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钟瑜：陈荣昌先生与云南国学专修馆-滇史

陈荣昌先生（1860-1935）一生从事教育，惮精竭虑，以培养人オ，发扬祖国文化为职志。立德立言，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在其教导启迪崇高风范的影响下，出其门者，大抵为一时俊彦。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

陈先生中年以后，息居林下，不求仕进，清寒自持，以鬻字为生，并从微薄收入中，以一部分救济贫民。澹泊宁静，高风亮节，为世所宗。陈先生晚年关心后进，注意到祖国传统文化接班乏人，必需大力培植青年，从事深入探讨，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乃约集门生友好，志同道合者如：李春醲（序青）、杨觐东（毅廷）、秦光玉（璞安）、周自镐（景西）诸先生，于1922年在昆明创办云南国学专修馆。陈先生从拟定规章制度，组织教师队伍，均亲身一一擘划。凡所延聘，皆学高望重，热心教育者。聘书均由先生亲笔书函。而安排课程，则听取各位老师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决定公布实施。虽年事已高，经常亲自到馆讲授，毫无倦容。在其精湛学术及崇高品德的薰陶下，在各位老师宿儒的精心培育下，国专学生，大多潜心学习，身体力行，造诣日深。与昔年经正书院所培养的高材生，后先辉映，相得益彰。实不愧为一代宗师。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对先生与国专有关事迹，略述一二。

筹备与办理

陈先生在筹备之初，对馆章十分注意。对学生人学年龄，学业成绩标准（入学程度）极为重视。决定入学学生，以能熟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文理通顺者，编入乙班；甲班则以具备抒发议论条理作述之能力，并須能诵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者当之。丙班，则以能识字，背诵经文者编入。

国专原系私立，经费除由发起人筹办外，一部分靠学费收入开支。原筹备会议决定，学生缴纳学费，逾期10天，即不许入学。陈先生对此不同意，立即写信给李序青（教务主任）提出修改意见，录其原文如下：

“序青老友鉴：馆章已阅数过，均妥协可用，惟纳学费逾10日即开除，似过严。拟稍减轻。或逾限二三次、即开除可也。招生章中，叙明本人为馆长，初意以为不宜。继思之，此次允为馆长，是虚名作招牌耳。即叙明亦无不可。书单可不必开，即如前日所云，买注疏可矣。”（注疏指经典著作解释的书籍，馆内提倡教师教学与学生自学为原则，故需买一些注疏类书籍，以作参考）

由此信中，可以看出陈先生对国专开办时的态度是积极负责的。此外，还有给李序青的另一封信亦值得录出：

“承示初四日开筹备会，即不必改期，敝恙虽未愈，当力疾一至，以便面商一切也。”

这封信，可说是先生筹办国专的决心书。克服疾病，积极参加国专筹备工作。就在陈先生的主持下，国学专修馆成立开办了。有人说，陈先生在国专仅仅是名誉上的馆长，那是不真实的。陈先生办理国专，是其一生最后一次办学，和以前办其他学校一样，既已承担责任，就一心专注在所办教育事业之中，勤勤恳恳，善始善终。因此有必要顺便提一提他一生致力教育事业的大概：在清末，两任贵州提督学正（一般称为提学使）；一任翰林院编修；历任武英殿纂修官，国史馆协修官；并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又先后任云南经正书院山长（院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校长）；创立劝学所任所长，办理云南省优级师范，创立两级师范学堂，又分别创建云南法政、方言、工业、农业、蚕桑、森林等专科学堂，莫不认真负责，全力以赴。事实是：他当学官时，致力优选真才实学，凡有一长，绝不轻易放过（清末北京盛传梁启超的试卷是他看的，他一见梁卷，即认为是奇才，竭力推荐）。他办学校，则重视教学，经常到各教室巡视谛听教师教课，督促学生写日记。蔚成风气。同时严格整顿学风，考査学生勤惰，不稍宽假。发现人才，奖掖人才，不遗余力。晚年办理国专，根据多年办学经验，虚心采纳教职员工意见，作风民主，平易近人。

