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翠湖，海鸥飞舞无寒意，玉兰怒放报春讯。一位清癯而矍铄的耄耋老者迈着轻松潇洒的脚步，伴着云南大学嘹亮的晨钟，迎着朝阳，沿翠湖长堤由北向南走过。他无意翠湖姹紫嫣红的美景，他也不想到翠湖茶轩品茗赏花。他从翠湖宾馆旁的小巷，经车龙马水的五一路来到坐落在龙井街的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参加《云南文史》的编辑工作会。他就是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徐文德先生。
1928年徐文德诞生于省城昆明。徐文德刚懂事，就置身于国难之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半壁河山，远在西南的昆明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野蛮空袭。为躲避空袭，小学未毕业的徐文德被迫中断学业疏散到乡下。
自幼就喜欢文史的徐文德在中学时作文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宣读与贴堂，还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散文。1950年，还是高中二年级学生的徐文德就被学校推荐“跳级”参加升入大学的考试，他不负众望，以优秀成绩进入云南大学文史系就读。当时方国瑜教授是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兼文史系主任。他敬仰方先生的道德文章，以方先生为圭臬，勤奋读书，好学上进。当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祖国安全时，忠诚祖国热爱人民的徐文德毅然投笔从戎，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当一名战士。在他即将成为飞行员之时，部队开展肃反运动，忠诚老实的徐文德主动讲述他在中学时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当地教堂向美国牧师学习英语的事。结果他被怀疑是美国牧师发展和安插的“特务”。尽管这纯属捕风捉影，子虚乌有，满怀卫国壮志的徐文德老师还是被迫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回云南大学继续学习。他把保家卫国的热情化为努力学习的行动，以品学兼优，为人正直，富于才气，受到老师的夸赞，得到同学的敬重。
1956年，徐文德以优秀成绩毕业，留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58年云南大学成立夜大函授部（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前身），徐文德参加夜大函授部的创建工作，在夜大函授部担任历史教师。先后讲授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古代汉语》、《写作》、《书法》等课程。他以教学认真，工作负责，平易近人，深受学生爱戴。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夜大函授部停办，徐老师回到历史系参加“斗批改”。云南大学历史系被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把方国瑜、杨堃、江应梁三位教授定为“三座大山”要坚决推倒。徐老师素来敬仰三位先生，特别是方国瑜先生。他不相信作为潜心学术的学者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他从未昧着良心，跟随潮流，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而是以沉思寡言和冷眼静观，保持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道德操守。
1972年春，首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徐文德以满腔热情投入教学之中，工农兵学员来自各条战线，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徐老师在教学中对基础较差的同学给以格外照顾，时常为他们“开小灶”补课。有的老师认为工农兵学员不好教。说什么工农兵学员底子薄、脸皮厚，水平低、火气旺。徐老师说，只要进了校门，就有可能成为好学生，老师应该对学员负责。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他针对学员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认真备好每一堂课，细心批阅好每一本作业。深受学员的尊敬和好评。
1978年，方国瑜先生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徐文德主动请缨，要求参加这项“智者不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年届“天命”的徐老师，开始跟随方国瑜先生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从进入大学读书之时起，徐文德老师就敬仰方国瑜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耿介正直的人品，虚怀若谷的情操，把方先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样榜，现在能在方国瑜先生的身边学习、在方国瑜先生指导下工作，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学术归宿，找到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在别人看来，纂录史料不过是为初学者提供门径，为研究提供参考，实在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事，可是徐老师却把这项工作视为文化殿堂添砖加瓦，为开拓未来铺路搭桥的神圣事业，并把自己的生命与这项有益当代、惠泽千秋的事业融为一体。
徐文德老师承担纂录校订汉、晋、唐、宋、明、清史书中有关云南的史料。他按照方先生面授的意见，参照《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稿本）搜集史料，认真阅读文献典籍，一篇一篇、一条一条、一字一字摘录抄写。每天一早他就到学校图书馆317室工作，早上读书，下午纂录；下午六点钟左右，带着史书回家吃晚饭，饭后在灯下查找有关云南的史料，夹上浮签，做上记号。常常工作到午夜。第二天一早，又抱着史书到图书馆317室继续工作。他泡上一杯茶，就静静地看书、抄书、编书、著书。317研究室的几个同仁，各自忙各自的任务，除偶尔相互讨论切磋外，只听见翻书声和抄书声。徐老师总是一屁股就坐到下班时间。方国瑜先生说：“什么叫甘于坐冷板凳，徐老师就是我们的榜样！什么叫不虚张不浮夸踏实认真做学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的榜样！”
当方先生来检查工作时，徐老师认真地汇报，把自己纂录的史料和撰写的“后记”逐字逐句地念给方先生听，50多岁的大学老师，像小学生一样在完成“作业”后，毕恭毕敬地听方先生的指导和教正。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感佩不已。
