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 || 明修九种云南省志概说

明朝因纂修全国大一统志，编订体例，命儒臣分赴各布政司，催促纂修省志，呈送备采。后各地镇、巡司，依旧例编撰志书，设局官修，亦有责成私人修书。终明之世，所知先后凡九次修云南省志，多已锓版，传至今者有五种，余已散佚。惟志书之作，多依旧本，辗转抄录，不著出处，采访补益。故前本虽亡，而多保存于后本。当考究各本渊源与流传，知其因革，兹合而依次考说之。

洪武两本《云南志》

明兵征服云南之初，即纂修志书，《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年）六月壬辰，云南志书成。初，云南既平，上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通六十一卷，至是始成。”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地理类著录，“《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十四年既平云南，上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明年六月成书。“又《明史•艺文志》著录：“《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十四年既平云南，诏儒臣考定为书。”按：此为明兵进兵云南不过一年修成之书，虽成六十一卷，惟数量当不多。又《千顷堂书目》著录之书，不尽是收藏，《明史•艺文志》则据《千顷堂书目》著录者。是书已成，未见称说，其内容不详也。洪武二十八年，钱古训、李思聪出使至麓川，著《百夷传》，两引《云南志》，不识即见此书，抑无李京《云南志略》耶？洪武年，初修《云南志》已不传，后再修之。

王景常《云南图经志书序》曰：“洪武二十有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曰：国家继天主极，舆图之广，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天下郡邑修撰成书，以昭大统。当是时，云南不宾，兹用弗备，子其为我成之，将以达于上。景常拜命之辱，不敢辞。……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贯穿礼乐、禋祀、疆场、食货、艺文之事，谅不足徵前史之万一，然一方之大概，亦可见其十六、七云。”平显《云南志后序》：“西平惠襄侯（沐春）历览旧志，事略辞繁，即命括苍王景常、㰎李程本立，稽诸邃古，芟釆编撰，迨及有成，将献纳焉。不幸捐馆（?），二公亦接踵应徵，弗终厥美。嗣侯（沐晟）昭绳其武，复命不肖裒而次之。其笔削去取，皆仍二公订定，不敢损益，间有遗缺，搜访补缀。成书于洪武庚辰之夏。（按：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锓刻于明年之冬，用广其传。”则经五年成书也。按：《文渊阁书目》卷十九著录洪武《云南志》四册，又卷二十著录《云南志》二册、《云南志》一册，并无修撰人姓名，惟当是建文年刻之洪武《云南志》。嘉靖《大理府志》卷三载杨士云《黑水考》，有“王景常《云南志》以蔡《传》西洱河叶榆泽为黑水”之语；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大理府《物产》载杨士云说，有“省郡旧志皆洪武末年所修，不载点苍石”之语。按：杨士云，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卒于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年）。曾见洪武《云南志》也。张萱《内阁书目》不著录此书，则文渊阁藏本至万历年间已佚。《赵定宇书目》著录《云南志》四本，不识即洪武志，抑后来纂修之本也。翟元肃《滇史跋》曰：“国初，沐西平惠襄侯议修省志，命二迁客编撰，垂成，两人赐环去，卒不就。”按：此《跋》作于万历戊午（四十六年、1618年），已不知有建文刊本也。

洪武年纂修两本《云南志》，早已无传本。1962年瑜在北京，晤赵万里，为言已编《云南志》辑本，多从《永乐大典》抄出，则为洪武《云南志》。又《永乐大典》现存本已影印行世，惟未及查翻，盼异日能获睹也。惟景泰年间编辑之《寰宇通志》，有两卷为云南布政司事迹，所载止于景泰五年（1454年），刻成于次年，而景泰《云南志》亦刻于景泰六年，则修《寰宇通志》不及采景泰《云南志》，当用洪武《云南志》，此可提出者。又修景泰《云南志》时当就洪武《云南志》重作，在洪武以前事迹，录自旧本，自来志书之作，递相转抄，则洪武志虽不传，而未尽亡，惟不能考校耳。

