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英旭 |《史记》所载庄蹻入滇故事的建构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摘   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张骞“蜀布邛杖”和庄蹻入滇两则事迹存在建构的成分，前者为武帝第二次开西南夷提供了绝佳的出兵借口，后者则通过塑造双方的祖源记忆，使滇国成为华夏的失落故土。二者的存在为武帝建功西南架构起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帝国的权力借此更加畅通地伸向悬远边陲。然而，这两则记载并非由太史公建构，太史公本着“疑则传疑”的精神和打造共祖的目的采纳了这一故事，故事的建构者或是作为武帝心腹的开边受益者们，对此加以考察对深入理解武帝中期开拓西南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庄蹻；滇国；汉武帝；历史建构

楚威王时，楚国将军庄蹻率兵到达滇池地区，“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此即著名的庄蹻入滇故事。然而，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庄蹻本人的身份，却是聚讼纷纭，千年不休。唐代杜佑认为此事系《史记》误记，而班固“因习便书”；【[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三》，中华书局，1988年，第5056页。】近人蒙文通则通过分析相关史料的歧异之处，指出历史上并无庄蹻入滇一事，并考出故事的原型；【蒙文通：《庄蹻王滇辨》，《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王明珂亦观察到《史记》《汉书》《后汉书》对此事记载的差异，认为“这反而显示这段历史的不明确性”，该传说合理化了滇国王室的华夏根源；【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十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3页。】近年来，考古学者张增祺以考古资料入手力证其事出于虚构，颇为有力。【张增祺：《从滇文化的发掘看庄蹻王滇的真伪》，《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但是，学者们的探讨往往止步于此，至于曾经壮游天下并亲历西南夷地区的司马迁为什么采信甚或虚构这样一个并无根据的故事，学界对此尚鲜有论及。笔者不揣浅陋，欲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其置于汉武帝时代的对外政策与政治文化背景中，以考察这一文本生成的历史意义，不当之处还望就正于方家。

一、庄蹻入滇故事辨疑

正所谓“西南外徼，庄蹻首通”，庄蹻入滇是我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记载，首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之后班固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几乎原文抄录了这段文字，仅删“略巴蜀、黔中以西”句中一个“蜀”字。今依《史记·西南夷列传》摘引如下：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跨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颤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

此后到了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二》、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有了变化。《汉纪》将“楚威王”变成了“楚庄王”。【[东汉]荀悦：《汉纪》卷十一，中华书局，2017年，第184页。】《后汉书》中变化较大，不但入滇时间成了“楚顷襄王”时，路线改为“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就连主人公庄蹻也变为“庄豪”。【《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5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华阳国志》《通典》等书，各书微末处略有歧异，对此蒙文通先生在《庄蹻王滇辨》一文中做有详细考辨。【蒙文通：《庄蹻王滇辨》】

然而，从古到今不断有学者对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唐人杜佑在他的《通典》一书中便明确指出所谓庄蹻王滇“恐《史记》谬误，班生因习便书”【[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三》，第5056页。杜佑对此加有一段按语，张增祺先生认为这里除混淆了顷襄王遣司马错取巴、黔中与遣张若取巫、黔中一处小错外，其指出《史记》中的错误则完全正确。参见张增祺：《从滇文化的发掘看庄蹻王滇的真伪》，《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近代更屡有学者撰文对此加以讨论，论辩的焦点聚集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历史上有没有庄蹻入滇、庄蹻是楚将还是楚盗、庄蹻是否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近代学者中首先对庄蹻入滇发出质疑且较有影响力的是蒙文通，蒙氏于1963年撰写《庄蹻王滇辨》一文，指出历史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庄蹻王滇一事，故事的原型应为：在牂牁江流域有一个叫牂牁的古国，其开国君长名为庄豪，“当是在距战国末年几百年以前，沿牂牁江而北来，征服了夜郎、且蘭、牂牁、滇池等国，地方数千里；成为这一地域的联盟首领”，庄豪所建之滇一直延续到了汉代，其建国故事也一直在附近地区流传。司马迁在行军途中听到这一故事，因豪、蹻音近，便误记为“庄蹻”，庄蹻王滇故事由此生成。至于庄蹻其人，则为楚国大盗，“本无他入滇之事，他和庄豪原不相干”。【蒙文通：《庄蹻王滇辨》】

