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波 齐传洁 | 试论抗战时期滇边先贤刀京版的国家认同观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时期。云南刀氏家族刀京版在世代“心向中华”“守土安民”的家族记忆指引下，身先士卒，保家卫国，说明了其家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中，经历再社会化过程，刀京版的中华民族认同和边地民族认同呈现出“双重同向”增长的态势，形成了“层累”的身份认同圈。抗战结束后，刀京版逐渐由以“忠君”为核心的传统“家国认同”转向了以“爱国”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

关键词：抗日战争；刀京版；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刀波，男，云南景洪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齐传洁，女，河南信阳人，北方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

从概念上来看，“认同”本质上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自我归类与定位的意识和实践倾向，而“国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则表现为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形态。由于“民族国家”概念在传入中国时就有双重含义，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呈现出“造民族”与“造国民”齐头并进的态势[1]。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从边疆蔓延深化，进一步刺激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一方面，为了避免民族分化，提升国家的凝聚力，国民政府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称谓，认为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为区分”，代之以“边地人民”或者“边县人民”的称呼[2]。另一方面，政府在边疆改革行政设置、兴办教育、发展交通、改善医疗卫生，促进边疆开发，力图使边疆同胞“和我国其他区域一样的趋于现代化”[3]。这种现代“民族国家”既要求有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国民拥有公民权，国家拥有领土主权，又宣称其国民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4]。抗战时期，围绕民族国家的这些要素，滇边民众在与多方力量的互动关系中，塑造着自身的国家认同。而抗日战争中身先士卒的滇边少数民族在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行动抉择，不仅决定了其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学术界目前对抗战时期滇边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已有较多关注，但主要集中于对滇边将领、士绅、土司、抗战老兵、教育及文艺工作者等在滇西抗战时期抗日救国实践的梳理，而未能对其与制度、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国家认同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论及这一时期傣族先贤刀京版的国家认同，研究者大致持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是认为，刀京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认同具有两面性，本质上弱于家族认同和民族认同。另外一种则认为其国家认同具有延续性，并且在抗战后还有所增强。本文不同意第一种观点，认为刀京版的国家认同与家族、民族认同并不冲突。对于第二种观点，本文希望通过对刀京版在抗战前后的国家认同意识及实践进行微观考察予以补充。

一、历史记忆与家国认同

刀京版（1899—1966），又名郗保图，是干崖第22任宣抚使，1911年袭职，任至1929年[5]。1929年，刀京版帮助勐卯土司平定内乱，被委任为代办，任至1941年。1942年，刀京版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授少校军衔。是年5月，返回干崖组织中缅义勇军，参加敌后游击战，后被委任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司令。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驻盈江，刀京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先后任盈江县民族行政委员会主任、盈江县各民族联合政府县长、保山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主席、德宏州州长、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1966年于芒市病逝[6]。

（一）祖源叙事

刀京版出生于一个土司世家，据《刀氏家谱》记载，刀氏先祖郗忠国原籍南京上元县，洪武年间随军南下安边①。关于郗忠国到云南的具体时间，不同版本家谱的记载略有不同，以明洪武三年（1370年）和洪武十五年（1382年）为两种主要的观点。而《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壬午朔。上御奉天门，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7]因此，郗忠国洪武三年（1370年）随军到云南的说法不可信。家谱中还记载郗忠国因南下安边有功被授职管理干崖地方。根据《乾隆腾越州志》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改镇西府为干崖长官司，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以郗忠国领其职。忠国本江南应天人，至是改名曩欢”[8]。《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干崖长官曩欢遣头目奉表贡马及犀、象、金银器”，永乐五年（1407年）“曩欢复遣子刀思曩朝贡”“宣德六年改隶云南都司，时长官刀弄孟”“正统六年升干崖副长官刀怕便为长官司”[9]。而在刀氏家谱中，郗忠国之子为郗曩恋，第三世即为刀怕便，刀思曩、刀弄孟在家谱中全无记载。不过，不论刀家先祖是否来自南京，其在家谱中将祖源追溯到王朝中心地的行为，本质上已是一种“心向中华”的外在表现。

