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鸣：秦光玉传略

秦光玉，字璞安，号瑞堂，别号罗藏山人，云南呈贡县人，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他自幼家境贫寒，五岁时生父秀峰公病逝，当时其兄九岁，姊七岁，弟三岁，一家数口人，全靠母亲抚养。他的母亲朱氏是个有志气的女子，经常教育子女：“人贵自立，勿靠人，靠人衣冻死，靠人食饿死。”她“上奉衰姑，下抚弱息，举家生计，拮据以济之”秦以后回忆幼年经历时也写道：“藐藐诸孤，嗷嗷待哺，先妣抚育维艰，余与兄几不能入塾读书。”后来还是伯父仙筹公把他们兄弟俩找去授课教读，他十四岁中秀才。光绪十年（1892年）考入经正书院为高材生，书院前任山长（院长）许印芳（茚山），后任山长陈荣昌（小圃）均为滇中名儒，秦与袁嘉谷同为陈荣昌的得意门生，陈有《怀秦（光玉）袁（嘉谷）二子》诗，首四句云：“从吾游者廿四人，其中高足秦与袁。袁之警敏秦不逮，苦卓秦与袁同坚”。陈对秦的评语是：“其性情不好华而好实，其学问不尚文而尚质，予知之久矣！”廿四岁癸已（1893年）与兄光铭参加乡试，一同考中举人。甲午（1894）、戊戌（1898年）两次赴京会试不第，仍肄业于经正书院，先后共十一年（兼充斋长二年），打下了较深厚的国学基础。光绪廿九年（1903年）书院停办，改设高等学堂，他担任历史地理教习（教员）。当时担任云南巡抚的林绍年，颇有远见，认识到：“兴学原以储才，教育端在师范”，办学必先培养师资，于是和高等学堂总理陈崑山，总教习陈小圃磋商后（按：当时全省尚未设置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由高等学堂兼管），决定由省里自筹款项，选派一批有学行的人员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秦光玉“自念新知识浅薄，办学未尽合法，于是奋然请行，小圃师许之”。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他和周钟嶽、钱用中、杨琼、蒋谷、萧瑞麟等四十人赴日本，入东京附近巢鸭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兼考察学务，一年后学成回国。从此以后，他就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发展我省文化教育事业。

秦光玉是近代我省文教界的一位老前辈，他一生的贡献和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二是对我省地方文献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纂，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一）

在教育方面，秦光玉从清末就在我省教育行政机关工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立云南学务处，管理全省学政，秦是普通教育处和审定处职员。第二年，学务处裁撤，改设学务公所，隶属提学使司，秦任普通课（后改为科）副课长兼图书课副课长，后任图书科科长，负责掌管编译教科书、参考书以及管理图书馆、博物馆事宜。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云南教育总会，他是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后成立学政司，他仍任图书科长兼图书博物馆馆长。民国十年（1921年）被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但他认为“行政不如著书，居官有碍治学”，一年后即辞去。

秦光玉把“乐育英才，实为生平一大快事”，“余一生事业多在教育，虽有时职司行政，而拥皋比，执教鞭之岁月历时为多”。从光绪末年担任云南高等学堂教习起，历任优级师范、法政专门学校，国学专修馆教员，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兼教务长，省立第一师范校长，云南国语讲习所所长，曾参与创办成德中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五华文理学院，门生弟子遍及海内，被尊为“天南师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李根源、李曰垓（艾思奇同志之父）、罗佩金，文学家徐嘉瑞、科学家陈一得、文献地志学家方树梅、老教育家谢显琳、杨春洲，都是他早年的学生。1946年农历六月廿八日，秦光玉八十寿辰，他的好友周钟嶽、李鸿祥、白之瀚，门生李根源、徐嘉瑞、陈一得，后学姜寅清、方国瑜、苏鸿纲等八十七人联名祝寿，在寿序中称他为：“滇中之师表，南国之灵光”。云南省教育会赠寿联云：“砥柱中流，不惑不忧不惧；高山仰止，立德立言立功。”