蒙文通先生基于史书记载的歧异，探赜索隐，条分缕析，所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里庄豪本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内地无任何关系，为何到了《史记》中就变成了楚国的将领“庄蹻”呢？蒙先生推测系为史家误记，这一点宜可再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有意为之，以此可窥史家深意。考古学者张增祺通过对滇文化、楚文化的对比，同样认为庄蹻入滇于实无据。庄蹻既能够以其众王滇，所率军队必不会太少，且应多为青壮年男子。在他们娶妻生子、落地安家之后，照常理楚文化应在滇池区域大量传播，“原滇池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甚至风俗习惯都会有一次较大变革”。作者详细对比了两地出土的兵器、容器、乐器、装饰器、货币等物，此外还从滇人、楚人的体貌特征、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加以补充说明，发现二者各成一系，显然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看不出明显交融痕迹。【张增祺：《从滇文化的发掘看庄蹻王滇的真伪》，《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庄蹻王滇”的记载很可能是一个误传，不宜轻信。也就是说，云南古代史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楚国将军或农民起义领袖“王滇”的问题。战国至西汉初，滇池区域古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因袭关系都十分清楚，丝毫看不出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庄蹻）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滇池区域”。【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3—274页。】从考古材料来看，今天滇池地区确有铜镜、带钩、五铢钱、玉鳞施等呈现汉文化特征的器物出土，但时代皆稍晚，应属于武帝开西南夷后汉文化进入的结果，有些甚至已经到了东汉，不能据此认为是楚文化的产物，更与庄蹻入滇一事无涉。

坚持庄蹻入滇确有其事的学者亦为数不少，这其中当以方国瑜、马曜二先生为代表。1975年《思想战线》发表了二人数篇有关庄蹻入滇问题的文章，拉开了论战的序幕。随后该刊又刊登一系列相关论文和来信，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主要见马曜：《庄蹻起义和开滇的历史功绩》，《思想战线》1975年第1期；方国瑜：《从秦楚争霸看庄蹻王滇》，《思想战线》1975年第5期。】但他们二人之间仍有不小分歧，如马曜认为庄蹻的将军帽是司马迁凭空给他戴上的，随即方国瑜就撰文指出开滇的庄蹻就是楚将，并非农民起义领袖。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又持续到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影响着学者在写作中如何处理这一悬案。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庄蹻入滇问题淡出人们讨论的中心，但仍偶有佳作面世。【有关庄蹻研究的学术史辨析，参见杜玉亭、杜雪飞：《庄蹻王滇千年争论的学理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朱映占、王文光：《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

事实上，正如学者反复强调的那样，以当时秦楚争霸形势来看，确无派将军庄蹻开滇的必要；且滇人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至今出土器物中仍未发现带文字的本土文物，庄蹻若真的率众王滇，不管他的身份是楚将还是起义首领抑或大盗，断无放弃汉字这一便利统治工具的必要。而直到汉朝的使者王然于等人来到滇国，滇人对中原地区仍一无所知，如若滇国真为庄蹻所建，作为楚人后裔的滇王又怎会问出“汉孰与我大”那样的话？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来看，庄蹻入滇这一记载当以误记或虚构为是。然而，司马迁写作《史记》极为审慎，即便采取当地风闻也当小心分辨，不至出现人名、地名皆误的情况，误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太史公明确将其系之于楚且在文末长发议论，颇疑当时存有一故事原型，而此“原型”则是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捏合当地传闻建构而成。至于这么做的原因，还得放在汉代中期政治环境中寻求答案。

二、“蜀布邛杖”：汉武心迹与西南夷地区的开发

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归来，称其在大夏时曾见到产自汉朝境域内的蜀布、邛竹杖：

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武帝对张骞之言十分重视，立即派出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出使西南，由此掀开了第二次经略西南的大幕。为讨论之便，笔者将上述内容称为张骞“蜀布邛杖”故事。因关涉“西南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学界对该条史料十分重视，每每称引，并于此寻求武帝开西南夷的原因。这一故事的真伪姑不具论，其中某些情节则殊为费解，有待进一步地辨析。

