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 | 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南诏）地理考说-滇史

一、西洱河部族社会与唐朝设云南安抚司

中国西南地区的族属和部族自古以来是复杂的，但由于各地居民在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友好合作，因而始终结成一个政区，而且不断地充实着。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应是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而联系广阔的区域。西南地区从西汉在此设置郡县到南诏统治西洱河地区，经历约百五十年，都是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达较早，水平较高，形成都会，自然也就成为政治中心了。西汉益州郡治、西晋宁州治以及东晋以后爨氏所凭借的都在这个地区，由此号令广远。

至于洱海地区，在较长时期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是人口稀疏，但由于滇池及东北部地区的统治者之间的长期争扰，迫使人口迁移，东晋以后变动很大。《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郡说：“有上方、下方夷，亦出橦华布，土地有稻田、畜牧”，逐渐开发直到唐初，社会经济文化已非昔比。武德、贞观以来设置郡县的情况表明，这一地区的发达在洱海以南尤为显著_{﹝参考《南诏野史》诸书所载白子国传说﹞}。《通典》卷一八七载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梁建方至西洱河所记的风土，《新唐书•南蛮传》载永徽二年（六五一）赵孝祖至西洱河的上书，反映出这一地区已经是人口众多，产业发达，成为富庶之区了。叶榆以北，永昌郡西南地区也在长时期中逐渐开发，改变了荒僻的情况。所以，西洱河地区形成联系较为广阔地区的中心，推动着各地区的发展。

西洱河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有其地方特点，而本质是中国体系的文化。据梁建方所记《西洱河风土记》说：“略与中夏同”，赵孝祖上书说：“其众完富，与蜀埒”，以内地的情况来比照，说明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始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未曾脱离过，由落后逐渐提高的程度与内地有差别，本质上则是一体的，这一点被派遣到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以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而且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与全国一体的文化更加发展。《新唐书南诏传》载：贞元九年（七九三）异牟寻与韦皋书说：“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实质如此。约五百年后，郭松年《大理行记》说：洱海地区的社会生活，其规模、服色、动作等“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是长时期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所使然。

西洱河地区在初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已臻发达，成为祖国西南的重要地区。为了开发西洱河天竺国道_{﹝此贞观年间刘伯英上书﹞}，专事经营，唐在麟德元年（六六四）设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募兵五百人镇守_{﹝《通典》卷一八七﹞}，以加强统治，从此常有争战。《旧唐书•张柬之传》载其上书历数其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一）他说：垂拱四年（六八八）蛮郎将（河东州〔今凤仪〕刺史）王善宝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能担负这一地务，表明社会基础有一定条件。（二）又说，“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县），巨猾不可胜数”，“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这与同时（圣历二年〔六九九〕）陈子昂上书言松潘边事所说的“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情况相同。由于统治者严重的压迫剥削，穷无可告的劳动人民相率走边，所以松潘和姚州多事，这是内地与边境人民的联合反抗斗争，屡见于纪录的“击叛蛮”即指此。这种压迫与被压迫的斗争也推动着历史发展，从初唐以来西洱河地区多事，到一百年后的开元年间，在这一地区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南诏势力。

蒙舍诏主细奴罗兴于巍山，并洱海以南勃弄之地，唐朝授巍州刺史。传罗盛、盛罗皮至皮罗阁而强盛，唐朝授皮罗阁特进越国公，赐名蒙归义。依剑南节度使饬姚州都督之助，征服河蛮，击灭五诏，统一西洱河地区的政权，筑太和城居之，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受唐朝封为云南王。天宝七载（七四八）阁罗凤继袭南诏，日以骄大，与唐争执不休，九载杀害姚州都督张虔陀，尽占姚府管内之地。十载杨国忠调遣鲜于仲通兵征云南，败绩；十三载再遣李宓战于西洱河，败死。《旧唐书•杨国忠传》说：“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以至引起国内大乱。阁罗凤称强于一隅，扩张势力，大历元年（七六六）立《德化碑》盛称其事，但未能脱离中国整体，《新唐书•南诏传》说：“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碑文所表白如此。樊绰《云南志》（或称樊志）卷三记南诏事说：“及张虔陀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这是当时历史实际的具体反映。至贞元九年（七九三），南诏异牟寻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书，请归天子为唐藩辅_{﹝《新唐书•南诏传》﹞}，十年，异牟寻与唐使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全部落归附唐朝_{﹝见《云南志》附录﹞}，唐遣袁滋册封异牟寻为南诏_{﹝见《云南志》附录﹞}，归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