前人所说事迹有可议者：王景常《云南志序》述其编撰过程，不言洪武十五年修成之本，平显《序》以及后来诸本志书亦然，则此本仅抄一部送内府而在云南无传否？不然何以未见称说，此一事也。平显《序》说：洪武二十九年，王景常、程本立编纂志书，“二公接踵应徵”。按：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临安府《流寓》：“王奎，字景常，浙江松阳人，以事谪戌临安，后召还，预修《高庙实录》。永乐间升学士。”则应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以后离滇，是年八月沐春卒。又万历《云南通志》卷十新化州《名宦》：“”程本立，浙江崇德人，洪武丁卯（二十年）谪云南，戊寅（三十一年）徵为翰林。壬午（建文四年）靖难师入京，遂自尽。”（《明史》卷一四三有传）则二人未完成志书而去，平显续成之。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云南流寓有《平显传》，说：“字仲微，浙江杭州人，洪武初谪戍云南，西平侯请除伍籍为塾宾，”不详得归否？翟元肃《滇史跋》所谓“命二迁客编撰”，即王、程二人也。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郑颙《重修云南志序》：“景泰甲戍（五年、1454年）孟秋七月，有诏纂修舆地志书，礼部奏选文学之士，授以条划，分行天下。进士王穀实来云南，众议右布政使陈君简宜总其事。君承事惟谨，暨诸文儒夙夜在公，殚心竭虑，期搜访之必料，寻故钩新，在去取之皆当，不四阅月而志书成。”又陈文《重修云南志序》：“景泰五年七月八日诏礼部重修天下地理志，……文等参于其事，只严早夕，博访而统观，穷搜而远探，正旧志之乖讹，公舆情之去取，若是者四阅月，始获成书，分为十卷以进。既而以所存之稿命工锓梓。”按：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著录“《云南志》十卷，明王穀修，景泰时，朝遣进士王公穀至云南会方岳儒臣修之，得十卷以进。”此据诸葛元声《滇史序》所说，张志淳《南园漫录》卷二《工鱼条》引《云南志》曰：“当时阁老陈公文为云南布政使，实总裁之。”按：《景泰志》卷一泰然堂，注曰：“详予碑记”，卷十载陈文撰《泰然堂记》，则所谓“予”即陈文自称，志书出自陈文之手也。

是书凡十卷，前六卷为《地理志》，后四卷为《艺文志》，地理分府州，立建置沿革及事要二项，事要又分郡名、至到、风俗、形势、公廨，学校、井泉、堂亭、楼台、寺观、祠庙、古迹、墓葬、桥梁、馆驿、名宦、人物、科甲、题詠等二十一门，惟各府州不必尽备。事要所载文字简略，彭纲《云南总志序》已言之，且非当时采访，而大都录自以前志书之文。又《艺文志》所载，多元人作诗文碑记之文，亦录自以前志书，故虽简略，惟现存志书完备者，莫先于此，多可供参考也。按：此书在云南锓板，多有传本。又陈文字简安，庐陵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明史》卷一三四有传）。故世人重其书，多见称说。

北京图书馆藏景泰六年刊本，1930年云南通志馆从北京影抄得之，今归云南省图书馆。闻北京图书馆原藏本被蒋帮劫走，又从云南省图书馆转抄。方臞仙先生早年藏精抄本，今已归云南大学图书馆。1944年袁同礼将《印善本丛书第二集》，收景泰《云南志》，已摄全书影片，惟丛书未见出版。在1962年云南历史研究所油印数十部，以广流传。

