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红军入黔后，国民党中央军亦追随而至，为蒋介石改组黔局提供了条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蒋介石对时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采取的措施经历了“保留“”未定”“扶助“”去之”的复杂过程。在具体策略上，蒋注重运用政治方式，实施步骤也相当谨慎。然而，蒋介石改组黔政，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强迫方式进行的，这虽然使其成为胜利者，却埋下诸多隐患，引起了龙云的戒备。龙云一方面对蒋介石保持了表面尊重，一方面对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南更加警惕。蒋介石对西南边疆区域政治统合过程中呈现出的多维面相，既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异化的政治逻辑的重要构成，也是突出表现。以武力为依恃的政治改组，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进国家政治的统合，但难以解决政治分野的根本问题，反而导致蒋介石与龙云等西南实力派的猜忌加深，种下了日后分道而行的恶果。在近代国家建设的宏大视角下，蒋介石改组黔局的过程及其影响，反映出边疆社会是国家政治、经济诸维结构的重要组成，边疆政治的变化关系着国家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蒋介石；改组黔政；西南边疆区域；政治统合；地方实力派
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政治史、边疆民族史。
引论
滇黔地区历来是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在地缘、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与内地联系密切。清初统治者有言：“贵州接壤云南，皆系岩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1]在历史书写或世人的普遍视域中，滇黔常被交织在一起论述，即谓“滇黔古无分野之说”。[2]发展至民国，滇黔两省在政治关系上更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内容。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观察近代历史的宏大议题，政治史是书写这一宏大议题的重要视域。政治史的观察维度是多维的，而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在近代全球秩序激烈变革的动荡情境中，央地关系的演变逻辑是理解近代国家建设的关键问题。近代央地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在清末民国时期表现出政治区域化的突出特征。西南边疆区域滇黔诸省在具有全国范围普遍性发展趋势的同时，也呈现了一些独特的区域性内容，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复杂变化。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实力派纷起割据，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结束了民国以来南北对峙的格局，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区域化景象，央地关系仍表现出多元复杂的异化面相。在蒋桂、蒋冯战争与中原大战中，蒋介石虽取得了胜利，但诸多地方实力派仍对以其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半独立”状态，西南边疆区域滇黔诸省即是其中之一。蒋介石一方面要应付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各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一方面也面临着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剧的威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于10月31日就感慨称国民党中央处于“内外夹攻”之中。[3]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蒋介石开始重视对西北及西南边疆区域的经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虽然滇黔之间的政治聚合关系日益减弱，但彼此关系仍然絮结难解。蒋介石一直关注滇黔川三省政局发展，试图将国民党中央力量渗入西南边疆区域，实现对西南边疆区域各省军政力量的统合，但遭到各种抵制。1934年底，中央红军入黔，国民党中央军亦追击而至，且于1935年4月乘机以武力方式改组黔政，改变了西南区域原有的政治格局。滇黔川各省实力派既不希望因中央红军在境内活动而打破其内部平衡，也不愿意国民党中央力量进入各自势力范围；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也存在着政治目的、意图的纠歧。在这一复杂的场景下，各方之间的军事、政治策略呈现出多变性特点。
