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是本世纪前期云南学术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志也由当时云南杰出学者竭尽心力著成，内容丰富，取材精审，持论谨严，体例得宜，其成就不仅超过了历代旧有方志而居云南地志之冠，并且达到了民国时期全国新修方志的一流水平。

《新纂云南通志》的整个编写过程历时18年。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通咨各省筹设通志馆。1930年，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会通过龙云提案，“准内政部咨嘱”，同意续修省志并筹设通志馆。1931年2月成立筹备处，9月正式成立通志馆。龙云、卢汉为监修，周锺岳为馆长，赵式铭为副馆长（民国廿九年周锺岳调任内政部部长，赵式铭由省府聘为馆长），设编纂20名，分纂12名，干事2名，校对2名，事务员6名，录事若干。随即进入运作，至1935年大部分完成。经审校修补，1943年全部完成，1948年铅印成书。全书266卷，648万字，图78幅，表1983张，分装140册，总计印刷800部。

云南地方志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晋代常球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唐代樊绰的《蛮书》。而真正以云南为名写志是在元代云南建立行省之后。最早的云南志是李京的《云南志略》，所记为亲身经历和观察，真实可靠，为世所重。明代修有9部云南志书，现存5部。清代纂修云南通志7部，完整保存至今5部。历代官修志书，大都陈陈相因，价值有限。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这类书“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新纂云南通志》以岑毓英监修光绪九年《云南通志》和唐炯重修光绪二十二年《续云南通志稿》为底本，旁参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广东通志》、黄彭年《畿辅通志》、王轩《山西通志》、章学诚《湖北通志》，立定体例。纪事自上古至辛亥革命。分大事记、图、表、考、传五大纲目。在继承传统基础上，鉴于前志之失，多所改进创新，较以往诸志，内容更全面，资料更充实，去取更精审。曾主持《新志》定稿工作的秦光玉认为这部书的总体特点是“文省事增”（《云南史地辑要》第十篇《云南文献》，五华民众教育馆编）。

新志的编纂者前后80人，这些人大都是云南名士，或者身居政界要职，如张维翰、陆崇仁、龚自知、张邦翰、缪嘉铭（云台）等均为部厅长官，周锺岳、李根源则以民国大老的身份躬与其事；或者是著名学者，如秦光玉、袁嘉谷、方树梅、方国瑜、缪尔舒、梁之相、姜寅清（亮夫）等，都堪称云南学者中的一代名家。在编者中，有秦光玉等12人同时参加《云南丛书》编纂，有周锺岳、李根源、秦光玉、顾视高等13人是留学归来。这样一个写作班子，确实是盛况空前，比起光绪志的编写者多为“风尘俗吏，兔园学究，袜线猥才”来，不知要高出多少。这批学者；有旧学的根底，不乏新学的眼光，识断较精。加以爱敬桑梓，崇尚气节，所以在写作中高度负责，倾情投人，写出的书品高质美。这与光绪志编者“志在薪水，相率故殆，缓延岁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纳贿，行恩怨于其间”，不啻有天渊之别。

《新纂云南通志》虽以旧志为底本，但体例和内容都有很多创新之处。首列《大事记》六卷为新设项目，由袁嘉谷精心结撰。这是第一部从远古至1911年的云南编年史，旁征博引，立论精审，蔚为大观。《天文考》《气象考》由著名天文学家陈秉仁（一得）执笔。他打破了旧志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用现代科学观念观察、研究云南的天文现象，科学价值很高。李根源、方国瑜作《金石考》，充实了明清碑刻，一反前人厚古薄今的研究态度。方树梅作《艺文考》，对滇人著述搜集得极为完备。赵式铭的《方言考》系新设，在志书中首次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了描写研究，错失虽多，而开创之功不可没。将旧志食货志分为《农业考》《工业考》《商业考》，传记摒弃《南蛮传》而增设《实业传》等，反映了时代特点，设目更科学，也更见精彩。

