祝融戒而跸御”，是拟由西南而不果。然后言“逴绝垠乎寒门”，“从颛顼乎增冰”，这是由西而北。司马相如《大人赋》是模拟《远游》，它先言“祝融惊而跸御”，次言“使句芒其将行”，是由南而东。次又言弱水、流沙、昆仑、三危、西王母，这些都在西方，又次言幽都、北垠、玄阙、寒门，是又由西而北。都是由南开始，由南而东，又另由西而北。这和《海外经》内地理排列顺序是基本相同的。而张衡《思玄赋》则不同，篇内虽也写了《远游》的历程，但它的路线却清楚地是以东、南、西、北为序。《远游》作者屈原是楚人，《大人赋》作者司马相如是蜀人，且系摹拟《远游》，故其游历路线同于《远游》。《远游》与《海外经》的这一相同之点，也可以作为《海外经》作于楚人的旁证。

三

关于《山海经》的写作时代问题，自刘秀以来的正统说法，认为它是大禹、伯益所记。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司马迁曾见到过它，《淮南子》曾引用过它（主要见于《地形》），《吕氏春秋》也曾引用过它（见《本味》《求人》等篇）；同时，从它的内容来看，多言神怪而又没有什么带思想性的东西，这和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经史诸子之书比较起来，大不相同，这应当是文化较为原始的时代（或者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区）所记叙的远古传说之辞，而不可能是秦汉时期文化已相当发展、交通也相当便利的时代的产物。其为先秦时代的古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究竟是作于先秦何时呢？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了。

《中山经》说：“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又说：“役山……役水出焉，北注于河。”在这两条南北流向同注于黄河的水道之间，还有器难之水、太水、承水、末水等，据《中山经》的记载，这些水道都是注入役水的。但据《水经注》的记载，这些水都不是注入役水而是注入渠水，甚至连役水也不是注入黄河而是注入渠水。但《水经注》所说的渠水却又不见载于《山海经》。两书这一差异不可不说是相当巨大，而这一巨大的差异却正有益于探讨《山海经》的时代问题。我们知道，《水经注》所说渠水，就是战国时的鸿沟。鸿沟是在战国时梁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才开凿的。古役水注河之迹，以及役水如何改注渠水，器难等水如何改注渠水，现已不可详考，但这一巨大变化之所以发生，当正是由于鸿沟开凿之故，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中山经》之所以不载渠水，以及所载上述流注之所以不同于《水经注》，正说明《中山经》的写作时间是在鸿沟开凿之前。因此，我们认为《五藏山经》这部分的写作时代不能晚于梁惠王十年。又《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太行山脉区域的水道，都是黄河西北的水道。载有：“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又载：“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据胡渭《禹贡锥指》的考证，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改道之后，太行山区域的水道才有注入黄泽的可能。《北山经》既载太行区域的薄水、明漳水注入黄泽，正说明《北山经》的写作时代不得早于周定王五年。准此两点，我们认为《五藏山经》的写作时代当在周定王五年至梁惠王十年之间（公元前602—前360年）。同时，黄泽一名不见于春秋时代，而只见于战国，则其写作年代应当是更靠近于梁惠王十年，其写作时代是比较晚一些。至于《海内经》与《大荒经》两部分的写作时代则可能较早。《海内东经》说：“巨燕在东北陬。”《海内北经》又说：“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海内西经》又说：“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燕灭之。”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是不很强大的，不配称之为“巨燕”。此经载其南有列阳，东北灭貊国，其土宇相当辽阔，这应当指的西周时代的燕国。《海内经》不仅称燕为“巨燕”，同时也称楚为“大楚”（《海内东经》）。《史记·楚世家》说：“熊渠当周夷王之时，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后十世至若敖，而霄敖，而蚡冒，相当于周幽王、周平王时代。《左传》沈尹戍说：“若敖、蚡冒至于文、武，地不过同。”“同”是百里，西周末年楚为百里之国，不能称之为“大”。“大楚”也当是指西周时能立三子为主的时代。从《海内经》称燕、楚为“巨燕”“大楚”来看，我们认为这一部分当是写作在西周中期以前。《大荒西经》载：“有西周之国，姬姓。”〖关于“西周之国”一语需要作些解释：《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既云“天下之中”，又云“西南”，本不相妨，是知地在“西南”而仍保留了“天下之中”的传说。“西周”是指王畿千里之地的关中一带为周国，它还没有把燕、齐、晋、楚等国都认为是周的疆土。古代认识是如此，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是如此。即如《尚书·多士》说“用告商王士”，是在周已灭商之后，周人对它所封商的后代仍称为“商王”。诸侯的土地即天子的土地，古人尚无此种大一统的观念。所谓“西周”“北齐”是因为古人对于方位的认识本不一定准确，《山海经》本书多处是如此，至于分平王以后为东周，平王以前为西周，那是后来的习用语。〗《大荒北经》又载：“有北齐之国，姜姓。”这都说明这部分的写作年代不能早于西周。但与此同时，周在东迁以后，失去了关中，也不可称之为西周之国，也不能把它记载在《西经》之内。因此我们认为《大荒经》部分的写作时代当在周室东迁以前。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山海经》记载了很多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尽管它所记载的这些古代帝王包括了后世所说的三皇五帝：如太皞、女娲、共工、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而《山海经》中却绝无任何三皇五帝系统的痕迹。同时，这些人物多被描写为神话中的人物。这都正说明《山海经》的写作年代是较早的。当时还没有把神祇降为人帝，更还没有把古帝王组成三皇五帝系统。根据我从前的研究，五帝之说，始于齐威、宣之世的邹子五运之说，三皇之说更在此后（详《古史甄微·三皇五帝》）。以此而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也不能晚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邹子五运之说兴起之后。

