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启燕,女,白族,博士,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从事中共党史、云南地方史、白族史的研究和教学。
阁罗凤,又称觉乐凤,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1]。唐天宝七年(748),皮罗阁去世。第二年(749),其子阁罗凤即位,成为新一任的南诏王,唐中央王朝委派中使黎敬仪为使臣,持节出使南诏,册封阁罗凤,承袭父亲蒙归义之职,为云南王,并加封阁罗凤的长子凤伽异为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阁罗凤改元长寿,任命段国忠为臣相,揭开了他统治南诏的全新的一页。[2]
然而,由于唐王朝派驻边疆的官吏失心失德,治边不当,导致唐朝与南诏之间爆发了三次天宝战争。天宝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安禄山叛乱,唐王朝忙于应付战乱,玄宗离开京师,疲于奔命,无暇南顾。暂时脱离中央王朝统治的南诏国,在失去唐朝的庇护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相对独立发展的机遇。阁罗凤积极学习大唐文化,设立政治制度;完善军制,建立完备的军事制度;拓东、开南、镇西、宁北,拓展南诏国的疆土;建都大理,使得洱海区域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地制宜,设八节度,管理边疆其他族类;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结交异邦,交好他国。从此,南诏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揭开了南诏发展的新篇章。
一、学习汉文化,建立政治制度
无论是在与唐王朝交好的时候,还是在天宝战争爆发、双方的正常交往受限的时候,阁罗凤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于汉文化的学习。
在学习汉文化的基础上,阁罗凤仿照唐代官职,设立南诏国的职官制度,奠定南诏国的政治统治基础。
南诏设九爽三托:“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阙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大军将兼之。爽,犹言省也。督爽,总三省也。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廪,亦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3]
在九爽之上,阁罗凤设立了大军将。大军将的职位共有十二个,与清平官同列,每日参与南诏王议政。此外,大军将还到各个要害城镇担任节度,成为地方最高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大军将中功绩显著者得以封授清平官。
清平官又称坦绰、布燮、久赞,相当于唐朝廷的宰相一职。南诏清平官共设有六人,“所以决国事轻重”[4],负责决断南诏国的重大国事和政务。其中,设内算官一职,让一位清平官兼任,负责起草文书、拟定诏书等各种机密文书。内算官下设有副职两名,负责协助工作。
同时,又设立了外算官职务,共两名,由清平官或者大军将兼任,主要是负责统摄百官,为南诏王的辅相。
此外,还设有同伦判官两人,专门负责将南诏王的各种政令和处置措施等梳理记录之后,将主要内容转给九爽官员,传达南诏王的政令意见。
清平官、大军将组成了南诏国的统治核心,九爽三托分管南诏国的军事、户籍、礼乐、刑罚等各项事务,保障王国政治体系的运行。除此之外,阁罗凤王国的基层也设立了相对严密的统治机构。所谓百家设总佐一人管理,千家设治人官一人管理,万家设都督一人管理。
这样一来,从政权中心到基层,阁罗凤设立了相对完备和严密的统治机构,成为促进南诏国发展和进步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完善军制,建立完备的军事制度
全民皆兵是南诏国军事制度最大的特点,所谓“壮者皆为战卒”[5],一切青壮年都必须服兵役,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南诏国的军队主要有两种类型,即骑兵和步兵。所谓有马者为骑兵,无马者为步兵。军队根据居住村落的远近和方位分为四军,按旗帜颜色的不同加以分别,每面设将领一人统摄,四军又置将领一人加以统摄,四军“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御之”[6],负责抵御外敌,保卫南诏国的安全。
总体来看,南诏国的军队主要由骑兵和步兵组成,但具体而言,南诏国内的兵种分类又详细而具体。有作战先遣部队、南诏王的仪仗队、南诏王的亲兵、南诏王的保镖等等。
望苴蛮是南诏国境内的一个族类,主要居住在澜沧江以西的地域范围之内。他们生性勇敢善战,身手敏捷灵活,且马术超群,所谓“男女勇捷,善用矛剑,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猫牛尾,驰突若神”[7]。南诏王阁罗凤熟谙望苴蛮的习性,“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驱”[8]。
罗苴子也是南诏国常备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罗苴子从四军中选出,作战勇猛的成为罗苴子。因为罗苴子来源于四军乡兵,故又称四军苴子。每一百个罗苴子设罗苴佐一人统领。罗苴子“戴朱鞮鍪,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9],他们也是作战的先锋。
负排从罗苴子中遴选,人数没有定额。他们是南诏王和清平官、大军将等的保镖,所谓“起坐不相离者”[10],专门负责贴身保护诏王和诸镇大军将的安全。