在此之前，汉王朝与南越国的交战过程中已经意外获悉这一区域，进而建立了较初步的统治。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唐蒙受王恢之命出使南越偶然发现“蜀枸酱”，回京后经向蜀商询问，方得知夜郎有道可通南越，随即将这一讯息报告给武帝：“南越王黄金左素，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汉武帝肯定了这 想法，并遣唐蒙亲预其事。唐蒙“从巴蜀作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在他的利诱之下，夜郎周边小国因贪恋汉朝财物纷纷归顺。汉朝在此设置犍为郡，这标志着南夷地区的郡县化。不久，“邛、作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这意味着西夷的“内臣”化。在这一事件中武帝的目标本是南越地区，在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的情况下，反而在西南夷地区收其功，汉朝的统治触角初涉西南夷，庶几可以视为武帝开边事业中的一个不期然果实。

总体来看，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初次经营并不顺利。首先是蜀地父老不能理解天子“心意”，闻听发兵转漕之令，皆“大惊恐”，对此表现出抵触情绪。武帝不得不遣使司马相如晓谕巴蜀百姓“使咸知陛下之意”。这里所谓的“陛下意”，无非反复申说武帝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在追求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话语体系下，“不肖愚民”不过是需要捐点钱、出点力，竟因一己私利毁败盛意，实在有些不恤天恩，无怪乎“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3046页。】。司马相如西南之行虽因受贿失官，但旋即被武帝召回为郎，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他善体君意的缘故，相如在这里为后世留下一篇精彩的檄文，亦可视为武帝开边功业的内心独白。【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载《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第117页。】其次是财政困难带来的具体压力使开边行动难以为继，“当时是，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见《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在庞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这种“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的行为遭到来自民间与朝堂的双重反对【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公孙弘“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18页。】，武帝虽心有不甘，但为了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及对抗匈奴，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遂“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武帝初次经营西南夷地区自此告一段落，由此留下的遗憾待时机成熟自会解决，这就为他第二次开发西南埋下了伏笔。

在此后一段时期内，西南夷之事暂被搁置，直到张骞归来言及“蜀布邛杖”，将西南夷地区视为交通大夏的枢纽之地，武帝在数次派使不通的情况下，欲以兵威征服该区域从而保证道路的畅通，因之重启拓边西南之业。然细究此处武帝发兵西南夷的理由，实未免太过牵强。从今四川经云南到达印度再到西域之间存有一条古老的通道，已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事实，并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几为定谳，无甚可疑；问题在于，武帝为何对该通道给予如此特殊的关注，何以一闻张骞所述“蜀布邛杖”故事立即派人出使？《史记》对此的解释是大夏“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易言之：取道西南为便。仅仅为了通使大夏便不惜耗费兵力物力开拓一片新区域，几为天方夜谭，难以令人信服。且如张骞所言，既有可供蜀布、邛杖流通的“蜀身毒道”，商贾凭一己之力尚可借道而行，为何汉与大夏不可以此为道互通往来，偏要出兵掌控这一地区而后止？这很难说通。更何况史书明确记载，元狩元年匈奴浑邪王降汉之后“汉兵击逐匈奴于漠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资治通鉴》卷二〇，汉元鼎二年三月，中华书局，2011年，第665页。】，知这一时期北方道路并未被匈奴阻隔，即便有所侵扰行事也必较开西南夷为便。

值是之故，将张骞“蜀布邛杖”故事中的通使大夏作为汉武帝第二次开西南夷的原因难以成说，我们认为对该则材料不宜理解太实，张骞居大夏时或许确曾见到来自汉朝的蜀布、邛杖，通使之事则扑朔迷离，其或仅仅是武帝经略西南的一个借口，为其造势而已。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汉武帝心机颇密，完全可能利用张骞所言满足自己开边之欲，在这里“蜀身毒道”事真，“通大夏”与用兵西南则并无决然的联系。换言之，武帝的真正用意就在于西南夷地区本身，没有所谓张骞“蜀布邛杖”故事，同样会用兵西南，这既是第一次经略西南夷地区的余绪，也是西汉中期“公羊”学盛兴的产物。武帝一将西南夷地区郡县化旋即停止用兵，不复见所谓“通大夏”之事，即为其证，所谓“身毒国道便近”充其量也只能视为开发这一区域的副产品。