《旧唐书•本纪》载：贞元元年六月辛卯，授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又说：贞元十一年九月丁巳，加韦皋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即兼云南安抚使之职。盖自贞元十年十月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后，遣清平官尹辅酋奉表谢恩，请颁正朔，十一年三月至长安，四月授官下勅书，九月异牟寻遣使贡献_{﹝详见《信使录》﹞}。南诏事已定局，唐朝为加强对此地区的统治，设为云南安抚司，命韦皋兼任云南安抚使职。《新唐书•方镇表》说：贞元十一年西川节度增领统辖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此后，凡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者，兼云南安抚司职，定为式令，至唐亡未废。所见纪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者，多不书兼领之职，惟有特殊情况，则书领云南安抚使职。如《旧唐书•本纪》：元和元年（八〇六）九月，高崇文以剑南西川节度领云南安抚使，因在刘辟乱事之后；《权载之文集》卷十七《武元衡神道碑》：元和二年（八〇七）十月，以剑南西川节度领云南安抚使，因专传详其职衔》《旧唐书·本纪》：大中十一年（八五七）正月，白敏中以剑南西川节度领云南安抚使，因替职而书之；又，中和二年（八八二）十月，陈敬瑄以剑南西川节度领云南安抚使，此录铁券之文；又，光化三年（九〇〇）七月，王建以剑南西川节度领云南安抚使，此录制诰之文。自贞元年间，唐朝颁册南诏印是其职，而政区之名则为云南安抚司也。

一九五八年，发掘唐代长安城大明宮故址，出土封泥“云南安抚使印”_{﹝篆书，载《人民画报》一九六一年第十期﹞}，即发自西川封缄札送至长安之遗物，不知其年份，唐后期管辖云南之实证唯此存留至今，可珍贵也。云南安抚司管辖南诏统治境界，其疆域政区在阁罗凤、异牟寻时期已具规模，兹略说之。

二、南诏开拓疆土

南诏兴于蒙舍川，初并勃弄及五诏之地，限于西洱河四周。《新唐书•南诏传》谓：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其境界略与明代大理、蒙化二府相当，此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时之疆理也。惟当时已在西南地区称强，自后约半世纪时期，扩张势力，尽有西南之地。盖西南各地居民之间，自古相互联系，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发展，愈后愈密切，南诏统治者因利乘便，征服西南各地土长，加强统治，形成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政权，号令广大区域。其所以如此，非由于南诏统治者的雄才大略，而决定于西南各地居民历史发展之要求。在此广大地区形成南诏政权区域的经过，略可说之，政治区域之分划，亦与有关也。

1.姚州《新唐书南诏传》说：阁罗凤“发兵攻〔姚州都督〕张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按：此即姚州都督府所领之州县_{﹝详见《唐代前期州县考释》﹞}，南诏初并西洱河地区，为姚州都督所属的一部分地，至是（天宝九载）尽占姚州都督全部之地也。《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姚州说：“天宝十三载没于蕃，贞元九年南诏又以其地内属”。按：是时南诏异牟寻复归唐，惟姚州地仍为南诏统治也。

2.爨部樊绰《云南志》卷四两爨条载：诸爨部首领陷杀唐朝在安宁之筑城使者，勅云南王蒙归义讨之，诸爨诣军门降（约为天宝四载事），于是南诏笼络诸爨首领，占据其地，与唐朝争执_{﹝见《南诏德化碑》﹞}。唐朝乃派兵至安宁，樊志卷七说，“天宝八载，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南诏〕，十载已收复安宁城”；是时，鲜于仲通兵至西洱河失败，何履光犹驻安宁；樊志又说，“天宝十五载，方收蛮王所坐太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放弃安宁守军，南诏得以经略其地。《南诏德化碑》载：赞普钟十二年（广德元年）阁罗凤至昆川，十四年置拓东城，乃曰：“威摄步头，恩收曲、靖，颁诏所及，翕然俯从”，又曰：“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则尽有爨部之地也。

3.永昌樊绰《云南志》卷六永昌城说，“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拓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又卷四望苴子条说：“在兰苍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则在盛罗皮时期（景云元年至开元十五年），南诏已取永昌地，建立据点。又樊志卷三施浪诏条载：“施望欠在西洱河被蒙归义（皮罗阁）击败之后，“施望欠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闻蒙归义又军于兰苍江东，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计无所出，遂渡兰苍江，终于蒙舍”；则蒙归义已进兵永昌，《滇载记》曰，“皮罗阁陷永昌”，即谓此事，惟在阁罗凤时始加强统治永昌。

4.寻传樊绰《云南志》卷三说：“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旧唐书•南诏传》说：“阁罗凤西复降寻传蛮”。按：《南诏德化碑》说：“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赞普钟十一年（宝应元年）冬，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埠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御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则已被降服也。樊志卷四说：“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又曰：“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阁罗凤既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是时，南诏拓地千里，置城统治。按：寻传本部族名，亦用作地名，尹梓鉴《野人山调査记》曰：“野人，缅语呼为克庆，自称为准婆”，今克庆即寻传部族遗裔，而自称准婆，则寻传或即寻博之误。

5.银生《南诏德化碑》曰：“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咀之乡”，按：当曰“建都镇塞，于银生黑咀之乡”，因与下句对仗而倒置“于”字。碑不详建都镇塞于银生之事迹，惟樊绰《云南志》卷六银生、开南城所载地名，甚为辽阔，即阁罗凤时所展拓。《德化碑》又曰：“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言其广远。