关于国民党中央军尾随中央红军进入西南边疆区域过程中的各方意图、策略及影响等，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领域，尤其对蒋介石改组黔政的探讨，相关的通论性或专题性研究论著均多有关注，如《西南军阀史》第三卷、《贵州军阀史》等论著对此均有关涉。[4]郭昌文重点讨论了国民政府对贵州实力派的策略及其演进历程[5]，在档案资料上用力颇深且富启发意义，但对黔政变局过程中各方姿态的关注仍有拓展空间。本文试图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根据《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相关资料，重点围绕蒋介石改组黔政的心路历程、实施步骤，以及邻省龙云对黔局变化的态度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统合与地方分离这一异化的央地政治逻辑的认识，加深对边疆政治发展与国家建设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蒋介石改造西南区域政治的思考
自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后，对西南边疆区域的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主要实行怀柔之策。滇川黔三省地方实力派受限于自身实力，更愿“保境安土”以维护自身利益，对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采取象征性的拥护策略，维持着央地之间的微妙平衡。蒋介石在与滇川黔各地方实力派保持平衡关系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三省政治局面，但并不能触动三省政治的根本，国民党中央力量一直无法进入西南。[6]
中央红军入黔，客观上为蒋介石谋黔提供了机会与条件。1934年12月1日，蒋介石就指示薛岳，“如匪窜黔省，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7]此前，蒋介石对贵州一直有所图谋，但贵州因地处滇湘川桂四省之中，蒋也无法直接控制。[8]王家烈当政后，内部派系林立，对内控制力不强。蒋介石虽支持王氏上台，内心则有改组贵州省政府的计划，曾派李仲公入黔观察，但并未成功。此次蒋介石直接要求国民党中央军追随中央红军入黔，一方面既是有合适的理由，一方面则缘于贵州的地方力量相对较弱。
倘若国民党中央军能够顺利进入贵州，将对西南边疆区域政局产生重大影响。12月31日，薛岳致电蒋介石，其中直言：“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拟俟追剿部队部署稳定，深盼中央银行即设分行于贵阳，资金约百万，则川滇黔金融，得获统驭，而西南政治故障，方期迎刃以解也。”[9]先控制黔局，进而掌握川滇黔金融，最后统合整个西南边疆区域，成为国民党改造西南政治的重要打算。
蒋介石借追堵中央红军之机控制贵州的计划与意图十分明确，但具体如何实施，仍要不断斟酌。关于国民党中央军入黔后的相关部署，蒋介石在1935年1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一、薛之名义；二、黔军归薛指挥；三、黔军由黔西向古蔺推进”。[10] 1月下旬2月中旬，蒋介石日记中都在不断思考“薛（薛岳）龙（龙云）名义”及“滇黔名义”等问题。[11]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各方力量的统合更多的是运用政治方式进行，包括对贵州地方实力派也是如此。王家烈能够执掌贵州，就是蒋在毛光翔与王氏权争中运用拉拢、分化策略的结果。不过，王家烈上台后既无力统合贵州内部各派，私下又与桂系联系，引起蒋介石不满。但如何对待王家烈，尤其是在“剿匪”背景下，蒋介石十分慎重。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表示王家烈已经加入“剿匪”，国民政府中央可增加对黔军的补助。1935年初，王家烈曾向蒋介石报告，称中央军入黔后，贵阳“钞票充斥，供求相差过巨”，引起社会不安，要求中央银行在贵阳设立分行并拨付现款进行汇兑。1月15日，蒋介石专门致电孔祥熙，要求孔氏同意王家烈的请求。[12]其时一方面内部矛盾激烈，一方面财政困乏，为缓解统治贵州的困局，王家烈妻子万淑芬还专门到南京活动，以图取得支持。万淑芬为贵州铜仁人氏，王家烈统治贵州后，万氏干预政治，并形成了铜仁派势力，对贵州政局颇有影响。万淑芬到达南京后，先是宋美龄出面接待，后来蒋介石也亲自接见，以示对王家烈的信任和抚慰。万淑芬在南京宣称：广东方面以五集团总司令名义授予王家烈，以“诱王归粤”。而王家烈部下的桐梓系军人“多主降粤，并挑拨薛、王感情”。[13]上述说辞，是王家烈一方认为蒋介石与两广都想争取贵州，试图以此要挟南京方面获得利益的行为。在与两广博弈激烈的情形下，蒋介石在1月31日也认为“黔王仍须保留其名义，再试之”。2月3日又在思考“对黔王态度”，2月5日则云“黔王未定”。[14]
蒋介石对贵州态度犹豫不决的影响因素较多，其对黔事的部署安排，是将追击中央红军、控制西南边疆区域及缓和与两广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确定的。2月7日，蒋介石向蒋伯诚分析了当时各方形势：“自中央军到黔，令王家烈追剿，使桂军不能联络。桂李名义不发表，粤飞机、护照不发给，认定中央有先解决黔事，再迫粤、桂之势，将成为唇齿相依关系，除切实合作外，并派叶琪赴滇联龙。……在黔、桂边境抵御中央军。”[15]同日，他还指示薛岳：“驻贵阳、贵定各部队应秘密布置防范，以防万一，桂态殊难测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与中央部队一路前进，使其离黔追剿，与其任务，暂不返黔，但不可稍露形迹，免其畏惧。”[16]同时，决定对王家烈仍持“扶助”态度，在2月7日的日记中称：“滇黔，扶助之”。[17] 2月15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称：“港、粤造谣日盛，且捏造兄电粤陈，欢迎粤、桂军入黔。此或以我军初入黔时，匪未远窜，去电欢迎。而粤、桂乃于此时将旧电发表，不记时日，是其为将来入黔地步，有意乱黔甚明。”万淑芬在南京称两广拉拢王家烈之语，表现了“粤、桂入黔之野心犹炽”，故“应积极防备，以免叵测。务望多积粮秣为要”。[18]王家烈与粤桂关系密切一直为公开的秘密，这是蒋介石的心结之一，也是导致黔局复杂性的重要原因。
