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建荣：宋朝入滇经籍探究-滇史

宋朝入滇经籍是宋朝与大理国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据史载，大理国时期，通过互市交易和直接求赐，宋朝许多经籍传到了云南。例如：乾道九年（1173年），大理国李观音得等人就曾在广西购得《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叙》《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及百家书等。崇年二年（1103年），大理国段正淳遣使诣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嘉泰元年（1201年），大理国又入宋求得《大藏经》1465本。此外，方国瑜先生指出，《帝范》《群公四六》《集圣历》以及宋人的一些诗文也传入了云南。[1]这些只是宋朝入滇经籍中的冰山一角，但其反映出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我们探究。

一、入滇经籍反映了大理国对宋朝文化的认知

有史可稽的入滇经籍虽是寥寥几部，但从中能够窥见大理国文化对宋朝文化的认知。

《大藏经》是入滇佛经中重要的一部。早在宋初，内地就已刻印成《开宝藏》，但雕版悉数毁于靖康之变，负责刊印和流通的东京显圣寺亦被焚毁。[2] 嘉泰元年入滇的《大藏经》应该不会是《开宝藏》，但从考古资料来看，有可能是南宋初年的《思溪藏》。[3]《大般若十六会序》是唐代高僧玄则对《大般若经》十六会撰写的精解和介绍，属一般佛经。

入滇经史中，《五经广注》应该是延续汉唐经学的套路而对五经的注疏与训诂，这与宋人治经注重义理阐发的风格大有异趣。[4] 《三史加注》为大家熟知，但《春秋后语》尤值一提。罗振玉认为唐宋之际《春秋后语》有两个版本，一是孔衍的原著，一是唐人的略出本，[5] 不知入滇的是何版本。至于《帝范》，内地传本已缺佚，元朝至泰年间征云南才获得全书。[6]

关于《文选》，唐代先有李善注本，后有五臣注本，宋代开始盛行《文选五臣注》，但宋人认为五臣注反不如李善注。[7] 《初学记》作为文学类书，因其“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而备受士人青睐。[8]《群公四六》为南宋名公的应酬泛语汇编，明人杨慎曾于云南购得南宋刻本。[9]《押韵》是“辑六艺、诸子、三史句语，依韵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10] 由宋代张孟准宋韵编辑而成。此外，北宋中期许多“本朝文字”是“北界无所不有”。[11] 北辽如此，一些宋人诗文传入云南实属自然。入滇的小学经籍，《玉篇》的顾野王原本宋代已佚，当时流行的是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而《切韵》为隋唐旧书，宋代已不为世所重而以《大宋重修广韵》为官韵。

此外，《五藏论》和《都大本草广注》是缺于史载的医药书籍，但入滇医药书籍应该很多，大理国一次就曾求得62部。《集圣历》为宋代杨可撰，内容是“推神物所向，择日辰吉凶应用之法”。[12]

从上可知，这些入滇经籍反映出宋朝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面貌，但同时主要也反映了大理国对宋朝文化发展状况的一般性认识，从大理国所需的有些书籍已不为宋人所重的情形来看，这种认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然，这也体现了大理国文化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立性。

二、入滇经籍促进了大理国文化的发展

对于入滇经籍与大理国文化之关系，方国瑜先生曾指出，大理国汉文化发展水平非常高，故而大理国商人能在广西互市中开列出一份像样的书目。这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大理国为何要向宋朝购买或索求经籍。笔者认为，这取决于大理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宋朝经籍是大理国文化的载体。就大理国主体文化而言，汉字在南诏、大理国各个文化领域中被广泛运用。修史观念的产生，礼乐文明的发展，诗词艺术的创作，笃学之风盛行等无不体现了汉文化在南诏、大理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大理国文化的特征。且云南自南诏始习用唐朝历法，大理国时期的写经、碑刻以及画卷题跋均采用宋朝日历。大理国时期，中医也逐渐在云南医药学发展中取得了主导地位。[13] 大理国佛教盛行，但僧俗所传习的佛经多为汉文译经，在记诵佛经时就必然要学习汉字。加之在很多佛经中包含有丰富的宗教、文学、艺术、科技和哲理知识，若要对佛经要义作准确的理解，甚至注疏，就必须具备更为精深的汉文化修养，其所涉猎还要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四书五经、历史以及诸子百家的内容。[14]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大理国主体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导，且表现在佛教、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历法以及医药学等多方面，传统的汉文经籍也就成为大理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文本载体。