6.嶲州《新唐书•南诏传》说：“会安禄山反，阁罗凤因之取巂州会同军，据清溪关”；《资治通鉴》在至德元载考异曰：“唐历，是岁吐蕃陷巂州；新唐传，是岁阁罗凤乘衅取巂州会同军云云，盖二国兵共陷巂州也”。按：所说甚是，《南诏德化碑》说：“赞普钟五年（天宝十五载、七月改至德元载）范阳节度安禄山，窃据河、洛，开元帝出居江、剑，赞普（吐蕃）差御史赞即罗于恙结，赍勅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巂、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诏〔阁罗凤〕恭承上命，……同伐越巂，围逼会同，越巂固拒被夷，会同请降无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六年，……越巂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士兵尽虏。于是扬兵邛部，而汉将大奔？回斾昆明，倾城稽颡。”自此得大渡河以南之地，南诏占巂州南部，吐蕃占巂州北部，贞元十年，吐蕃失败，南诏伸张势力至大渡河岸也。

7.剑川当南诏征服五诏时，吐蕃仍据浪穹地，三浪诏主退居浪穹以北，受吐蕃庇护。樊绰《云南志》卷三浪穹诏说：“铎罗望与南诏战败，以部落退保剑川，故盛称剑浪。……（三传至矣罗君）……贞元十年，南诏击破剑川，俘矣罗君，徙永昌。”又邆赕诏曰：咩罗皮为南诏击败，“从此退居野共川，……（三传至颠之托）……南诏既破剑川，收野共，俘颠之托，徙永昌。”又施浪诏曰：“施望欠弟望千，当矣苴和城初败之时，北走吐蕃，吐蕃立为诏，归于剑川，为众数万，……（二传至傍罗颠）……南诏既破剑川，傍罗颠脱身走泸北”。按：此三诏既进失败，退居剑川、野共之地，因被吐蕃隔绝，不能追击，而吐蕃亦利用之以威胁南诏。《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遗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书》（贞元九年）诉吐蕃之扰，有曰：“神川都督论纳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又曰：“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按：利罗式当即樊志记八诏之剑川矣罗识，或浪穹诏居剑川之矣罗君，受吐蕃扶持，以威胁南诏。至贞元十年，南诏与吐蕃决裂，攻破剑川，三浪悉平。

8.铁桥《旧唐书，本纪》：贞元十年正月壬辰，南诏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三月庚辰，南诏异牟寻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民众十万口。按：亦见《新唐书•本纪》，新、旧唐书《南诏传》、《吐蕃传》、《唐会要》卷九九南诏条及《资治通鉴》诸书。此役南诏攻占剑川以北至铁桥，收铁桥以东十六城堡，南诏北境亦大为展拓也。

南诏统一西洱河地区以后，势力渐张，尤以天宝年间西洱河地区战争，唐兵失败，乘势征占四境。《南诏德化碑》盛称其事说：“西开寻传，禄□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咀之乡；候隙省方，驾憩于洞庭之野，盖由人杰地灵，物华气秀者也。”又铭文说：“御我兵戎，攻彼郡县，越巂有征，会同无战。观兵寻传，举国来宾，巡幸东爨，怀德归仁。碧海效趾，金穴荐珍。”其沾沾自豪，溢于言辞也。

三、南诏之疆界

《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说：“凤伽异宼唐蜀地，得其疆界，东至大唐，南至交趾，西至摩伽陀国，北至吐蕃。”此即天宝以后之南诏疆界。又《新唐书•南诏传》记疆界说：“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此为南诏疆域之四至八到，略可分说之：

〔东距爨〕《南诏德化碑》曰：“威摄步头，恩收曲、靖”，即包有东西两爨之境。天宝初，南诏占西爨地（见上文），至是，曲、靖州之东爨地亦已被南诏占据也。樊绰《云南志》卷一记石门路程曰，“石门外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按：此谓旧之蛮汉两界，天宝以后，旧曲州、靖州则已入蛮（南诏）界。《太平寰宇记》卷七九说，“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天宝年中，因云南破，移在开边县界一百二十七里”；《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开边县，东北至戎州六十五里”，则旧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天宝以后侨置于在戎州西南二百一十二里之地，向北移六百余里。故《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县载路程，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新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又《太平寰宇记》说，“协州在州西南八百里，天宝中，因云南离叛被破，今移置在州西南四百九十三里”，向北移三百余里。又说“古靖州在州西南七百二十里”，“靖州在州西南五百一十里”，亦向北移二百余里。大抵南诏“恩收曲靖”，其地界至石门镇，故《新唐书•韦皋传》曰，“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趣云南，而南诏复通”；又樊志附录贞元十年袁滋册封南诏事毕，“仍令大军将王各苴、拓东副使杜伽诺送至石门”，即因石门镇为南诏地界。此南诏之东北境，盖包有元代所设乌蒙、茫部、乌撒、东川诸路之地。