各方对黔局的变化均十分敏感。2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一方面要求其“速拟方案改编整理黔军各部及其杂色部队，如杨其昌、蒋丕绪等”，此举为削弱王家烈的力量；另一方面，告之薛岳“此后每星期汉口、长沙、贵阳间航空通讯二次”，要求“凡秘密重要事件，皆用航信，不宜发无线电报，因粤桂皆有听取机器。”[19]显然，贵州成为蒋与两广博弈的重要交涉处。不过国民党中央军既已入黔，解决王家烈也仅是时机问题。2月14日，蒋介石要求孔祥熙加快中央银行在贵州的建设步骤：“中央部队已到重庆与贵阳，故不患不能保护与发展”[20]，言外之意显露无遗。
二、蒋介石改组黔局的步骤
中央红军转战黔滇，蒋介石的“围堵”计划需要各地方实力派配合。1935年2月2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官。[21]除军事上的名义外，如何赋予薛岳干预黔省行政的适当名义，又如何妥善安排龙云，确定“龙、薛名义”[22]，是蒋介石思考的重要问题。2月12日，蒋介石决定以“薛为黔省绥靖主任，归龙总司令节制指挥”。[23]龙云一直在谋取黔省辖制权，这一安排，既给龙云较高政治地位以安其心，也为薛岳参预贵州政务提供了名位。
贵州关联两广，粤桂对贵州的动向向来十分关注，蒋介石对此也得认真考量。2月15日，蒋介石认为“粤桂逆谋暂露，应预为防范，勿使其暴发。”[24]为缓和与桂系关系，蒋介石一度考虑将贵州交由桂系控制：“桂逆行动，当以开诚布公以说之，先令其服从中央，照感电实施，则可以贵州归彼也。”[25]在这样的考虑下，2月16日，蒋介石要求薛岳注意川黔形势，“对王扶助其政权与财政”。[26]至此，蒋介石对王家烈的去留，仍未形成最后决定。
随后，“朱匪陷遵义，桂逆思逞贵州”[27]的情形，使蒋介石认为“黔局比较严重，入川后，对川对黔之总计划应速决定，并有预备，不致徒劳往返。而以川黔财政之统计与其收支数目为整理入手之基”，计划“拟定川黔整理整个方案”。[28]蒋介石预计3月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十五日会攻遵义”“廿日飞贵阳”“月底到昆明”“拟定川滇黔方针”“定黔计划与方针”等。[29] 3月1日，蒋介石又思考“调墨三（指顾祝同，引者注）长黔乎”，[30]其解决王家烈的心情迫切。当然，这一过程的实施则又是十分谨慎的。3月5日，王家烈曾致电蒋介石，为桐梓、遵义被占事自请处分，自称：“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责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31]但蒋介石仍向王家烈表示抚慰。[32]
蒋介石对解决王家烈的审慎态度，缘于“剿匪”部署及黔与两广的复杂关系，使其有所顾虑。3月2日，蒋介石致电薛岳，要求“如粤桂军果推进，则我军留驻贵阳部队，应闭城固守。一面应严令周纵队（指周浑元部，引者注）与吴纵队（指吴奇元部，引者注）会攻遵义之匪，然后再言其他。此时对于王家烈，必须密为注意，并可派员与廖磊连络，而查其实情。”[33]在两广也想控制贵州以拓展其战略空间的背景下，蒋介石对王家烈虽心有疑虑，但仍以求稳为主，3月6日，仍考虑“黔王部经费应接济，勿使其生变。”[34]其时，国民党中央军在黔已占优势，而蒋介石人在四川，仍然一直在考量“赴黔日期之迟早”问题，不断思考“治黔着手办法”及“川黔党政军整理方针”。[35]
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两广此前对南京方面态度强硬，但3月中旬后又“渐趋顺服”。在两广局势稍缓的情形下，“安定贵州方针”[36]又成为蒋介石思考的重点。3月17日至22日，蒋介石一直思考“川黔党政军整理方针”“川黔军政整理方案”“黔王态度应注意”“贵州军政财设计”“黔军整编”“对黔方针”及“桂粤黔情”等贵州政局问题。3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下周预定表”中所列相关事项，基本上都是对贵州的安排：“一、到贵州；二、处理贵州军事；三、处理贵州政治；四、改组贵州军队；五、整理贵州通信网；六、解决贵州黔东路；七、注意广西策略；八、完成茅仁遵桐松之封锁线。”[37]这些内容表明，蒋介石已经基本确定了对贵州的具体军政方针。
蒋介石加快了解决黔事的步伐，针对军政、财政问题进行人事部署。3月24日下午，蒋介石由重庆赴黔。其时，上官云相控制的桐梓被中央红军再次攻占，令蒋介石倍感“忧愤”[38]，其改组黔政的意图更加迫切。经过不断酝酿，“黔省军与政方针”已经初步形成：24日，蒋介石要求金融专家浙江省财政厅长王澄莹“即来黔”“并可带财政能手一二人同来”；25日，要求北方军事特派员郜子举入黔。[39]在3月25日的日记“注意”事项中，蒋再次强调“贵州财政”与“贵州军政”。[40]当天，蒋介石在贵州绥靖公署发表讲话，称对贵州“地方上的事情，今天没有多的意见报告”。他的讲话内容虽含有不干预地方之意，但亦无支持贵州地方领导之语。[41] 26日，蒋介石游览黔灵山，晚上日记中则记载：“商编黔军与解决黔政”。[42]
在“桂粤形势一时不变”[43]及国民党中央军在黔力量加强的情境下，蒋介石对王家烈之态度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由“安抚”变为“训斥”。3月27日，蒋介石“训诫王家烈，王被公言感动，彻悟以至流泪”。[44]蒋介石此次亲赴川黔滇，一方面是为了“剿共”，另一方面也是借机了解西南边疆区域政情而定其统合政策。在确定改组黔政的基本方针后，据说当时陈诚曾主张把王家烈处决，但蒋介石没有采纳，其实也是担心杀掉王家烈会引发贵州乃至滇川等地方力量的反弹。但蒋决定一方面在军费上对王家烈进行限制，以激化王部内部矛盾，一方面收买王部下属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等人煽动官兵反对王家烈以促其下台。[45]