我们且再从《山海经》三部分的内容来考察其时代。《大荒经》部分所记神怪最多，应当说是时代最早的部分（或者是文化更落后地区）。《海内经》部分所载的奇异较少，应当是时代稍晚、文化稍进时的作品。《五藏山经》部分就更雅正一些，应当是最晚部分，或者是经过删削润饰的作品了。但是，《五藏山经》的写作时代虽较晚，而它保存了不少很古的流传。《五藏山经》中记载了不少动物在医药上的性能。如“鯥……食之无肿疾”，“赤鱬……食之不疥”（《南山经》），“肥遗，食之巳疠，可以杀虫”，“溪边，席其皮者不蛊”（《西山经》），等等。神农尝百草而著《本草》的传说，表明草木的医药性能是采集或农耕时代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则《山海经》的这类记载，便应当是狩猎或畜牧时代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了。我们再从《北山经》所载地理情况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它保存了很古的地理情况，其地理时代远在《禹贡》所反映的地理时代之前。根据我过去的研究，历史上渤海海岸的变化，由于地盘升降的影响而有着日益向西扩展的趋势（详见《古地甄微》）。《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碣石山在辽西临榆县南水中。”郦道元注说：“大禹凿其石，夹右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郦道元的说法，已接触到了这一变化趋势。据《水经》的记载，说明在写作《水经》时碣石已在海中，是海岸当在碣石西。而文颖注汉武帝“东巡海上至碣石”时说“此石著海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可知西汉前期碣石虽已沦海，但还近在海旁。而在《禹贡》写作之时，则碣石显然犹在陆上而尚未沦海。故它一则说“夹右碣石入于河”，再则说“导岍及岐……至于碣石入于海”，都说明碣石是滨海之山，河水经由碣石而入海。则海岸当在碣石之东。而《山海经》却说：“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出于碣石的绳水既东流而始注于河，则河之入海当在更东，而海岸无疑的也当在更东地方了。胡渭把“东流”改为“四流”注于河，是没有根据的。这一地理情况显然是远在《禹贡》所载地理情况之前。到秦汉时代海岸已西到章武了。假如我们认为《禹贡》所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则《北山经》所载这种地理情况就更久远得多了。

吕子方先生说：《大荒东经》载有“日月所出”之山六——合虚、明星、鞠陵、孽摇頵羝、猗天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载有“日月所入”之山六——方山、丰沮玉门、日月山、鏖鏊巨、常阳之山、大荒之山，完全是两组对称的山头。用山头来记载“日月所出”“日月所入”，是用星象为历法的科学还未发明之前的一种原始历法。吕先生这个说法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同时，这也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山海经》保存了很多上古时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在前面虽曾推断《大荒经》部分的写作年代大致在西周前期，但它记载的文化遗产，则当是更古更早的东西。