〔东北际黔巫〕《旧唐书•地理志》江南道龄州都督府所领，即在长江以南岛江流域至沅江上游地带，其西南为播州（今遵义），播州之南为黔中道羁縻州。《旧唐书》志载牂、充、应、琰、牢五州，曰，“并属黔中道羁縻州”，《新唐书》志羁縻州黔州都督府牂州曰：“初，牂、琰、庄、充、应、矩六州，皆为下州，开元中降牂、琰、庄为羁縻，天宝三载又降充、应、矩为羁縻”。按：此诸州即在东晋时期之牂牁郡，隋唐以来为黔中地，亦即明、清时期之贵阳府。在贵阳遵义以西，东晋时期为平夷、夜郎二郡地，后渐为昆明族所据，昆明族原居爨地，多与之联络，故为南诏势力所及区域。《新唐书•南诏传》所谓东北际黔、巫者，盖约以明、清时期之贵阳、遵义二府之西为界也（下文当详说之）。

〔北抵益州〕《旧唐书•地理志》载：剑南道所属唐初有南宁、姚、巂诸州，惟自天宝以后，南诏尽占西南之地，其北界亦渐展拓至大渡河岸（见上文）。《新唐书•南诏传》载：大和三年，南诏侵扰成都，掠子女工技数方引而南，嵯巔身自殿，至大渡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雍陶有“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诗。是时南诏势力达大渡河，后来争夺，加强控制，以大渡河为北界，河以北为益州总管府地。

〔西北与吐蕃接〕《新唐书•吐蕃传》说：仪凤四年，明年（调露二年）并西洱河诸蛮，自是，吐蕃向南发展势力达西洱河地区。《资治通鉴》：“永昌元年，浪穹州蛮酋傍时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又，“景云元年（按神龙元年之误）姚州群蛮先附吐蕃，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又《南诏德化碑》载天宝年间战事，曰：“赞普观衅浪穹”，“差首领杨利国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又曰，“差大军将洪光乘等与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綺里徐同围府城（姚府）”，“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綺里徐来救”，可知是时吐蕃占据浪穹以北之地，置神川都知兵马统治此区域。《旧唐书•本纪》载：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十六”（详引见上文），则尽取吐蕃所占神川都知兵马所统治之地，即浪穹以北至铁桥。铁桥在今丽江北五日程之塔城关，神川都知兵马治此。南诏既得神川地，包有今德钦、中甸等处，约以今云南西北边界与吐蕃相接也。

〔东南属交趾〕《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所属，以交趾郡置安南都督府，治交州，后改安南都护府，领交、爱、欢、峰等二十一州，而峰州治嘉宁（今嘉林），在西北，其地与爨地相接，南诏得两爨地。南诏拓东节度经略南疆，置通海都督。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贾耽路程，樊绰《云南志》卷一载安南路程，并以贾勇步为安南与南诏交界，即汉之进桑关，今之河口，此为自古以来之地界，且疑贾勇步东西地区，约与今云南与越南之分界线相当也。

〔南女王〕樊绰《云南志》卷十说，“女王国，去蛮（南诏）镇南节度三十余日程，其国去欢州一十日程，往柱与欢州百姓交易。”按：镇南节度即南诏之开南节度，又欢州属安南都护府，《新唐书•南蛮传》曰：“贞元七年，始以欢州为都督，限重海，与文单、占婆接”，《大南一统志》卷十三说：“河静省，唐属欢州”，其地当北纬十八度稍北。女王国距欢州一十日，距开南节度三十日，以此比例，则女王国应在今老挝之川圹、桑怒地区。又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六补《安南录异国图记》曰：“陆之西北，则接女国、乌蛮之路”，按：此女国当即女王国，而乌蛮指南诏，即自安南西北通女王国再至南诏也。

又樊志卷十说：“水真腊国、陆真腊国与蛮（南诏）镇南（开南）相接”，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卷七载僧一行《山河分野图》，南诏东南与真腊相接。按：《旧唐书·真腊传》曰：“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新唐书•真腊传》曰：“水真腊地八百里，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黄盛璋《文单国、老挝历史地理新探》曰：“文单城在今老挝之万象”，又曰：“水、陆真腊之分界，大致如今柬埔寨、老挝之境”，则与开南节度接界者为陆真腊，不详七百里之地界。惟今老挝北部之勐乌、乌得，元、明以来犹为车里（勐泐）之地，故疑陆真腊地止于琅勃拉邦省。

又女王国地在陆真腊（文单）之东，而《新唐书•南蛮传》曰：“欢州与文单接”，则女王国属文单也。《新唐书•真腊传》曰：“文单西北属国曰参半，道明亦其属国。”按：参半在其西北，而道明或在其东北，即女王国否？要之，女王国、陆真腊盖以今老挝之川圹、桑怒、琅勃拉邦一线与南诏交界也。