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傣族多为小家庭制，民众的宗族观念不强[10]。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滇西傣族土司家族。至晚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时，明王朝对云南各土司承袭已经形成了“依照嫡庶长幼次序”的严格规定，将宗法制度融入土司制度之中，同时还要求承袭者学礼三个月[11]。从明朝干崖土司的承袭过程也可以看出，土司承袭始终保持在“父死子承”“兄终弟及”“孙袭祖职”的范围之内。到了清朝，土司承袭的宗法性规定更加严格细致，形成了“嫡系子孙—族内子孙—妻婿及其他”的承袭顺序[12]。宗法维系的土司承袭制度使得傣族土司逐渐形成了嫡庶有别、长幼有序、隆礼重法的家族风尚。而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使滇西土司在深重的危机感下，积极进行自我规训，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意识。这一时期，干崖土司家族内部出现了修建汉文墓碑的风潮。乾隆九年（1744年），时任土司刀鸿业为其曾祖父刀建勋立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时任土司刀世侯为其曾祖母多氏立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刀爱众为其兄、已故第十七任土司刀得众立碑等。未承袭土司职位的刀氏支系也保留了立汉文墓碑的习俗，如清初让职于弟的刀建章支系等②。1946年，刀京版拟定子孙后代的字辈排行，是为“（廷安保）承，威振边疆，立功沛德，酉联荣邦，永治应贤，定必勋章，恩全子首，松茂发芳”③。足见家国互动中产生的“家国认同”意识影响之深远。

（二）守土安民

“守土安民”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家族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央王朝利用土司制度进一步控制边地土司，土司家族则利用自身合法性地位巩固对边地及人民的统治，这样中央王朝就达到了间接统治边疆的目的[13]。万历元年（1573年），干崖第9任土司刀帕举去世。缅甸莽应龙建立东吁王朝之后，大肆骚扰滇边诸土司。木邦土司附缅，同时拉拢刀帕举的弟弟刀帕文入缅，但被刀帕文拒绝，之后“缅兵十万骤临，帕文溃奔永昌”[9]。万历十二年（1584年），刘綎进兵征缅甸，恢复了干崖故土，刀帕宣（献）承袭父职，将司署移往弄璋“万象城”。《盈江郗忠国族谱》记载，刀帕宣引进了佛教，并且“关爱子民，把地区治理得很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巡抚陈用宾在腾越沿边筑关建堡，派兵驻守[8]。根据族谱记载，明末清初，吴三桂招降干崖土司刀定边被拒绝，吴便派兵征讨干崖。盏达土司与干崖土司不和，于是帮助吴三桂捉住刀定边父子，将其杀害。然而，《康熙云南通志》却记载：“明末伪都督王复臣执土官刀氏磔之。”[14]《民国腾冲县志稿》记载：“永历二年（1648年），孙可望据滇，遣部下杨武、王复臣至腾越。杨武等至腾越，以干崖、陇川贡方物迟，以兵加之。时盏达副使刀思韬谋夺干崖职，乘乱将干崖宣抚刀镇国并其父亲刀定边等五人送省，杨武等杀之，并杀陇川宣抚多安靖、腾冲卫指挥陈梦熊。”[15]吴三桂率清兵入滇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这两种叙事中，刀定边的死亡时间相差十年。

刀京版曾在《明季拾遗》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刀定边父子奋勇迎战清军，壮烈牺牲的场景。在他的这段历史记忆中，先祖刀定边“父子俱不屈，定边历数三桂不忠不孝之罪恶，骂不绝口，三桂怒而揭其皮。镇国亦从容就义，干崖遂陷。时永历十三年夏五月也”。可见，刀京版意在将刀定边父子塑造成为“勤王之师”。而在“君国一体”的王朝国家中，“为国守土”即是“为君守土”。顺治十七年（1660年），刀镇国次子刀建勋袭职。刀京版解释道，因为长子刀建章认为自己应“义不再事二朝”。