弘治《云南总志》

彭纲《云南总志序》曰：“云南旧志成于景泰六年，实前少傅庐陵陈公文为右布政使时所编集，所谓《云南图经志书》者也。然其书为详于诗文而略于事实，况今五十余年，莫之继续，其间可述之事，可称之人，渐就泯没。弘治癸亥（十六年、1503年）巡抚应城陈公（按：陈金）尝语及此，以为是书有关制度、寓劝惩，不可不修，遂以属纲，纲以校士，什九行都未暇也。乃定为欵式，指出合考书籍、公案，属教授李介等督诸生儒人，依式编录，复檄诸郡邑卫所，得其新旧志事略，乃更稽讨参订增削损益，使简不遗，详不冗，以适厥中。书既成，题曰《云南总志》。……是书备载诸府、州、司、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户口、田粮、驿堡、哨戍、铺舍、楼台、关塞、寺观、祠庙、坟、古迹、流寓、仕宦、人物、科第、烈女、仙释之详，展卷一阅，则一方之事，古今之迹，灿然存目。”按，倡议修志之陈金，字汝砺，湖广应城人，弘治十三年至十八年任云南巡抚，《明史》卷一八七有传。又彭纲，字性仁，江西清江人，弘治间以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万历《云南通志》卷十有传。又纂志书之李介，任儒学教授，不见其他记录，不详也。彭纲作此序时陈金犹任巡抚。按：弘治十八年陈金离任，吴文度继之，（见天启《滇志》卷一《大事考》及《明史》卷一八六《吴文度传》。）序不言吴文度，盖陈金在任时所作，是时志书已成，惟未锓版。杨士云《弘山存稿》卷六有《爨云诗》，注引《云南总志》，当即此书，有抄本流传也。

正德《云南志》

是书有周季凤《序》曰：“旧志修于洪武庚辰（建文二年），再修于景泰庚午（元年，应作甲戌，五年），越五十余年，前督学清江彭公性仁复修，未就去位，予承其乏，按试之余，取其稿观之，嘉其用心之勤，而惜其志之未遂，为足成之。”按，作序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二月既望。又有晁必登《序》谓，彭纲《志稿》，“周君公仪复加编次，考于群史，参以前志，益以今日见闻.纲以统纪，题以分事，期月而始成，卷凡四十有五，视旧志不于传之也。”亦作序于正德五年庚午二月望日。按：万历《云南通志•官师志》题名按察司副使，“周季凤字公仪，江西宁州人，进士。”又按察司佥事“晁必登，字汝吉，四川宜宾县人，进士。”并在正德初年。

按，彭纲《云南总志序》谓“书既成”，而周季凤《序》则谓“未就去位”，“为足成之”，疑为彭纲已成书，周季凤重加编次，略有增损，故晁必登谓“期月始成”，易为力也。又是书刻于何时，未见记录，惟应在正德以后。据是书官职题名在正德以后任职者甚多，如巡抚止于孙世祐，巡按止于黄中，布政使止于汪尚宁、王钫，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六月“戊戍命孙世祐巡抚云南。三十三年六月甲午载云南巡抚孙世祐奏事。三十四年正月乙丑云南巡抚孙世祐升南京工部侍郎。则孙世祐以嘉靖三十二年来任云南巡抚，三十四年正月去职也。又李遇元《疏通龙泉水利记》曰：“嘉靖壬子（三十一年）冬，……巡台西野黄公谓宜修濬，”《永昌邮亭诗》，黄中有《跋》，作于嘉靖三十三年。《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三年六月戊子载云南巡按黄中奏事。高光楚雄《南峰书院记》“巡按御史遂昌黄公中如议”，则黄中已在嘉靖三十一年冬任云南巡按，三十三年犹在职也。又《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乙亥，升云南右布政王钫为广东左布政。又嘉靖三十三年正月乙卯升云南左布政汪尚宁为南京光禄寺卿，则王钫在嘉靖三十二年八月，汪尚宁在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先后去职也。由以上考究，云南巡抚孙世祐、巡按黄中、左布政汪尚宁、右布政王钫同时在职者为嘉靖三十二年六、七月间，以后则人事改变，李元阳《宾川干盗记》，为嘉靖三十三年事，所载当时官职有大中丞孙世祐、侍御刘泾、方伯陈锭、郝维嶽、廉宪周满，只孙世祐仍在职，其余已离去。从正德《云南志》所载职官题名，可知此书副刊在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六、七月间，距周季凤编定后四十三年，但副刊时增补职官题名以外，未见其他增补，当仍原稿之旧也。

