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汪懋祖远赴滇西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并参与筹建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对推动战时边疆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汪懋祖在边疆兴学时，立足边疆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培养适合边疆需要之人才；协调融合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强化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提倡开展边疆调查与学术研究，陶冶师生服务边疆之志趣；以流动的民众教育启迪边民智识，唤醒民众并联络边胞感情。汪懋祖滇西边疆兴学是其个人在经费拮据困境下矢志教育救国的战时之举，也是滇西边疆教育发展需求和战时边疆师范教育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更是抗战建国背景下参与国族建构及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的延伸。

关键词：汪懋祖；边疆教育；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国族”建构

作者简介：胡天银，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吴春宣，女，信阳学院教育学院，助教。

1939年汪懋祖夫妇和子女在大理（苏州市档案馆）

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苏州人。13岁中秀才，1910年毕业于江苏高等学堂。1912年入北洋大学工矿科学习，1916年考取官费留美资格，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受业于杜威、孟禄等人，获硕士学位。1919年受聘哈佛大学研究西洋教育史。1920年归国后，曾在北高师、东南大学等校任教，曾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学术团体以求革新教育。1927年创办苏州中学并亲任校长，办学成绩卓著。1931年赴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创办教育系并任主任。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多病之身奔赴滇西，1938年创建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1941年10月改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1941年冬赴丽江筹建国立丽江师范学校。1942年年底至1945年受聘于西南联大。抗战期间汪懋祖还参与筹建国立边疆学校、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并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汪懋祖返回故乡苏州闭门著书、治病直至逝去。

汪懋祖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参与创建的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和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是战时重要的边疆学校，对推动滇西边疆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汪懋祖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主持苏州中学时期提倡的“学术化”治校理念及其文言文教育思想，对其1937年之后从事的边疆教育则缺乏深入考察。（1）本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报刊资料，在考察汪懋祖滇西边疆兴学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其边疆兴学理念，并审视其历史价值。

一、开荒创化：抗战时期汪懋祖滇西边疆兴学始末

（一）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的筹划与创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边疆开发，但对西南边疆有所忽视。“九一八”事变后，边疆危机达到极点，西南边疆的重要性得到逐步关注和重视，西南边疆问题也开始进入政府政治视野范畴，其中西南边疆教育被纳入边疆教育发展计划中便是体现之一。[1]1934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设置边疆分校初步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决定由中央政治学校（以下简称“中政校”）在张家口、包头、迪化、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等处设立边疆分校，用以“推广边疆教育、培养健全国民，以增进边疆福利，并为边疆青年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2]

依照《纲要》，位于西南地区的丽江分校的具体计划是：第一时期为1934年8月至1938年7月，1936年增设丽江分校并办理简易师范及小学；第二时期为1938年8月至1942年7月，1940年丽江分校将增设初级部并开始推行义务教育；第三时期为1942年8月至1946年7月，在此期间丽江分校区将要独立设置师范学校一所、初级职业学校若干所、初级中学一所，分区设立实验小学。[3]《纲要》是中政校设置边疆分校的指导性文件，但具体筹设情况还须视各地实际情况而定。截止1935年年底，中政校包头、西宁、康定、肃州四分校业已建立，然而西南地区的丽江分校尚无动静。

当时西南地方政府及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国民政府关注西南边疆教育。1936年10日，云南地方土司偕同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执委王奋飞向教育部（2）请愿，请求中央发展西南地方民族教育。尽管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复函时表示“在夷苗集中地区设立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3）。但此后一年设立西南边疆分校的计划仍未付诸实施。直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中政校遂决定尽快设立云南分校，以应形势之需。

（二）在苍山洱海之间：创办中政校大理分校

1937年9月，中政校总校迁往江西庐山，当时便有将大学部部分师生迁往云南设置分校（以下简称“云南分校”）的打算，并于1937年年底派汤惠荪教授、刘绍裘总干事前往昆明洽商此事。1938年1月，总校再迁入湘，2月份正式决定筹建云南分校，并派教育系主任汪懋祖赴滇寻觅设校地点。[4]汪懋祖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拟定于大理设校。选择大理，汪懋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大理系滇西交通适中之地，往来方便；其二，大理文风优越，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是滇西的文化中心，加之战时知识分子云集，利于学校选聘师资；其三，大理地处苍山洱海之间，自然环境优美。校址确定后，汪懋祖遂呈报兴学计划。然而，此时总校又奉令西迁重庆，令该校大学部学生集中训练。[5]于是总校变更计划，决定仍按照1934年之《纲要》在滇西设立一所边疆分校，先设初中、简师及小学各一班。[6]然而，此边疆分校并非前议设立之云南分校，原议之云南分校是将大学部部分师生迁往云南，此边疆分校规模太小，不足以实现原有目的。但因当时总校西迁，分校设置问题便搁置未决。

1938年8月，汪懋祖亲拟《中央政治学校云南分校设施问题》呈送总校，重点阐述“云南分校之体制”。汪懋祖从滇省及其他边疆地区教育规模及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云南分校“若仅设初师两级，则相形见绌，殊乖中央设立之体制，盖分校之设，在他边为教育上之开创，在云南应为教育上之模范，开创者不妨简单，模范者须较其原有者为充实”。此外，汪懋祖还强调，“云南与蒙藏新疆虽同为我国边地，而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种种问题，则迥乎不同”“云南分校之设，虽为边民，而其影响则不仅为边民”“制度与方法未可与康定包头西宁等处分校并为一例”。（4）1938年9月，汪懋祖一边派余朝海到大理筹划，一边亲赴重庆中政校总校请示。汪懋祖赴渝后，虽由中政校教育长陈果夫召集相关人员讨论，但最终仍决定设立边疆分校，并定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

