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云南的六颗官印

自“滇王之印”出土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人评为“轰动中外的重要考古发现，确证了那里是滇王贵族的墓地。”听说有些外国友人为看此印，专程来昆旅游，可见这个发现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在“滇王之印”发现之前，早有一些云南古印存在，现择有关古代云南史事的六颗古印作些简释：

滇王之印

“滇王之印”于一九五六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六号墓）中挖出。此印纯为黄金铸成，方形，蟠蛇钮，印面为凿成的白文，“印”字末笔微带短尾，字体是“摹印篆”（依元代吾丘衍的说法）。按汉代印章制度：皇帝称玺（诸侯王也有称玺的，如“淮阳王玺”“广陵王玺”等是）臣下称印。玺乃玉制，王印金铸。

“印”字入章，始于秦代。汉印的篆法与隶相通，平正庄重，布局谨严，古朴浑厚，别具一格，在印史上开创了极盛时期，历魏晋而不改观，为后世篆刻者所宗法。汉代很多金铜印多为铸成，而“滇王之印”为什么要凿呢？原来，汉印分为铸、凿两种，据吾丘衍的解释：“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凿印又分：官重者两凿成文，官卑者尽一凿。而“滇王之印”平正庄严，笔画规整，乃两凿而成。印钮是对官职高下的区别，该印用的是蛇钮。吾丘衍说“于蛮夷则蛇虺驼兔之属”。可见这是汉王朝对滇族部落首领的较高赏赐，相当于王侯的赐印规格，足证与“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是相符的。那么此印是何时之物？《史记》曾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就把赐印的时代背景和经过情况说得很清楚了。在此之前，司马迁曾奉汉武帝之命，来到川南和滇西北一带作过实地考察，也对滇族情况有所听闻，回朝后曾向汉武帝报告过，并写入所著《史记》中。《汉书·西南夷传》也有类似记载，此节显系摘抄《史记》。所以“滇王之印”的发现，与《史记》《汉书》的记载完全吻合。此印可能原是滇王世代相传的，后来就成了某一滇王的殉葬品。出现王印的所在地，就是滇王贵族的墓地。滇王之名仅知元狩时为当羌，余均无考。此印是何代滇王的殉葬品，这就有待于进一步考察了。

益州太守章

“益州太守章”是一颗传世的封泥印，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曾有著录。印面为朱文篆书。前引《史记》所载，汉王朝在赐滇王印的同时，就设益州郡了。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益州郡，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并注明“武帝元封二年开”，“故滇王国也”。至今晋宁县晋城公社附近，还有益州郡故址的刻石。西汉王朝先后设置益州、越得、群制、犍为四郡，就把云南大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部分地区）置于郡县统辖之下，自此，云南就有了同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后，实行移民屯田，对开发边疆起了积极作用。

这颗太守印的章法格式与“泰山太守章”相同，汉代“太守章”的白文印也是这样排列的，“章”字独占一行，如“常山太守章”“南乡太守章”“金城太守章”等，“太守章”三字篆法基本一致，不仅文体相似，章法亦同。所不同者，前者系朱文封泥，后者是白文铜印。而这些“太守章”几乎都是五个字，据说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谓汉以土德王，土数五，因改印章为五字”。“诸守相卿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当然这个规定也不是绝对的，汉代官印四个字的也很多，不过是按其品级各殊其制罢了。

后世出土的汉印较多，在乾隆时就有汪启淑收编的《汉铜印丛》，后又有袁日省、谢景卿等收编的《汉印分韵》，搜罗广博，风行一时。通常我们所见到的汉印多为白文，朱文较少。封泥印的发现较晚，初于道光时在四川出土，后在山东临淄等地相继出现。长安也有发现（见《泥封印古录》）封泥印多为不规则的略圆形，正方形的较少，如“五原太守章”，且多朱文，白文又极少。

封泥印始于何时？有的说流行于秦汉，又有人说始自汉魏，说法不一。其实，封泥的出现是与古代使用竹简、木札来写刻文字分不开的。古代寄发公私文牍时，用绳封绒，在结绳交接处封上粘土，盖上印记，以防私拆，这就叫“封泥”或“泥封”，它相当于现代的火漆印，先秦时就已使用。从发现实物来看，多为秦汉之物，其中就有西汉王朝初建时的“皇帝信玺”封泥印。封泥印“烧泥为之，坚确如石”，（见《泥封印古录》）可能是正刻阴文作范，用泥铸烧而成，故多阳文。式样古朴，已自成一格，艺术形式已相当成熟而美观，后世篆刻者就把它作为印章的一种样式来学制。

“益州太守章”是何时之物？此印何人所掌？这就要从益州郡的设置来考察了。从汉武帝时置益州郡后，到东汉末年仍未变，直到蜀汉诸葛亮安定南中后才有所变更。“建兴三年（225）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由此可见，此印必为汉印无疑。从现存史料来看，西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有个益州太守被“蛮夷”所杀，其名未详；平帝时益州太守是文齐；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为繁胜；章帝时是王阜；灵帝以后为雍陟、李颙、景毅、董和等；到了蜀汉时是正昂、张裔、王士、董慬、李逷等，这些都是有名可考的益州太守，余均不详，掌印者是谁，无从得知。但此印系西汉时物是可以确定的。