〔西南骠〕《新唐书•骠国传》曰：“骠国东陆真腊，西接东天竺，西南（应作东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则骠国约包有今继甸格萨（江头城）以南之地，其北与南诏相接，樊绰《云南志》卷十曰：“骠国在蛮（南诏）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旧唐书·骠国传》曰：“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里，北通南诏些乐城界。”按：七十五日或二千里之距离，即至骠国郡，在卜罗姆（Prome）。又些乐城者，贾耽路程曰：“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乐城当是些乐城，疑即元代之麓川城，今之瑞丽，距永昌故城四百里，今保山城至畹町镇之玲路二百八十五里，约相当也。则南诏与骠国交界略与今界线相当，惟在格萨以北则南诏与天竺接界也。

〔西摩伽陀〕贾耽路程曰：自骠国西度黑山，经东天竺迦摩波（Kamarnpa）至中天竺，踰恒河南岸，至摩竭陀（Magadha）国，凡三千二百里，近人已解释摩竭陀在今印度恒河南之比哈尔（Behar）邦。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记载之行程，自摩竭陀东渡殑伽河（ganga恒河）至迦摩缕波国，为东天竺，旅程之终点记曰：“此国（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则西南夷与摩竭陀（摩伽陀）有通道，然中隔迦摩缕波（迦摩波）诸国，，并不接壤。惟按：《新唐书•天竺国传》曰：“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_{﹝《宋史•天竺国传》同﹞}，则五天竺亦称摩伽陀。南诏西接摩伽陀，即接东天竺之地，丽水节度与大小婆罗门接，亦即与东天竺相接，疑地界略与今缅甸、印度之界相当也。

如上所说，南诏疆域略与元代云南行省之境界相等，《元史•地理志》之云南行省曰：“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此其大概，南诏疆界亦略如如此。王崧本《南诏野史》曰：“六诏之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以为六诏之地如此广阔者误，惟南诏之地则足以当之也。

四、南诏之政治区划

樊绰《云南志》卷五记六赕（赕字原睑，今改，下同）曰：“太和阳苴咩谓之阳赕，大厘谓之史赕，邆川谓之邆赕（原作邆睑），蒙舍谓之蒙舍赕，白崖谓之勃弄赕”，标题称六赕，此所列乃止五赕，向达校注引卢文弨说：“太和下有脱文，当曰太和谓之太和赕”，所说是也。此知南诏境内设六赕，并在西洱河地区。樊志又曰：“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其余镇皆分隶焉。”则有七节度之设，其节度则各领城镇也。按：樊志卷五所载之地名，为六赕地，而卷六所载为七节度及铁桥节度地。卷六所载之地名较多，其次第以节度区域分之，首云南城，次拓东城，次宁北城，次铁桥城，次永昌城，次银生城，次开南城，次丽水城及镇西城，此八城置节度。而各城之下所记地名及各城之后专条记载地名，即为各节度之辖区，虽其间不免有错乱，而大体则颇有条理，可据以考究各节度区域之大概也。

《新唐书·南诏传》曰：“外则有六节度，曰：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有二都督，会川、通海。有十赕，曰云南赕、白崖赕亦曰勃弄赕、品澹赕、邆川赕、蒙舍赕、大厘赕亦曰史赕、苴咩赕亦曰阳赕、蒙秦赕、矣和赕、赵川赕。”按：此说与樊志不同，其区划有改变，兹校说之：

樊志六赕，新唐传十赕，多出者为蒙秦、赵川、品澹、云南四赕，当后来所设。盖蒙秦原属蒙舍赕，赵川原属白崖赕，后来分设，而云南、品澹原为云南节度地，后改设二赕也。

樊志八节度，新唐传六节度，亦后来改变。盖云南城设为赕，改置节度于弄栋城，又开南节度并于银生城，宁北节度移至剑川城，而铁桥节度已废，惟铁桥政区当仍存在，其余永昌、拓东、丽水则仍旧也。

至于设置都督，樊志卷一记西川至云南路程会川镇曰：“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然无会川都督辖区之记载。又樊志记安南至云南之路程，有通海城，不言设都督。则南诏政治区划设置会川及通海都督，盖为咸通年间侵扰西川及安南时事也。

樊绰《云南志》与《新唐书•南诏传》所载之政治区划不同，为两个时期之情况，盖樊志录袁滋《云南记》为贞元十年（七九四年）间之设置，而《新唐书》录徐云虔《云南录》为乾符六年（八七九年）间之设置，相距八十年间，南诏社会改变较大，政治区划已不同，其他情况亦如此_{﹝拙作《有关南诏史料的几个问题》已详论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按》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前后两个时期之政治区划，当以后期为准，后期之区划有十赕、六节度、二都督，惟铁桥节度区域亦存在，故有七节度。

大体言之，南诏之政区，十赕为一区域，七节度、二都督各为区域，凡十个区域。此十区域所领城镇之地名，《新唐书》并无记载，惟可从樊志五、六两卷所载地名之次第约知其区划，兹举之：

1.十赕樊志卷五记六赕地名，其属十赕者有八，余二赕则为卷六之云南城所属，其区域较为明白。

2.弄栋节度樊志记弄栋城于云南城之后，则初设云南节度所领之地，除云南、品澹设二赕之外，悉归弄栋节度也。云南城附记欠舍川、石鼓驿、览赕诸地，当后属弄栋节度，盖所辖包有唐代前期设姚州都督所领九州及徙莫祗蛮区域所设四州之地也。