虽然汪懋祖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但其仍不辞劳瘁，返滇继续筹划。1938年11月，汪懋祖拟定《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设施纲要》，正式开始筹建中政校大理分校。因财政拮据，汪懋祖只能以“作始也简”激励同仁。他请来了自己过去的学生及部分逃难到云南的爱国青年二十余人，先期来者有余朝海、章育才、曹树勋、俞思敬四人（5）。汪懋祖一边派人赴重庆、昆明等地采办图书、仪器等教育用品，一边与教师一起自行绘图设计、施工。学校所在地东岳宫原为大理古城北门外一所破旧古庙，经过修缮和改建，焕然一新，另外还新建了教室、办公室、图书室、宿舍等。经过半年筹备，1939年春中政校大理分校正式开学，初设初中班、简易师范班和初级实用职业班[7]，后应地方人士之请求，又添设初中自费生一班；同年秋季，添设高中班和边生补习班；1940年增设高师部；1941年秋，筹设附属小学。

截至1941年秋，汪懋祖在大理办学已满三年，分校规模初具，基础已立，且颇有成效，“教育部宜有以鼓励而充实之”[8]。1941年10月，中政校大理分校由“教育部”接管并更名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汪懋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但不久之后便因患胃溃疡大出血提出辞职并获批准。（6）

（三）带病赴丽江劝学：为边疆教育种下新苗

去职后的汪懋祖虽然搬到大理喜洲镇养病，然而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的他却无法安然于病榻之上，遂开始筹划丽江设校。汪懋祖认为丽江为汉藏文化交流中心区域，滇康边境之经济重镇，但其文化落后，今后滇西北之建设，及康藏之开发，必以丽江为重要据点。在此设校，影响甚广。1941年5月，汪懋祖在制定《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续订两年计划》时便提出在丽江及腾龙边缘各设一所分院的设想（7）。1941年8月，适逢汤恩伯在丽江筹设南口新村中辍，经商得同意，愿将基地三千亩捐作校址。鉴于大理一带或遭战事影响，汪懋祖遂正式呈请教育部筹设丽江分院，称国立大理师范简师部，并在中政校大理分校临时费项下拨五万为筹备费，先派教员夏明和张钮枢前往丽江接收筹备。（8）

1941年12月初，汪懋祖从大理动身前往丽江。每到一处，必多处访问，并与地方政府官员、社会贤达、学校师生交谈，以求对地方教育做详尽之了解。抵达丽江后，汪懋祖受到热烈欢迎，深切感受到丽江地方人士希望设立师范学校之殷切。他实地考察丽江当地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召开地方教育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然而“地方与诸同志之意见，实不愿作大理师校之分校，大理方面亦感左支右绌，无力顾及”，因此汪懋祖建议，“丽江设校既难附于大理，应请改为国立丽江师范或作为国立边疆学校之分校”。（9）因当时“国立边疆学校拟不再设分校，丽江师范唯有独立设置之必要”。（10）最终，汪懋祖以实际考察所得，结合大理办学经验，为丽江师范拟定发展计划，包括办学宗旨、划分学区、招生与编级、教学与训导、生产教育、附属小学、调查研究、推广教育等具体内容（11），为丽江师范发展指明了方向。

汪懋祖此次丽江劝学是带病前往，无法长期在丽江工作，遂举荐宗亮东担任国立丽江师范学校首任校长。他认为丽江师范“应特选有志边教之人才以办理之”，“亮东从事边教有年”（12），有丰富边疆教育经验且对教育充满热诚，是校长的不二人选。汪懋祖虽与宗亮东有师生情谊，但其举贤不避亲，为该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力量。1942年2月，“教育部”任命宗亮东为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校长。经过半年筹备，学校于1942年8月正式开学，虽然此时汪懋祖已身处昆明，但他不辞劳苦为该校发展做出的贡献并没有被忘记，宗亮东在《国立丽江师范学校经始记》中对此有着清晰的记载：

三十年冬，吾师驾莅兹土，指导筹划，先派夏明、张纽枢两君来勘地兴工。师以实际考察所得，详拟学校设施计划，上陈教部。并以亮东从事边教有年，荐掌斯校，皆得报可。亮东辞不获已，乃于今春偕员到丽，筚路褴褛，与诸同仁戳力偕作，以续成吾师之志业。其秋招生开学，于是荒烟寂寞之乡，遽变为春风弦歌之地。[9]

（四）积极建言献策：谋边疆教育长久之发展

为谋边疆教育长久之发展，汪懋祖还积极建言献策，参与边疆教育政策制定。1939年，汪懋祖以“教育部”聘请专家身份出席“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并作为中等教育组审查人员审议相关提案。[10]此次会议，汪懋祖提交了4份提案，分别为《改变学年制度案》（13）《设立边疆师范学院培养边区教育人才案》（14）《推进边疆教育宜先考察边疆情形确定实行方针统一管理案》（15）《厘定各种师范学校名称并改进办法案》（16）。其所提部分意见被教育部《改进边疆教育案》吸收，并最终以《推进边疆教育方案》为名，经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成为全面抗战时期推动边疆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939年教育部召集政界及学界代表组成“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共同研究、讨论边疆教育发展问题。汪懋祖以教育专家身份列为委员，参加第二至第五届“边疆教育委员会”[11]，并以其边疆兴学所得提交多份提案。1941年6月，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由余朝海代其出席，提交6份提案[12]。1942年12月，第三届会议由曹树勋代其出席，提交1份提案[13]。1944年，汪懋祖出席第四届会议，并与郭莲峰联合提交3份提案[14]。汪懋祖的多份提案被政府采纳，直接推动了边疆教育的发展。如汪懋祖1941年所提《请教育部从速订颁优待边教服务人员办法及奖励考核规程案》直接促成了《边地国立各学校教员奖助金奖励办法》（1944年）的拟定和颁布。1944年汪懋祖与郭莲峰在《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中建议“在中央大学并就邻近边疆之专科以上学校中择定数校添设边政系”以培养边政人才，该提案经审查修正后被“教育部”予以采纳。“‘边政学系’自三十三年度起，在中央、西北两大学各成立一系，经费由部专案拨给，学生系完全公费待遇。”（17）