考虑到第一次发兵西南在民间和朝臣的双重抵制下悻悻收场，其时像公孙弘这般谨慎唯诺之臣都要站出来挑战皇帝之威，不难推想武帝在位之时面对征伐之事带来的社会衰败、民生凋敝，朝廷有识之士定会据理力争、上疏反对。以常理度之，武帝重启开边之业恐不会太顺利，反对的声音必然充斥朝堂。今天虽已无法看到具体奏疏，但仍有草蛇灰线，可供缀联。《汉书·昭帝纪》赞曰“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第233页。】，又《汉书·杜周传》，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汉书》卷六〇，第2664页。】。据《汉书·夏侯胜传》，当宣帝欲为其曾祖议立庙乐之际，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卷七五，第3156页。】徐复观先生认为夏侯胜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此抗诏之言，“卒未因此得祸，其为反映当时事实，可以想见”【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两汉思想史》卷三，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同文徐先生指出司马迁并非完全反对征伐匈奴，但认为伐匈奴的结果得不偿失。武帝出于一己私欲肆意破坏朝廷纲纪并大加杀戮，由此引起当时人民的痛苦、社会的破坏、政治的危机，《史记》在《平准书》《酷吏列传》《匈奴列传》等篇中都有所反映。此外，《史记》在列传中很少记载当时奏疏，唯有谏伐匈奴一类应书尽书，于此可见史公微旨。】。武帝一生穷兵黩武所带来的弊政于此可见一斑，以致昭帝甫一继位即由霍光主事完成政策上的转变。针对武帝的征伐之业，桑弘羊等与贤良文学之间曾有一场激烈的论辩，贤良们抓住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而对此加以严厉的批判和否定，学者指出贤良文学对边事的意见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第158页。】，“偃兵休士”表达了普通人的厌战情绪。这几则材料虽多为后人之言，但其时去武帝未远，且相对而言逃离了“今上”带来的政治高压，他们的批评或更能反映历史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武帝第二次出兵西南将再次面临来自朝堂和民间的双重阻力，为其发兵寻得一个合适的理由遂成为必要之举，是时恰逢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并向武帝报告了他的见闻，“蜀布邛杖”故事适时而出并肩负起它的历史使命。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下文将以西汉中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为线索对此加以考察。“公羊”学说在西汉中期发展迅猛，其早在文景时期就已得到传播，后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武帝时期正式成为朝廷法定正统学说，并对西汉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开疆拓边活动中。学者指出，武帝心中似乎有一张三十年完成全部事业从而转向守成的预设时间表，事业的重心即出师征伐和变更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战争又推迟数十年之久，未能按时实现政策的转变。【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229页。】在武帝的预设时间表上，对外经略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周边民族是北方的匈奴，其次是南方的南越，经过汉初百余年的经略，到武帝时皆取得可观的成效，摆在武帝面前的“治夷狄”便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二者，更多的所谓“远夷”已经纳入他的视野，出现在时间表上。《史记·儒林列传》载有一则武帝问事申公的材料：

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壁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21页。】

在这一事件中，不仅好黄老言的窦太后对儒学持鄙夷态度，好儒的武帝对此似乎同样不以为然。学者分析武帝的失望主要是因为这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但与窦太后不同，武帝并非嫌其“文多质少”，而恰恰是因他需要、期盼更加多文、多言的儒术。这一事件透露出的信息是，武帝真正需要的不是贾谊、申公这一类的“少文”儒学，而是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的可为兴边事业提供理论支撑的“公羊”之学。【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4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21页。】

陈苏镇先生指出武帝对“公羊”学的了解有一个过程，“其中重要的事情有三件：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二是公孙弘受到武帝赏识，三是董仲舒与江公辩论”，经此事件“公羊”学逐渐向正统学说迈进。【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21页。】《公羊传》本有“三世异辞”之说，到了董仲舒这里成为“衰乱”“升平”和“太平”之世的“三世异治”之学，它们分别对应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远夷之君，内而不外”。照此理解，汉初至吕后时期内外纷扰，大致相当于上文中的“衰世”，文景时期则是“升平”之世，而到了武帝这里，就应当是“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之世了。【陈苏镇先生对此问题有极为精妙的论述，详见氏著《〈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30、238页。】既如此，摆在武帝面前的头等大事便是“治夷狄”，在武帝看来，“治夷狄”就是“致太平”，其一生出师征伐的全部武功，都不应舍弃这一重要思想史背景另作他解，武帝两次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自然同样须从此处着眼寻求理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经略四夷，