南诏国国王的随从称之为羽仪,人数没有定额,“皆清平官等子弟充,常在云南王左右”。设羽仪长八人,他们是唯一能带剑觐见南诏王的人,“出入卧外,虽不主公事,最为心腹亲信”[11]。
朱弩佉苴是南诏王的亲兵,他们听命于南诏王,负责保卫南诏王宫的安全。
阁罗凤建立了完备的军事体系,确立了南诏的军事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还制定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和奖惩制度,严明军纪,提高军队战斗力。
南诏的军队训练较为严格。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是四军定期集训的时间,兵曹长按期将集训的文书下达到城邑村谷。四军检查装备,开始训练,“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敌人”[12]。
不仅如此,南诏军队的考核制度也较为严格,并针对不同兵种制定不同的考核制度。马军的考核分为五项,即“射中片板为一次上;中双庶子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马搋颇柱中斗子为一次上;盘枪百转无失为一次上;能算能书为一次上”[13],五种考核均为上者才为优秀。为了训练马军,南诏在王城和各个城镇、村邑均设有训练场所。只要有空平的地方,就树立一根长八十尺的木头,刻上考核标识,称为颇柱。“每农隙之时,邑中有马者,皆骑马于颇柱下试习。”[14]
步卒的训练和考核也有五项,即“玷苍山顶立旗,先上到旗下为一次上;募一丈三尺坑过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为一次上;弄剑为一次上;负一石五斗米四十里为一次上”[15]。五次皆上者,可以入选为罗苴子。
除了平日刻苦的训练外,南诏国还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监督制度。
每次作战,南诏王均会派遣清平官或者他的一名心腹在前监视,负责将战况、军士表现、立功大小详细记录并回复南诏王,作为奖惩的依据。军将作战不利皆须受罚,或杖责,或流放。而对于一般的士兵,奖惩同样严明。每次作战,“面前伤刀剑许将息,傥背后伤刀剑辄退者,即刃其后”[16],如果面部和身前受伤的都是奋勇杀敌者,会给予表扬;如果是后背受伤的士兵,必然是逃跑被击中的,则给予相应惩罚。
南诏规定“每出军征役,每蛮各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料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同时规定“出界后,许行劫掠,收夺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辈”[17],以此激励斗志,保证战争的胜利。
可以说,完备的军事制度为南诏国的逐渐强盛奠定了强大和坚实的军事基础。
三、重视农耕,发展南诏经济
阁罗凤历来重视农耕,所谓“南俗务农菜圃”[18]。在南诏国,无论贵贱,都要从事农业耕种,并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法令。对于官员的田地分配依照官职的大小,即“上官授田四十双,上户三十双,以是而差”[19]。双,是南诏国的田土单位。一双,相当于五亩土地。而对于普通民众,则规定凡是有技艺的,就分给田地,即“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20]。
“蛮治山田,殊为精好。”[21]在南诏国的版图内,从曲州、靖州以南,滇池以西的广大地区,素来是云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已经推广了水稻和大麦的轮种方式和二牛三夫的犁耕方法。
根据法令,农作物收割完毕,依据每户人家人口的多少,分配给相应的粮食,除此之外,粮食都要上交国库。每到收获的季节,“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22],督促百姓交粮。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监守的官员有要求百姓招待酒饭的行为,“察之,杖下捶死”[23]。
畜牧业也是南诏国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畜牧业中,最重要的是马匹的养殖。
南诏国的马匹,以越赕川东面一带的越赕马最好,因为当地自然环境优越,水草肥美,适合养马。小马驹初生时如小羊羔一般大小,需要精心喂养。一年之后,等马儿逐渐长大,才用马笼头系住。越赕马的喂养方式较为精细,出生后的前三年,需要悉心照料,喂给米糊和清粥;四五年才逐渐长成,六七年才算真正养成。由于饲养精心,越赕马一般茁壮高大,尤其善于奔驰,日行数百里而不会疲乏。因此,又将它称之为越赕骢。在越赕骢中,尤其以全身雪白的最为珍贵。
此外,在腾冲、申赕和次赕、滇池流域一带也有马匹养殖;在都城羊苴咩和邓川、喜洲一带也各有槽枥,喂养马匹数以百计。
牛的品种也较多,在滇池地区多饲养黄牛,天宝年间,一家就养殖了数十头黄牛;通海以南则多为野牛,成百上千头野牛散居山林;弥诺江以西产牦牛;开南(今滇南一带)则饲养大象,每户人家都有数头大象,代替耕牛,用于耕种。[24]
南诏国没有桑树,一般用柘叶饲养蚕种。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25]。其抽丝的方法也和中原不同。抽出的蚕丝制成锦缎和绢布。锦缎织得较为密致,以红色和紫色最为尊贵,“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26],唯南诏王和贵族穿戴。一般百姓将绢布织成衾被穿戴。
在滇南和滇西南的广大地区,当地的族类还不会饲养桑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女通服之”[27]。与南诏国相邻的骠国、弥臣、弥诺等国的百姓亦穿婆罗笼段。