朔望考课

陈先生为了提高国专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习写作能力，规定每月朔望（农历初一、十五），延聘当时社会名流，轮流出题考课，或由他本人亲自出题，在馆学生，均可应考。成绩优良的，分别发给奖学金。他对各生试卷，无不细心批阅，严格甄取。凡名列前茅者，亲自书写墨迹，奖给学生，大大提高学生们的写作热情，在陈先生的鼓舞激励下，学习气氛，成进度，日新月异，与一般学校，大异其趣。

考课试题，大多为一文一诗，文重议论，诗严格律，如能填词者，也可以词应考。对议论文章，着重阐发个人见解，要求把握中心，鞭辟入里。诱导学生深人探讨，各抒所见，只要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论正反意见，均可任情发挥。在他的教诲下，学生们大胆评论，独立思考，斐然成章。

附带记述一下，陈先生允许学生参加校外考课。那时，昆明有一明伦学社（在文庙内），也设月考。此种考课，略与国专考课方式近似，也由当时昆明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命题，择优录取，颁发奖金。国专学生前往应考者，一般名次都高。这种学校与社会配合的教育方法，对于策进学生学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学习课程

国专学习课程，在初成立开学前，陈先生即与各位老师商定，以学习我国传统文化古籍为主，包括经、史、百家、诗、古文辞等。并将刘宗周所著《人谱》列为甲班学生必修科，由秦璞安先生主讲。这一课程，着重个人道德修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端正人的行为标准，是学习的基础，陈先生对此极为重视。关于基本学科方面，《易经》由倪宣三先生主讲。《书经》《礼经》《孝经》三科，由秦璞安先生分年授完。《诗经》由郭理初先生讲，《中庸》由杨毅庭先生主讲，除依历代讲疏研习外，各位老师并就研究心得，编发讲义。《春秋三传》及其它子、史、书籍，则听学生各自选读。郭理初先生名燮熙（善画梅，人们称他雅号郭梅花），他每周为学生批阅诗作。史部则规定学生自行圈点，从《通鉴》入手，再及其它通史、断代史。有求更进一步的，也指导学习阅读刘知几《史通》马端临《通考》、杜佑《通典》及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子部则规定先读《老子》再及其他。

课堂教育与课外阅读

国专成立时间不长，学校藏书不多，不足供学生课外阅读之需。当时昆明有两个较大的图书馆，一个是翠湖省立图书馆；一个是长春路省教育会图书馆，陈先生在课后和学生谈到，读书必须在专精外，更求博览。于是学生们除上正课外，经常到两大图书馆寻求自己所喜爱的图籍，果然开卷有益，短短几年，吸收了大量的知识。举一例说明：如《诗经》一科，课堂讲的是《诗经注疏》，我不满足于郑注，就到图书馆去找有关《诗经》资料十余种，并以《诗经源始》为主要参考，比较研究，得益良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30年代，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陈先生虽没有这样提，但实际上已经这样办。回溯一下他主持云南省高等学堂期间，除命学生沿习研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外，并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先后在该校开数算、物理、化学、法律、方言（即外语）等科系。师资不够，建议教育当局，派遣一批留日学生。并亲自到日本考察，吸取日本先进经验，购买实验仪器。回国后，在他著的《西书杂记》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余既居讲席，因研经之余，取西书而评论焉。尽余之责而已。”他在这样说后，并即见诸行动，所以俟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就分配在当时各个学校执教，讲授进步科技知识。晚年他主持国专时，仍本昔日办学态度，鼓励学生中西并学，新旧并进。因此学生得以泛读各科新书。此外有自己学习外语的，也有钻研数理的。尽管有个别同学，埋头故纸堆中，而大多数却能广取博收，丰富自己。