东南西北都有所建功。西南夷的纳入，对成就整齐四夷的历史功业意义非常，这意味着填补了最后一块拼图。这一点，与后来的王莽不惜代价也要在羌人那里设置“西海郡”，以凑成东海郡、北海郡、南海郡的整齐格式相类似。

上文已经看到，武帝为用兵西南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即所谓张骞“蜀布邛杖”故事。下文将具体论述武帝君臣如何通过建构西南与中原的祖源记忆，从而进一步消减出师无名带来的后坐力。

三、庄蹻入滇故事的建构目的与历史意义

如上文所述，有关庄蹻入滇的历史史书记载互异，学者意见不一，仿佛进入一个历史死结，将论辩延续下去似乎已很难将道理讲清楚，如何跳出这个圈子重新审视这一文本生成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意义成为本文所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首先回顾历史上与庄蹻入滇相似的几次“徙边”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太伯奔吴这一事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445页。】根据这条材料，位居今江苏一带的吴国，其王室的先祖是为周王室的旁裔，二者同宗同源。不过，这一说法遭到学界的质疑，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太伯所奔之吴并非江苏南部的吴国，而是位于渭水流域的大国。【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既然如此，“太伯奔吴”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又何以漂移至长江下游的句吴之地呢？王明珂先生从华夏族群边缘人群“寻得或假借华夏的祖先”及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两方面对此加以解读，指出尚为“荆蛮”的吴国通过假托一位华夏祖先实现了自身华夏化并得到华夏诸国的承认，得以凭借“尊贵华夏祖先”赋予的华夏身份对抗楚国。在这个过程中旧的记忆逐渐遗忘，新的历史记忆得以建构，从而形成今天看到的这幅图景。【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269页，第280页。】太伯奔吴的故事并非孤例，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华夏与“蛮夷”族群边界的调整时期，周边民族纷纷通过构建与华夏的祖源记忆进入华夏圈层的边缘线内，从而造成这类故事层出不穷。《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卷四〇，第1689页。】，高阳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在这一语境下楚实为华夏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更是将越王勾践的家世系在禹的身上，“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史记》卷四一，第1739页。】；《史记·秦本纪》则记载秦的祖先为“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子大业，“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卷五，第173—174页。】最后一条材料尤其值得注意，既然华夏祖先的子孙或居中国、或居夷狄，这就为边缘族群的华夏化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

王明珂指出华夏边缘的向外扩展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华夏心中异族的概念不断外移，二是华夏边缘人群假借祖源记忆从而达到夷变夏的目的。【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279页。】当他观察庄蹻入滇这段历史时，同样注意到史书记载的模糊之处，并认为这显示了“这段历史的不明确性”，“这一段历史（或传说）合理化滇国王室的华夏根源，有助于滇国由上而下的华夏化”。【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353页。】确如作者所言，滇国成为郡县后社会上弥漫着华夏化的气息，石寨山墓地出土的大量汉式器物可以视为这一现象的反映，然而，这一现象究竟是滇国主动寻求“以夷变夏”的表现，还是滇国地区郡县化后自然而然的结果，目前尚难以分辨。

不过，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庄蹻入滇故事”的建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边缘人群寻得一位华夏祖先，更重要的是汉朝借此“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继而寻得一块华夏“故地”，武帝的开边事业因之大有可为，华夏族群边缘线得以大幅外移。

邢义田在考察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时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汉代天子对周边汉人势力所建政权的打击特别无情，“中国的统治者即使不能一统胡汉，至少也要一统中土，包括诗书礼乐所及的边缘地带在内”【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载《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34页。】。对于这一现象，不妨称之为“逢汉必统”的王朝心态，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勤与赵佗为秦末边吏、南越本秦之一郡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这一心态在起作用。上文已经提到，西南夷本是武帝征伐南越的意外收获，武帝君臣是否有可能以南越为样板打造一个类似的传说，将滇国的王室塑造成位“华夏贵族”后裔，从而为自己的大一统事业增添合法性？