我们在上面肯定了《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因而它也和其他很多先秦古籍一样，在流传当中常为后人所增削窜改，既有散佚，也有增入。如《山海经》古当有图，陶潜就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郭璞作注时也还见到图，故在注中有“图亦牛形”（《南山经》）、“亦在畏兽画中”（《西山经》）等语；而且还另有《图赞》。山海经的这个图，其起源应当是很古的。王逸序《天问》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天问》之书既是据壁画而作，则《山海经》之图与经其情况当亦如是。且《天问》所述古事十分之九都见于《大荒经》中，可能楚人祠庙壁画就是这部分《山海经》的图。至于《天问》与《大荒经》的出入之处，这应当是楚人所传壁画与巴蜀所传壁画的差异。《后汉书·笮都夷传》说：“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灵海神，奇禽异兽。”《山海经》部分为巴蜀之书，此笮都图画可能即《山海经图》之传于汉代巴蜀地区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寳诣之象。”也可能部分是沿袭《山海经图》而来。《天问》是始于天地、日月，笮都图画也是始于天地、日月，应当不是偶然的。南中之事恒传为诸葛，是否确为诸葛所作，已无法查考。即令是事实，诸葛也未必全是凭空想象，而应当有所依据。但是，《山海经》的这部古图，却早已散失，现在流传的图，是后人所画。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山海经》是既有散佚又有增补的。

前面曾谈到过《汉志》所载《山海经》只十三篇，今传本却多出五篇，应当是刘秀校书时所增，这是整篇整卷增补的例证。至于篇内之增入者当也不少。如现行本中所载地名多与汉代地名相同（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海内东经》后段所叙二十六条水道中），故而有人提出《山海经》写作于汉代的说法。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山海经》最晚部分也当写作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因此我们认为《山海经》这些部分当不是原来所有而是后人的附益窜改。《颜氏家训·书证篇》说：“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曁，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皆后人所羼，非本文也。’”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所谓“后人所羼”是指哪些东西？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我们认为这类羼入，一般只是具体地名的羼入，而不是带有这类地名的记载全条都是后人所羼。如《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此条中的“在长沙零陵界中”七字显然为后人所加，其痕迹非常清楚。又如《海内东经》所载各水道，所载地名多在流注之后，也显然为后世所加。如：“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长州。”“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等等。衡以全书他篇所载山水（如《五藏山经》）的体例，则上文中的“高山在城都西”“在长州”“余暨南”“彭泽西”等语，都当是后来所附。这一类的附语，应当是传写时所加注的当时地名，因辗转传钞而误入正文了。第二，这一类地名虽很多与汉代地名相同，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地名始于汉代。秦汉郡县之名大多沿袭战国旧名，如朔方、雁门、上郡、琅琊等之类甚多。更何况《山海经》中这类地名中还有一些是汉代所不可考见者，如《海内南经》的湘陵、丹阳，《海内西经》的高柳，《海内东经》的聂阳、雍氏之类，因此一概认为是汉代地名是没有根据的。第三，把《山海经》这类地名取以与《汉书·地理志》比勘，则可发现其用法不能契合，而《山海经》所载当为较早时期的情况。如海内东经（以下省称《经》）载：“汾水出上窳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而《汉书·地理志》（以下省称《志》）载：太原郡汾阳县，“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阴入河”。《志》河东郡有皮氏、汾阴二县。《经》说是皮氏入河，《志》载为汾阴入河，并不是因为河道改易，而是由于郡县分合。郡县设置的规律一般是愈后愈密，愈后愈小，原为皮氏一县，后又分皮氏置汾阴。《经》记皮氏而《志》载汾阴，正说明《经》的时代在前而《志》的时代在后。又如《经》载：“沁水出井陉山东，东南注河，入怀东南。”而《志》载沁水至荥阳入河。按《志》河内郡有怀县，河南郡有汤县，两县毗邻。《水经》云：沁水“东过怀县之北，又东过武德县南，又东南至荥阳县北，东入于河”。也当是先为怀县一县之地，后分为数县，有武德，有荥阳，也正说明《经》所载当在未分县之前。《山海经》所羼入之后世地名多属此类，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这样分析只能说明《山经》早于《汉志》，而其具体时间则由于分县之时不可考而难据以推求。因此不得不从另一途径来进行探寻。考《经》载：“沅水山（当衍）出象郡镡城西。”按象郡之设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扬越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南越列传》），则此等地名之羼入时间当不得早于始皇三十三年。此《经》称“象郡镡城”，而《志》以镡城属武陵郡，考《汉书·昭帝纪》，元凤五年秋罢象郡，《水经·沅水注》：“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应该是镡城原属象郡，后置武陵郡而镡城遂自象郡改属武陵。此《经》言象郡镡城，知此等地名之羼入当在汉高置武陵郡之先。又考《海内经》载：“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而《志》载九嶷山在零陵郡营道县，《经》不言“在零陵营道界”而言“在长沙零陵界”，应当是当时的零陵还没有设郡，还只是长沙郡的一县。考零陵在未设郡前属桂阳郡，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才分桂阳设零陵郡（见《志》及《水经·湘水注》）；而桂阳郡又是在高祖二年才从长沙部分出（见《志》及《水经·耒水注》），只有在桂阳还没有从长沙分出单独设郡时，零陵才可能属于长沙。《经》既称“长沙零陵”，就说明了其羼入年代不得晚于汉高二年（前205年）分长沙置桂阳前。虽然桂阳、零陵二郡后都曾并入长沙国，也可能因此而称为“长沙零陵”，但《经》又载“泾水……北入渭，戏北”，考《志》不载“戏”名，而《史》《汉》的《高帝纪》却两次出现“戏”地：“周章军西至戏”，“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至戏”，索隐引文颖云：“戏在新丰东二十里戏亭北。”说明秦时确有戏地。新丰是高祖七年（前200年）所置，当是新丰置后而戏之名逐渐隐，故志不载。经称“戏”而不称“新丰”，当是在新丰未置之前。就是说，羼入年代之下限纵不晚于高祖二年，也当不晚于高祖七年。综上所说，我们认为《山海经》的这类羼入部分，其产生时代也是较早的，当是在秦末汉初（前214—前200年）之际。