在安民理政方面，刀家第17任土司刀得众可谓是子孙后代的典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永昌府痒增生④线维城为刀得众撰写墓志：

公讳得众，字惠元，乃干崖宣抚司十七代孙也。生平可钦可敬，念先人艰苦，事事从忠，体老母劬劳，时时博爱。秉性原于慈爱，和溢家庭，居衷极其宽容，厚流宗族。推心百姓，老幼咸沾，加意地方，遐迩得所。襟怀倜傥，誉满六慰并三宣，情意诚谐，声动上台同大宪。且而长才肆，应合公务私务，而次第指挥，识见高超，统国政家政，而从容就理，由是宁谧内境，允称上国之屏藩，慎守封疆，不愧边城之保障。又复敦请明师立塾教胄，诸子世爵世钦同年，名列斋序。开后代之文风，创前人之未有，书香世宦，何其盛欤。嗟乎！若公者可称诸司之巨擘，为当代之完人也。愿后世令子贤孙继绪守文，忽忠乃德云。⑤

“修身齐家，推心百姓，文治武功，闻名遐迩”，这些赞美之词表明，乾隆时期刀氏家族已经十分自觉地为国家承担起“守土安民”的职责。生活在家族中的个人，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环而存在，刀氏家族“心向中华、守土安民”的历史记忆代代传承，到了民国建立以后，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抗日战争与国家认同

干崖土司署是1911年云南腾越起义的策源地。据刀京版回忆，他的父亲刀安仁曾请秦力山、王仰思同到干崖策划革命，以开办工厂展览的名义邀相邻各土司前来参观，实则是为革命做宣传联络工作。当秦力山宣讲清政府“割地赔款，划界失地，国家危亡，有如累卵”，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方能挽救时，“诸土司大为感动”，纷纷参与革命[16]。然而，旧有的王朝国家结构崩溃之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构建也并不能一蹴而就。

（一）滇西抗战前的“民族国家”认同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边疆危机逐步加深，以往被忽视的云南边民，此时成为国民政府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1937年江应樑受广州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政府的共同派遣，到滇西对傣族进行考察。经过10个月的调查研究，江应樑发现土司们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要现代的多。这种现代化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上，也表现在他们对现代国家的认识上。江应樑说：“除开几位糊涂的土皇帝，仍然认为土司职位之‘子子孙孙永宝用’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必去谈它外，几位头脑清楚的土司、代办们，都很爽直地对我表示，土司制度在现阶段的政治中是没有再存在的价值了。”他们提出：“倘使政府决定取消土司制度，我们自不敢也不愿反对，但我们私人的财产，也应受到保护，那我们还不失为一境中富裕的地主。”江应樑认为这话是“肺腑之言”[17]。

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云南省政府就决定对滇西土司进行“缓进改流”。1930年，云南省政府发出了逐渐废除土司制度通令，逐步分化土司地区并加设行政官吏。1934年，省政府又制定《各土司地方行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在各土司管辖地举办识字运动宣传、筹设学塾、修整道路、种植森林等，并严禁土司干涉行政、司法，使之服从法纪，逐步完全归化[18]。干崖土司地区在1912年设立弹压委员，1913年改为行政委员，1932年设治局成立，行政系统逐步完善。但是，土司依然总揽当地一切大权，设治局在各方面仍然需要依赖土司。