伴随力量对比及形势的变化，蒋介石改组黔省的步伐加快。3月30日，蒋自认为“到黔安置军政，如余不来，则黔事必大败，不可收拾也。”[46] 3月31日，在日记中蒋又称：“入川入黔皆能如期不误，对于川黔政治与经济之方针，皆得决定大略。”[47]
在蒋介石基本掌控贵州的情形下，王家烈于4月6日向蒋介石电呈辞去省主席兼职：“本属军人，未娴政治……另请钧座简派贤能。”[48]同日，王还向何成濬及李仲公去电，表示担忧此举仍为蒋介石不满，要二人“务恳婉释”。[49]国民政府很快就在中央政治会议第四百五十三次会议上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府主席。[50]其实，王家烈本希望只交出行政权，保留军权，但蒋介石并未同意。在重重压力下，王不得不表示愿意辞去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其后，王家烈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于5月3日被蒋介石强制离黔。[51]到此，贵州“中央化”的过程终于完成。
蒋介石在5月30日的日记中有言：“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进步也。”[52]蒋介石这样自得的评价，实在于通过控制贵州，使国民党中央军能够名正言顺插入西南边疆区域腹地，对西南边疆区域政治秩序形成直接影响。对于四川而言，川省内部派系复杂，且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已入川，在某种程度上已打开了影响四川政治的窗口。而云南情况依然复杂，龙云对国民党中央军入滇防备甚严，蒋对云南的影响仍然有限。
三、龙云对黔局变化的反应
在刘显世执掌黔政时期，贵州地方实力派长期依附于云南。至1927年前后，滇黔逐渐分离，但双方都怀有复杂心结。蒋介石改组黔局，使滇黔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自然对龙云产生影响。1935年1月2日，蒋介石认为“进剿方案应速定”[53]，1月4日，蒋介石与何应钦、钱大钧商讨川黔湘鄂“防剿”部署，指示晏道刚发布各方“追剿”指令，要求黔军除以一部分防守贵阳外，须以主力集结遵义，扼守乌山，并派遣一部驻扎桐梓，与川军取得联系。[54] 5日蒋致电何键，称“匪既入黔，若不乘胜急进，设连川匪，则湘西更难安定”[55]；同时要求刘湘与龙云就滇军一旅进驻毕节一事进行洽商。[56]中央红军进入的虽然是贵州，但云南难以置身事外，蒋介石不断要求刘湘、龙云就出兵“追剿”进行商议。不过，龙云对出兵贵州，一直心存各种担忧和疑虑，态度并不积极。[57]
长期自主的龙云对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南地区怀有戒心，在滇军参与追堵中央红军的过程中，他专门派遣黄毅夫为驻贵阳代表，观察蒋介石、薛岳、王家烈等方面的动静。对王家烈电请蒋介石任命犹国才为二十五军副军长以缓和二人关系、薛岳谋求贵州绥靖主任职务、王家烈反对薛岳收编在湘西的黔军杨其昌及雷鸣九部等各种情况，黄毅夫都向龙云作了报告。[58]其实，在国民党中央军入黔伊始，各方就对国民党中央军的意图有所揣测。贵州籍地方名士、早期同盟会会员平刚在1935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虽然薛岳表示“此来只为剿共，别不过问黔政”，但“一般人民则望中央军来收拾黔政耳，究不知中央军之意图何在也。”[59]伴随王家烈的力量日益被削弱，3月中旬，各方都已悉察国民党中央改组黔政的意图。平刚在3月13日记载：“闻蒋委员长有来黔之说。培中谈此次中央派李仲公来，表称联络之名，实则示意欲令王绍武辞去军职，专负行政之责。而王乃托战事在即未能离开来省，盖恋栈之情尚切耳。将来或有巨变，未可知也。”[60] 3月22日，黄毅夫也向龙云报告：蒋已“授意王家烈交出军权，专主黔政”，此为“外传消息”，但“似有可靠”。[61]
改组黔局将对西南边疆区域政局产生重要影响，蒋介石一直关注各方态度，尤其注意龙云的表现。蒋在4月5日的日记中强调：“改组黔省府，注意滇桂”，还要“运用滇桂”。[62]同日，蒋介石专门致电国民政府中央驻昆明代表黄蘅秋，要求黄氏向龙云转达不改组黔政则“剿匪难有成效”之意，并且王家烈“辞意恳切”，中央政府改组黔政为自然之事；如果龙云有需要安排的得力人员，“请其先行密示，以便保任省府委员，以资滇黔联络”。[63]蒋介石此举是想笼络龙云，以减少改组黔政可能引起的政治矛盾。此时，“对滇注意”[64]及观察“滇龙态度”[65]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议题。
在王家烈表示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为了安抚入黔滇军，还专门传见孙渡等重要将领，对滇军“运动迅速，颇为嘉勉”。[66]而后，王家烈在蒋介石压迫下，又辞去军职，并推荐犹国才继任第二路军“追剿军”总指挥、何知重继任二十五军军长。蒋介石于4月26日，将这一情况告知龙云，并称“未知兄意以为可否”，表示出与龙云协商的态度。[67]对此，龙云在28日复电，向蒋表达了不同的认识：“绍武（指王家烈，引者注）既经坚辞，请即予以照准。惟此举对黔军内部，不无关系。可否请钧座先召犹密讯，有无把握，若犹无甚把握，则在此朱、毛未告一段落以前，似宜暂维现状，盖思乱者，大有人在，恐致影响剿匪军事耳。若犹确有把握，职意最好以犹为军长、何知重为副，仍兼师长，王之追击总指挥名义，已无存在必要，籍此取消。或犹以总指挥兼军长，何副之。”[68]第二路军“追剿军”总指挥与二十五军军长两职务，后者更具实际权力。何知重虽早已暗中投靠国民政府中央[69]，但其系王家烈表弟，故王家烈的推荐未尝不有继续维持其影响之意。而犹国才与王家烈一直存在矛盾，且一直与龙云联系密切，[70]龙云对犹氏之支持，实际上也是试图影响黔政。