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碑刻引《滇南志》，即出自正德《云南志》。弘祖，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明史》卷二一五有传，则获见正德《云南志》也。文选楼刊本《天一阁书目》著录正德《云南志》十二本，为四明范氏藏原刊本，清光绪间，薛福成刻《天一阁见存目录》亦著录“《云南通志》四十四卷，明正德五年周季凤修，”知此书仍存至近代。1937年抗日战争起后，北平图书馆有部分职员疏散至昆明设办事处，瑜与袁同礼、万斯年谈论天一阁藏书，即与范氏通声息，获知藏书已避地山中，正德《云南志》亦在焉，乃请录副本，至1940年影钞本寄到昆明，始得读之。云南大学图书馆从云南省图书馆复抄一部。全书凡四十四卷完好，首为《地理志》十四卷，次《事要》一卷，次《列传》七卷，次《文章》十一卷，次《外志》十一卷。以景泰《云南志》校之，地理各府分目，大致相同，《烈传》有《名宦》（五卷）、《流寓》（一卷）、《乡献》（一卷）、《烈女》（一卷），又《外志诸夷》（八卷）及《文章》多出《景泰志》而加详，《事要》则大事记为《景泰志》所无。大抵区分门类，多为新例，所载事迹补景泰以后五十余年，保存史料，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文化，颇多可取，别开志书新体例，后来即沿袭而又有发展也。

万历《云南通志》

郭斗《都察院题名记》曰：“兰谷邹公（应龙）来抚吾滇，欲复修新志，乃谋诸侍御解州兼山侯公（居良）檄藩司举行，适翰林叶榆中溪李公（元阳）以事至，始以修志托之，使一省政务咸藉考订。”李元阳《云南通志序》曰：“正德间，前辈括图经为《云南志》，尚多缺略。隆庆六年（1572年）大司马关西兰谷邹公开府南中，首询缺事。……公曰：一方图籍，岂宜久缺，遂命有司以六十年来诸所损益，约四十余条，偏布列郡，俾竅实以报藩臬，诸大夫谓，阳齿居乡右，或识往事，因属笔焉。顷之，学宪蒞郡，得以咨白义例，面承指授，然虽勉强操觚，恒以弗终务惧。乃遵《一统志》约其凡目粤稽历代史、《山、水经》、诸子、艺文、《汲冢周书》，以明其疆域土贡之离合，采《说文》《通典》《玉海》及郑渔仲、马端临之志考，以证经营废置之因由，远取晋常璩《南中志》、唐樊绰《云南志》以及韦皋、崔佐时、徐云虔所为南诏诸录，近取台院司道兴革损益、兵饷经费、一切成规，……厘为十有二类，而以事自系之。”即分地理、建置、赋役、兵食、学校、科目、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为十七卷。按：李选作《中溪李公行状》曰：“《云南通志》出先生手，书成，示弟子曰：往见志书，皆载山川、物产、人物而已，不及兵食与法度之所急，是何异乎千金之子籍与珠宝、狗、马，而缓其衣食产业之数乎！”是书辟兵食志载明代卫所、军实、屯征、得其重要者。

编成是书之年，天启《滇志•凡例》曰：“旧《志》十七卷，叶榆李仁甫氏编，杀青之岁为万历改元癸酉，“惟沿革、大事考载万历二年（1574年）八月征养甸事，且《艺文志》载方良曙《重濬海口记》称：“万历改元之明年养斋郭公按滇，其秋余承乏左辖。又明年乙亥正月近溪罗公以屯田宪副巡昆阳。工竣实三月哉生明也。”《通志•职官》题名有巡按郭廷梧，左布政方良曙，按察副使罗汝芳，由此可知《通志》杀青之岁在万历三年（1575年）三月以后，惟距三月不久，《通志》题名巡抚尚无王凝，天启《滇志》卷一“万历三年王凝巡抚云南，”《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三月丁亥，以太常寺卿王凝巡抚云南，又十二月癸巳，陞云南按察使顾言为本省右布政，《通志》题名按察使最后一人为顾言，而右布政尚无顾言，则《通志》编在王凝到任之前，顾言尚未任新职也。又李元阳《云南通志序》题：“叶榆八十老人中溪李元阳仁甫谨书”，按：今存洱源《标楞寺田记碑》题“万历元年夏五月七十八老人中溪李元阳书”，又万历七年八月立大理《地藏院碑记》题“郡人八十三翁中溪李元阳书”，又李选作《中溪李公行状》曰：“万历八年十月二十日卒于家，年八十有四”，所记相差一岁，或有误字耶？1959年5月，瑜与吴乾就、徐中元、赵适然诸人同游大理崇圣寺后础石厂，见李元阳墓碑已移置附近村旁，碑高约六尺，宽约三尺，厚约五寸，上截已断，题：“……尹知荆州府前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八十四翁中溪李公之墓”，上截缺失之字不详，惟大理文化馆有《地藏院碑记》署“御赐进士赞治尹正议大夫知荆州府前翰林院庶吉士大侍扈从监察御史”，可参补墓碑上截题字。李元阳万历八年卒，年八十四，则作《云南通志》时年八十，应在万历四年，天启《滇志》所说误也。