1942年夏，中政校附设蒙藏学校改为国立边疆学校，汪懋祖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但因其正参与筹划丽江师范学校，加之夙疾未愈，乃请辞未就。后教育部派王衍康代理校长，汪懋祖仍不时驰书与其讨论校务，并撰写《国立边疆学校设施刍见》为之出谋划策。1942年，汪懋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还曾奉命参与筹建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为谋抗战胜利后边疆教育发展，1944年4月20日，汪懋祖在《建国导报》发表《边疆教育计划大纲》，提出九点建议：宜确定边疆教育之界说；宜划定边疆学区，每区设置边区学院一所；首都国立边疆学校应改称学院为最高学府；中等学校宜变更学制，边疆中学、师范、职业合并办理；推广边教之入手方法在边疆流动式之社会教育；编辑边疆教材及读物；设立语言传习所；沟通边疆教育与宗教；各区应择适当地点设置教育工厂。（18）

抗战胜利后，大批内迁学人返回内地，加之此时边疆教育政策有所调整，严重影响了边疆教育的发展进程。汪懋祖重新审视多年来实施的各项边疆教育事业，先后发表了《鸡足山巡礼》《苍山洱海之间》《丽江观风》《抗战期间在滇西推进边疆教育工作追记》《滇西教育考察及讨论》《从历史上探讨云南土族的统系》等多篇文章，以期为边疆教育的顺利推进寻求更加有效的途径，并为边疆教育从业者提供借鉴。

二、“在地化”探索：汪懋祖边疆兴学之理念与举措

（一）立足边疆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培养适合边地需要之人才

中政校大理分校的目标是训练服务边疆的基本人才，汪懋祖在办学中始终立足边疆实际并与边疆发展需求相结合。汪懋祖认为，以往边疆学校之失败，原因在于趋向都市化的畸形发展。学校招收的学生多为近边“汉人”子弟，他们多以边疆学校为向外发展之过渡，毕业后多不回乡服务。中政校大理分校位于大理，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边地。汪懋祖在招生时采用多种办法面向整个滇西边疆地区招生，使边疆青年中有志向学者能够接受教育。他们函请“教育厅”（19）通令各边县局保送，联络各土司选送，由本校派员到各边劝学招考，通函各边省立及县立各校选送，在报纸刊登招生广告，联络教会牧师请其选送，每遇边地考察人员请其携带简章招来学生。[15]每年招收的学生来自滇西数十县，包括傈僳族、壮族、白族、傣族、回族、苗族等十余多个民族。（20）初期还开设有专收土族子弟的职业生活技能班。

汪懋祖设校“先设中学及师范部以树基础”，目的是为滇西国民教育培养合格师资。但其认为“边地需要之人才，固不止义教师资，兼须培养地方佐治员及自治人员”，边疆教育“应兼顾政教两方面”（21）。因此，汪懋祖立足边疆需要开展人才培养。其一，分类培养。先后开设简易师范班、初中班、初级职业班、边生补习班、高中班等不同类型的班级。简易师范班以培养边地小学师资为目的，四年毕业，招收高小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者，同时要求熟习一种夷语；初中班三年毕业，要求高小毕业；职业班，也称生活技能班，为改进边地生产而设，三年毕业，招收士族子弟，要求初级小学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能说普通话，略识汉文。其二，因材施教。如高中班在第三学年分甲、乙两组，甲组准备升学，增修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乙组准备服务，兼顾政教，增修边事研究、教育概论、乡村建设与教育、地方行政、农业及实习、医药卫生及实习等实践科目，有时还学习与边疆接壤之国家语言，如缅甸语等。（22）初中班第一学期不分外国语而加强国文，待学期结束时严加甄别，志愿服务或年长不适合升学而成绩优秀的学生可选择学习职业科科目或转入简易师范班；第三学年视地方具体情况加修职业科目减修外国语。（23）

汪懋祖在滇西教育考察中准确认识到以往边疆教育与边胞实际生活之间总难发生联系，与边疆社会绝缘的问题。当时滇省学校数量虽多，但设备简陋，全为书本注入，劳作教师尤为缺乏。师范学校无劳作科，“至迤西农村则副业绝少，农具不良于用，竹木之材甚丰，而生活应用器具，尚多不能自给；而洋货已流入农村”。（24）他认为以往学生所受教育，彷佛奢侈品，仅能求得不切实际的普通知识，不符合边疆实际生活需要。汪懋祖强调边疆教育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提倡并实施生产教育。其亲自制订了《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生产教育实施方案》，希望在生产劳作训练中使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服务及谋生的能力，矫正以往中等教育不切实际的弊端。

