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

三国时期，蜀汉为实现其“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以下凡引《三国志》，均只注篇名。】的基本国策，采取了东联孙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针。解决“南中”问题是贯彻其“南抚夷越”方针的重要步骤。

蜀汉对“南中”的政策，向为史家所称道。当前史学界流行的看法，大略如下：（1）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的南中之役，采取了“攻心战术”，主要不是以军事手段而是以政治手段使对方折服；（2）平定南中后没有留下汉官汉兵进行直接的统治，而是起用当地少数民族“渠帅”治理当地；（3）这种“和抚”的“怀柔方针”，使蜀国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终亮之世，南方不复反。

形成上述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如下两则记载：

一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马）谡送之数十里……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蜀志·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二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止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两段文字，为人们经常征引，据以论证诸葛亮的“南中”政策。然而，稽诸书传，所谓“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不留外人”，“不留兵”，“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等，颇与史实不相符合，故对诸葛亮“南中”政策的评价，似亦有可商榷之处。兹就上举数端，略陈管见，以就正于诸贤。

一、所谓“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有的著作根据上述记载而认为“诸葛亮在南中采取了‘攻心战术”，“没有大规模剿灭杀戮，而是以宣扬声威、散布‘恩信’为主，……不单靠军事力量去镇服，主要用政治手段使对方折服”，“是我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范例”。那么南中之役究竟主要是采取军事手段，还是“攻心战术”和政治手段呢？

南中地区的反蜀势力，早在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就已非常猖獗。刘备在永安死后，“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蜀志·诸葛亮传》】。“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蜀志·后主传》】牂牁太守朱褒亦拥郡反。一时之间，蜀汉后院起火，局势异常动荡。当时诸葛亮即有亲自南征的打算，只是“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蜀志·诸葛亮传》】，王连也谏曰：“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蜀志·王连传》】诸葛亮才不得不暂时隐忍，以俟后举。当时情况就内而言，因刘备大败于猇亭，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吴志·陆逊传》】，元气大伤，无力南征。加以刘备新丧，国内政局亦有待于进一步稳定。就外而言，吴、蜀联盟已遭破坏，而南中诸郡的反叛便有东吴的背景。雍闿等人“使命周旋，远通孙权”【《蜀志·张裔传》】，甚至将蜀汉所派太守张裔缚送孙权。于是“吴王孙权遥用闿为永昌太守”，并“遣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州际”【《华阳国志·南中志》】。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诸葛亮一方面要稳定内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志·后主传》】；另一方面则“遣使聘吴，因结和亲”【《蜀志·诸葛亮传》】，恢复和重建吴、蜀联盟。这就是当时诸葛亮“未便加兵”的原因所在。

当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有所改善，有了较好的内外条件之后，诸葛亮便诉诸武力，大举南征了。

南中之役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行动。蜀汉大军分三路南进，诸葛亮率主力“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别遣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华阳国志·南中志》】。

这三路军是如何推进的呢？诸葛亮所率之主力军首攻目标是越巂。这里的叛乱首领高定（《华阳国志》作高定元），是当时南方数郡反叛头目中，史传明指为“夷王”【《蜀志·后主传》】“叟帅”的唯一少数民族首领。他对于诸葛亮的进攻进行顽抗，“自旄牛、定筰、卑水，多为垒守”【《华阳国志·南中志》】。诸葛亮首战告捷，攻克了高定的根据地，使高定“失其窟穴”，并“获其妻子”。诸葛亮欲以此迫使高定“归首以取其生”。但是，高定纠集残部二千余人，杀人盟誓，声称要与诸葛亮“死战”【诸葛亮《南征表》，《北堂书抄》卷185。】。于是诸葛亮再战高定，“斩高定元”【《华阳国志·南中志》】，彻底歼灭了这支叛乱势力。

李恢所率中路军进攻目标是益州（郡治，今云南曲靖），此地反蜀势力的代表是大姓雍闿。这一路亦遭顽抗，“恢军按道向建宁（即益州），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李恢用建宁人俞元，以当地大姓的身份，欺骗南人。“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慢。”叛军中计，“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均见《蜀志·李恢传》】用武力平定了这股叛乱势力。