蒋介石本意想“委何代理军长，犹代总指挥”[71]，但他既征求龙云意见，此时又值中央红军由黔入滇、“桂逆不可以情理喻”[72]，“滇对桂态度”对其政治运作十分关键，故决定“应取缓和为宜”[73]。蒋于30日复电龙云称：“今接兄电，决即批准如武辞职，升犹国才为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何知重副之，二十五军官兵更觉安心。”[74]蒋介石这一安排，既未坚持其原有计划，但也未完全按照龙云的建议进行，其意在于既表示对龙云的尊重，又不致因予犹国才以实权，而间接增强龙云对贵州军政局势的影响力。二人的复杂心态，于此可窥一斑。
蒋介石在4月底改组贵州事宜初步完成后，决定“巡视云南”。[75]他在5月3日电告龙云：“决下星期来滇。但切勿告人为盼。”[76]此时，对贵州政局如何安排部署，是蒋介石对桂、对滇策略思考的重要内容。他在5月4日曾计划：“黔省不驻重兵以安桂心，但力辟交通，并以黔归龙节制。”[77]这一设计，是为了缓解龙云的戒备之心，并稳定两广，以消除改组黔局带来的影响。而蒋介石入滇，一方面是为其“防堵”中央红军进行部署，一方面也是观察了解云南的情况。
黔局改组后，龙云对蒋介石的态度更加复杂。他担忧蒋借机派兵入滇而仿效在贵州的做法，影响其在云南的统治，但也不能公开反对国民党中央的政令。为应对这样的复杂形势，龙云一方面加强对国民党中央军的防备，一方面也加强与桂系的联系，试图在中央化进程中维持云南的“半独立”地位。
余论：武力改组与异化的政治逻辑
西南边疆区域滇黔川三省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就一直与中央权威对峙，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全国政治向“统一”发展的大势下，滇黔川三省地方实力派先后都表示服从于中央。此时，西南滇黔川三省内部政治在不断分化，但也逐步走向稳定与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权势也在分化重组，一方面国民党高层派系角逐激烈，一方面蒋介石的集权统合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不过，从根本上而言，不论是国民党中央的统合发展，还是滇黔川地方实力派内部的统一进程，都是民国政治在坚持传统“大一统”理念下分合逻辑的演进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北洋军阀统治下政治分裂的影响，北洋时代的割裂性特性仍或显或隐地延续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逻辑，在一定层面上呈现出一种异化现象：一方面中央权威较之北洋时代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威在表面服从的面相下又不时呈现割据趋向。这种异化的政治逻辑现象，发展到一定时刻，央地双方的分合关系则必然崩溃。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统合滇黔川三省以及其他实力派的过程，都是这一逻辑现象的表现。
1934年底的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南边疆区域原有的政治格局及秩序，是西南边疆区域政治格局转折的先声，但总体上国民党中央在川力量仍然有限，并无从根本上解决四川刘湘的实力。是故，此次改组黔政成为国民党中央加强西南边疆区域政治统合的关键举措。国民党中央军在入黔三四个月之内，就基本控制住贵州，迫使王家烈下野，实现了贵州省政府的“中央化”，对滇川及桂系均形成了牵制。换一观察维度，这也是蒋介石与龙云、刘湘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关系发生根本转折的重要节点，双方关系由此前的表面相对平衡逐渐转向以蒋为主导的形态发展。此后，龙云、刘湘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虽然没有被完全消解，但其生存空间也逐渐被蒋介石挤压。
蒋介石实现对贵州省政府的改组，虽然是通过渐进的政治手段实现的，但毕竟是建立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基础上。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合历程中，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派系之争，蒋介石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争斗或博弈方式，虽使其成为最大政治受益者和最后胜利者，但亦埋下了诸多隐患。1928年蒋、桂冲突时，平刚就称：“双方亦各有是非，但双方须知中国现在既经统一，任有何种是非，只宜以政党手腕解决，切不可诉之武力，作不断之革命，恐中国不亡于非革命派，而亡于革命之人，成为千古笑话。”[78]这一判断是深有见识的。蒋介石以武力为后盾改组了黔政，让滇川诸地方实力派对其戒备更甚，虽然表面对蒋表示服从，但内里与蒋则更加离心离德。龙云在5月3日收到蒋介石准备入滇的电文后，当日就复电蒋介石，表示：“滇亦国之版图，匪纵不入滇疆，【流窜】他省，揆以休戚与共之义，滇亦岂敢乐观。……今匪既窜境，职尤易竭绵薄，藉答涓埃，总其唯力是视。早灭此匪，共庆昭苏。除国家之大患，纾钧座之忧勤。”[79]然而，龙云内心并不真如电文中所言，反而担心蒋会乘势解决云南。龙云一直谋求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既是其政治欲望的表现，但其想获得对贵州的辖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通过控制贵州而扩大政治影响以保全云南“半独立”地位，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此后，蒋介石虽然不断拉拢龙云，但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十年后蒋介石再次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龙云终不能幸免与王家烈相似的政治遭遇。