3.拓东节度樊志拓东城在旧昆川，后载晋宁川、石城川、夔鹿弄川、新丰川、升麻川、曲轭川、安宁镇、通海镇、量水川及步头、贾勇步诸地，即包有西爨故地及其南境。惟后设通海都督，则当分通海以南之地也。

4.剑川节度樊志宁北城，即在邆川赕之北。记野共川、虺川、樻川、郎婆川、桑川至铁桥城北九赕川，又记罗眉川、牟郎共城、傍弥潜城、敛寻城、聿赍城、弄视川诸地名，而不及浪穹、剑川，因在贞元十年以前为吐蕃所据，此两地之外则为宁节度所辖，既破吐蕃占据剑川，置节度，即领有宁北节度之地。惟别设铁桥节度，则其北境归铁桥节度也。

5.铁桥节度樊志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后载昆明城，即讳苴川、松外城，小婆城、大婆城、三探览至铁桥东城之地名，即铁桥节度之辖区也。

6.永昌节度樊志永昌城记广荡城、大洞川、拓南城、唐封川、茫天连诸地名，为永昌节度辖区。又越礼城在永昌北，管长傍、藤弯二城，有磨些乐城、罗君寻城、利城、押西城、首外川、茫部落诸地名，亦当为永昌节度辖区。惟樊志载越礼城在银生城、开南城之后，疑为错简，应在银生城之前，永昌城之后也。

7.银生节度樊志银生城记通镫川、河普川、羌浪川、送江川、邛鹅川、林记川诸地名。又幵南城记柳追和城、威远城、奉逸城、利闰城、茫乃道诸地名，并为银生节度势力所及区域，此为汉、晋至初唐时期未设治，至南诏始开拓也。

8.丽水节度樊志丽水城记眉罗苴、安两城、宝山城、金宝城、门波城诸地名。镇西城记苍望城，弥城、摩零城诸地名，为丽水城所辖，接婆罗门国界，亦南诏时所开拓也。

9.通海都督樊志不载通海都督，盖以初属拓东节度之南境分置，当领有通海城以南至贾勇步及步头地区，当略与元代之临安路相当也。

10.会川都督樊志不载会川都督之城镇地名，惟至德年间，南诏占巂州以南地，以后向北发展势力，即会川都督所辖地也。

又樊志载开南节度有柳追和都督城，镇西节度有摩零都督城，盖为节度所属之重镇，其所领地则不能详也。

南诏疆界之内，其边缘地区为势力所及而非城镇之节度、都督所直接统治，受南诏羁縻者，尚有三个区域，兹说之：

1.东爨诸部南诏得曲州、靖州故地，其控制势力达石门镇，惟此地区未有南诏设置之统治政杈，而为分散之部族组合。

2.牂舸、昆明原属牂牁之平夷、夜郎二郡地，渐为昆明族所据，至唐朝后期已造成势力，多与爨部联系，然非南诏直接统治此区域也。

3.勿邓诸部南诏与吐蕃合力攻陷巂州，吐蕃占其北部，贞元年间，吐蕃被击败，西川不能控制，为南诏势力所及，然亦非能直接统治也。

以上三个区域，为南诏势力范围，然不能直接统治，各成区域，与七节度、二都督地区有别也。

南诏疆域辽阔，比之汉、晋时期在西南设置郡县的境界大得多，以洱海地区为政权中心，号令四方。贞元十年之前，以十赕为重镇，设节度为外府，所设的节度有弄栋、永昌，是受唐朝封云南王时统治势力所及区域。后来扩大之地则有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四节度，从地名的取意看出，南诏统治者割据一隅，顾盼自雄。贞元十年，击败吐蕃之后，移宁北城于剑川，新开铁桥节度。又因对付西川和安南，置会川、通海二都督，加强军事部署，地名亦有取意。从布置政治区划的规模来看，南诏统治者是用武力镇压来巩固其政权的统一的，而南诏的强力统治，必然遭到各地人民的反抗，阶级斗争很激烈，尤以滇东地区为然，所以建善阐城为别都，加强统治。于是洱海和滇池形成两大据点统治广大区域，这样的布局，有它的发展过程，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图来决定，而是当时的具体条件所使然。这样一套统治机构，是在各地区的部族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部族组织则由社会基础所决定，但统治政权的建立对部族组织以及社会基础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南诏时期西南各地的变化比较大，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

南诏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境界以内的各族，采取了两种措施：在早期，把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大量迁移，如在西爨地区迁出二十方户到滇西各地；又把滇西北的数万户迁到西爨地，破坏了原来的族属分布和部族组织，造成各地区内部的相互对立，南诏统治者利用这些矛盾来稳定统治政权。在晚期，洱海地区的居民已融合成白族，就随着统治势力，迁徙白族人口在城市居住，成为统治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加强了集权统治。这两种政策的结果是：一方面把原来的族属分布区域搅乱，各地居民成份错杂；另一方面，加强了各地区的一致性，作为一个政区单位的内部联系更紧密了。统治者的措施逐渐加强，几个据点的统治势力就可以控制广大区域。在此以后，经历郑、赵、杨、段、高的更替，南诏建立起的政区规模更加发展了。