汪懋祖制定的生产教育的办理方针包括：灌输边民一般的基本的农工知能；从事调查统计以为举办各项事业之张本；实行做学教合一，使所学切于实用；介绍各地可能发展之农工事业；与其他农工机关互相联络协力及进行；注重技能之熟练与劳作习惯之养成；进行农工生产之实验研究工作；生活教育与各科教学相利联络。其实施计划分为农业部分和工艺部分。农业部分一为“为便利教学而经营之事项”，包括设立植物园、农作实习区、立家畜场、苗圃、农场，改良农具，改进农田水利等；二为“增进地方农事拟经营之事项”，包括农艺、畜产、特用植物等。工艺部分包括设立木工厂、纺织厂、缝纫室、陶瓷工厂、文具制造厂、印刷工厂等，制炼植物油、制草帽、制造日用品等。[16]鉴于种类繁多，并非一时所能并举，汪懋祖分先后缓急，分期进行。

此外，汪懋祖强调体验生活，每学期至少举行郊游或参观一次，汪懋祖也时常与师生同游，并有诗曰，“春秋风日美，出郭喜相将。赛骑观音寺，登高圣应岗。歌呼从活泼，语笑入微茫。归去加餐饭，书声又满堂”[17]。从汪懋祖所记录的师生出游的欢乐场景中，亦可窥见其生活化的办学理念。汪懋祖对教育与生活的强调实际上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强调教育是为了适应现实环境。汪懋祖作为杜威的学生，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他认为教育不仅应“适应环境”，且应“改变环境”[18]，边疆教育尤应如此。

（二）协调融合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强化国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滇西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区，部族纷纭，民族构成复杂。此外，滇西民众之生活，浸润于宗教至深。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进入云南建立教堂和教会学校进行传教，并有意识向滇西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发展，对边民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殖民化倾向、有意识淡化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是最严重的，不仅破坏了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也不利于全民族抗战。

汪懋祖深知“推广边教，为抗战与建国之要策，且为团结民族，巩固国防之要图”，中政校大理分校作为边疆分校，旨在“启发边民对于三民主义之了解与信仰，培养边区服务基本人才；以期发扬国族精神，提高边区文化，改善边民生活，协进各项建设”，其中应“尤以国族意识及生活智能为施教之中心”（25）。所谓国族意识，是一种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汪懋祖认为，“民族二字，不可滥用，应称国族。”（26）因为国族固然是民族，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19]相对“民族”而言，“国族”强调的是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而此正是国家的基本特征。建立一个“国族”——“中华民族”来强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显得尤为必要。汪懋认为“自古代蛮夷戎狄以至五胡，乃至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满州，与我角逐中原，或帝王一方，或入主中原，无不加入大文化之体系之内，而成为今日大中华民族也”“盖我中华民族，本由多元而化成一元”“中华民族凝结之因素，尤在其文化之力量。”[20]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边民的共同体意识，汪懋祖认为只有构建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入国家整体文化中，才能促进民族团结，产生统一的“国族”意识。

汪懋祖强调整体性的民族构建，在办学过程中特别注意让学生了解国家和民族之关系，协调融合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国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进而促进学生的国家认同。在设计各级课程时，“为发展学生国族观念，除加重史地教学时数外，特于公民科内加增党义教材，并设国语与方言一科，以期统一语言”（27）。如公民课教授中华民族为整个“国族”的理论，消除地域观念与狭义的民族观念，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文课使学生通晓国语及注音符号，发扬中华文化，所选内容与文字既要注重民族团结，也可将边地的文艺故事加以整理改编。历史课讲解民族融洽史实、帝国主义侵略史及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集中全国民族意志与力量的必要性。为了让学生了解前方战况，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汪懋祖还经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学校做形势报告，从不同角度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形势和时局发展的趋势，列举了法西斯必败、中国人民必胜的充分理由，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对学生立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21]

创校伊始，汪懋祖便为中政校大理分校创作了校歌歌词，表达了对边疆教育的信心和对边疆青年的希冀。

在中政校大理分校师生间还广泛传唱着《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洱海谣》《出征歌》《大路歌》《我爱中华》《救中国》《炸弹进行曲》等抗战爱国歌曲。（28）气势宏伟的歌曲不仅激发了师生团结一致、抗战必胜的信念，也陶冶了师生爱国情绪。云南各民族人民爱好音乐舞蹈，汪懋祖便鼓励本校教师将云南地方民间音乐谱成乐曲并教给学生演唱，学生间广为流传的《洱海瑶》便由中政校大理分校教师谱曲。这些歌曲既歌颂了家乡的秀丽山川，又表现了报效祖国的远大抱负。学校借助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塑造了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归属，强化了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对作为共同体国家的认同。

（三）提倡开展边疆调查与学术研究，陶冶师生服务边疆之志趣

滇省民族众多，语言各异，习俗特殊，是开展民族学、语言学等研究最适宜的场所。汪懋祖筹建中政校大理分校之初，便提出“学校设施不但须具有边疆地方之特色，及体合边民生活需要，尤须作为边疆问题研究之中心”[22]。应“搜集边疆人文资料，并考察各边自然环境，调查边胞生活，研究边疆政治经济方言等各项问题；研究边疆教育问题，对于边地教育事业有辅导之责；编辑边疆学校适用之中小学教材及民众读物，以便教学”[23]。因此，汪懋祖设立“边疆教育研究委员会”为学校常设组织，负责全校边疆调查与研究事业。在高中班和简易师范班开设有边事研究课程，以研究西南边疆问题。

“实地调查考察乃揭晓秘密之最好方法，尤为实施边教之重要参考。”[24]汪懋祖在滇西办学期间，一直致力于边疆研究并奉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千里外徒恃书本研究或发表格调查，殊多隔阂”，每逢假日，汪懋祖便会带领师生到大理周边，在感受地方风景的同时考察边地文化。汪懋祖希望在了解地方历史、文化、习俗、经济、生活等基础上，为边疆教育发展谋相应之规划。