拜圣与祀圣

国专当时和一般学校迥异的地方，是重经、尊孔，重经已如前述。尊孔的表现形式，一是：每月拜圣（拜孔）两次，叫做“朔望拜圣”。当然这些做法，在今天看起来，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陈先生却坚持这样做，翻阅他在国专时代的遗墨中，对规定“拜圣”，有这样的一幅手迹：“朔望拜圣，拟以10点钟（上午）为定。吾亦必来，不需人来请。”

拜圣的那一天，陈先生除偶病不适外，从不缺席。二是：“祀圣”（祀孔）。对祀圣礼仪，更是十分重视。下面是陈先生有关祀孔的两篇函件：

“祀圣礼节，即照来单行之（馆中给陈先生一份祀圣礼节程序单），所采祝文，嫌其繁冗，今为删削，亦有改定处，似较为简净可用。其乐章拟以《六经》为主，而遂章求之。只有《易》《诗》《书》《孝经》，而《春秋》《礼》《乐》，不免遗漏。故将《饮福》一章，略加点窜。如此则完备矣。”

“廿七日王府成主，在午前九钟、十钟之际，到祀圣时辰，自应较早。且致祭以早为宜。拟请属付执事诸君，早为陈设。仆定七钟前到馆行礼。其学生列名，每班一人，嫌其太少，则毎班三人，亦无不可。并请嘱学生届时早到，免误行礼。至素餐可以不备。以是日祭后即赴王宅，不能久延也。”

陈先生的授课时间，并未安排固定课目，他每利用拜圣后一段时间里，即席讲话。所讲内容，一以儒家哲学为主，勉励学生，重视《大学》所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反复讲授（30年后我们办理五华文理学院，以此为校训）。当然，此种理论，有其局限和落后的一面，但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说格物，即是研究自然现象；说致知，即是要认识客观事物；说诚意，即是凝神一志，潜心学习；说正心，即是明辩是非，择善而从；说修身，即是要严格律己，提高境界；说齐家，即是要搞好家庭关系；说治国，即是要热爱祖国，振兴中华；说平天下，即是要民胞物与，共进大同。所有这些，其实质与今天社会主义制度有并存不悖的含义。

学不倦教不厌

陈先生对国专学生，确实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期望学生有高风格，高姿态。他自己首先做到谨言慎行，廉洁不阿。他教学生不讲假话，他自己首先做到说话算话，如朔望到馆，虽年届高龄，每半月步行而至，按时不差，从未迟到。他勉励学生“收放心”——安心治学，他自己每天仍刻苦读书，习字，从不荒废。他谆谆教导，“读古书，明古谊”，他自己钦服钱南园先生（钱沣）之为人，在翠湖南路建立钱南园先生祠堂（今已废）。他常常说：要写好书法，必须刻苦练习。而他自己毎天临写，到老不衰。还记得，他曾手书《剑南诗钞》——陆游诗钞四卷，从头到尾，笔法揣凝厚重刚劲。这部先生手抄本，他拿给国专学生临摹，由于书法高妙，学生越学越爱学，越看越耐看。我们争相传习，使各人书法艺术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感于先生认真治学的精神，奋起超赶先哲之心，不容自己。

两建馆址

在1922年建馆之初，由陈先生出面，获得教育行政当局的支持，向赵又新将军家属商借翠湖南路新建的赵公祠（今又新小学）给国学专修馆作为校址。该祠建成以后，楼房宽广，房舎美观，且又地处湖滨，环境极为清幽爽朗，真是一个理想的教学园地。但（1924年）借期届满，赵公祠主人，催促迁校，陈先生又与省教育行政当局磋商，拨昆明市文庙内崇圣祠作为馆址（与求实中学毗邻），搬移以后，学生们都有一种特殊感觉，在古典建筑内读古书，好像和圣贤为邻，缅怀先哲，思古幽情，油然而生。同馆舍最接近的，馆侧是仓（颉）圣祠，馆前为尊经楼。当时文庙未全部开放，庙内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又有白鹭成群，朝夕鸣舞，此情此景，50年来，记忆犹新，此皆陈先生为我们后进设想周密之事迹，而永难忘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