中央红军能够不断突破蒋介石部署的“围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得到人心。1933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红三军贺龙部在川黔一直活动，平刚对此评论言：“共产党已窜入四川，本只数千人，今闻已扩至数万矣。若辈原欲窜入陕、甘，因过川北，百姓为防军所苦，不堪，遂欢迎之。川民被征粮税至民纪五六十年，其它苛捐杂输不知凡几，故共党一入，遂得人心也。贺龙则在酉秀黔彭四省交界处，亦已成不可收拾现象。”[80] 1934年10月27日，平刚又听其外孙王文治言：“由洪江一带经过，人民对于共匪之情感反盛于官军。”[81]反之，1935年11月30日，平刚记载了时人对国民党的评价：“国民党一切设施与民心相背太远，平日唯恐专政不深，至大难则呼民起赴难，对内对外则种种敷衍遮饰，虚表团结镇静，其实内外之人皆已深知其散漫辀张。可笑可悲，莫此为甚也。”[82]因果关系已隐伏其中。
总之，在近代国家建设的宏大视角下，无论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抑或边远的边疆区域，都是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蒋介石改组黔政中各方复杂的博弈，表现出以下内涵：一是在近代国家建设发展进程中，边疆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与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不同，突出表现就是边疆区域与近代国家政治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强。这一方面是传统王朝国家时代对边疆经营日益深入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近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家政治结构日益普遍化的自然演化。二是民国的政治演变虽有地方割据的一面，但在不断蜕变中一直朝向统一的主权国家进步，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日渐向近代化发展。蒋介石对滇黔政治的考量虽然复杂，但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统合效果，恰呈现了滇黔政治与国家宏观政治结构日益融合的趋向。三是从蒋与黔滇地方实力派的博弈过程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可以观察到，边疆社会是国家政治、经济诸维结构的重要组成，其变化关系国家整体之发展，并且伴随近代国家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联系的网络结构会更加牢固。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七，康熙元年十二月辛酉。
[2][清]谢圣纶辑，古永继点校，杨庭硕审定：《〈滇黔志略〉点校》“凡例”，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3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544页。
[4]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三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贵州军阀史研究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郭昌文：《国民政府对贵州实力派的策略及演变研究（1927-1937）》，《兰台世界》2016年第19期。
[6]段金生：《“待时发展”：1926年-1928年蒋介石对滇川黔的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7]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1934年12月1日，（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513页。
[8]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9]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1934年12月31日，（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684页。
[10]《蒋介石日记》，1935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手抄本，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11]《蒋介石日记》，1935年1月25、28、31日，2月9、12、16日。