1939年，汪懋祖和章育才向教育部呈报中政校大理分校拟定的“边疆社会调查项目”，共有8个大项，105个问题，分别涉及自然地理、土族的情形、社会及经济状况、政治的状态、文化及教育的状况、心理的状态、卫生及疾病的情形等方面。其中社会及经济状况、文化及教育的状况是汪懋祖关注的重点内容，所列问题占全部问题的一半以上。此外，汪懋祖认为边疆调查同时应该注意收集各种资料，如各种土族之文字、图书、歌谣、文具、碑帖及艺术品，各种土族之工艺制作品、装饰品、武器、乐器及特殊之用具；各种宗教之经典符簶及外国传教士之拼音文字；各地之详细地图照片书图等；各地之志书及专书；各地特产之鸟兽及奇异动植物等；其他各种文物资料。（29）

为搜集边疆人文资料，汪懋祖先后派员带领学生赴龙腾边区及高黎贡山一带考察劝学并征集边区文物。或者约各边地政教机关代为搜集，又制定表格发给学生，于暑假回家时逐项调查，为学生假期作业之一。随着文物积之既多，该校于1941年春成立了边疆博物馆，陈列边地文化资料，供各界人士参观。汪懋祖希望借此唤起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于边疆问题的注意及边疆研究的兴趣。该校边疆博物馆所藏边疆文物颇为丰富，1942年11月12日，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四周年庆典时还曾举行边疆文物展。[25]

抗战时期，众多研究机构和大学内迁至云南，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也纷纷来到抗战大后方，为边疆研究提供了契机。中政校大理分校教师中富有研究性且熟悉边地情形者不乏其人，汪懋祖鼓励师生与在滇研究机构及学人联络合作。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在该校多位少数民族学生的协助下，完成多篇关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如《莲山摆夷语文初探》《贡山俅语初探》《贡山怒语词汇》《福贡傈僳语初探》《兰坪拉马语调查》《剑川民家语调查》《云龙民家语调查》《泸水民家语调查》等[26]。1941年，时任大理喜洲华中大学教师傅懋勣在分校纳西族学生王灿调查协助下完成我国最早的一部研究纳西语的专著《维西么些语研究》[27]。

（四）以动的民众教育启迪边民智识，唤醒民众并联络边胞感情

民众教育在启迪民众、宣传思想等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汪懋祖在办理边疆教育时对此尤为注意。他认为“在边疆流动式之社会教育，较学校尤为重要”（30）。边疆学校不但应收边人子弟入学，且须推广教育于边地民众，使学校在文化、思想、风俗等方面，要对所在区域社会有所影响。汪懋祖在滇西实地考察中发现，大理虽为云南第二文化中心，但其周边乡村儿童失学尚多，地方民众普遍使用方言，不识汉字者较多。而当地民众教育馆多空虚，且为农民所不入，其教化民众的效果十分有限。滇西一带，多三日或六日一街，在大城每月有一天大街。于是汪懋祖主张：“民众教育宜利用街子市集之机会，随街子施教，刺激抗战情绪，灌输生活常识。”[28]在汪懋祖的带领下，中政校大理分校大力推行流动的民众教育。

其一，举办“边胞联欢会”。“三月街”是大理的传统盛会，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开始，持续七至十天，在繁荣的贸易集市上，滇西各族各界之人云集。汪懋祖便借此机会与师生一同上街慰问各族民众，并邀请他们到校举行“边胞联欢会”，一为联络边胞感情，二为宣扬中央之德意。联欢会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如表演各种游艺，招待吃酥油茶及果点，并由各族学生表演地方舞蹈与歌曲，边胞不时亦登台表演，会场气氛热烈和谐，各民族的感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此外，学校召开各类座谈会、报告会，邀请来自边疆的土司头人、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到学校参加会议，请他们给学校提意见，反映边疆各族人民的要求。[29]显然这些社会活动对于教育学生和加强边疆民族团结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其二，开展识字教育运动。滇西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在民间边胞多说方言，汉语仅为知识分子和少数商贩所掌握。因此汪懋祖主张边疆民众教育应以训练国语为第一要务，通过开展识字教育，练习国语，使边疆百姓融洽感情，此为民族团结之基础，也能使边胞了解并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中政校大理分校经常利用假期举办社会教育，成立教育服务社，由教师指导学生办理“小学补习班”。补习班分甲乙两组，甲组招收小学毕业生，乙组招收粗识文字和不识文字的普通民众，主要开展识字教育，补习一个月结业。

其三，开展“师范教育运动周”。“师范教育运动周”是为了使社会各界认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养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鼓励中学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激发师范学生的敬业精神而开展的活动。中政校大理分校为宣传师范教育，也逐年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多在大理“三月街”各地人士及边胞会集期间举行，主要开展以下几项活动：一是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师范生颁发奖学金；二是刊发“推进师范教育运动特刊”；三是举行师范教育座谈会，四是举行边胞访问与宣传；五是举行师范生献身教育宣誓典礼；六是制作并张贴宣传标语。

其四，组织抗战宣传与募捐。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作为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大理分会主任委员的汪懋祖，积极动员中政校大理分校师生参与抗战宣传与募捐。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报国募捐活动，分组在大理、下关、喜洲等地沿街宣传，向市民、商号募捐，并组织学生代表团将筹集到的资金、食品、衣物等物资送到抗日前线指挥部。这一行为不仅支援了抗战，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