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为了团结抗日，暂时搁置了“改土归流”计划。1937年11月，为了打通国际通道以利抗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抢修滇缅公路[19]。1938年初开始施工，刀京版为动员工人修路，特意从芒市司署借了5000银圆以解决修路急需开支，在解决工人食宿医疗等问题上不遗余力，对滇缅公路的早日完工贡献很大[20]。1938年底，刀京版又在勐卯协助修建雷允飞机制造厂，还亲自负责两个飞机场的保卫工作[21]。江应樑对刀京版评价很高，认为他“魄力极大，才干超人”，“汉文根底极深”，对刀京版之子、干崖第23任宣抚使刀承钺的评价为“读书缅甸，英年有志”。刀京版还赠送给江应樑一幅亲笔题词，内容是“为边地民族寻一条光明的大道”。可以看出，在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身处抗战大后方的边地土司一方面积极为中华“民族大义”而奋斗，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提高边地民族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地位，二者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这种民族意识的“双重同向”增长，也是我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心理基础。

（二）敌后游击的爱国实践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以刀京版谙熟中缅边情，授少将军衔，邀他随军入缅，以备咨询。部队到达缅甸之后，杜聿明考虑到刀京版回本地组织抗日贡献会更大，便敦促其回国[22]。4月，日军攻陷缅甸腊戍，向我国边境进攻，雷允飞机制造厂紧急撤退。5月3日，日军攻陷畹町。刀京版带领小队人马退出勐卯返回干崖。他在《滇西敌后游击回忆》⑥中说：“从勐卯退出时，途经陇川章凤街，过了两天，远征军逃散的士兵也纷纷退到了章凤街。”因此他收留了不少士兵，队伍也渐渐壮大了。到了小辛街，从寸云轩（生平不详）那里得到了腾冲沦陷的消息。刀京版义愤填膺：“我们边区的民众，只是文化知识落伍，讲到爱国热忱，并不后人的，敌人来只有子弹给他，必不有酒席宴他！这是我敢担保的，请您放心好了。”[23]5月15日，干崖、盏达及各方人民代表都已齐集，刀京版召开民众大会，并成立抗敌救国委员会，成立了中缅义勇军，下辖三个支队，两个独立大队。三个支队分别由刀承钺、吴祖伯、周文光指挥，两个独立大队分别由张奋东和思鸿升指挥，配合预备二师在腾南一带游击。

滇西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充分调动起了边地土司的传统“家国认同”意识。1942年5月1日，李根源以“里人”身份发布了《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滇西父老乡亲共同抗日，保卫桑梓。7月7日，刀京版致信李根源，表示自己“世受国恩，虽肝脑涂地，分所当然，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8月，国民政府派出尹明德到滇西边区慰问，9月12日至干崖。尹明德将蒋介石的电文带给刀京版，蒋介石以“各司官世受国恩，深明大义，当能一心一德，与国家共休戚，与疆土共存亡，协助国军，努力抗战”，“深盼各司官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等指向传统“家国认同”的话语来勉励土司积极抗日[24]。尹明德说：“边区民众，能官民合作，一心一德，奋勇抗战，尤为难得。”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又加委刀京版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司令，并发给关防一颗[25]36。