关于马忠所率东路军的情况，书传阙如。他的主攻目标是牂牁的朱褒。史称“马忠破牂牁”【《华阳国志·南中志》】，大概同中、西路军一样，也是用武力平定了这股叛乱势力。从其平定叛乱后对叛军死伤将士“抚育？理，甚有威惠”【《蜀志·马忠传》】的情况，可以推知战况同样是激烈的。

由此可见，诸葛亮统一指挥之南征三路军，无不采取“兵战为上”的军事镇压方针。平定南中后，诸葛亮自己承认：“夷新伤破，父兄死丧。”史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 均见《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秋悉平”【《蜀志·诸葛亮传》】。与诸葛亮友情甚笃的谯周亦谓：“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蜀志·谯周传》】

所谓诸葛亮南征主要采取“攻心战术”或“政治手段”的唯一根据，就是“七禽孟获”。

关于诸葛亮七禽七纵孟获的故事，除见于《汉晋春秋》外，亦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该书谓雍闿被高定杀死后，孟获代闿为主。“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所谓七禽七纵孟获之事，可疑之点甚多，殊不可信。

首先，陈寿《三国志》全书无一语道及孟获其人其事。有关孟获故事，均为裴注所补。尽管陈书所载有所未备，然亦不至疏漏如是。南中的反蜀首领，如牂牁朱褒、越巂高定、益州雍闿等人，陈《志》均一再叙及，何以唯独于“代闿为主”的孟获不置一词？蜀国本无史籍，《蜀志》乃由陈寿手自鸠集资料写成。他曾受命“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蜀志·诸葛亮传》】，掌握了关于诸葛亮的大量资料，熟谙诸葛亮生平事迹，因此，对于南征中如此重要的事件是不致疏忽的。陈寿对于诸葛亮其人也非常敬佩和尊崇，观其《表上诸葛氏集目录》以及《三国志·诸葛亮传》之评语即知。因此，也不会对如此盛美之事有意隐讳不载。有关诸葛亮的民间传说，他也是熟悉的，其《表上诸葛氏集目录》说：“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詠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由此观之，七禽七纵之类故事，陈寿当有所耳闻，必因言过其实，故所不取。不仅陈书无孟获其人其事，诸葛亮本人也未一言语及孟获。现存诸葛亮遗文中，对南中叛乱首领高定、雍闿等人均有所及，唯不见孟获。

其次，所谓七禽七纵，与诸葛亮一贯的用兵之道亦不相符合。“诸葛亮一生惟谨慎”，用兵一贯以谨慎为特色。如北征时，他不从褒斜（今陕西褒城）而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出击，企图从陇右逐步向东推进长安。《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诸葛亮始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诸葛亮何以失此战机呢？《袁子》认为：这是由于“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故“初出迟重，屯营重复，后转降未进兵欲战，亮勇而能斗，三郡反而不速应，此其疑征也。”诚如陈寿所说，诸葛亮之才能“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蜀志·诸葛亮传》评】。明乎其人，则知当其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后，怎能让“为夷、汉所服”之叛乱首领“观于营陈之间”，尽窥己之“虚实”，然后“纵使更战”，作如此冒险的行动呢？

复次，从南中之役的前后过程观之，此事亦不可能发生。《南中志》说赦孟获是因诸葛亮认为“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可是他对高定却不待其“道穷计尽”【《南征表》】即加兵斩之。《汉晋春秋》称赦孟获是因其“为夷汉所服”，故企图“募生致之”，而对于高定却不待其“归首以取其生”【《南征表》】即一战而斩之。孟获于七禽七纵之后，“而亮犹遣获”，可是高定在初战失败后，欲求第二次“死战”，诸葛亮即切齿骂道：“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欲求死战”【《南征表》】，不待再战即斩之。观其对高定之战法，想其对孟获亦不致另眼相待。且此后南中地区发生的叛乱，亦无不以武力征剿之。