[12]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1月15日，（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89-90页。
[13]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2月15日，第390-391页。
[14]《蒋介石日记》，1935年1月31日，2月3日、5日。
[15]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2月7日，第389-390页。
[16]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2月7日，第278页。
[17]《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7日。
[18]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2月15日，第390-391页。
[19]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4册，第530页。
[20]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4册，第537页。
[21]《蒋中正电令龙云为第二路总司令》（1935年2月2日），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22]《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2日。
[23]《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12日。
[24]《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15日。
[25]《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17日。
[26]《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16日。
[27]《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2日。
[28]《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23日。
[29]《蒋介石日记》，1935年2月28日。
[30]《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1日。
[31]《王家烈电呈桐遵之失自请罪处》（1935年3月5日），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114页。
[32]《蒋中正电令抚慰王家烈及黔军官兵》（1935年3月6日），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114页。
[33]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3月2日，（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21页。
[34]《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6日。
[35《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13、14、15、16日。
[36]《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16日。
[37]《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23日。
[38]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3月24日，第195页。
[39]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3月24、25日，第197、198页。
[40]《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25日。
[41]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3月25日，第199页。
[42]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3月26日，第218-219页。
[43]《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27日。
[44]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3月27日，第226-227页。
[45]熊绍韩：《蒋介石是怎么搞垮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机诈权变：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46]《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30日。
[47]《蒋介石日记》，1935年3月31日。
[48]《王家烈鱼电呈请辞去省主席兼职》（1935年4月6日），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193页。
[49]《王家烈由黔西致何成濬、李仲公鱼电》（1935年4月6日），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193页。
