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庄蹻入滇考

贵州莫与俦《庄蹻考》（其子莫友芝刻《先文贞公诗文集》，此篇在卷一）征引淹博，论据允当。所持两点，足为不刊之说：一、考订庄蹻是楚顷襄王时人；肯定《后汉书》文，以《史记》《汉书》“威王时”说为非。二、论证庄蹻系溯江水，经鄨邑，西入夜郎；肯定《史记》文，以《后汉书》与《常志》溯沅水，牂牁系船之说为非。惟于庄蹻如何自鄨进入夜郎与滇池部分，未能论述。兹撮举其精辟处，并为补充说明如下：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已驳《史》《汉》“威王时”说，谓：“恐《史记》谬误，班生因习便书。范晔所记，详考，为正。”莫氏谓：“《汉书》注引《华阳国志》亦云‘顷襄王时’。今本仍作‘威王’，则亦误本也。”又引《荀子·议兵篇》《商子·弱民篇》《韩诗外传》四、《史记·礼书》，皆有“唐昧死，庄蹻起而楚分”之文。谓《史记·六国表》及《楚世家》并言唐昧死于楚怀王二十八年，即周赧王十四年。其后三年，顷襄王立。足知庄蹻为顷襄王时人。今按：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亦辨作“威王”之非，谓：“《史记正义》，《艺文类聚》七十一，《北堂书钞》百三十八，《太平御览》百六十六，又七百七十一，并引作顷襄王，必《华阳国志》古本如此，后人依《史》《汉》改耳。”盖汉、魏、六朝、隋唐书籍，手相传钞者各数百千年，每多有转据他书改所钞书之失。即宋代刻本，亦多字谬，后世翻刻，改得其正者有之，反改从谬者亦不少。庄蹻事初传自《史记》，马迁用西南人传说，误为威王时人。班固遵之，谯周纠之。常璩多取周说，范晔多取常文，三家皆作“顷襄王”，宋刻尊重正史，于《史》《汉》不改，于《常志》则用《史》《汉》改之也。杜、莫、顾三人考订之功，渐臻致密，同为不朽矣。

既定庄蹻是顷襄王时入滇，则所取道为溯江溯沅，易辨识矣。兹先辨识顷襄王时，秦楚争夺巴东盐泉之形势。

按《史记》，秦灭巴、蜀，在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即楚怀王十三年）楚亦乘之，尽取巴东盐泉，包括枳以下沿江各邑。时蜀、汉中、巴西地区无盐，仰给于楚。楚得藉为控制。故秦屡出大军争夺之。周赧王七年（前308），秦大举浮江伐楚，取巴黔中。楚人犹坚守枳以东临江、朐䏰、巫山诸盐泉。巫盐为全楚所仰，守之最固，为扞关于瞿唐峡口。秦不能拔也，乃自巫之东面攻之。赧王十四年（前301，即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合韩、魏、齐联军，败楚将唐昧于重丘。庄蹻此时起为大盗，据地自擅。故《商君书》云：“唐蔑死于垂沙，庄蹻起，楚分为五。”（《荀子》云：“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为三四”蔑即《史记》之唐昧；垂沙即重丘也，楚于是衰弱。其明年，秦取襄城。又明年，怀王入朝于秦，遂不反。又明年，顷襄王立，秦取楚十六城。至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取楚汉北及上庸地。其明年，“秦拔鄢、西陵。”又明年（前278），秦“拔郢，烧夷陵。”顷襄王兵散，“王亡走陈。”（并《六国表》文。夷陵入秦，巫虽为楚守，盐道断，楚人惶乱，故楚兵散走。故苏代曰“楚得枳而亡”也。其明年（前277），秦蜀郡太守张若遂取巫及江南地，为黔中郡。（《六国表》云“秦拔我巫、黔中”。）别以鄢、郢地为南郡。白起以拔鄢郢功封武安君，楚国已亡矣。顷襄王只身亡走于陈，乃忽能于其次年“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楚世家》文）者，盖庄蹻等五分割据之民间武力，不甘服秦，且苦秦之扼其盐食，故求得楚王于陈而共拥戴之，合力以夺沿江产盐之地以反控秦。十五邑人民咸响应之。故《六国表》曰：“秦所拔我江南反秦。”谓上文黔中郡地为江南也。是故顷襄王仅失巴东盐泉一年，又复得之。于时，秦方东争三晋，楚得复国。张若亦无力再争巴东。张若后，李冰为蜀守，迫于自开盐井以求盐矣。

按此情势推之，《史记》言“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之时间，当在顷襄王二十三年以后，或即是二十四年时。此时楚乘锐图取巴蜀，以固盐泉后方；拓展行盐之地，因以盐利控制其人民，故使庄蹻率军溯江西进。环军似已占有江州，由于秦人固守上游诸要隘，不能攻下，故转向夜郎。盖亦闻“夜郎有精兵十万”，欲因行盐之利以诱结之，与同取蜀。此其道自必出于溯江，而断不可能出于溯沅为甚明矣。