由此观之，所谓七禽七纵孟获之事并不可信。孟获其人大概还是有的，南中大姓有孟氏，《华阳国志·序志》载“建宁人士”有“御史中丞孟获”。大概是南中大姓中从反蜀营垒中投降诸葛亮的人物之一，后来在蜀汉政权中做官，如此而已。至于后来西南地区关于诸葛亮与孟获的种种美谈佳话，可能只是各族人民对于民族团结的美好心声。对此我们当然应当加意珍惜，但这同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科学评价是两回事。以此唯一怪诞离奇之故事，断言诸葛亮南征主要是用“攻心战术”和“政治手段”，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南中之役是一次地道的军事征服行动，在这一点上，它与同时代的曹操之征乌丸，孙权之征山越的战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异，并无本质区别。

二、所谓“皆即其渠帅而用之”

平定南中后，如何统治这一广大地区，是诸葛亮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其对南中政策的核心。论者往往征引《汉晋春秋》“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一语，认为诸葛亮平南后大量起用少数兄弟民族上层分子，没有留下汉官汉兵进行直接统治。那么，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呢？

诸葛亮于平定南中后，首先即大规模地改置地方政权机构，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南中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汉武帝“开西南夷”，始在此设郡。三国时期，“丞相亮南征四郡”【《蜀志·后主传》】，即越巂、牂牁、永昌、益州四郡。实际当时南中已有五郡，“蜀章武元年……以犍为属国为朱提郡”【《晋书·地理志》】，朱提郡亦属南中地区。南征后，诸葛亮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应为越巂）、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蜀志·后主传》】在原有五郡基础上增设云南、兴古二郡，是为“南中”七郡。

南中七郡之上的最高军政机关为庲降都督。《华阳国志·南中志》云：“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它负责治理整个南中地区。

试看蜀汉历届庲降都督的人选：

邓方：南郡人，“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蜀既定，……选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住南昌县。章武二年卒。”【《蜀志·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同书《李恢传》谓卒于章武元年。是为蜀汉第一任庲降都督。

李恢：建宁俞元人，“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邓方卒……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 《蜀志·李恢传》】建兴九年卒。

张翼：犍为武阳人，“建兴九年，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蜀志·张翼传》】，建兴十一年征还。

马忠：巴西阆中人，建兴十一年“以忠代翼，……延熙五年还朝”【 《蜀志·马忠传》】。

张表：蜀郡人，马忠卒，“以蜀郡张表为代，加安南将军。又以犍为杨义（《三国志》作杨戏）为参军副贰之。”

阎宇：南郡人，“（张）表后以南郡阎宇为都督，南郡霍弋为参军。”

由上列诸人之籍贯可知，在整个蜀汉时期，历届降都督中，除李恢一人是南中人士外，其余均系“外人”。且李恢之督降，不在南征之后，而在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庲降都督掌握南中军政大权，故“都督常重用人”【均见《华阳国志·南中志》】，蜀汉政权是不会轻于假人的。李恢虽为建宁人，并为南中大姓，但他早在刘璋时即“仕郡督邮”。当刘备自葭萌还攻刘璋时，他便投靠了刘备，并受命至汉中，说马超归顺刘备，官至功曹书佐主簿。由于受到刘备的信任，不久即擢升为庲降都督。他是南中大姓中最早坚决投靠蜀汉政权并备受信任的人物。在南征时，他独当一面，以计镇压了建宁郡的叛乱势力。是蜀汉在南中的代表人物，与一般的南中大姓是根本不同的。

庲降督下属七郡，其太守人选亦大体如是，如：

益州（建宁）郡：南征前太守正昂被反叛势力杀害，改派张裔（蜀郡成都人）为太守，又被执送吴。【《蜀志·张裔传》】南征时，诸葛亮派王士（广汉郪人）为太守，又“为蛮夷所害”【《蜀志·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平南后，以李恢为太守。李恢之后又领建宁太守者，有杨戏（犍为武阳人）、霍弋（南郡枝江人）等。【见《三国志》本传】

越巂郡：龚禄，巴西安汉人，“建兴三年为越巂太守”【《蜀志·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张嶷，巴郡南充国人，龚禄被杀后继任太守。【《蜀志·张嶷传》】