尹明德刚离开干崖，畹町日军就沿陇川而来。刀京版提前得到了陇川土司多永安等人发来的详细情报，他一面发函报知预备二师洪行副师长，一面把部队调到横水沟埋伏。

敌人到了旧城，旋过新城，见处处人民都已疏散一空，不敢逗留，仍回旧城宿营，因无任何动静，次日乃放胆前进，于七点十分到达横水沟，中伏，被困三昼夜，于是敌人以全力猛扑南甸赵大队长宝中所带的壮丁队，鏖战甚久。壮丁队队兵所用的枪支是各人所自行带来的，有什么好枪，通之每枪能有多少子弹，如是的支持，已是难能可贵了。于是所守的阵地，遂被突破。预备二师所守的桥头阵地，左翼遂被压迫而撤退。当时洪副师长派一重机枪拨来后山补助，至是亦调回去。后山方面，只剩第四大队支持着，敌人数度冲杀，皆不得逞，桥头方面打通后，遂上南甸而去，我们的子弹也将打完了，亦不能再事追击。是役也，在分配任务时，我把第一大队马志超部，派在横水沟截击，以各保路队并未曾受过多少的训练，且武器窳劣，调做预备队，哪知道作战起来，马志超不能掌握自己的部队，以至第一大队，几乎完全坍台，而各保路队，反能奋勇抵御，敌人几度欲冲回旧城，皆被击退，且俘获战利品甚多。是役虽不能将敌人全数歼灭，然所受的损失，亦相当的惨重。我军俘获战利品，计战马多匹，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炮兵观测镜一具，及其他军用品甚多。而日军江藤大队又常到幕福、盏西等处，我亦派第四大队警戒后山，调各保路队到朗宛补助第一大队警戒横水沟，调警务大队两个中队去警戒盏西路，如是又相持了很久很久的时间。[23]

横水沟战役以各游击队的胜利告终。除了领导游击作战，刀京版的队伍还通过破坏敌人运输道路，派遣便衣队到缅甸负责情报工作等方式支持抗战。

（三）干崖失陷与收复

1943年3月3日，腾冲日军两个联队（松本大佐146联队、藏重康美148联队）分四路从浑水沟、茂福路、盏西、萝卜坝到干崖。刀京版记载：

“密支那亦有敌兵一大队，由昔马路来攻昔马花树河。八募敌军，亦由茅草地、芭蕉寨路上来一大队。莲山独立支队明支队长增慧赶到昔马督战，所以莲山方面的部队，不能抽调过来了。兵力又单薄，武器又不及人，怎么抵抗得来？支持到三月九日不得不忍痛放弃新城，转移到西山一带，呜呼！自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日，腾冲沦陷后，中缅边区义勇军，于十五日正式成立，一无久练之兵，二无犀利之械，内缺弹药，外无救援，在四面楚歌之中，艰苦奋斗，支持到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九日，计十一个月，至此，干崖、盏达两属坝区，遂沦陷于敌人手里了！我们到西山后，召集各级军官训话，誓以西山作总坟墓，以示决不再退。全体官兵，咸皆愿洒热血，志气益坚，士气益旺。我曾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示所部各级官兵，诗曰：拔剑书空怒气嗔，丈夫捐国那惜身。虽无能力收失地，愿效田横五百人！”[25]41

日军到干崖之后乱打乱杀，百姓不得安宁。据刀京版之子刀承鏚回忆：“日本兵进占新城后，三叔（刀保固）和我们全家西渡槟榔江避至芒康一带。数日后，新城的老署官带信来，说日军在新城由于语言不通，他们要米要菜要肉，百姓也不晓得，有些百姓被打。大哥、父亲、三叔商议，决定派一个人回去与日军周旋，保护百姓。”[21]刀保固学过日语，因而被派去应付日军。然后，干崖就成立了“维持会”，一面应付日军，保护百姓；一面为游击队供应粮食，传递情报。由于刀京版总是能提前得到情报，日军每次去西山“扫荡”游击队，都无功而返。

“维持会”的成立是否能说明刀京版的国家认同摇摆不定呢？如果考虑到刀氏土司在历史上形成的“守土安民”的爱国传统，以及日军残害百姓的暴行，那么成立“维持会”事实上是土司出于“安民”目的的无奈之举，并不是刀京版主动选择的结果。陈思洁认为，土司在民族大义面前，其“保卫疆土”的本职仍存在并且通过战争得到加深[26]。甚至，民众会主动找土司回去主持“维持会”。陇川土司多永安在日军攻占畹町之后，率卫兵疏散于山上。但陇川民众知道敌军到处烧杀抢掠，残暴异常，全署人民无法躲避，便相约去请司官多永安出面维持，多永安不肯回署，民众就找司署秘书刀宇安出面负责[27]。