“滇省边区多为土司地域，地方政情，社会风俗，多与内地悬殊，设立学校，若不联络地方当局，则颇难顺利进行。”（31）改善当地社会环境、加强与地方社会互动是边疆兴学之先决问题。汪懋祖巧妙利用地方习俗，以流动的民众教育启发边民智识，联络边胞感情，强化政教关系。1941年，“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报告所提建议与汪懋祖之举可谓不谋而合：“边区教育工作之推动，应利用各种方式，如固定之学校及巡回教学；流动学校等。并应利用各种方便之关系，如目前西南各交通机关，应力谋合作，用以实施流动式社会教育，收效必大。”（32）

三、教育理想、边教需求与“国族”建构

（一）战时办学经费拮据与汪懋祖的教育理想

抗战时期，经费拮据是制约汪懋祖边疆兴学的最大障碍。中政校大理分校自创办之日起经费便不充裕。汪懋祖多次就经费问题向教育部及中政校总校求助。1939年12月11日，中政校大理分校“为请补助经费，以利推进边教等由”向教育部求助，教育部却以“贵校经费，中央政治学校已决定增加，希迳向总校申请为盼”为由拒绝。（33）

1941年，汪懋祖以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名义向“边疆教育委员会”提交《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与其他国立边疆学校应同受教育部指导并一体优待案》，除了对中政校大理分校在经费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达不满外，同时道出了其办学经费困境的真实缘由：“查中政校边疆分校与教育部设立之边疆学校同系国家教育事业，同一秉承中央边疆教育方针，努力若干，且对教育部所定法规，一致遵行，只因隶属系统略异，致教部优待各国立学校之权利，本校未能享受，例如近年因米价飞涨，部令先发经费半年，俾预购粮食，以及教职员直系眷属按人口发给米贴等案，本校只在报上见过，独报向隅之叹，而去年米价大涨，经费短绌，师生同吃杂粮，教职员薪俸微薄，几至不能维持，乃至教部颁给各省中等学校之理化仪器，及收音机，本校均不能领到，未免不平。凡本校一切设施，自应请教育部指导，而一切应享之优待权利亦应补给，似未可以隶属系统不同而有所歧视也。”（34）当时，“教育部蒙藏司”及中央政治学校等机构均兴办边疆教育，中政校大理分校作为中央政治学校举办的边疆分校并不在教育部管辖之内。汪懋祖边疆兴学的艰难，在1941年“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中亦得到验证，“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目下似觉困难甚多，该校隶属边疆学校，经费每月仅三千元。”[30]

尽管汪懋祖在大理办学经费困难，但在丽江师范筹设之初，其毅然“在中央政校大理分校临时费项下提出五万三千元，仅供在丽江建筑设备及员工薪给旅费杂支之用。”究其原因，汪懋祖自称，“懋祖患病一年，尚未复原，不顾道路崎岖，试问来此何为，亦欲趁未衰之身，为国家尽其绵薄”（35）。

“欲趁未衰之身，为国家尽其绵薄”饱含着汪懋祖作为知识分子在战时强烈的使命意识，其中也蕴含其始终不渝的教育理想。从清末秀才到留洋教育家，从大学任教到创办苏州中学，从参加教育团体以求革新教育，再到滇西边疆兴学，汪懋祖一生都在致力于探寻实现教育救国的机会，他坚信“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基本事业”[31]。在大理筹办学校期间，汪懋祖曾有诗云：“风波吹送入云限，拟凿天池万里开。仙掌插宵催日落，朝莺啼梦杂笳哀。应同皂帽酬边月，剩有苍山慰野才。春色多情如旧雨，岁寒先遣数枝载。”[32]诗中“皂帽”的典故出自三国时期的管宁。汉末管宁曾赴辽宁避乱，在当地坚持从事讲学、整治威仪、陈明礼让等教化工作，颇受百姓爱戴。汪懋祖以管宁自比，尽管时局维艰，他仍希望能够在滇西推广边教，团结民族。1941年，汪懋祖因胃溃疡大出血离任治病，然满怀教育救国大志的他无法安静躺在病榻上。同年冬季在赴丽江中甸、德钦等处考察时，汪懋祖也曾作诗表达自己矢志边疆教育的愿望。“河山百感奋余年，烽火崎岖霜满巅；应有班生思掷笔，不闻卜式愿输边。天横雪岭春难渡，日落秋风客独前；折取杨枝飞点滴，可能霖雨化蛮烟。”[33]此时，汪懋祖虽身处西南边疆，却有着愿意为边疆教育奉献一切的满腔热忱。

汪懋祖有教育理想和情怀，并身体力行。他先后创办中政校大理分校、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并参与筹建国立边疆学校、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战时经费紧啬，人才不敷，他便以“作始也简”勉励自己和同仁，艰苦创业。他虽患有严重胃病并时常发作，但仍多次深入滇西边疆地区走访调查，为边疆教育发展建言献策。在国难深重之际，汪懋祖在滇西坚持四年有余，“于地方教育颇多切磋灌溉之益”[34]。1940年3月2日，汪懋祖在天命之年作诗以捻同人，当时滇西教育界人士王树森曾作诗和唱，称赞汪懋祖“远来作育后方人”[35]，对其在滇西办学给予了高度评价。1943年，大理文化教育界决定在大理文庙为汪懋祖立碑，以表彰其为滇西边疆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以励后学。[36]