五、地区总称

整个南诏地区有几种不同的称谓，各有其缘由，兹列举而略说之：

〔南诏〕樊绰《云南志》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盖西洱河地区部族称诏者，其数有六或八，故有六诏、八诏之说，而蒙舍诏在南，故称南诏。初仅一部族之地名，后蒙舍诏势力强盛，扩张疆土，南诏之名亦随之扩大。开元二十六年，蒙舍皮罗阁击灭五诏，并有西洱河四周之地。卢求《成都记序》说：“南蛮六部，不相臣服，开元末，合六诏为一，始独称南诏。”则并六诏地称为南诏，如《新唐书•南诏传》说：“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樊绰《云南志》卷七作：“何履光伐蛮国”，以西洱河地区称南诏也。又后，阁罗凤击败唐兵，侵夺巂州，占领爨地，招降寻传，开拓银生，疆土四扩。至异牟寻封五岳、四渎，亦称此广阔之地为南诏，如《新唐书•吐蕃传》说，“大历十四年，合南诏众二十万攻茂州”，又《旧唐书•韦皋传》说：“遣崔佐时入南诏”（贞元九年），以南诏称其全境也。韦皋招徕异牟寻，册封为南诏，《旧唐书•本纪》：贞元十年六月，以袁滋为册南诏使。七月，赐南诏异牟寻金印，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按：所有纪录，自南诏并西洱河地至异牟寻受封以前，大都称为云南，亦有称南蛮，而以后则大都称南诏，亦有称云南，此先后不同也。

所谓诏者，《旧唐书•南诏传》说：“蛮谓王为诏”，即称其首领，唐书又说：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意即六王也。《南诏德化碑》所载，用诏字称阁罗凤者八次，用王字者七次；又用先诏称皮罗阁者二次，用先王者一次，诏与王之意相同。碑殚又载阁罗凤受吐蕃封曰：“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则诏字称王，而不为地域之称。《旧唐书•本纪》：“册封异牟寻为南诏”_{﹝新、旧唐书《南诏传》，《唐会要》卷九九所说同﹞}，石门关袁滋题名摩崖亦曰：“册异牟寻为南诏”。按：《资治通鉴》广明元年考异引云南事状中书奏，“玄宗册蒙归义为云南王，其子阁罗凤和于吐蕃，其孙异牟寻却归朝廷，自请改云南王，赐号南诏，德宗从之。”异牟寻自请之说，亦见《旧唐书•南诏传》曰：异牟寻私于崔佐时请复南诏旧名”。盖蒙舍土长称雄，即自号南诏，既得势于西洱河地区，受唐封为云南王，至时求复南诏旧名，如愿以偿。《新唐书•南诏传》又说：“册异牟寻为南诏王”，王字是赘辞，樊绰《云南志》卷四说：“册异牟寻为云南王”，则以意说之。《资治通鉴》贞元十年考异说：“韦皋奏状称云南王”，而窦滂《云南别录》曰：“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始。按：南诏为旧名，惟唐朝册封南诏始于异牟寻，自后册封都用南诏称号。

关于诏为部族首领称号的来源，帝国主义分子大发谬论，说：今暹逻语cao或作Chao之音相同，其意为王。故说南诏为泰族，此说甚流行_{﹝许云樵：《南诏非泰族故国考》已详引证﹞}，实则为羌人古语。《晋书·苻坚载记》说：“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又《桓玄传》说：“玄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词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则诏称王为氐族语，西洱河部族亦用之，其语源当如此。

〔云南〕《旧唐书•南诏传》说：皮罗阁立，开元二十六年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又说：天宝七载皮罗阁卒，子阁罗凤册袭云南王。亦见《新唐书•南诏传》、《唐会要》卷九九、樊绰《云南志》卷四等书。《册府元龟》卷九六四载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皮罗阁）为云南王制之全文。《南诏德化碑》称：阁罗凤为“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又说：“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又《资治通鉴》贞元九年载：异牟寻与韦皋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又樊绰《云南志》附录载：异牟寻与崔佐时誓文称“云南诏异牟寻”。凡此自开元末年以来，南诏首领称云南王。

云南主之称号，在南诏以前已有之，《南诏中兴二年画卷》题字有：都知云南国诏、西二河侯、拜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按：《南诏野史》载：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至白崖，封白子国王仁果十五世孙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氏。张龙佑那传十七世孙张乐进求，唐贞观二十三年封为首领大将军，则张乐进求之云南国诏称号，在封为大首领将军之前，且当为沿袭之号。蜀汉时，诸葛亮任命张龙佑那於白崖为酋长之说可信入。建兴三年建立云南郡（见下文）之政权为羁縻统治。自西汉以来，设置郡县，任命太守、令长，又封土长为王、侯，益州郡封滇王、牂牁郡封夜郎王，则云南郡封云南王，以张氏任其职。《僰古通纪》《云南国记》曰：“武侯册封龙佑那为采地主”，称王於其地，南诏既得势，唐封云南王，亦犹旧制也。