1944年5月，滇西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干崖司署于旧城街成立军民合作站，负责为二十集团军的作战部队代购米粮。刀京版派第一支队刀威伯部，由昔马下山，会同第二独立大队思鸿升部，发动干崖、盏达两属民众骚扰敌后，配合国军渡怒江反攻。日军退回腾冲后，干崖、盏达于1944年端午节收复。“全体军民，皆升旗庆祝，热烈情况，为干崖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是役俘获敌行政班长田新义人大尉一名，利益甚多。”[23]刚刚收复干崖失地，滇西各个游击部队却开始互相吞并。龙潞游击队司令常绍群借“惩办汉奸”之名，发兵干崖，被刀京版击退。11月，滇缅挺进纵队指挥王铠又到干崖整编部队，与刀京版部队发生冲突，王铠被杀。由于游击队组织庞杂，良莠不齐，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了云南境内所有自卫队和游击队编制。

（四）重启“改土归流”

1945年9月，抗日战争一结束，“改土归流”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云南第六区行政专员李国清向省政府提出《关于废除土司制度意见书》，认为土司制度与民主时代不相容，政府应该“当机立断，以一团之众进驻腾龙边区，解除土司武装，实行设立县治”，以巩固边疆。云南省政府没有采纳“武力改流”的建议，只是下令“土司身后不许子孙承袭”。1946年1月，时任干崖土司署英文秘书的徐秉文检举干崖土司“抗战期间，通敌叛国，栽种烟苗，杀害中央工作人员，近复勾结英人，擅移界桩，以冀脱离中国版图，而谋独立”等事。这份报告引起了云南省政府甚至外交部的高度警觉，专员李国清奉令密查具报。卢汉呈文中央并建议外交部“速与英方洽商划定滇缅界址”，认为“滇西土司情形复杂，欲期彻底解决，非划定国界，改土归流不为功。而权衡二者，又当以划界为急务，国界确定后，自可免除国际纠纷，内部问题不难解决”[28]。

1946年4月，李国清回复卢汉，边区各土司1945年在小陇川集会，确有英国军人参加会议。而在7月份呈报“小陇川会议”详情时，李国清却说会议记录中“呈请政府准予边地各司地组成一委员会，以便推动一切军事、政治、教育，并请酌发械弹以资自卫”一项，或含有政治阴谋，但与徐秉文所说“滇西边区联合委员会”截然两事[28]。另外，李国清并未查到有英国人参加会议的情况。据卢汉所说：“边地土司因鉴于汉人官吏不良，及欲改良边地行政，曾开会决议，向中央及省府请求将该地划为特别区，或增设行政专员区，故派代表方克胜、刀承钺至昆请愿”，“当经本主席面予驳斥，不准在案”。可知，“小陇川会议”事实上并无“独立”企图。但此后类似的指控始终存在，如1947年5月指控滇西土司组织“特别行政区”和1948年2月指控“滇西土司组织大同盟”成立“川康滇摆夷独立设计委员会”等[29]。刀京版于1948年10月15日发表声明，对“独立”指控一一进行驳斥，并且说道：“在倭寇气焰熏天，咄咄逼人之时，尚且不愿作亡国奴，尚在抗战胜利之今日，阴荫此不知之念，虽至愚至顽之人，恐亦不至如此也。”[30]

1946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经过多方辩论协商，边疆民族终于获得了参选“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资格。该宪法规定“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31]。1947年底，《中华民国宪法》进入实施阶段。在盈江地区选举中，刀京版之子、干崖时任土司刀承钺高票当选为“国大代表”，刀京版则担任盈江地区“参议会长”。到了1949年，刀承钺又被委任为盈江设治局副局长，后升任为局长。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将土司纳入宪政系统的方式，达到“以流化土”的目的。刀京版父子也积极参与选举活动，以期融入“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潮流，逐步实现向“国民身份”的现代转型。