（二）滇西边教需求与战时边疆师范教育发展

云南地处边徼，少数民族众多，分布面积较广。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文化落后，社会风气闭塞，为政教风俗所不及。为启迪边地民智，开拓边疆，巩固国防，1931年4月云南省政府颁布《边地教育办法纲要》，由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厅统筹推进边疆教育。作为推进边疆教育之先决条件，边疆教育自当从培养师资入手。如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厅曾令饬近边省立中等学校、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分别开办边地师资训练班，招收各边地民族优秀子弟，施予两年师资训练。[37]然而，随着云南义务教育的快速开展，边地义务教育师资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尤以滇西最为明显。抗战时期，汪懋祖在滇西实地考察时发现，滇西义务教育面临学校数量少，失学儿童多，师资缺乏，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缺乏教材等诸多问题。其中，尤以合格师资缺乏最为突出。根据1935—1937年云南省实施义务教育师资调查统计（见表1），滇西义务教育师资与同省其他区域相比，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教师数量少；第二，有师范教育经历或师资训练培训经历者少；第三，教师学历程度较低，以小学毕业者居多。因此，汪懋祖设校以“先设中学及师范部以树基础”，其目的主要是为滇西义务教育培养合格师资。

表1 1935—1937年云南省部分县实施义务教育师资资格调查统计表

资料来源：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汇存沾益、宜良、维西、华宁、蒙自各县实施义务教育历年师资调查表（1938年1月1日）[A].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教育厅档，档号：1012-002-00130-009.

尽管战时云南省努力维持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但其培养的师资仍不能满足云南边疆教育发展的需求。1938年5月，《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以1938—1941年为实施期限，要求各省划分师范区，增设师范学校。[38]然而，在此期间，云南省各类师范学校的学校、班级、学生数量均下降。[39]1940年，云南中等教育经费支柱的卷烟特捐奉部令收归国有后，云南中等教育经费发生根本动摇，各类师范学校只能勉力推进。

“培养师资为推进教育之先决条件，边疆师资缺乏，较内地为尤甚，设校培养，至感需要。”[40]早在1931年，《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中就强调边疆教育“注意师资培养”。为造就边疆师资，教育部一方面选派边地优秀青年就学内地或边疆各地之师范学校[41]，同时在边地设立边疆学校或师范班。1932年蒙藏委员会委托云南省立第三中学成立国立丽江康藏师资养成所，下设简易师范班、高级师范班[42]；1934年起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康定分校、西宁分校下设简易师范班；1936年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设置国立绥远盟旗师范学校（1937年9月停办）。边疆学校或师范班的设立，为边疆地区培养了部分师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疆地区师资不足的问题。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边疆地区战略地位的极大提升，长期制约边疆教育发展的边疆师资培养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39年《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规定，“初等教育师资之培养，由教育部筹办国立边区师范学校若干所，设立于边省适中之地点，至各省设立之边疆学校及师范班，应分别扩充或归并，由教育部视其需要定之。”[43]1941年6月，《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进一步规定，“为统筹培养边地师资起见，规定边师以国立为原则；边师应分区设立，每区以设立一校为原则。”[44]

1939年夏，教育部在云南昭通创设了第一所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同时，改设一批国立边疆师范学校。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肃州分校、康定分校、大理分校等于1940年前后相继划归教育部管辖，改设为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在教育部的统筹管理下，边疆师范教育快速发展，共新建或改设10所国立边疆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在抗战胜利后全部保留在西部并沿用国立性质。其中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国立丽江师范学校3所均位于云南，后两所皆为汪懋祖所创。

1932年《师范学校法》规定，“师范学校，由省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设立之，但依地方之需要，亦得由县市设立，或两县以上联合设立之。”[45]此前中等师范学校主要由地方办理。战时国立师范学校的设立改变了以往教育部不直接办理中等师范教育的传统，实现了师范学校的国立化，不仅满足了战时边疆教育对师资的迫切需求，也促进了中等师范教育的快速发展。

（三）国族建构与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的延伸

在近代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由“天下”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46]，“国族”建构成为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国族”是民族国家的根基，但“国族”并非民族群体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政治构建的产物[47]。边疆长期处于国家核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相对多样且影响深远，外来文化的传播也较为广泛，上述文化形态会干扰、弱化，甚至消解边民的国家意识、国族意识、国防意识，不利于边疆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抗战建国。为此，边疆教育应注重培养国族意识。1939年《推进边疆教育方法》明确要求，“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中等教育应“特别注重生活技能之训练及国家民族意识之养成”，社会教育“使人民了解国家民族意义”。[48]1941年颁布的《边远师范学校暂行办法》要求，要“使学生深切了解国族之意义及中华整个民族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之必要”[49]。1941年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要求对边地青年“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50]1941年“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报告建议，办理边疆教育，特别着重下列四点：“1.灌输整个国族意识；2.着重国语教学；3.注重生活技能之训练；4.改进当地社会风尚。”[51]由此可见，培养国族意识是边疆教育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

汪懋祖赴滇西兴学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之际，西南、西北地区被视作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边疆教育作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抗战时期自然便与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相连。汪懋祖曾在文章中回忆道：“余在滇西三年，招到各部族青年人数虽不甚多，但各族皆有区域分布颇广，已竭尽筹措。所堪自慰者，则中华民族团结之观念，已发生小小效力……，吾国边疆教育，于抗战期间已发生萌芽。”[52]由此可见，抗战时期汪懋祖兴办的边疆学校不仅是作为边地教育及文化中心而存在，还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形塑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之中。

虽然师范教育是汪懋祖推进边疆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汪懋祖清晰地知晓，国立边疆师范学校除培养义务教育师资外，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对区域社会有所影响。1939年中政校大理分校改隶教育部之际，汪懋祖便“主张边疆教育设施，应寓政治意义于其中”，“建议中央政治学校应设边疆人员特训班，以培养边区政治干部。”（36）中政校大理分校的学生不单对国家富有重大之使命，更要担负起边疆建设之责任。此外，国家对战时设立的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同样寄予了改造地方社会的使命期待。