新志在观念上的进步应视为这部书不同于旧志的突出之点。这部方志纂修时，中国已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中，一些编纂者还具有世界性学术背景，视野广阔，观念较新，所以，他们对问题的看法自然超越井蛙夏虫似的陋儒。如《郑和传》将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的航海活动进行比较：

自郑和七下西洋后约70余年，葡人维革加达马沿非洲，越好望角，达印度，归航欧洲（1477年）。80年而哥伦布始达亚美利加大陆（1506年）。100年而葡人麦哲伦始横渡太平洋，绕世界一周（1522年）。两洋文化之结构与日俱增。然吾中土自和没而不复有继和之绩者，盖神州赤县，号称陆海关闭，足以自帝，究不必泛重洋以徕百族也。独闽粤之民，踔万里以求资生，无远弗居，或王其地，或掌其商工之权，至今日而始凌夷衰微也。

进行比较本身就具有一种时代性和世界性眼光，而比较中表现出来的卓识更令人叹服。时至今日，人们比较郑和与欧西诸人的航海活动，通常得出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结论，而未深究中国后来的航海为何落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为何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这样的比较是十分肤浅的，即使比较后能产生一种阿Q式的自豪感。新志对“中土自和没而不复有继和之绩者”感到惋惜，并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国的“天朝上邦”心理和闭关锁国政策。这样的思考不仅有历史的穿透力，而且对现实有益。此外，它指出闽粤之民纵横南洋，“无远弗居”，是因为“求资生”，即寻求生存和财富。这实际上也在无意间揭示了郑和与哥伦布等人的根本区别。对财富的努力追求能激发出人的无限创造力，它比显扬大国天威也许更能推动历史的进步。郑和是值得中国人尤其是云南人骄傲的，但郑和以后的中国历史更值得深长思之。新志思考得让人钦佩。

新志有很多突过旧志之处，但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志的一些通病，如“增饰”问题。《耆旧传》所记张叔其人其事，袁嘉谷已指出系“地志增饰之故”，本可彻底摒除，而修志人士仍不肯割舍，津津道之。袁嘉谷是修志同仁，他的主张未被采纳，说明通志馆内部有争议，而且袁氏之说不占上风。但不论这样的说法历史怎样悠久，后人怎样言之凿凿，考其源头，究属系风捕影，从稳妥的角度考虑，是可以毫不犹豫地割爱的，或用附录形式存以备考，而断不能认定其必有。增饰的内容不删除，代代承袭只会增加历史的迷乱，而危及志书的科学性。

综论之，《新纂云南通志》吸收了章学诚以来方志学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总结了云南历代方志的成果，以通史的规模对民国以前云南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进行了记述和研究，上与二十五史相呼应，下与各州县方志相配合，全面阐释了云南的历史情况，资料丰富，褒贬得当，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存史、资治和学术研究价值。

云南通志馆的另一项任务是编写《续修云南通志长编》。是书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记载自民国纪元起至民国二十年的史事。《长编》在体例上有所更动。将纪年体的“大事记”改为“纪事本末体”，用蔡锷任都督时倡修的《云南光复史》改编为《光复》章置于卷首，继之以《护国》《护法》《抗战》等章，云南大事得以彰明。编纂者大多是新志作者。姜寅清、缪尔纾、方国瑜、梁之相编写《大事记》。王灿编写《议会》，并与丁兆冠合编《司法》。张凤歧与周均合编《边务》，周均并主编《商业》。方树梅与梁之相合编《艺文》。于乃义主编《建设》。陈秉仁、方国瑜、夏光南、钱用中、白之瀚等撰写了有关篇目。《长编》稿本共80卷，计400万字。初稿完成后，由于主持工作的几位前辈学人认为稿件尚未完善，达不到出版要求，需要补充修改，所以未付印。解放后经过整理校勘，1986年才得以面世。《长编》稿本资料丰富，是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云南历史的重要文献，有很高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