云南盛产食盐,在安宁、泸南、昆明城(今四川盐源一带)、楚雄黑井、剑川、云龙等地均有盐井。南诏国对于盐井有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惟有览赕城内郎井盐洁白味美,惟南诏一家所食取……”[28]其他地区的盐井,则让百姓食用,不收赋税,但“蛮法煮盐,咸有法令”[29],开采煮盐,均有相关的法规法令。
不言而喻,种植业、畜牧业、纺织业、制盐业等的发展,促进了南诏国农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南诏国经济的进步,南诏逐渐成为“易贫为富,徙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珍帛之惠,遍及耆年”[30]的强大的西南边疆地方民族政权。
四、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开疆拓土,经营云南
阁罗凤开疆拓土、经营云南的历程首先是从“西开寻传”,设立镇西城,拓展西部边疆版图开始的。
寻传之地,“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渤海,西近大秦”[31],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然而,数千年来,当地声教不及,文化较为落后。阁罗凤于赞普钟十一年(762)亲自率领军队“西开寻传”,修筑道路,建造舟船,恩威并举,以武力威慑的同时,以文教教化当地族类。通过柔服与威慑的方式,征服了寻传之地,设置了镇西城。此后,裸形蛮不讨自来,祁鲜之地积极内附。
然而,由于“自寻传、祁鲜已往,悉有瘴毒……诸城镇官,惧瘴疠,或越在他处,不亲视事”[32]。有鉴于此,阁罗凤特别在摩零山修筑摩零城,委任心腹为摩零都督,专管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等五个城镇的事务。
唐代宗广德二年(南诏赞普钟十三年,764年),南诏王阁罗凤下令长子凤伽异修筑拓东城(今昆明一带),并且任命他为二诏镇守拓东城。此后,阁罗凤以拓东城为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对东部爨氏地区的控制力度,并继续推进向东拓展的步伐。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33],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步头(今红河元江一带),曲州、靖州的广大地区成为南诏国稳定的国土。东爨悉归,步头成为内郡,大大拓展了南诏在云南东部的统治范围。
在向东部扩张的同时,阁罗凤积极推进了向南部经营的步伐,设置了开南城。开南城距离龙尾关大约有十一日的路程,在今天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阁罗凤在此设立城镇,作为统治云南南部边疆的重镇,管理当地的族类,拱卫南诏国的南部疆域。
宁北也是阁罗凤拓展疆域的重要步骤之一。南诏国的北部边疆与吐蕃接界。阁罗凤积极经营云南北部边疆,设置了宁北城。
不久之后的唐贞元十年(794),阁罗凤的长孙,南诏国新一代的诏主异牟寻派军攻破宁北城北部的铁桥城东、西二城,斩断铁桥,大败吐蕃军队,将南诏国北部的疆土拓展到今丽江市巨甸塔城以北的广大区域。
在阁罗凤统治南诏国的时期,南诏国的疆域“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34]势力范围大大超过了今天云南省的版图。
五、建立行政区划,在中心区设六赕
赕,即州也。在建立政治制度、设置官僚制度的基础上,阁罗凤根据南诏国的实际情况,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六赕区。六赕区,相当于六州,是阁罗凤直接统辖和控制的地区,也是南诏国的首府区。六赕区如下:大和谓之大和赕(即太和,今大理城南太和村一带),羊苴咩谓之阳赕(即今天大理古城一带),大釐谓之史赕(即今天大理喜洲一带),邓川谓之邓赕(即今天洱源县邓川一带),蒙舍谓之蒙舍赕(即今天巍山县一带),白崖谓之勃弄赕(即今天弥渡县一带)。在六赕区相继设立城池,委派官员,负责管理。六个城镇即大和城、大釐城、羊苴咩城、邓川城、蒙舍城和白崖城。
羊苴咩称为阳赕,是南诏国的国都,“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牓,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35]可以想见羊苴咩城的气派和庄重。
为了护卫王都,阁罗凤又修建了龙尾城。龙尾城在今天下关一带,“萦抱玷苍山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36]。龙口城在大釐城北,邓川城南,龙口城与龙尾城南北相对,是南诏国防御敌人入侵的南北屏障。
六赕区是南诏国的中心区。此后,随着南诏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六赕区逐步发展成为十赕区。在南诏国的发展过程中,聚居在十赕区内的哀牢、昆明、僰人、汉姓、西洱河蛮等族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云南地方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民族一白族,十赕区也逐步发展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六、因地制宜,在边疆族类地区设置八节度
如果说十赕区是南诏国的首府区、南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那么在南诏国统辖的广阔的疆域内,尤其是南诏的各边疆地区,还居住着为数众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一的族类。根据樊绰《云南志》记载粗略统计,南诏国的族类除了居住在洱海区域的哀牢、昆明、僰人、汉姓、西洱河蛮等之外,广阔的疆域内还有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独锦蛮、弄栋蛮、蜻蛉蛮、裳人、长裈蛮、施蛮、顺蛮、磨蛮、扑子蛮、寻传蛮、裸形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长鬃蛮、茫蛮等。可见,南诏国疆域内部,除了十赕区的居民之外,还有许多的族类。他们的语言不同,居住地不同,饮食习惯不同,服饰衣着不同,房屋建筑不同,民族特性不同。他们同为南诏国内的子民,但又分别属于不同的族类。