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不断拓展师范学校改造社会的任务。如1941年《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规定“边师为推进边教之中心机关”，其中心工作包括“指导监督本区内实验中心小学；辅导本区内各小学及社教机关（参加各省市师范学校辅导地方教育办法办理）；调查研究本区内社会及自然情况；协助本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设计推进边地教育……”[53]汪懋祖在边疆兴学除注重学校教育外，对教育生产化、民众教育、边疆调查研究等尤为重视。

师范学校并非单纯的教育机构或是整体性的所谓“师范教育”，而是一种在教育和社会功能上具有某种特殊性的机构，其运作和影响延伸到政治以及社会其他领域[54]。国立边疆师范学校作为文化教育机构，一方面使边区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向其传播了国族观念，灌输了国家意识，其毕业后服务边疆地区又成为国族意识的启蒙者和宣传员，将国族观念传播给普通边民。另一方面，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在边疆地区开展的识字运动等改造了地方社会的民众教育活动了“柔化”了国家强制性权力渗透，在国家与边疆之间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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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44][48][49][51][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62，122-123，105，122，106，152，107.

[31] 汪懋祖.教育者应有的修养[J].中国学生，1937，3（23）：4.

[32] 汪懋祖.大理筹办师范学校月夜孤吟写示同人（1938年12月）[M]//苏州市道山教育文史研究会.汪懋祖真迹诗集.苏州：苏州市道山教育文史研究会，2011：70.

[33] 汪懋祖.丽江观风[J].东方杂志[J].1946，42（17）：53.

[35] 王树森.和典公王任五十初度原韵即以奉祝（1940年）[M]//苏州市道山教育文史研究会.汪懋祖真迹诗集.苏州：苏州市道山教育文史研究会，2011：84.

[36] 大理文化教育界为汪懋祖立碑[N].前线日报，1943-2-15（2）.

[37] 云南边地教育概况[J].云南省教育公报，1936，（6-7）.

[39] 朱俊.抗战时期云南中等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20-122.

[40] 边疆教育现况[N].大公报（重庆），1943-01-01（3）.

[41][4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838，838.

[4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415.

[46]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54] 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注释：

（1）相关研究参见：周勇《文化名校之道——以汪懋祖时代的苏州中学为例》，《全球教育展望》2008年第5期；魏本亚：项红专《汪懋祖的“学术化”办学理念及实践》，《中小学管理》2010年第1期；《汪懋祖“学术化苏高”的表征、意蕴及启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4期；罗庆云，戴红贤《民国教育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研究——以1934年有关文言文教育争论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张雨秀、张睦楚《汪懋祖先生边疆教育实践及其思想——以中政校大理分校、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为中心之探讨》（2021年）是目前仅有一篇讨论汪懋祖边疆教育思想的文章。

（2）“教育部”指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同。

（3）参见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请在夷苗民族集中地区设立政治分校（1936年10月）[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二·案卷号2711.

（4）参见汪懋祖.中央政治学校云南分校设施问题[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56.

（5）余朝海，云南人，中政校行政系毕业，后任大理分校总务组长。章育才，江苏人，中政校教育系毕业，后任大理分校教务组长兼调查组长。曹树勋，毕业于苏州中学，后入中政校教育系，抗战前为中政校附属蒙藏学校教师，前期负责大理分校教务和行政工作。俞思敬，江苏人，中政校教育系毕业，后任大理分校附属小学校长。

（6）参见教育部接办中央政治学校设边疆学校大理肃州西分校案及有关文书[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3063.

（7）参见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续订两年计划（1941年5月30日）[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4610.

（8）参见宗亮东.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三十一年度五六两月工作报告[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82.

（9）参见汪懋祖.奉令视察滇西教育已到丽江报告丽江等设边校情形拟具计划概算敬希核准并祈速三万元以利筹办（1941年10月）[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86（1）.

（10）参见丽江汪懋祖电（1941年12月7日）[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82.

（11）参见汪懋祖.谨拟丽江师范初步计划节呈概要伏乞鉴准训示遵行[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86（1）.

（12）宗亮东，曾就读于汪懋祖创办的苏州中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研究所研习教育学，毕业后恰逢“教育部”提倡发展边疆教育，他抱着对教育的热枕放弃其他优越的工作选择，应“教育部”聘请，远走边陲，到位于内蒙古乌克昭盟土木忒旗的国立盟旗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献身边疆教育事业。1938年至1939年，宗亮东曾在陕西省立凤翔师范学校、西安师范学校任教，后回重庆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辑。1939到1940年，宗亮东还曾作为“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成员，深入滇西大理、丽江等西南地区考察边疆教育，了解边地风土人情和边疆教育概况。

（13）参见汪懋祖关于改变学年制度提案[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183.

（14）参见汪懋祖关于考察边疆情形并确定实行教育方针统一管理提案[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2）·案卷号183.

（15）参见汪懋祖关于设立边疆师范学院培养边区教育人才提案[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183.

（16）参见汪懋祖关于拟定各种师范学校名称并改进办法提案[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2）·案卷号183.

（17）参见“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四届大会决议实施报告[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971.

（18）参见汪懋祖.边疆教育计划大纲（1944年）[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465.

（19）此处教育厅为当时云南省教育厅，下同。

（20）参见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学生名册[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56.

（21）参见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整理及扩充学级计划（1940—1941年）[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56.

（22）参见高级中学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56.

（23）参见汪懋祖.中央政治学校云南分校设施问题[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56.

（24）参见汪懋祖.中央政治学校云南分校设施问题[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