徐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工揩的柳体，具有像他人品一样的严谨、稳重、端庄，具有外实内秀的特点。在云南大学和省里的书法展览中受到好评，多次荣膺书法大奖。他抄写的史料同样一丝不苟，工整刚劲。刻印《云南史料丛刊》的老先生们无不夸奖称赞。他抄写的史料，实在是值得珍藏的“善本书”！
徐老师的一生，只会苦干，不事张扬；只问耕耘，不求获取；只讲奉献，不求名利；只做学问，不求闻达；只做实事，不会浮夸。方国瑜先生十分赞赏徐文德老师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说他做学问具有决心、恒心、细心、耐心、专心。是云南地方史研究室勤恳踏实的“老黄牛”。纂录校订史料最需要的就是这“五心”和“老黄牛”的精神。
自徐老师跟从方先生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以来，20多年里他倾心于云南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校订，心无旁鹜。他认为，研究历史再聪明的人也要做“抄书”的笨功夫。顾炎武从小受祖父的影响，以为“著书不如抄书”。他毕生做学问，都从抄书入手。其主要工作，“在抄而不在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因为资料的搜罗和别择，实际上占研究工作的十分之七八。自己一个人抄书，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几代人服务，何乐而不为。他像方国瑜先生所说的那样，老老实实做一个为学术事业提供原料的“挖矿工人”。他远离功名利禄，与世无竞，朝夕与书卷相亲，与同好过从，与师友切磋，自信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因时制宜，随势变异的“时鲜小菜”，而是“少数人出力，多数人使用”，可以世代传承的名山事业，是不会随风吹雨打而消失的“一时风流”。方国瑜先生常说，读书少的人议论多。徐老师则是读书多而议论少。议论多的人有时也是后悔多。所以有人批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徐老师则避免了当时的通病，回顾往事，他无愧无悔。这与他读书多不无关系。别人看来，他的生活单调、孤寂、清淡。但他自己却以为，既无需逢迎谄媚，也不必随势俯仰；既无需装腔作势自以为是，也不必矫揉造作自作多情；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学术，活得充实、潇洒、自如、磊落。
徐文德老师治学严谨、工作勤奋、教学认真。对于学问之事他孜孜不倦，从不马虎了事，在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时，他把方国瑜先生要使读者“信得过，用得上”的六字原则牢记在心，落实在工作上。真是字字认真，句句斟酌、篇篇负责。他不因循、不苟且、不随便、不大意。但是，在生活中，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进退、恩怨。在云南大学，徐文德老师学富五车，堪称“富裕户”；可是工资不高、子女不少，使他在生活上成了“贫困户”。尽管家庭生活困难，但他从未主动向学校、向组织提出过要求困难补助的申请。在关乎名利的职称“大事”上，徐文德先生也是淡泊处之，尽管方国瑜先生认为他已经达到教授的学术水平，但是职称评审时，他不争不闹，不强不求，平和地面对，放达地看待，与世无争的宁静，令人深受感动。他不在意是否评上教授职称，而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做好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不断在学术上有所前进、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一往无前，从不懈怠，从不抱怨，不做徒有虚名的所谓专家名人，要做一个问心无愧、有益学术进步，为人师表、有利国家发展的名副其实的学者和教师。
1983年12月，方国瑜先生不幸逝世。徐文德先生为此伤心万分，他不仅为失去研究与教学上的良师而哀戚，更为国家失去学术大家、学术失去领军统帅而悲痛。方国瑜开创的事业不能就此中断，徐文德老师将无比的悲恸化为继承方国瑜遗愿，完成方国瑜未竟事业的巨大力量。方国瑜以一生心血主持编纂《云南史料丛刊》，在他的领导下刻写油印56册，但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公开出版。徐文德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云南史料丛刊》正式出版的纂录、编辑、校阅等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头部被造反派用砖头砸伤，年过花甲之后受伤的脑部痼疾发作，导致双手颤抖，尽管多方求医，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日益加重。徐老师编纂《云南史料丛刊》的工作不仅没有因病减缓，反而更加紧迫。他几乎忘却了所有的事务，心中只有编纂、校订《云南史料丛刊》一件事。整理史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公益事业。繁重、细致、迟缓、艰难、无利，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可是徐老师却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在逐利成风的浪潮中，徐老师选择了无名无利无私奉献的工作；在浮华喧嚣的闹市中，徐老师在寒窗之下坐定冷板凳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做着有用有利有益，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化工程。在方国瑜教授逝世八年后，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的13卷千万余字的《云南史料丛刊》终于全部出版。当《云南史料丛刊》挺立在各大图书馆“典藏”书架上的时候，当学者们因这套书而取得成就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坚守中国学人优秀传统、保持华夏师长高尚品德、为云南地方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的“忠厚长者”的高尚情操与道德风范。
夕阳，圆通山，孔雀开屏非张扬，海棠光灿蕴深情。徐文德老师稳步拾级而上，穿过含苞待放的樱花林，年登耄耋的他毫无迟暮之感，尽管无法控制的颤抖使写过千万字著述、得过书法奖的双手再也无法握管书写，但徐文德老师并没有放弃治学育人。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在指导青年教师与研究生。他参与编纂的《云南史料丛刊》在滋养着新一代学人。他还在为云南的文史研究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工作。圆通山的暮鼓在落日余晖中悠悠传扬时，我们从徐老师的身上看到的不是临近黄昏的惆怅与无奈，而是超凡脱俗的旷达，返本归真的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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