是书刻于滇，周弘祖《古今书刻》载云南按察司刻《云南通志》，即是书也，张萱《内阁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顾祖禹《古今方舆书目》、《明史•艺文志》，并著录李元阳修《云南通志》十七卷。天启年修《滇志》时多采《云南通志》，清康熙、雍正两次修《通志》时未得此书，惟康熙五十四年任中宜修《新兴州志》引用书目李中溪《云南通志》，且志文中有注明引自中溪《通志》，则见此书，后无称道此书者。天津任氏天春园藏志书颇富，1932年任振采寄函至昆明托方臞仙先生收购地方志，附已藏云南志书草目，其中有李元阳《云南通志》，即由云南通志馆与任氏商，得晒蓝本，复抄一部寄上海排字印五百部，1935年出版，分装八册，仅存孤本之书得以流传。抄出之本间有讹字，如李元阳《序》“文约之所渐被”，“约”字，应为“献”字之误，又“此次以伦”，“次”字应为“事”字之误，惟晒蓝本已不知所在，不获校订也。1959年6月刊行之《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万历刻本《云南通志》，盖任氏藏本已归京馆也。

李元阳修志，即用正德《云南志》重加编次，兹取两本校之，地理、列传、艺文诸门，《万历志》录旧志补六十余年事，地理类，复分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各自为类而加详之，事迹大都出自档册，颇得其要，更精密也。是书，出李元阳手，多录其见解，所载诗文李逸民者，即其本人，经四载而成书。《中溪文集》卷三有《创修通志就寺避暑》诗曰：“一方图籍费编摩，避暑偏宜隐薛萝，笔点石兰初起草，砚承珠露半开荷；人来问字能携酒，手卷抛书且放歌，应被林缁多嗤笑，不缘诗癖定文魔。”不知作于何年也。

尚当补说者，李元阳作《云南通志》，抄录旧志之文，而加窜改。如“百夷”，改为“僰夷”，令人疑惑，以至造成恶劣影响。当严正指出之：李元阳《通志》卷四《地理类》所载之车里、八百、老挝诸宣慰司，盂定府，南甸、陇川诸宣抚司，威远、湾甸、大侯、新化诸州及者乐甸所载事迹，《正德志》原文作“百夷”或“白夷”，《万历志》悉改为“僰夷”。又《通志》卷十六《羁縻志附论》曰：“云南徼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僰夷。”又曰：“僰夷在黑水之外，即今之所谓百夷也。僰、百声相近，盖音讹也。”认为“僰”“百”声相近，可随用一字，此大谬不然者。旧志所载之“百夷”为傣族。而汉、晋时期，见于记录之“僰人”，主要在犍为郡南部，即朱提郡。此“僰人”属藏彝语族，与傣族无关，又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曰：“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则白人之为僰人明矣。”此为犍为南部之僰人。魏、晋以后，有部分迁至洱海地区而盛，为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之主要居民，后随蒙、段强盛，发展势力，而迁至中庆、威楚、永昌诸地，仍称僰人，即明以后称民家族，今又称白族者。所见元代记录萸人的记载甚夥，即在洱海地区及散处各地之白人（民家族）。明代记载，今存景泰《云南志》、《明一统志》、正德《云南志》、《土官底簿》及嘉靖、隆庆以前著作，所见僰字最多（数百十处），所称僰人，皆指民家族（今之白族）；而百夷则称掸人、泰人（今之傣族）。此最明确者。惟至李元阳作《云南通志》，窜改旧志“百夷”为“僰夷”（指傣族），又改旧志“僰人”改为“郡人”或“白人”，以至错乱，不识者不能辨别，妄说白族和傣族同为一族，更说南诏、大理政权是傣族为主而建立的国家，把历史混乱。关于此问题，瑜在1938年6月作《僰人与白子》一文（发表于在昆明出版之《益世报•边疆周刊》），已详论之。现在一般人的看法，对于此问题已清楚，但也有少数人尚未明确，最近得到《悬棺葬资料汇集》，关于“僰子坟”有误认为汉、晋时期犍为郡南部的“僰人”是傣族，此不可不辩，故略说于此。