在太史公笔下，庄蹻的身份为楚国大将，楚威王时来到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正当他准备返程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国内时，“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故事的最后，史家还不忘强调“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在这段记载中有几处细节值得留意，庄蹻为楚将，这与赵佗的秦吏身份相似，“楚”在周代虽或被视为南蛮，但到了汉代已完成华夏化历程成为华夏的一员，且汉初君臣多为楚人，故庄蹻的楚将身份在这里完全不影响他所隐喻的华夏形象；《史记》说他“故楚庄王苗裔也”，知庄蹻是为楚国王室后裔，而“楚之先世出自帝颛顼高阳”，这再次印证了上文的判断，庄蹻的形象满足一位“华夏祖先”所应具有的条件；庄蹻来到滇池流域，“以兵威定属楚”，“属楚”二字为本句的关键，这意味着在庄蹻那里滇已成为楚国的一座边邑，只是时隔势异未能归国向楚王禀告，也就不为世人所知。在这一逻辑之下武帝的“以兵临滇”就成了收复华夏故地的正义之举，这里因楚危而滞留滇地称王的庄蹻与秦亡而割地称王的赵佗是何其相似！“秦时常領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意味着秦的统治已经触及这一区域，同样在强调其与南越无异，都是华夏故国的历史遗产，只是到了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在这一叙述中，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先有庄蹻导夫先路，继而秦朝踵其后，武帝的功业在于将汉初不得不放弃的遗产重新收回，这并非华夷间的征伐，而是汉帝国的“一统中土”。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建构得来的“庄蹻王滇”故事与南越国历史十分相似，作为华夏祖先的庄蹻与作为华夏故地的滇国呈现在世人面前，武帝所欲为的便是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及“华夏故地”。

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提出“边缘地域”的概念，他指出在真正的草原游牧和灌溉农业地带之间，还有一个在地理条件和生产性质上的过渡地带，由此过渡地带构成的边缘性社会从未被完全征服，草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的斗争都要寻求这些边缘社会的支持；并进一步指出如何掌握边缘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斗争的关键。【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Boston：Beacon Press，1940，1967）.转引自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26页。】邢义田对此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进一步指出秦汉之时广大南方地域存在一群语言、生活习俗和文化皆不同于中原地区，也不像中土之人所期待的那样心存归化，“在中原和这些区域之间同样有边缘性的地带或社会存在”。此外，邢氏认为中原动荡之时，不少中土豪杰来到边缘社会追求人生的际遇，而这些游离出来的“豪杰”因熟知中国的治术与文化，存在取天子位而代之的可能，因此在皇帝眼中他们比蛮夷更为可怕。【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载《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26页。】

严格来说，滇国本身并不属于这里的“边缘地域”，从今天考古发现来看，早期滇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它自身的独特性，观察不到明显的汉文化犀入。但随着“庄蹻入滇”故事的进入，滇国一变成为典型的“边缘社会”，看似掩耳盗铃般的自欺之举，却将滇国塑造成不得不除的危险角色，于是乎对滇池地区的开发又多了掌控边缘社会这一层历史意义。除了赵佗分割的南越，与之同属边缘社会的其时尚有燕人卫满逃入的朝鲜。卫氏王朝传三代而亡，比较其与南越国、滇国的共同点，除了皆为华夏人群所建，三者的结局也高度相似：国除后俱为郡县。卫氏朝鲜与赵佗南越均为华夏人群建立，这点史载甚明，无须分说，而滇国地区的郡县化相比之下就尤其需要一个类似的“传说”，以建构双方的祖源记忆，庄蹻入滇故事大体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目标应运而生。另一方面，面对刚刚归附的西南夷地区，如何将其纳入华夏民族的认同体系，进而巩固汉王朝共同体意识是武帝及其开边智囊集团面临的一大难题，庄蹻的华夏贵族身份与他王滇的事迹和太伯奔吴、赵佗王越相类，由此建构而来的历史记忆，对塑造天下一家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王朝在此基础上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强有力的统治，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总之，并非滇人在制造他们的祖先，而是中央王朝利用当地传言，制造了历史上的庄蹻。