三、忠孝人格与认同转型

“人格”概念最初进入我国，首先得到关注的主要是其道德哲学的层面，雷敦龢曾尝试将“person”译为“仁者”[32]。张东荪认为，虽然我国古代没有“人格”概念，但儒家思想中却有强调人格尊严的“君子”概念[33]。而梁启超认为“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但尽忠的对象须要由“君”变成“国”[34]。

（一）忠孝人格与身份认同

“人格的同一性”让个人能够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保持稳定的身份认同意识[35]。人格作为相对稳定和具有延续性的身心组织，是在社会化即文化濡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家庭作为初级社会化的场所，在人格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烺光在研究大理喜洲白族家族的过程中，阐述了其亲属关系中的“父子同一”结构：父亲教育儿子，儿子顺从父亲，并不是出于二者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因为二者对共同的祖先所承担的责任[36]。因此，家族中的个人总是将自我记忆追溯到祖先，以祖先为处世的模范。洛克认为“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到多远程度，人格同一性亦就达到多远程度”[35]。而通过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模仿和顺从，祖先的品格便能够世代延续，家族中的个人也因此得以保持对祖先的认同。

明清干崖土司吸收汉文化中的宗法和家族制度之时，也将忠孝道德一并引入。在刀氏家族的汉文墓志中，多强调逝者生前对父母之孝，对国君之忠。如干崖第20任宣抚使刀盈廷的墓志中载其“生而英勇，甫七岁，遽失怙，事母以孝闻”。其第二子刀安义墓志中载：“其居家之孝友为内外同称。”第四子刀安信墓志载：“其事亲也，视无形，听无声。至幼迄壮，意未尝有稍拂，愉色婉容，出于自然。事继母若所生，服劳之际动合意者至，处兄弟间尤能洽以至，性融融友恭而抮迹俱化，完娶后谐琴瑟以顺父母，叶壎篪以笃伦常，孺慕天真无稍漓也。”可见“孝”作为高尚人格备受刀氏家族推崇。《孝经》载：“夫孝，德之本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37]。由孝中推导出的忠，是基本的政治道德。干崖刀氏家族同样强调“移孝作忠”，如刀盈廷之母盖世修墓志有云：“次子朝卿顶袭世职，得夫人以忠君爱民，敬老慈幼数大端为训，迪朝卿纯孝者也，孝可作忠。以是效奋抒忠，叠著勋劳，屡荷国恩，钦加二品顶戴花翎，奖给刚勇巴图鲁。是训之可垂而为典则也。”自干崖土司先祖郗忠国以来，近600年的土司家族记忆，正是通过对忠孝人格的塑造，延续了历代司官“心向中华”“守土安民”的家国认同意识。因此，刀京版在抗日战争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保家卫国，所表现出的深厚的家国认同意识，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在家族文化濡化中形成的忠孝人格的影响。

（二）认同转型中的“过渡人格”

“人格”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通过有意识的再社会化，个人可以改变旧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凝聚成为社会共识，滇边少数民族在与国民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又强化了对自身“边地民族”的角色认同。刀京版“为边地民族寻一条光明的大道”的心愿以及刀承钺到昆明请求在边地设置“特别区”的行为，显示出在民族主义影响下，刀京版父子的中华民族和边地民族认同呈现出“双重同向”增长的特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刀京版的家族认同、边地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虽然都有所增强，但彼此之间并不冲突，而是共同构成了一种“层累化”的身份认同圈[38]。

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不仅需要构建统一的“民族”，还要求将王朝国家中的“臣民”转化为民主时代的“国民”。中华民国建立后，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君”的角色被社会淘汰。“君国”和“君臣”关系的消逝，使刀京版在王朝国家中所承担的土司角色与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现实格格不入。国民政府所施行的从全面抗战前“缓进改流”到抗战后重启“改土归流”并将边地土司纳入宪政系统的一系列政策，正是通过赋予刀京版父子“国民”角色，以替换其旧有“臣民”角色的策略，使其接受新的社会身份定位，改变价值观念。通过这些再社会化的过程，刀京版逐渐由以“忠君”为核心的传统“家国认同”转向以“爱国”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