秦老的学求思想和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一、他认为要推进学术进步，必须提倡思想自由，发扬学术民主。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他在葆光学社作了题为：《研究学术的关键》的演讲，指出：“中国开化已经有五千年了，历史上研究学术的也何尝无人，但学术的进步很缓慢。而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才不过四百余年，但是学术的进步大有日新月异的样子。”他进一步分析了原因，认为主要是思想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我们中国，从前研究学术的人有三层障碍：第一层障碍就是专制。在专制政府下，无论说话、作文章都有些忌讳，有关系政体的就以为‘悖逆’，有牵涉国体的就以为‘叛乱’，抑或有议论古书的就以为‘离经叛道’，有批评先哲的就以为‘非圣无法’。而且新说有禁，异言有禁，言论也不得自由，出版也不得自由，一切聪明才智，都为这专制政府束缚了；第二层障碍就是师古，无论甚么事，总以为今人不如古人。所以各种学问，总不能出古人的范围，虽有心思，都着这古人束缚了；第三层障碍就是家法。从前讲学的人，多专守一家的法子，效法这家就反对那家，效法那家就反对这家，分门别户，入主出奴，所以学人的心里都被这家法束缚了。“而欧美各国学者思想就自由多了，”递演递进，没有停息，或者是前人所有，后人扩充；或者是前人所无，后人发明；或者是前人虽已有，还未尽善，后人又重新改造”。他的结论是；“思想自由，是研究学术的大关键。”秦老对封建专制时代“三层障碍”的分析，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这些意见发表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他主张保存国粹与提倡科学并重，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融。民国廿三年（1934年）6月，他在省教育会作了题为：《论保存国粹与提倡科学》的演讲，认为保存国粹与提倡科学“二者皆不可少，所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也”。因为一方面“求国之道，以建设为最要，然欲图建设，非注重农工商医诸学不可，欲发展农工商医诸事业，非注重博物理化等不可。盖必以自然科学之知识技能，实施于应用科学，而后能达建设之目的。”因此，必须提倡科学。另一方面，“吾华号称古国，物质文明虽不如人，而精神文明则有差堪自信者。”因此，必须保存国粹。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吾所谓国粹，系国粹之精粹者言。如考据家之支离破碎，无关宏旨者，则非国粹；如词章家之浮华绮丽，不切实用者，则非国粹”。显然，秦老所指的“国粹”，是指封建文化中的优良和精华部份，并不包括糟粕。最后，他提出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互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融合的重要见解：“异日者，东西文化对流，取他国所长以补我国之短，取我国所长以补他国之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融合无间，完全无缺”。

第三，他重视“经世济民”的学说，简称“经济”。清代学者姚鼐、戴震讲学，以义理、考据、词章三项为标的。秦老认为还应增加“经济”一项才算完备，所以他“生平所注重者四项，曰义理，日考据，曰经济，曰文章”。要经世济民就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才干，所以他强调学习不应局限于书本知识，“好古敏求故是学，练达人情、阅历世故亦是学，即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亦何尝非学。”

第四，他强调“学术宗旨，又宜与时变通。”也就是说要能跟上时代潮流。除了前述提倡国粹与科学结合外，据秦老的门生周均、于乃义等人回忆：“（秦老）思想、学问，却随时是站在时代之先。即如每天不论如何忙促，总要抽一个时间阅读报纸。抗战以来，各方面的战争形势，在青年当中已很少有人留心到详细的节目，若是问到璞安先生，便能原原本本说出当时的利弊得失来，而且判断将来的趋势，历历不爽”。

第五，他提倡做学问应有独立创见，反对食古不化，主张取各家之长而避其短，”训诂考据以汉学为主实事求是，而破碎支离之弊则不敢盲从也；诚正修齐，以宋学为主，敦行不怠，而迂阔拘囿这失则不敢苟同也。”他还强调：“治学方法尤在独抒见解，研求真理，尝以作古人应声虫为戒”。主张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苟同，不作古人应声虫，这就是秦老治学的基本态度。例如《论语》上有一句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秦老认为：“此在君主专政时代固应尔尔，若君主立宪国则下议院议员皆来自民间，议论政事乃其天职。至民主国以民为主体，人民代表之当然议政，更不待言矣！故读书宜知人论世，不能以古之事例今人，亦不能以今之事责古人也”。实际上他是主张“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广开言路，让人民参与议政的。

第六，他主张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方面结合起来，并以孟子为例：“孟子少时得力于教育者最为完备。孟母断织而旦夕勤学不息，又买猪肉食之以视无诳，此得力于家庭教育者也；孟母三迁，徙舍学宫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此得力于社会教育者也；受业于子思之门，治儒术之道，此得力于学校教育者也。家庭、社会、学校俱受良好教育，其通道而成为大儒宜矣！”

第七，在教学工作中，他注重实践，强调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以身立教，有己而后求人”，“以教者真精神唤起学者真精神”。