此外,在南诏国的周边还有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丰巴蛮、崇魔蛮、桃花人等等,他们生活在南诏国的西北、西南等地区,风俗各异,与南诏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阁罗凤因地制宜,对不同的族类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
例如,早在阁罗凤的父亲皮罗阁在位时期,阁罗凤就辅助父亲进军爨地,统一了滇池地区。西爨白蛮迁徙,将二十余万户西爨白蛮迁往永昌城。从此以后,西爨白蛮逐渐定居在永昌一带。当时,东爨乌蛮因语言不通,居住地区分散而幸免于被迁徙的命运。后来,东爨乌蛮逐步振兴,他们迁居到西爨白蛮曾经居住的曲州、靖州等地。为了交好东爨乌蛮,强化对他们的控制,阁罗凤促使东爨乌蛮“与南诏为婚姻之家”[37]。阁罗凤长子凤伽异、孙子异牟寻均娶为乌蛮苗裔的独锦蛮女子为妻。
又如,长裈蛮是乌蛮的后裔,部落在剑川一带,原先属于三浪诏统治。阁罗凤攻破三浪诏以后,“遂迁其部落”,将长裈蛮迁到铁桥城一带,与施蛮、顺蛮杂居。
对于矫捷勇猛的裸形蛮,阁罗凤则根据其特点,“其蛮不战自调伏集,战即召之。”[38]……
阁罗凤一方面通过通婚的方式,加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和同属于乌蛮的族类加强联系;另一方面,他在边疆修筑城镇,设置了八节度,委派节度使统辖地方,用羁縻的方式强化对边疆族类的统治。八节度分别为(弄栋)云南节度、拓东节度、宁北节度、铁桥节度、永昌节度、银生节度、开南节度、丽水(镇西)节度。
阁罗凤设置八节度的历史进程是随着这些地方的城镇的规制逐步完成的。
云南城,原先为唐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县信州。天宝年间,阁罗凤重新修筑,并将其改称为云南城。云南城的城郭、规置都是仿照汉唐的建筑风格,州城南北宽二十余里,东西长四十五里。
与此同时,阁罗凤又修筑了弄栋城。弄栋城原为唐中央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姚州。天宝年间,阁罗凤攻占姚州,在旧城城址旁重修弄栋城,并置弄栋(云南)节度,管制当地的蛮夷部落。
唐代宗广德二年(南诏赞普钟十三年,764年),阁罗凤下令长子凤伽异修筑拓东城,并且任命他为副诏镇守拓东城。随后,他又下令修筑或修葺了晋宁州州城(今晋宁)、石城川(今曲靖)、安宁城(今安宁)等城镇。
为了节制南诏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族类,特别是聚居在这一区域的施蛮、顺蛮、磨蛮,以及三浪诏的遗民,阁罗凤在今天洱源县邓川一带修筑了宁北城,置宁北节度,镇守南诏国的北部边疆。同时,阁罗凤还筑铁桥城(今丽江巨甸塔城关一带),置铁桥节度,节制铁桥上下定居的施蛮、顺蛮等族类。随后,他又下令修筑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县一带)。宁北城、铁桥城和昆明城几个城池连成一个整体,相互配合,相互辅助,共同防备吐蕃的南下侵扰,捍卫南诏国北部疆域的安宁。
永昌城(大约今保山一带)为古哀牢聚居的地区。永昌以西和永昌西南的广阔区域内,居住着扑子蛮、望苴子蛮,以及金齿蛮、漆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穿鼻蛮、裸形蛮、磨些蛮、望外喻部落等等。阁罗凤采取羁縻政策,这些地区的族类才“渐就柔服”[39],归附南诏国。这一地区的众多族类是南诏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据史料记载,“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40]。
阁罗凤建永昌城、设永昌节度的同时,还在永昌城西北和以西、以南的地区,先后修筑了广荡城(今坎底坝)、柘南城等重镇,与永昌城相互联系,紧密配合,以便更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
随后,阁罗凤又修筑银生城,设置银生节度,统治这一区域内的各个族类。
由于南诏国的南部疆域和西南地区范围宽广,族类众多,仅仅依靠设置一个银生节度难以节制和管辖,于是,在设置银生城的同时,阁罗凤还修筑了开南城(大致在今西双版纳地区),设置开南节度。
随后,他又下令修建了馆柳追和都督城(今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威远城(今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奉逸城、利润城(大致在今普洱、倚邦、易武、勐腊等处)。这些城镇分别隶属于银生、开南两节度,辅助治理这一地区的族类。
镇西城(今德宏州盈江县)在南诏国的西部边疆,是阁罗凤为了震慑西部族类、拓展南诏国西部疆土而设置的一个重镇。这一领域内,聚居着数十余种族类,如裸形蛮、金齿蛮、漆齿蛮、绣脚蛮、绣面蛮、雕题蛮、僧耆蛮等等。
为了管辖这些族类,阁罗凤修筑镇西城,设置镇西节度(丽水节度)。同时,为了强化镇西节度使的统治,更好地管理辖区内的各族类,阁罗凤又相继修筑了越礼城(今保山北部,怒江以西地区,即马面关、明光隘一带)、长傍城(大致在今拖角地区)、藤弯城(今腾冲)、磨些乐城(今瑞丽一带)、丽水城(伊洛瓦底江以北,今打罗一带)、安西城(今缅北勐拱一带)、宝山城(今缅甸昔马)、金宝城(今缅甸密支那)、金生城(今缅甸青蒲一带)、苍望城(今缅甸八莫一带)、弥城(今腾冲西约一百里的盏西一带),这些城镇之间均有道路连通。阁罗凤以镇西城为基础,以分别设置的其他重镇为依托,维护南诏西部疆域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阁罗凤在摩零山上特别修建了管摩零都督城(今蛮莫)。管摩零都督城为边境重镇,属镇西节度管辖。阁罗凤委派心腹出任管摩零都督,专门负责管理寻传城、长傍城、摩零城、金弥城等五个城镇的事务,管制这一领域内的金齿蛮、漆齿蛮、绣脚蛮、绣面蛮、雕题蛮和僧耆等十余个族类。[41]