牂牁郡：南征前，向朗（襄阳宜城人）、费诗（犍为南安人）先后为太守。“建兴三年，亮入南，拜（马）忠牂牁太守”【《蜀志·马忠传》】。马忠，巴西阆中人。

云南郡：南征后新置，分永昌、越巂为云南郡。第一任太守吕凯，永昌不韦人。【见《蜀志·吕凯传》】

永昌郡：“章武初，郡无太守”【《华阳国志·南中志》】。南征后，诸葛亮表上蜀郡成都人王伉为太守。【见《蜀志·吕凯传》】

朱提郡：第一任太守为南郡邓方。后李严子李丰亦曾官朱提太守。李丰，南阳人。【见《三国志·李严传》】

兴古郡之情况不详。

从上述太守人选可见，除建宁太守李恢与云南郡守吕凯二人为南中人士外，其余亦均系“外人”。李恢之情形已如上述。吕凯之被任为太守，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早已是坚定的拥蜀派。他原为永昌郡功曹，雍闿叛乱时，吴遥授闿为永昌太守。吕凯与府丞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雍闿高定偪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始终效忠蜀汉，与南中反蜀势力坚持长期的斗争，诸葛亮表称其“执忠绝域，十有余年”，慨叹“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吕凯是蜀汉政权完全可以信赖的南中代表，对南中的反蜀势力而言，他也是“外人”。故其擢升为太守后不久，即“为叛夷所害”。其次，当时吕凯在那里实际早已代行郡守之职。永昌郡在南征前无太守，吕凯以郡功曹身份而与府丞王伉执掌郡守之任，故能“帅厉吏民，闭境拒守”。他在此地已“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均见《蜀志·吕凯传》】，具有相当之势力。诸葛亮之举荐其为云南太守，乃顺水推舟之事耳。

除任用李恢、吕凯两位南中人物外，诸葛亮还“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这是诸葛亮所任用的另一批南中大姓人物。他们的被任用与李恢、吕凯的情况不同，均未被任用于南中，而是调离本土至蜀汉政权中央任职。爨习为益州“方土大姓”【《蜀志·李恢传》】，原任建伶县令，平南后官至领军。【建兴九年诸葛亮公文上尚书，谓爨习为行参军偏将军。见《蜀志·李严传》法引。】领军将军“掌内军”。孟获为建宁大姓，平南后官至御史中丞，“掌奏劾不法，……秩千石”【《宋书·百官志》】。孟琰之事迹，史文缺载。他们之出仕蜀汉政权，对于从政治上笼络南中大姓，加强蜀汉政权与南中地区的联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些被任用的南中大姓是当地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呢？有不少著作把他们看作是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和“渠帅”。如王仲犖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就把建宁太守李恢、云南太守吕凯、永昌太守王伉等人视为“诸葛亮选择的南中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89页。】。我以为，南中“大姓”不是当地少数民族“渠帅”，而是当地的汉族大族豪强。

永昌太守王伉为蜀郡成都人，【见《华阳国志·蜀志》】既非南中大姓，更非少数民族，自不待言。李恢、吕凯和爨习、孟琰、孟获等人虽然是南中大姓，但却不是少数民族。

据《华阳国志》记载，南中有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八个大姓。他们均非“夷人”而是汉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曾将被征服之少数民族“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夷多则狠，不宾大姓富豪”，诸葛亮不得不劝令大姓“出金帛聘策恶夷为部曲”，“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华阳国志·南中志》】。这里把“大姓”与“部曲”、“夷人”与“汉”对举，表明大姓之族属乃是汉族而不是“夷人”。

南中大姓中有不少是直接从中原迁徙而去的。秦汉时期曾不断“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华阳国志·南中志》】。如叛乱首领雍闿，即西汉什邡侯雍齿之后人。【参见宁超:《诸葛亮南征的若干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吕凯答雍闿檄曰：“伏惟将军世受汉恩，……曩者将军先君雍侯，造怨而封。”【《蜀志·吕凯传》】明首其为汉雍侯之后。吕氏亦属汉人。《三国志·蜀志·吕凯传》注引孙盛《蜀世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氵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二说不同。后一说谓迁吕嘉后人宗族，又曰因名不韦，于义不协，似以前一说为是。要之，不韦县之吕氏，为外徙之汉人。吕凯为永昌不韦人，其为汉族亦甚明。