第八、他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推广国语（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成立了“云南省立国语讲习所，”他亲自担任所长，指出：“普及教育，不用文言，一律改用国语。文字既不晓得，教育怎能普及？”“国语普及全国，我们办学务的人素常所希望的教育普及，庶几有达到的一日，这是我们中国促进文化的大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秦老这些主张，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

（二）

在文化方面，秦光玉对我省地方历史文献的征集、整理和编纂，花费了大量心血，成就卓著。他先后担任过云南图书博物馆馆长、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省图书馆前身）馆长、辑刻《云南丛书》处编纂、总经理，《新纂云南通志》顾问、编纂、审订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他编纂和参与编纂的主要文献资料和大型丛书有：

《续云南备征志》三十二卷。此书是秦老继清代道光年间浪穹（今洱源县）人王嵩的《云南备征志》而编纂。他“博稽史志，旁及私家著作，将记载滇事之书尽力网罗，悉心采甄，或全录、或节取…俾后之研究滇南掌故者，参考有书而取材良便”。（秦自序）。此书除补充王嵩收采资料中遗漏不足者外，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三方面史料的收集：一是明末清初李定国据滇抗清斗争和吴三桂在云南的史事资料流传较少者，如：《行朝录》《明季南略》《吴三桂始末》等七种；二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反映云南回民起义资料如：《迤西汉回事略》《滇乱纪略》《咸同野获编》等十一种；三是清末云南人民反抗英法帝国主义斗争，有关划界、订约的资料如《滇缅划界图说》《云南勘界筹边记》等五种。当时的名流学者对此书评价很高，如赵藩认为：“诹古咨今，网罗宏富，足备异时修志之取材”（赵序）。陈荣昌认为“且君之书，更有为王氏（嵩）补遗而订坠者，越八寒暑成此大观，洵不朽之盛业也”（陈序）。袁嘉谷认为“较之原书，洵称合璧”（袁序）。目前史学界公认师范的（滇系》、王嵩的《云南备征志》和秦光玉的《续云南备征志》，是最重要的三部云南史料集。[22]秦老此书辑成后，由于经费不足，仅由五华学院于1949年刊印过前三卷，其它廿九卷均系手稿，现收藏于省图书馆善本部。

《滇文丛录》101卷。这是秦老继嘉庆年间保山人袁文典、袁文揆兄弟的《滇南文略》而而辑，他有感于“乡先正一生心血，仅剩此少数文字，若不及时搜集，俾零缣断璧，散失于无何有之乡，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秦自序）故积二十余年之搜求而成此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滇南文略》共收153人的作品约数百篇，此书共收779入的作品共二千二百余篇。李根源评论此书“炳炳麟麟，举凡晋以后数千年间，滇贤著作片言只字，无不备焉”，足以“传先辈而惠后学”。（李序）这部《滇文丛录》，与赵藩的《滇词丛录》；袁嘉谷的《滇诗丛录》，同为民国以来辑录的三部滇人诗文总汇。

秦老参与编纂的大型丛书，有《云南丛书》205种，1402卷，网罗地方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参与编纂工作的，前期有陈荣昌、赵藩、李坤等，后期有袁嘉谷、秦光玉、方树梅等。秦老参与编纂并主持审订的《新纂云南通志》，266卷，集明清两代省志之大成，内容翔实，是现存省志中比较完备的一种。秦老在序言中指出，此书有五个特点：一是分类与旧志不同；二是增加了《大事记》（始于唐尧，终于清末）；三是增加了《天文考》及《气象考》，“并加以科学之说明”；四是增设了“物产”一门（包括动物、植物、矿物诸目），“使人知重视天然物品、资源开发也；”五是增列《外交考》，“其他因时制宜、革旧从新者，不一而足。”

秦老一生，著述宏富，除上列各书外，还有：《滇南名宦传》《明季滇南遗民录》《云南历代名人事略》《滇谏官录》《名将事略》《滇谚》《教育学》《罗山楼文集》十卷，《诗集》一卷、《公牍》二卷、《杂俎》一卷、《日记》二卷、《楹联》二卷、《经学》若干卷。

秦老晚年还抢救了一批档案史料。1944年，当时的民政厅长李培天向省政府上了一份条陈，准备把历年积存的档案（包括清代督抚衙门遗留下来的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清理。为此，省府决定成立“档案整理处”，由李主其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清理出一大批所谓“没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李借口“历史既久，已失时效，又没有地点存放”，准备将这批档案卖给造纸厂销毁，收回价款用以奖给档案整理人员。秦老知道后非常着急，说：“拿历史档案来变卖中饱私囊，这不行，一定要设法抢救”。就决定由图书馆向省府写报告，并派于乃义找当时替龙云核批公文的丁兆冠交涉，要求将这批档案全部移交图书馆保管。丁也不满意李的这种行为，在省府会议上说明情况，支持图书馆的要求，最后省府同意将这批档案（约在千卷以上）移交图书馆保存下来。解放后，这批档案有的由省档案管理部门接收，有的移交给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为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三）