第二，宋朝经籍是大理国文化发展的资源。大理国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背景下，由于受到人们文化需求滞后、历史文化底蕴相对薄弱、文化创造性活动不足、科技发展迟缓以及教育落后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很难通过自身的突破和创造来满足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虽然南诏晚期云南已有造纸业，至迟大理国晚期云南已有印刷术，但其主要用于佛教经典的印刷，且印刷量很小，故而大理国写经的数量远远大于刻经。[15] 这些因素必然要求大理国通过获得宋朝经籍以作为自己的文化发展资源。

二、宋朝民族政策对入滇经籍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入滇经籍明显受到宋朝对外民族治策的限制。宋朝自立国之初就以“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为借口而将大理国视为徼外不予统一。此后，宋朝对大理国的态度是极力回避与大理国的政治交往，百般推托大理国的进贡和册封的请求，进而又以互市“于边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则引惹边衅”为理由，[16] 严格控制与大理国的互市贸易。这样的民族治策对经籍入滇至少有两方面的限制：

第一，宋朝通过对外书禁政策约束了入滇经籍的规模和内容。宋朝对民间私藏书籍有着严厉限制，“诸私有天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太一雷公式、星曜、历算、占候、六壬遁甲气神轨限之书，或私传习者，各流三千里”。[17]其次，臣僚和文人撰著的有关朝廷防遏边陋机谊，本朝会要实录、内史实录、举人时务策、诸戏亵之文等是不能随便写录传布、刊印售卖的，以免通过榷场商旅往来外传敌国而对宋朝不利，如敢违犯，必行重典。[18] 一般书籍的雕印，宋朝也要“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19] 因此，宋朝对私自将这些书籍贩卖到辽、金的行为惩罚极为严厉。[20] 即便是抚夷之荣的恩准特例的购书，朝廷也是严格限制，“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21] 这样的书禁政策自然不会对大理国网开一面。细究宋朝入滇经籍，皆是所谓“有益于学者”的旧典，而非“论说朝廷防遏边陋机谊事件”的禁书。不仅如此，宋朝还以“独传伎巧之物”的狭隘心态禁止雕版技术向外流通，大理国印刷术的落后与此干系甚大。

第二，宋朝将其与云南的交通孔道由四川改为广西对宋朝经籍入滇也颇有影响。南诏与唐朝和平之时，中原文化是通过四川成都传入云南。然而，宋朝将其改为广西，大理国只能通过广西互市这一渠道获取少量的文化资源。加之宋代广西文化发展水平与成都自不能比，大理国从广西获得的书籍以及其他文化信息则更为有限。

小结

宋朝入滇经籍为数不多，但其包含的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大理国文化在继承了南诏时期唐代传统文化的同时，尽管吸收了宋代文化的新因子，但对宋朝文化的发展缺乏深入认识，这与宋朝民族政策对大理国文化发展的限制不无关系。大理国入宋求书实则取决于大理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入滇佛经对于探究大理国文化与内地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宋朝入滇经籍促进了大理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印刷术在云南的运用。

注释：

[1] 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2页。

[2] 李际宁：《佛教大藏经的雕刻、印刷、流通制度》，载《文津学志》第一辑，2003年5月。

[3] 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731页。

[4] 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5]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6] 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2页。

[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总集类》，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14页。

[8] 曾慥：《类说·见闻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9] 杨慎：《升庵全集·群公四六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6~27页。

[10]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69页。

[11] 苏辙：《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箚五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