又如《中山经》篇末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说法与邹衍“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说法相合。《史记·孟荀列传》载：“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如邹子所说，瀛海之内由八十一“中国”构成，如中国之广袤依《孟子》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王制》说“中国方三千里”来计算，则瀛海之内当为七百二十九“方千里”，此数开方，东西、南北当各二万七千里，长短相覆，正与《中山经》所说“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之数相合。《管子·地数篇》《吕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地形》也都说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都当是源于邹子的说法。《中山经》的这段文字，当是后人据邹衍之说所羼入者，也有可能是后人据《管子》或《吕览》之文附入。根据计算，《山经》《淮南》之说很显然是与邹衍相合的。而王充在《论衡·谈天篇》中指责邹衍“此言诡异，闻者惊骇”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从当时的实际地理知识驳斥邹衍的揣度之辞是颇有理据的；但他说“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就缺乏根据了。他主要是以“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作为立说根据。但西汉儒者都说中国方三千里（都源于《孟子》《王制》），只《欧阳尚书》说中国方五千里。《欧阳尚书》方五千里之说是以《禹贡》五服“每服五百里，合南北为千里”为根据，但五服包括要服、荒服在内，而汉儒常说“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周语》说“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是要、荒为蛮夷所居。“要”是“要约”，是羁縻约束的意思。“荒”是“慌忽无常”，是居处无定的意思。就是说，对此等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族不能如像统治华夏居民一样地来管理，所以说是“不臣”“不治”。既是“不臣”“不治”，当然便不应包括在所谓的“中国”之内。同时，《尔雅》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则蛮夷在东南而戎狄在西北；据《周语》的说法，则东南只有要服而无荒服，西北只有荒服而无要服。这个说法就当时四裔民族来考察，是合适的；周秦以来西北是游牧之族是行国，故说它是慌忽不定，是荒服，而东南则是农耕之族，可以要约羁縻，是要服。显然是西北无要服而东南无荒服，因而认为荒服在要服之外每服五百里而中国方五千里，是没有根据的。王充一代通儒，据此没有根据的说法来讨论邹子和《山海经》的问题，不无疏忽之嫌。同时，即据方五千里之说，在推论计算上也有错误。依八十一分居其一分来算，当为二万五千方里，再以九乘之，又再以九乘之，当为二百零二万五千方里，而充只以九乘一次，以为二十二万五千里，亦为疏忽之甚。

又如《海外南经》篇首“天地之所载……唯圣人能通其道”一段文字，全同于《淮南·地形》，也当是后人所增入者。这一类的问题还多，我们就不多举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整理或使用《山海经》时所应当加以辨析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进而据此认为《山海经》是秦汉时代的作品，那就显然是不妥当的。

总的说来，《山海经》十八篇虽是一部离奇神怪的书，但它绝不能如《四库提要》所拟议的那样，是一部闭门臆造的小说。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它所流传的代表其传统文化的典籍，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子之宋而得《乾坤》，之杞而得《夏时》，巴、蜀之地当也有它自己的作品，《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

此文写毕，与友人讨论谈及，承告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颇有论及《山海经》者，即取粗读一过，其中有与鄙说相合相辅者，亦颇有与鄙说抵牾不同者，但都有参考价值。文中除对《山海经》所载帝俊、黄帝、颛顼的次数改用徐先生的统计外，余皆仍旧。望读者自行查考。（文通附记一九六二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