通过诸城镇的修筑和八节度的设立,阁罗凤加强了对南诏国疆域内诸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阁罗凤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把生产落后的施蛮、顺蛮等诸族类移民到原先西爨白蛮居住的经济发达的滇池流域;将西爨白蛮二十余万,以及其他民族移民到永昌等地,迅速推动了云南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不同族类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对同为“乌蛮”的族类,通过通婚巩固关系;对不愿归附的族类,通过武力威慑征服讨定;对善战勇猛的族类,加以抚慰,征召打仗,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南诏十赕区外广大领域内各族类的统治,巩固了南诏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七、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各国发展睦邻友好的邦交关系
南诏国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沟通、交好的枢纽和前沿,也是汉文化、南诏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地区。古代,在我国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广阔地区,尚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国家,它们或与南诏国毗连,或与南诏国相邻;它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各异,风俗习惯不同,并且对南诏国的发展或多或少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骠国,在南诏国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的路程,与波斯国和婆罗门国接界,西去舍利城六十日路程,大致在今天的缅甸中部地区。“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42]骠国人“男子多衣白氎。妇人当顶为高髻,以金银珍珠为饰,余著青娑罗裙”,他们“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同时崇尚白象,“当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余尺,白如霜雪。……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维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向大象悔过自责”。[43]
弥诺国、弥臣国(沿伊洛瓦底江而居的国家),在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的路程,都是海边的国家,称呼君长为寿。弥诺国人面红脸长,弥臣国人面黑脸短。两个国家的人都“性恭顺,每与人语,向前一步一拜”[44]。弥诺国和弥臣国的王城都没有城郭,弥诺王“所居屋中有一大柱,雕刻为文,饰以金银”,弥臣王则“以木栅为居,海际水中。以石狮子为屋四足,仍以板盖,悉用香木”。[45]每次国王出行,都要乘象。一般百姓居住在干栏式的楼房里。当地“男少女多。俗好音乐。楼两头置鼓,饮酒即击鼓,男女携手楼中舞蹈为乐”[46]。
昆仑国(今缅甸南部)在南诏国南八十一日路程,是与南诏相邻的一个小国。当地盛产大象、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晶、蠡杯、犀牛,以及各种珍宝。
大秦婆罗门国(在印度一带)与南诏国没有直接接界,在永昌城北,羊苴咩城西四十日的路程。小秦婆罗门国(在印度曼尼坡伊姆发尔以南)与骠国和弥臣国接壤,在永昌城北七十四日路程。当地习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后事”,出产“贝齿、白蛤、越诺”。[47]
夜半国(伊洛瓦底江一带)在南诏苍望城东北部,与丽水节度的辖区相邻。当地部落崇尚巫术,“妇人唯与鬼通,能知吉凶祸福,本土君长崇信之”。
女王国(今泰国北部)距离南诏国镇南节度三十多日的路程,离唐朝设置的驩州大约十一日路程,因此,“往往与驩州百姓交易”[48]。
水真腊国、陆真腊国与南诏国镇南节度相接,大致是今天的柬埔寨、老挝一带。
阁罗凤最先交好的国家是骠国,他开创南诏国与骠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交往和联系。在阁罗凤当政的时期,常常有骠国使者到南诏国的河赕一带,“则以江猪白㲲(白色的细棉布)及琉璃罂为贸易”[49],与南诏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
同时,南诏国和骠国之间还有文化艺术的交流。据史料记载,在阁罗凤长孙异牟寻当政,成为新的南诏王以后,南诏重新归附于唐王朝。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编制了《奉圣乐舞》,通过剑南节度使韦皋推荐,到唐都长安,在麟德殿向德宗皇帝进献表演。当时,骠国的表演使团也在南诏国的带领下一同前来,他们为大唐德宗皇帝演奏了《骠国乐》。骠国音乐多为佛教音乐,每次音乐响起,歌唱者双手“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50],乐曲与歌声一高一低,相互交融,相互映衬,两两相对,美妙动听,如同中国的《柘枝舞》一般。[51]