包见捷纂《滇志草》

天启《滇志•凡例》曰：“新修《志草》凡二十二卷，句町包汝钝氏编，脱稿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公元1603年），按：包见捷，字汝钝，临安卫人，《明史》卷二三七有传，万历十七年进士，任户科给事中、迁都给事中，累议矿税不纳，引病去，万历三十四年复起。天启《滇志》谓：汝钝争议矿税落职，居家时作《志草》。康熙《建水州志》卷十四《包见捷传》曰：“都台陈公以修通志属之，时有事于西陲，书法不隐当事者以未便传布，竟未授梓。”按，所谓都台陈公，即陈用宾，以都御史巡抚云南，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六年在任。所谓有事于西陲，其大者，天启《滇志•缅甸始末》载：“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陈用宾建筑关、堡并屯田以御缅，二十四年二月筑干麓城于猛卯，大兴屯田”事，认为安置营兵不当，颇有责难之语。又天启《滇志•沿革大事考》：“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顺宁猛廷瑞、大侯奉赦搆杀，陈用宾以李先著、邵以仁、吴显忠提兵勘处，先著议抚，以仁径袭击猛廷瑞”，李先著由是被诬，逮系死于狱（《明史•顺宁士司传》曰：“邵以仁赵擢右都御史），以冤狱，时人多议论。盖包见捷《滇志草》多与陈用宾意见不合，其书已成稿而未刊印也。

未见《志草》之叙跋，仅见《滇志•凡例》数语，知在万历三十一年成书，且天启年修《滇志》时，以《志草》为底本，《滇志》于各门类之前，多见包氏《志》之说，尚可概见其书之内容也。清嘉庆年师范刻《滇系•典故系》收包见捷《缅略》，出自天启《滇志》卷三十《缅甸始末》，又收包见捷《赋役志》《兵食志》，出自《滇志》卷六及卷七，袁文揆刻《滇南文略》，载包见捷论赋税课，即《滇志•赋役志录》，因有“包氏《志草》曰”字样，故录为包见捷作，大抵天启《滇志》多录包见捷旧稿，惟经刘文徵重编，不能分别耳。又《明史•包见捷传》说临安卫人，康熙《建水州志》及《临安府志》卷十四并作建水州人，又道光《云南通志》引《蒙自县志》：“包见捷，号大瀛，蒙自新安所人”，《滇南文略》载《重修江川县学宫记》曰“李缓来临安谒见捷为记”，盖时居建水城，不识见捷为临安卫新安所军籍否？