南中“大姓”与中原地区的“大姓”一样，都是汉魏时期兴起的地方强宗豪族。那些由内地迁去的“奸豪”、“死罪”，把内地的剥削关系带到南中地区。由于这里“郡土大平敞原田”，有“金银畜产之富”【《华阳国志·南中志》】，又有“滇獠賨僮仆六百之富”【《华阳国志·蜀志》】，便于取得土地和劳动人手，发展农业，并经营金银丹漆等工商业和畜牧业，成为“奢豪难抚御”的地方大姓，形成带有奴隶制色彩的封建豪族经济。

以上是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政策和措施。而对于真正的少数民族“渠帅”又如何呢？

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使为主”【《华阳国志·南中志》】，浓厚地存在着原始的民主推举氏族部落首领的风俗。他们种落无数，“往往邑居，散在山谷”【《华阳国志·南中志》】。邑落首领称为“邑君”。西汉末夜郎王兴，，曾率“邑君”数千人往见新任牂牁太守陈立，【《华阳国志·南中志》】可见“邑君”的数量是很多的。诸葛亮南征后，其氏族部落组织并未打破，对其首领如“耆老”“邑君”等，亦无所谓“任命”与否。事实上他们的“渠帅”依然是自己“任命”的。如越巂郡的苏祁“邑君”冬逢、定筰“率豪”狼岑、汉嘉郡界旄牛“夷率”狼路等，均因“甚为蛮夷所信任”、“为诸种所畏惮”而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渠帅”。越巂太守张嶷需要恢复通往成都的“旧道”，路经旄牛，不得不“遣左右赍货币赐（狼）路”，得到旄牛“夷帅”狼路允许后，才得以通过。可见少数民族“渠帅”还控制着县以下的广大地区。南征之后，蜀汉政权主要占据了州郡所在的少数据点，对县以下的基层则并未能马上加以有效统治。如越巂郡在平南后，仍然是“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均见《蜀志·张嶷传》】。即使庲降都督，亦未能轻易进驻治所，“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蜀志·马忠传》】。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距治所味县（云南曲靖）甚为遥远，直至建兴十一年马忠为庲降都督后才移治味县，深入少数民族地区。

蜀汉政权对于少数民族渠帅，不仅未见擢用，反而继续加以武力征讨，迫使其服从蜀汉统治。如越巂郡“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魏狼屈服之后，太守张嶷才“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而对于不肯降服之“渠帅”，则加以剿杀，如越巂郡“苏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嶷诛逢”。隗渠“逃入西徼”，张嶷又设计“使为反间”而诛隗渠。【《蜀志·张嶷传》】大多数“豪帅”则在武力镇压后被迁徙出南中，如李恢在镇压“复叛”的“南夷”之后，即“徙其豪帅于成都”【《蜀志·李恢传》】，翦除其反叛之根基，以便加以控制。

《汉晋春秋》谓，诸葛亮之所以实行“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是因其考虑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故尔“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可见所谓“不留兵”云云，是与“皆即其渠帅而用之”相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那么，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是否“不留兵”呢？

由于蜀汉国小兵寡，其时诸葛亮“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故不能留下太多军队于南中，但也不能不留兵以守之，免使南中地区得而复失。《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载，南土平定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这些“守将”显然是诸葛亮平南后所留置。《三国志·蜀志·谯国传》》注引孙盛曰：“霍弋以强卒镇夜郎”，明言南中驻有“强卒”。