云南令印

“令”在汉代是隶属于郡的，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官员。“云南令”在现今何地？肯定不是今之昆明，也不是指云南全省，因为云南行省的建制始于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立云南行中书省”。那么云南之名始于何时？有人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以晟罗皮子归义（即皮逻阁）为云南王……滇之称为云南，盖始于此”。这说法不确。现查《云南历代建置表》得知，早在西汉时“云南”就已作为县名，属益州郡（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117）。到东汉时，“云南”改属永昌郡，蜀汉至晋则属云南郡，到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置姚州时还提到“汉益州郡云南县，古滇王国”（参阅《旧唐书·地理志》）。在南诏时则为云南賧，治地都是在今天的祥云县云南驿一带，此地自来俗称“云南县”，所以“云南令”也就是这一带的地方官员。

“云南令印”是满白文汉印文体与“谷城令印”“白马令印”相似，肥不臃肿，朴质可爱，篆法平正庄严，古拙浑厚。白马（今甘肃武都一带）在汉武帝时仍属“西南夷”，在元封二年之前就以“白马”为武都郡。“白马令印”与“云南令印”均为西汉之物。

汉叟邑长

“汉叟邑长”印共见两颗，两印文字相同，大小相等，均为白文篆书，但篆法迥然不同，甲印平正浑厚，其笔画一望而知与一般汉印无别，其形状与出处不详，仅见于《篆刻入门》附图所钤，在明人秣陵甘旸编的《集古印谱》中载有摹刻，其式样和篆法均与甲印相同，并注云：“汉叟邑长，铜印，兽钮，《尚书·牧誓》注有‘蜀叟’，孔颖达曰：叟，蜀夷之别名”。此印当在四川境内发现。因在两汉时的郡县，如犍为郡、越德郡都在今川西南及滇东北、滇西北一带，属地交错，尚无省界的划分。

乙印于一九三六年在云南昭通洒鱼河边古墓群中挖出，为张希鲁收藏，解放后献给人民政府。这颗印除了“邑”字依稀可辨外，其余三字过分简古，很难识别，且刻工粗糙，很可能是急待颁发的“急就章”。印为铜质、驼钮，显然属于“蛮夷印”。

甲、乙两印可能是在不同时期（甲早乙晚）汉王朝颁赐给叟族首领的信物。

“叟”是古代羌族中比较进步的支系，即“与滇同姓”的“劳浸、靡莫”或“靡莫之属”，《华阳国志》说“南中有叟人”，并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叟人是唐代“乌蛮”的前身，也是今天彝语支民族的先民，叟人主要分布在今滇池、曲靖、昭通一带。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将郭昌曾两次出兵，使之纳于益州管辖之下。

到东汉后期，南中屯田制度已渐废弛，少数民族化的汉人和叟人中出现了一批“方土大姓”和“夷帅”，这些奴隶主贵族据地称雄，乘机而起。益州牧刘璋暗弱，约束不了他们。到刘备建立蜀国后，先后派邓方、李恢等，从朱提（今昭通）到滇中设法调节各部族之间的矛盾。诸葛亮安定南中时，为改善民族关系，采取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措施，“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李恢死后，又任用了张翼、马忠、张表、杨羲、阎宇、霍弋等为地方上的军政官员。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当地人士，张翼、杨羲就是犍为人。“马忠在南，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官至镇南大将军，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可见他们都能执行诸葛亮的政策，因而出现了“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的稳定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蜀汉王朝对叟人首领颁赐印信也是很有可能的。

“邑长”是一个地区的行政官员或部族首领。汉、魏、晋三朝都对一些部族首领颁赐过“邑长”印，如“汉归义蛮邑长”“魏率善胡邑长”“晋率善氐邑长”等印，还有分为“仟长”“佰长”的印信即由这些大小首领任该地区的行政官员。

从两颗“汉叟邑长”印来看，甲印章法与汉印无别，《汉印分韵》中还有“汉夷邑长”“蛮夷邑长”等印的记载，很可能与云南史事有关，可惜未能看到原印钤本，不能妄加推测，但也说明了汉王朝对边地民族首领是有赐印封号的。由此足以证明，甲印是东汉晚期的印信，乙印可能是汉末或蜀汉之物。

南夷长史

“南夷长史”印是铜质鼻钮的官印，篆书白文，印式虽与汉代的铜虎符、竹使符相似，但与汉印差别较大。

“南夷”之称，始见于《汉书》，如“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南夷”二字照晋人晋灼的解释是“南夷谓犍为、牂牁也。”此印出自昭通，昭通在东汉时为朱提县，附属于犍为郡。昭通在晋时仍称朱提，晋“太康三年（282）武帝（司马炎）又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太康三年罢宁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在《晋书·职官志》中说：“元康中……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南夷府之名至东晋未废，……其后府州并立，府有长史”。从汉到唐都有长史，就在晋时，桓玄篡位后，大封其官，“矫诏赠父温为楚王，南康公主为楚王后，以西平长史刘瑾为尚书”可见“长史”的威权不小，由此看来，边郡长史的职权也是很大的。此印很可能是晋王朝颁赐给“南夷”首领的印信。

此印篆法别致，笔画散漫，虽不符合六书，但也恣肆有趣，与汉印章法有别。查遍《汉印分韵》及《印汉文字征》等印书，凡是分别涉及“南夷长史”四个字的六十多颗汉印例字中，竟无一字与此印中的任何一字相似，显然不是汉印，可能是晋惠帝（299）以前之物。

这六颗古印，大到王印，小到令印，还有古代民族官员的印信，都有独特的风格。当然云南发现的古印不止这些，这里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六颗，略加考释。可以初步确定，多数是汉印，个别是蜀汉印和晋印。这些官印都与古代云南民族历史有着重大关系，它们不仅是珍贵的实物史料，而且还有艺术欣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