疑蹻已曾攻取江州（今重庆）者，“略地”即必攻城。循江自巴东向西略地，既已得枳，必当首攻江州。再，《楚世家》考烈王元年（前262）“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此州字，《集解》用徐广说，定为南郡州陵。考州陵故城在今湖北监利县东。楚复国后，仍都郢，州陵在其东南，不可能纳于秦。此外地连秦界而名为州者，只江州一地，是取四面环水之义，得单称为州。疑考烈王所献于秦之州即江州，是庄蹻所略取也。然江州山城险固，非戈矛所能取；地绾巴、蜀两郡水运枢纽，秦人亦必不轻易放失。蹻似未克攻占其县城，或只占有城外东南沿江之地，

抚有其民，别立县于“江关”（今江北唐家沱）或“畜沮”（今广阳坝）处，单称为州。恃给盐无乏以固其民心，秦亦不能并之。至此时乃纳与秦平，事理有可能也。若然，则庄蹻之舟未曾过江州，其赴夜郎，则必转由枳，溯乌江（涪陵河）以至鄨邑。故遵义人传庄蹻遗迹为多，甚至有指鄨北娄山关外之夜郎坝为古夜郎国者（如郑珍《遵义府志》）。

自枳（今涪陵县）溯乌江，至武隆之白马坝，转溯芙蓉江，至涪口（一作浩口，在贵州道真与四川武隆界上）登陆，四百里至鄨，路颇平易。鄨为楚国旧邑，黔中各民族市易中心。蜀王开明氏即自此邑逃罪入蜀，为兴水利而夺蜀国者也（说详《蜀志》2章）周慎靓王七年，秦“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亦即从鄨进军（说在《蜀志》5章）。汉武帝初置犍为郡，亦以鄨为郡治。可知鄨在周秦汉世，历为南中剧邑。（可能原是殷周间民族部落之都邑。由受楚国商业影响，役属于楚。故称楚国“商于之地”。后遂灭于楚，为楚之一县。）庄蹻随于江州，故更绕至鄨，欲从后方袭取江州。因屡阻于江水，不得入蜀，乃往夜郎求助也。

蹻本亦如柳跖，组合武装，为大盗于官府力所难及之地。其道颇得当时受压迫者之支持，故能存在于山野居民之间，为官府贵族所憎而莫如之何。兹更挟巴东盐利以诱结地方民族首领，故能久滞南夷不败。可以设想：当其自枳向鄨时，载有大量食盐以为招诱资本。故各地方民族首领，皆乐于与之结纳，支持其军食。由是得滞留南夷中甚久。其盐，系自芙蓉江之涪口（浩口）转陆，由其军士负运至鄨储存。蹻亦曾从夜郎坝、巴符关、江阳、新乐（并详《江阳郡》各注）、南广等处攻向蜀地，皆扼于大江，未能得逞。最后乃自平夷转入夜郎，至于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未能入蜀，只以收抚诸部落为楚属地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此所谓“秦击夺楚巴、黔中郡”。明非楚顷襄王复国以前事。楚国初不置郡，秦夺其地置南郡、黔中郡后，楚既收复亦因而置巫郡与黔中郡。庄蹻从巫、黔中来，此时道塞，故不能复还。设如《范史》云溯沅水来，则当时秦尚未灭楚，夜郎与且兰为同姓，素通往来如一国，地不属秦，环自可以仍从且兰沅水还楚，何得为道闭哉？

楚自顷襄王二十三年复国于郢，又十三年（前263）顷襄王卒，考烈王立。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黄歇为相，于时楚尚能救赵，灭鲁。然郢之凌逼于秦已甚，故考烈王十年，徙都钜阳。二十二年，又东徙寿春。二十五年考烈王死，楚幽王立，楚益不振。幽王立十年死（前228）。王负刍立五年，灭于秦。史迁谓“秦击夺楚巴、黔中”之时间，盖即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后不久。秦既全有江州，击夺江路郡县与黔中郡更易。春申君（黄歇）为政，恶蹻，不惜弃之。加以秦势张甚，三晋危殆，楚之郢都已不可守，况巫山以外之江南地乎?其为秦所夺占，势之必然也。

今设庄蹻助楚襄复国时，年三十，又十五年至考烈王元年，为四十五，正是年富力强，敢于远征时间。道塞不返遂王滇池时，已当近五十岁。其死，不能出考烈王之世。秦之亡（前207），非断所能见。《史记》谓“十余岁秦灭”者，谓秦于南夷“尝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之后十余年而秦亡，非谓庄蹻王滇后十余年也。

（本文载于《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