[50]《黄毅夫报告蒋介石攫取黔省军政实权经过》（1935年2月-5月），《云南档案史料》1986年第12期，第50页。
[51]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52]《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30日。
[53]《蒋介石日记》，1935年1月2日。
[54]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1月4日，第27-28页。
[55]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1月5日，第31页。
[56]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9册，1935年1月5日，第32页。
[57]孙渡：《滇军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58]《黄毅夫报告蒋介石攫取黔省军政实权经过》（1935年2月-5月），《云南档案史料》1986年第12期，第48-49页。
[59]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续二）》（1935年1月5日），《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1期，第44页。
[60]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续二）》（1935年3月13日），《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1期，第45页。
[61]《黄毅夫报告蒋介石攫取黔省军政实权经过》（1935年2月-5月），《云南档案史料》1986年第12期，第50页。
[62]《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5日。
[63]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4月5日，第343-344页。
[64]《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13日。
[65]《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16日。
[66]《黄毅夫报告蒋介石攫取黔省军政实权经过》（1935年2月-5月），《云南档案史料》1986年第12期，第50页。
[67]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1935年4月26日，第589-590页。
[68]《龙云复蒋介石宥电》（1936年4月28日），《云南档案史料》1986年第12期，第53页。
[69]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4-35页。
[70]孙渡：《滇军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3页。
[71]《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5日。
[72]《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7日。
[73]《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8日。
[74]《蒋介石致龙云电》（1936年4月30日），《云南档案史料》1986年第12期，第54页。
[75]《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30日。
[76]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3日，第13页。
[77]《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4日。
[78]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1928年11月25日），《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第148-149页。
[79]《龙云复蒋介石冬巳电》（1935年5月3日），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80]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位于川鄂湘黔四省交界处。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续二）》（1933年3月31日），《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1期，第40页。
[81]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续二）》（1934年10月27日），《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1期，第44页。
[82]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续二）》（1935年11月30日），《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1期，第48页。
《民国档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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