秦光玉是一位爱国爱乡、富于正义感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早年他就探求从贫弱中救中国之道，得出了“非讲求医学、兵学，无以救中国之弱；非讲求农矿工商诸学，无以救中国之贫”的结论。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仍然关心时局，忧国忧民。1942年，日寇由缅甸侵入滇西，“腊戍陷，畹町失，龙陵、腾冲相继放弃”，他“神经刺痛，五内惨摧”。1944年，广西沦陷，日寇迫近滇境，他写了一首：《绝命词》云：“孔孟有言兮，成仁取义，曾子有言兮，得正而毙，其言虽殊兮，其理无异。处变处常兮，各行其志，时至今日兮，沧海横流，人道安在兮？世界之忧。缅怀先烈兮，薛张同邱（旁有小注：“薛尔望先生墓及张竹轩师衣冠墓皆葬于黑龙潭侧”）；致命遂志兮，庶得自由。”表示了一旦滇省被敌军占领，不惜以身殉国的决心。1945年1月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地相继收复，他“屈计沦陷之期，已两年零八阅月矣！收复失地，此其噶矢，翘首滇云，不胜狂喜”。

抗战前，安宁温泉壁上有范承勋（康熙年间曾任云贵总督）题书的“域外华清”匾额一块。（按：“域外”指疆界以外，“华清”即西安临潼华清池）。民国廿七年（1938年）秦老与其弟光第游温泉看见后，认为把云南称为“域外”极为不妥，就联名（当时，两人均为省政府顾问官）向省政府上了一份报告，陈述理由，建议将此匾拆除。省府同意，并责成安宁县知事办理。

秦老晚年，关心国事爱护青年，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天，昆华图书馆兼任职员黄品程（与“四烈士”之一潘琰同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同班同学）为救护潘琰，遭特务殴击负伤。黄和几个同学就在图书馆宿舍中，编写、油印反暴宣传品和剧本《潘琰传》，秦老知道后不加于涉，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48年6月，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大、中学校爱国师生响应京沪学校号召，掀起了一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简称”反美扶日”）运动。这一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一些走向街头宣传的师生，被特务强行绑架逮捕。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秦老不畏强暴，亲自领衔，与昆明各界知名人士陈启周、马伯安、詹秉忠、李云谷、白之瀚、严燮成、李琢庵、邓和风、徐嘉瑞、苏鸿纲、水天同等231人，公开上书云南军政当局，明确指出：师生的行动，“原其动机，系激于爱国热忱”，强烈要求“对业经被捕师生从速释放”。（公开信全文载于1948年7月7日昆明《观察报》一版）。尽管反动派肆意践踏民意，对这些正义呼声充耳不闻，紧接着又制造了更大规模迫害爱国师生的“七·一五”事件，但是这封公开信却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广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则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持。与此同时，秦老还应用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积极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笔者即为其中之一）。为此，曾收到特务分子的匿名恐吓信。他气愤地对多年同事和学生于乃义说：“真是暗无天日，为了救护学生，我不怕匪徒的恐吓”。并慨然长叹，不久就因忧愤成疾，加之病中犹扶杖至图书馆编审文献，积劳过度，遂一病不起。老教育家苏鸿纲也对于乃义讲：“璞老受那次刺激太深了，梁木摧折，伊谁之过欤？”

1948年12月19日，秦老以八十二岁高龄，逝于任内。当时昆明的报纸在报导这一疆耗时，都称他为“一代师表”“一代宿儒、“本省教育界先辈。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省政府发出了“衷扬令”，表彰他他“以毕生精力，致力教育文化事业，诲人不倦，著述等身。”

对于秦光玉的学识、人品及其建树，近代我省文教界名流评价很高。赵藩曾书赠一联云：

典型尚记真君子

人间有此古丈夫

袁嘉谷有《赠秦璞安兄》一联云：

惟古于辞必出己

凡今之人莫如兄

秦光玉逝世后，周钟嶽挽联云：

以朴学教育英才，厕诸汉代儒林，当无愧也

继先哲网罗文献，信是滇中文献，赖有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