庲降都督为南中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其主要职守即为统领该地区军事，故蜀汉政权历届庲降都督均加“将军”头衔，如邓方为“安远将军”【《蜀志·杨戏传》】、李恢为“安汉将军”【《华阳国志·南中志》】、张翼为“绥南中郎将”【《蜀志·张翼传》】、马忠先加“监军奋威将军”，后又加“安南将军”【《蜀志·马忠传》】、张表加“安南将军”【《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可见庲降都督均为领军之将军。因此，庲降都督得以利用手中掌握之军队，随时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如建兴十一年南夷耆帅刘胄反，庲降都督张翼即“举兵讨胄”，并积极“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蜀志·张翼传》】。由于张翼“不称职”，诸葛亮改派马忠代之。“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可见马忠没有另带兵，而是利用张翼原有军队与“资储”而斩胄的。

郡守亦领有军队。如张嶷为越巂太守时，原有“四部斯儿及七营军”，但由于夷人“颇奸宄……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军二牙门，及斯儿督军中坚卫夷徼”【《华阳国志·蜀志》】。太守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统兵以镇压反叛，如牂牁郡、兴古郡“獠种复反”，庲降都督马忠派张嶷“领诸营往讨”【《蜀志·张嶷传》】，永昌郡“夷獠”叛乱，“乃以（霍）弋领永昌郡守，率偏军讨之”【《蜀志·霍弋传》】。

综上所述，可知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不仅留下“汉官”，亦留下“汉兵”。其在南中地区的统治乃以“外人”为主，南中“大姓”为辅，而驻守南中的“强卒”“诸营”，则是实现这一统治的支柱。不论“外人”还是南中“大姓”，均属汉族，少数民族渠帅并未得到擢用。所谓“不留官”“不留兵”“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云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三、所谓“南方不敢复反”

有的研究者根据《汉晋春秋》、《襄阳记》南方不敢复反数语，便断言“平定南中后，蜀国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云云。这一论断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对诸葛亮平南结果估计过高。

事实上，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南方少数民族的“反叛”事件史不绝书：

建宁郡：“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蜀志·李恢传》】。

云南郡：平南后诸葛亮表上吕凯为云南太守，但“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 《蜀志·吕凯传》】。

越巂郡：“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蜀志·张嶷传》】太守张嶷在越巂“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华阳国志·蜀志》】。史称其“南平四郡蛮夷，辄有筹画战克之功”【《蜀志·张嶷传》】。

牂牁、兴古郡：“平南事讫，牂牁、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 《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永昌郡：“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 《蜀志·霍弋传》】

其中尤以刘胄之叛规模最大。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冑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 《蜀志·马忠传》】

以上均为诸葛亮平南后所发生的“南夷”反叛事件。从上述事实可见：

（一）自南中之役后，南中数郡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几乎接二连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诸葛亮在世时发生的。

其持续时间，几乎“终亮之世”未曾止息。就地区而言，几乎遍及南中各郡。

（二）这些起事大多都被蜀汉政权以武力镇压，如李恢之“锄尽恶类”，马忠之“破殄胄”，霍弋之“斩其豪帅，破坏邑落”。

这种武力镇压得到了诸葛亮的赞许，如“（马）忠因其（张翼）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均见《蜀志·张翼传》】。但是，这些反抗斗争也给蜀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守将”被害，太守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使蜀汉政权迟迟不能深入南中全部地区，以致有些郡“久失土地”【《蜀志·马忠传》】，“有名而已”【《华阳国志·蜀志》】。其中以建兴十一年刘胄的起事影响最大，迫使诸葛亮不得不撤换原任庲降都督，另易主帅。

（三）上述事件均为“南夷”、“叟夷”、“獠种”所发动，而不见南中“大姓”的反叛事件。

如果说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前，叛乱势力是以南中大姓为主，而以少数民族“渠帅”次之，那么，此后则主要不是南中“大姓”之反叛，而是少数民族及其“豪帅”的反抗斗争。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蜀汉对南中政策有密切关系的。