阁罗凤以及他的后继者都比较重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联系,他们与大秦婆罗门国、小婆罗门诸国关系都友好,“蛮王善之,衔来其国”[52],交往密切。
而对其他的国家,诸如昆仑国、夜半国、女王国和水真腊、陆真腊等国,阁罗凤以及继承者,都曾经攻伐过这些国家,企图将它们并吞入南诏国的版图。然而,或“被昆仑国开路放进军后,凿其路通江,决水淹浸,进退无计,饿死者万余”,或“曾攻不得,至今衔恨之”,或“被女王药箭射之,十不存一”,或被“苍波汹涌”所阻隔,只能“怅然收军却回”。[53]
尽管南诏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交好,也有攻伐,但在一次次的交往和冲突中,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关系更加密切,为今后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往来,无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诏德化碑》总结了阁罗凤一生的丰功伟绩,赞誉他“气受冲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称世雄”。在承袭南诏大统之后,阁罗凤“绍开祖业,宏覃王猷”,他继承父辈的基业,“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辟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衍,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制定了南诏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礼仪序列;他重视农业根本,发展农田水利,“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湿树园林之业”[54],开垦荒地为良田;疏浚河流、池塘,灌溉田地、园林,推动南诏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他“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郡”,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建都镇塞,柔服蛮夷,修筑道路,拓展疆土,边疆族类臣服于南诏,将“犀象珍奇,贡献毕至”。[55]
更为可贵的是,在阁罗凤的内心深处对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他将这种认同付诸行动,在天宝战争结束后,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收殓唐朝军士的遗骨,“祭而葬之,以存恩旧”。[56]同时,立碑太和城,“明不得以而叛”的原因,并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藻祓吾罪也”[57],将重新归附大唐中央王朝的希望寄托在子孙后辈身上。
应该说,阁罗凤开创了南诏盛世。他奠定了云南的区域雏形,推动了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云南各族类的团结与和谐,发展了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他在祖国的西南边疆开创了一个实力强大、民族和谐、稳定统一的地方民族政权,推动了云南的进步和发展,为后世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为后来云南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注释:
[1]《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37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明)倪辂辑:《南诏野史》,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77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4][5][6][7][8][9][19]《新唐书·南诏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388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0](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1](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2][14][15](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3](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6][17](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8](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0]《新唐书·南诏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389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1][22][23](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9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4]见(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七《云南管内物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5][26](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0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7](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0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8][29](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0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30][33][54][55]《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381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1][56]《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380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2](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9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34]《新唐书·南诏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38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5](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72~7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36](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7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37](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4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38](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5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39][40](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8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1]见(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卷四《名类》、卷六《云南城镇》及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5.
[42][43](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4][45][47](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6](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3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8](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3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9](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2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50][51]《唐会要》卷三十三《南蛮诸国乐》,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455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52](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3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53](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130、13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57]《新唐书·南诏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390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选自《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七辑,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02-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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