四、庄蹻入滇故事非由太史公建构

现在留待讨论的问题是，这一故事是否由太史公所建构？笔者并不如是看待这一问题。对《史记》一书稍有了解，便知史公对武帝一生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开边之举持有坚定的否定态度，对武帝开西南夷之事的批评亦散见《平准书》《司马相如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诸篇，因此毫无理由迎合武帝拓边西南建构上述故事。

太史公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谓孔子“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这未尝不可视为他自己写作《史记》的书法之一。对于一些时代久远、真假难辨的迷离之闻或难于取证的秘辛之事，史公只能录其文而存其疑，故而徐复观先生认为“史公所述史实，如有错误，乃来自他所根据材料自身的错误，或编写时的偶然疏忽；断不会出之以随意编造的手段”【徐复观：《原史》，载《两汉思想史》卷三，第245页。】。《史记》书中对该书法的使用，可见《晋世家》中的“桐叶分封”故事，该事在《吕氏春秋》中有相似的记载，不过训导成王的人变成了周公。司马迁对这类故事，自然是不信的，只是战国时期诸子们的演绎，使其变得十分流行，于是太史公也只能据“实”记录了。可见“实”在太史公这里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对于秦始皇是否为吕不韦之子的记载也是如此，这一说法在当时极为流行，所以司马迁选择在《吕不韦列传》中“据实”记录，但在《秦始皇本纪》中却绝口不提，完全不予采信，前后歧差正反映了太史公历史书写的笔法与态度。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张良和曹参两例，《史记·留侯世家》数言“留侯性多病”“病甚”“因病不视事”，而“太史公曰”却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这一看似冲突抵捂之处，实则表示太史公言张良多病仅为据实而录，他自己并不相信留侯真病，留侯称病是为看透刘邦阴险狡狭之后的柔退之术；又太史公在《曹相国世家》盛颂曹参之善治多功，结语又言“……故天下据称其美矣”，知前文所载曹参之功、曹参之治皆为当时天下人的看法，太史公未必持此论，即“前文歌颂乃写当时之反映，赞则报道历史之真实也”。【对张良、曹参两例的分析，参见徐复观先生《《史记》札记》，收入氏著《两汉思想史》卷三，第587-589页。】基于此，有理由相信当时社会上已存有“庄蹻入滇”故事流行，太史公据“实”采录而已，至于其本人，甚至都很难说完全相信这一光怪之言，只是碍于皇权之盛不曾点破这层窗户纸。另一方面，太史公选择采用这一传闻或有其自身的考虑。与王朝统治者相似，如何书写新开郡县的历史是太史公面临的一大难题，通过庄蹻入滇故事将滇国历史与楚国相联结，进而纳入华夏共祖的历史范畴，这也符合《史记》一书的写作取向。

“庄蹻入滇”之事既非误记，又非由太史公建构，那么此事的建构者又当是何人呢？笔者注意到，武帝开西南夷本由南越之事所起，唐蒙、司马相如等人作为最早一批参与者，也是拓边西南的直接受益群体，他们最具备建构这则故事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司马相如，他曾因发卒之事奉旨往使巴蜀晓谕当地百姓，继而又得拜为中郎将出使处理西南夷内附之事，可以说对西南夷地区的情况十分了解，某种意义上不妨将其视为武帝经营西南的代理人。相如以“献赋”受到武帝的宠待，其文笔极佳，建构则故事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且他从君多时，颇知武帝心意，窃以为他为迎合武帝开边之欲建构出这一故事最为可能。

下文就此试做简要分析。司马相如初“以赀为郎，事孝景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做了武骑常侍，但他官场并不如意，后来游士他方，客居梁国；直到他的同乡杨得意为他引荐，相如才得以借献赋之机重回政治中心。在其由家居重归仕途、由退转进、由隐而仕的变化中，“以自己的才气交换皇帝的青睐，是他为仕期间必须做的事”【王铭铭：《士、文章与大一统》，载《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3页。】，这一点通过其作《大人赋》一事尤易看出。武帝一生酷爱求仙问药之事，身边聚集了不少方士，相如对此观察得很真切，他迎合武帝之意，言“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56页。】。赋中对武帝求仙之事极尽歌颂，媚态几许，风骨全无，顾颉刚先生称此“暴露了汉代学术的黑暗面”【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页。】。鲁迅先生曾言“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对于两司马的不同命运，他指出“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岳麓书社，2013年，第67页。】此论或有所属意，但于此观之并未达意，如果说初次入仕的青年司马相如尚有游士之风与桀骜之性的话，以献赋重归政坛的他很难再说什么“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了。