蜀汉在平定南中后，实行的是扶植南中大姓的政策，而对少数民族则实行民族的压迫剥削政策。

对南中大姓在政治上加以笼络。建宁大姓李恢是南中大姓中拥蜀派的代表人物，他之跻身于蜀汉统治集团，对于争取和稳定南中大姓起了重要作用。如建宁“方土大姓”爨习是李恢的姑父，后来他也倒向蜀汉，官至领军将军。诸葛亮对于少数拥蜀大姓授于方面之任，通过他们去统治南中人民，成为蜀汉政权在南中的重要支柱。大姓的势力亦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永昌吕凯被诸葛亮拔擢后，“吕氏世领郡，于今三世”。建宁李氏亦奕世守宰，恢孙逷于晋世仍为益州太守。把南中大姓中的“俊杰”调至蜀汉朝廷任职，对于从政治上笼络大姓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平南后诸葛亮把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的“羸弱”，分配给南中八个大姓以为“部曲”，一方面扶植了南中大姓的军事力量，表现了对其政治上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具有扶植大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意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南中少数民族则加强了统治和剥削。

对于被征服的广大少数族人民，“赢弱”者被配给大姓为部曲，已如上述。对于其强健者，则加以征发或迁徙。如诸葛亮于平定南中后，即“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均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张嶷平定牂牁、兴古二郡“獠种”反叛后，“招降得二千余人，悉传诣汉中”【《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上刘禅表云：蜀汉军中有“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成为其所依靠之精锐主力之一。还有不少少数族人民则在南中地区内加以迁徙，如李恢曾“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华阳国志·南中志》】。

诸葛亮对于南中少数民族的这种政策，与同时的魏、吴两国有相似之处。东吴陆逊攻破丹阳山越后，即以其“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吴志·陆逊传》】。吴将贺齐讨平豫章东部山越后，亦“拣其精健者为兵，次为县户”【 《吴志·贺齐传》】。曹操征乌丸之后，“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魏志·乌丸传》】

南中少数族人民原先本无赋役，谯周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蜀志·谯周传》】诸葛亮平南后，把封建的赋役剥削加于南中各族人民。他利用少数民族迷信落后的特点，“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华阳国志·南中志》】这是以直观形象的方法向少数民族人民灌输封建的剥削制度。

军赋是南中少数族人民最沉重的负担。平定南中后，即令其“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蜀志·李恢传》】。这些物资为南中所饶，而为蜀汉军国所需。自平南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蜀志·诸葛亮传》】，“于时费用不乏”【《蜀志·李恢传》，剥削相当苛重。其剥削方式大概有两种：一是通过少数民族首领进行征取，如张嶷征服捉马豪帅魏狼后，“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这是通过邑侯魏狼以赋敛于少数民族人民。二是直接剥夺少数民族所经营的有关产业，如越巂郡之“定筰、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蜀志·张嶷传》】。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定筰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又谓“台登县有孙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又有漆。”这些产业在“汉末夷皆有之”。越巂太守张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派遣蜀汉官员从夷帅手中夺取过来。夺取过程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嶷之到定筰，定筰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均见《蜀志·张嶷传》】通过武力征服，这些产业“官迄有之”，【《华阳国志·蜀志》】“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蜀志·张嶷传》】

此外，蜀汉政权还把徭役负担加在少数族人民身上。如张嶷“以郡宇颓坏，更筑小坞。在官之年，徙还故郡，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蜀志·张嶷传》】。

蜀汉政权加在少数族人民身上的民族的、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他们经常发动反抗斗争的主要原因。所谓“郡夷刚狠，皆鸱视”【《华阳国志·蜀志》】，透露了这种压迫剥削所造成的民族关系的紧张。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其直接原因是庲降都督张翼“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蜀志·张翼传》】。《华阳国志·蜀志》亦谓“翼持严法，不得殊俗和”，终于激起了这次“扰乱数郡”的大规模斗争。

所以，诸葛亮南征前后南中地区的起兵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朱褒、雍闿、高定的起兵属于地方割据势力发动的叛乱；而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所发生的起事，则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了。

上述事实表明，蜀汉对南中并没有采取超越它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和”、“抚”方针，对于诸如“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一类话，不可作字面上的理解。蜀汉政权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包括南中问题在内。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然，对此我们是不能过高地要求于古人的。诸葛亮平定南中，对于祖国的统一，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和促进南中少数民族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这种历史的进步同样是以战争和民族的压迫剥削作为代价而换取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并无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