谢肇淛纂《滇略》

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名宦传》曰：“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间任云南右参政，博治多才，弹压迤西，郡邑士民德之，著有《滇略》十卷，刻于叶榆。”按：书前有大理知府薛承教《序》曰：观察使晋安谢公，簿书之暇，殚精著述，轩所历，辄有撰录。自节驻叶榆，抚山川之美，感唐宗之事，乃搜罗通记，咨询耆旧，合所经见，删繁剪陋，类列条分，衷以论断，裁为十略，裒为十卷，绣梓以传，而滇乘始有全书。”薛承教即经理刊印此书者。《四库提要》著录此谓：“”谢肇淛官云南时所作，分为十门：一曰《版略》，志疆也；二曰《胜略》，志山川也；三曰《产略》，志物产也；四曰《俗略》，志民风也；五曰《绩略》，志名宦也；六曰《献略》，志乡贤也；七曰《事略》，志故实也，八曰《文略》，志艺文也；九曰《夷略》，志苗种也；十曰《杂略》，志琐闻也。虽大抵本图经旧文，稍附益以新事。是书引据有徵，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杭世骏《道古堂文集》有《滇略跋》，谓此书为“苍山洱水之墟称善大焉””此书成于何年，薛承教《序》未言之，惟《滇略》卷八记“南昌杨春茂巡按南中”，按：《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二月丙子，御使杨春茂往云南”，又王元翰《革宁州乡兵碑》，“万历己未（四十七年）抚军沈公儆炌、台使杨公某允行”，又江和《新建松花坝闸记》：“新抚院归安沈公、按院南昌杨公至……”石闸于万历四十七年春落成。又《明史》卷二四九《沈敬炫传》：“万历四十七年巡抚云南”。据诸家所载，可知《滇略》之“南昌杨春茂巡按南中”为万历四十七年以后事。又《滇略》卷七：“万历四十八年平云龙州，……疆理其地，定赋税焉。”按，《滇云历年传》卷九、《滇系•事略》并曰：万历四十八年云龙州改土设流，王凤文《云龙记往•段保世袭传》曰：天启元年改土归流。则万历四十八年定案，次年为天启元年实行也。是时，谢肇浙在大理，故记平云龙州段进忠事甚详。《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己未，陞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谢肇淛为广西按察使”，是时谢肇淛离滇，编定《滇略》，刻版于大理，天启《滇志》不言《滇略》，则刻成此书在天启五年后也。崇祯年间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地理类》著录《滇略》十卷，《四库提要》用浙江采进本，《四库全书考证》引《滇略》刊本，当是大理本，《四库提要目录标注》谓：“《滇略》有《云南备徵志》本”，则误也。是书刻于大理，惟云南久已无传本，闻钱唐丁氏八千卷楼藏本，已归南京国学图书馆，1925年间李印泉先生从杭州文渊阁抄得四库全书本寄云南省图书馆，方臞仙复抄藏之，今已归云南大学图书馆。秦朴安先生编《续云南备徵志》，收《滇略》，五华学院排印，惟仅成七卷而辍。抗日战争期间，闻袁同礼言：北京图书馆藏《滇略》原刻本，将影印收入善本丛书第二集，惟未印成出版也。最近云南大学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编印《云南史料丛刊》已收之，刻印三百部。

是书概括地方志书体例，分目，录其要，多出自万历《云南通志》，增益新知，纪述颇具别裁，非徒缀拾资料可比，故论者多推重焉。

天启《滇志》

是书题刘文徵修，无序、跋，不详编撰经过，惟《凡例》曰：“旧《志》十七卷，叶榆李仁甫氏编，新修《志草》凡二十二卷，句町包汝钝氏修。比台司发故府所藏本，其他闻见所及，出近日各郡邑，采一、二作搜遗。”又《凡例》曰：“一以包氏《志草》为主裁，伪者正，舛者易，取旧《志》（李本）印证，并釆郡邑为要，”则刘文徵据李元阳、包见捷二本，采郡邑志编成，新作者则别为搜遗以附之。凡十四类：一曰《地理志》，首为地图、星野图、沿革大事考，次为郡邑地理，有沿革、郡县名、疆域、形势、山川、风俗、物产、堤闸、路梁、宫室、古迹、塚墓，各目之下分府、州录之，二曰《旅途志》，三曰《建设志》，四曰《赋役志》，五曰《兵食志》，六曰《学校志》，七曰《官师志》，八曰《人物志》，九曰《祠祀志》，十曰《方外志》，十一曰《艺文志》，十二日《羁縻志》，十三曰《杂志》，十四曰《搜遗志》。此十四类以万历《云南通志》校之，《万历志》地理分府而各具其目，《天启志》分目而系以府州，又《万历志》无旅途，羁縻志无土司官氏，即录自档册者。又沿革大事考，官师、人物、艺文诸门，补万历、天启年事，而加详，出自档册及采访。至于搜遗志凡三卷，即录自群书及访闻补各类之遗佚者。盖刘文徵编志书，多依包见捷《志草》之旧而有补苴也。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滇志》，刘文徵修，引雍正《云南通志》谓编弃取悉本《志草》”，所说是也。