此外，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不容忽略。“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蜀地处于中原与西南夷地区之间，自古就是双方文化互馈的重要孔道，《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言“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可见其正是站在巴蜀的视角对这一地区展开叙述的。正如方国瑜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原之人之所以了解蛮夷的分类，是因为蜀地百姓与这些部族之间早已有了频繁的接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作为蜀人的司马相如，对于这一地区有着常人难以匹敌的信息优势，武帝命他往使巴蜀及处理西南夷事务，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基于他对该地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相如具备建构本则故事所需的背景性知识。

另一点则是基于司马相如注重用“德化”的方式解决西南问题。有学者观察到，与手段强硬、用刑严酷的武将唐蒙不同，在西南夷问题上，司马相如主张用政治和文化的“软手段”来解决问题，在唐蒙所推行的军事路线受阻后，相如奉旨往事巴蜀教谕百姓，使其“德化”观得以具体施行。“对于大一统，司马相如的理解似乎是荀子式的，在重视圣君之制礼的同时，重视天下民生与超地区（‘国’）关系的‘通达’”，从其处理西南夷问题的具体实践来看，他并不同意那种一味地以武力开拓边疆的做法，而更倾向于在“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的前提下促成文明的“通达”。【王铭铭：《士、文章与大一统》，载《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第251、263页。】这样的大一统观与武帝有所不同，然与贾谊“以礼义治之”及董仲舒“以德善化民”的政治学说存有某些暗合之处。通过建构庄蹻入滇故事，构筑起滇人对汉地的祖源记忆，从而塑造双方的文化认同，化解彼此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弥补强势军事征服带来的弊病，这一切正符合司马相如所强调的德化观与文化“软手段”。

综上所述，《史记》所载庄蹻入滇故事的建构者难以认定为太史公本人，太史公只是本着“疑则传疑”的精神和打造共祖的目的采纳了这一故事，笔者将此事系于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开边受益群体，然而史阙有间，这也仅仅是一个可供思考的推测而已。

结语

本文在前人已明确提出庄蹻入滇事出虚构的基础之上，考察这一故事生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意义。指出《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张骞“蜀布邛杖”和庄蹻入滇两则事迹存有史实失真的成分，但这并非鲁鱼亥豕之类的误记，而是有意建构。二者的存在为武帝建功西南架构起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帝国的权力借此更加畅通地伸向悬远边陲。武帝两次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已表明开拓西南是帝国推进大一统格局进程中必要的一环，这与“公羊”学在西汉中期的兴起密切相关，因此用兵西南最主要的原因毋须外求，所谓张骞归来言及“蜀布邛杖”以通大夏之事不足尽取。

“蜀布邛杖”故事为武帝用兵西南提供了绝佳借端，“庄蹻入滇”故事则通过构建双方的祖源记忆，不仅一举为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更寻回祖先开拓的失落领土。武帝的开边事业变得温情脉脉，充满了道德感与使命感。军事与“故事”交织而下所实现的双轨征服，就是庄蹻入滇故事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与以往英雄徙边故事不同之处在于，这则故事的建构者很可能并非“四夷”而是“华夏”自身，这意味着滇人最初或许对此持有抗拒态度，但待滇国郡县化之后，身份已发生转化的滇人将重新审视这份历史遗产。庄蹻入滇所建构起的历史记忆无疑为合理化其华夏身份提供了巨大便利，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反复调适，历史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到了东汉已是汉风洋溢、“从此滇波不倒流”了，这就是庄蹻入滇故事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人们常常追问消失的滇人避往何处，于此或是一个可期的思考方向。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附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薛小林师提供了指导帮助。另，文章曾提交至第十四届高校史哲论坛，得到与会老师和同学的批评指正，在此谨申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