现代“国民”建构的关键，在于使国家框架内的个人成为“能自主支配自己行为的行动者”，周平认为，这种“一元性的国民权利”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39]。封建家长制维系的家国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占据意识形态的地位，并通过塑造传统“忠孝人格”得以世代延续。而现代国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忠孝人格”构成了挑战。抗日战争时期，在刀京版的国家认同对象从“君”向“国”的转变过程中，其“忠孝人格”因为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冲击而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呈现出“正在与传统社会文化相揖别，但又未能完全走出传统阴影”的特点[40]。这种“过渡人格”一般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而在社会转型完成后逐渐消失。

四、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刀京版积极组织滇边各族民众修筑滇缅公路、保卫雷允飞机制造厂、参与敌后游击斗争，并且能顺应历史潮流，进行现代“国民身份”转型，展现出深厚的国家认同意识。一方面，在世代“心向中华”“守土安民”的家族记忆所型塑的“忠孝人格”指引下，刀京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保家卫国，说明了其家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中，经历了再社会化过程，刀京版的中华民族认同和边地民族认同呈现“双重同向”增长的态势，形成了“层累”的身份认同圈。抗战结束后，刀京版积极参与“国大代表”选举，接受新的职位，逐渐由以“忠君”为核心的传统“家国认同”转向以“爱国”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其传统的“忠孝人格”也在“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观的冲击下，转变为“过渡人格”的状态。

刀京版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意识和实践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这一时期，滇边各民族仁人志士、爱国先贤为了保家卫国而奋勇抗争、无惧牺牲。在号召各族同胞共同御敌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促进了国民身份从传统走向现代，为我国发展成为多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于这一时期滇边先贤典范的爱国实践和心路历程进行梳理，有助于边疆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厚植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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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处综合了各版本刀氏家谱的共同观点。笔者目前所见《刀氏家谱》共9种。《盈江刀氏土司家谱》（汉傣文两种），收录于《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年，119—124页。《干崖宣抚司刀氏家谱汉译本》，收录于《德宏史志资料》（第11集），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27—135页。《干崖宣抚司刀氏傣文家谱》，收录于《德宏史志资料》（第11集），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84—187页。《干崖土司发展史》（傣文），收于盈江档案馆（1—1—10）：1—47。《干崖土司史略》，收录于盈江档案馆（1—1—8）：1—55。《刀氏家谱》，收录于盈江档案馆（1—1—6）：1—11。另有《郗忠国——干崖宣抚司史（傣文）》，盈江县新城乡刀保发先生收藏；岳小保教授根据《郗忠国——干崖宣抚司史（傣文）》译出《盈江郗忠国族谱》，盈江县平原镇岳岩等先生收藏；《刀氏家谱——鸿业系》，盈江县新城乡刀承衍先生收藏；《郗、刀、帕氏家集谱》，盈江县新城乡龚元政先生收藏。感谢盈江县旧城镇刀承伟先生帮助寻访这些家谱资料。

②资料来源于盈江县新城乡刀保春收藏的《干崖（郗）刀氏第十三世祖刀建章枝系家谱》，2021年第三次重修。

③资料来源于龚元政收藏的《郗、刀、帕氏家集谱》，2019年，10页。

④增生是明清时期府州县各级学校为多培养人才，在廪生的名额之外多收的“生员”，无生活补贴，地位次于廪生。生员既秀才，进入县儒学读书后称“生员”，生员分廪生和增生。

⑤墓志资料为笔者于2021年9月到盈江县新城乡蛮吊山刀家墓园调研时从墓碑上抄录。

⑥原文共18节，前两节缺失，经刀京版先生之侄刀承衍先生辨别字迹，确为刀京版所作。题目为笔者所加，根据内容判断写作时间应为1945年。

⑤1940年至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