傅宗龙撰《刘太仆传》：“刘公文徵，字懋学云南右卫人，弱冠举孝廉，万历癸未（十一年）登甲第……熹庙登极，大搜在野，起南鸿胪卿，三疏为辞，加太仆卿致仕，丙寅（天启六年）六月卒”，又赞语有“余家城南，与刘氏比户而居者屡世”之语。闻曾开为金碧公园（今云南省第一医院）之一隅为傅宗龙故宅遗址，则刘文徵隶戎籍，居昆明也。（墓在昆明郊区，近已发现墓志铭，待访。）不知作志书始于何年，《沿革大事考》详天启年事，而止于天启五年（1632年）六月，则是年辍稿，踰年刘文徵卒。

是书凡三十三卷，最末有题字曰：“云南布政司济用库副使李春荣梓刊志，匠头陈信、王家相”及缮写诸人名，则已锓版，惟不获见藏书家著录。康熙《云南通志》丁煒《序》曰：“以癸亥通志（蔡毓荣本）合之刘文徵所纂李元阳、包见捷旧本”，是时修志得刘文徵本，而李元阳、包见捷本则非亲见原书。又康熙《新兴州志》载引用书目有“包、刘通志，包见捷、刘文徵”，亦见到刘文徵本，以后刘本亦失传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凡十二目，全出天启《滇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滇志》有五处，亦天启本。后未见称道天启《滇志》者，惟因康熙《云南通志》依据天启《滇志》补辑后来事，《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甚广，故言滇史者，受天启《滇志》之影响甚大也。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天启《滇志》，早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得晒蓝本，抗日战争初期迁播至昆明，始获读之。此本原为云南布政司库中藏书，何以流至北京，可以收藏印鉴考究之。书卷一首页有“卧象山房”条印，按，《四库提要》集部别集存目著录《卧象山房集》，李澄中撰，据《提要》谓；李澄中，字渭清，号渔村，诸城人。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年）召试博学鸿词，所著《卧象山房集》三卷，附《滇南集》一卷”，又《四库提要》传记类存目著录：《滇行日记》二卷，李澄中撰，乃康熙庚午（二十九年）澄中典试云南时途中所记”。按：李澄中以康熙庚午科，云南乡试主考官至云南，嵩明杨林驿有李澄中撰《兰隐君祠堂记碑》，即作于康熙二十九年。盖云南藩库原藏之天启《滇志》流出，李澄中至云南时得之，携归山东诸城者。又此本有“诸城邓村逮华书屋尹氏家藏”印，则李氏藏书后归尹氏。又有“湘乡陈毅鉴藏”印，不知何时又流至湖南。清季巴陵方氏藏书归京师大学堂，又转至北京，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其来历盖如此也。此为手抄本，多有讹字，云南省图书馆及云南大学图书馆并有复抄本，惟缺地图，其中西南诸夷图可供参考，复抄本映之。

天启《滇志》为明代云南省志最后纂修之本，其体例大都沿旧志，补万历初年以后五十年间事，颇称完备，其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旅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以纂录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最完备之本也。

此书雕版在天启年间，自此以后，前修诸本云南志流传已稀，而此本较多，故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多本之，顾炎武、顾祖禹所依据，《明史》云南诸土司传晚明事迹多摘录之，康熙《云南通志》全录此书，后之作者沿袭之，故对后来之影响甚大。此书刊本流传当甚广，早已无存，独藩库所藏抄本传至今，可以考见史料辗转抄袭之故迹，亦可贵也。

公元1942年，假读历史语言研究所携至昆明之天启《滇志》晒蓝本，摘录各卷中关于永昌府事迹，编成二卷，收入李根源（印泉）先生编辑之《永昌府文徵•纪载类》卷七、卷八排印，此为重印天启《滇志》最先者。又1979年，云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油印《云南史料丛刊》收天启《滇志》之沿革大事考、旅途志、土司官氏、属夷诸目（见第十三辑），以广流传，惟原抄本多讹字，故用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所载录出，与天启《滇志》抄本校之，全文相同，盼今后能重印全书为快事矣！

以上明代纂修云南省志先后编撰成书者九本，传至今获读者五本，所有志书辗转依袭，而不注明其来源，惟递相转录，补后来事，则每一事初见于何本，按其时序大都可知也。

原载于《思想战线》1981年第3期。原文部分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