云南之名始於西汉。《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有云南县，《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都有云南县，《三国志•蜀志•治主传》说：“建兴三年丞相亮南征，分永昌为云南郡”，《晋书·地理志》：“云南郡，蜀置，统县九”。则云南地名初为一县，后为一郡。南朝时期亦有云南郡地名。唐初设姚州都督，《通典•州郡典》及《元和郡县志》并作姚州、云南郡，《旧唐书•南诏传》说：张虔陀为云南太守，《南诏德化碑》说：“张虔陀尝任云南别架”，即驻姚州。高适《常侍集》卷四《李云南征蛮诗序》谓：前云南太守李宓，则张虔陀后李宓曾任此职。《新唐书•本纪》载：天宝九载，云南蛮陷云南郡，即尽占姚州都督之地。唐初纪录此地区为西洱河，既设姚州都督，称为姚州，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后称云南。天宝九载至十三载，唐朝出兵至西洱河争战，见於纪录之事迹甚多，大都称南诏为云南，至南诏与唐决裂，扩张疆土，亦称其境界为云南。樊绰《云南志》所载，主要录自贞元十年间南诏纂辑地志之书，凡十卷，其中三卷名称用云南字样，即《云南界内途程》《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为南诏统治全境之称。自唐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之后，大都用南诏称号，惟设云南安抚司、剑南西川节度领云南安抚使，则南诏为官职名，而云南安抚司为政区名也。南诏亡后，亦习用云南名称，见於纪录者甚多，至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沿至今也，

云南名称，盖有取意。《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南中志》说：“云南县高山相连，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乙，郁然高峻，与气相连结，因视之，不见。其山固阴冱寒”，此山高峻，常有云气，可能称为云山；在云山之南，而地名云南县，有此可能也。此山在县城西北百数十里。袁嘉谷《滇南释教论》曰：“司马彪《郡国志》言：云南有山，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乙，即指鸡足山而言。”此说可取。盖汉时，云南县包有今宾川地，而县城在今云南驿，鸡足山正在云南县西北百数十里之方位，其山高大，常有云气，令人注目，称为名山也。至於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七说：“汉武帝元狩间，彩云见於白崖，遣使迹之，乃置云南县”_{﹝以后志、书及《南诏野史》诸书多载此说﹞}为无稽之谈。又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曰：张乐进求时，云南州北龙兴和山，忽五色云起，终日不散，以为祥州；居云之南，因改为云南。惟云南之名不始于张乐进求，所说不可从。又正德《云南志》卷三谓：龙兴和山如扶风、太乙之状。此附《南中志》说，惟此山在云南城西北二十五里，与百数十里之位置不相符也。又《南诏野史》卷上说：唐玄宗问蒙舍诏盛罗皮之相张俭成住何处？曰：南边云下，因命为云南。则荒唐也。

〔蒙国〕《南诏德化砗》说，“我蒙国大诏，性业合道，智睹未萌”。按：此所谓诏，指阁罗凤，而蒙国为称号。《南诏野史•细奴罗传》说》贞观二十三年即位，建号大莱国。又《滇载记》说：阁罗凤僭号大蒙国。《元史•地理志》大理路：“至阁罗风，号大蒙国”。按：蒙国，盖以蒙舍得名，蒙舍诏，一称蒙诏、或蒙国，以蒙为号，细奴罗以后称之，不始於阁罗凤也。《新唐书•南诏传》载：贞元九年异牟寻与西川节度使韦皋书说，“曾祖（皮罗阁）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此“率蒙”，即统治蒙国，称号甚早，既受唐封云南王，南诏后不用蒙国之号；惟历史家常用蒙称南诏之世，如《南诏野史》标题有：南诏大蒙国传十三世。_{﹝瑜曾辑录唐与南诏使者往还事迹，见于记录者约有一百次，而编纂之题作《唐蒙信使录）（一九三七年发表于昆明出版之《教育与科学》杂志），当作两个国家交聘，为严重错误，已作检讨，附记于此。﹞}

以蒙字为号者，《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新唐书•南诏传》说：“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唐会要》卷九九说，“蒙舍龙世长蒙舍州”，舍龙即细奴罗之祖。《南诏中兴二年画卷》题字有“奇王蒙细奴罗、兴宗王蒙罗盛”，罗盛即细奴罗之子。以后见於记载者，皮罗阁赐名归义，称蒙归义。《南诏德化碑》载，“王姓蒙，字阁罗凤”。又异牟寻称蒙异牟寻，寻阁劝称蒙寻阁劝，以后王名多加蒙字；其族人名，亦多加蒙字，是南诏统治家族以蒙为氏也。

何以用蒙为氏，樊绰《云南志》卷三蒙舍诏曰，“贞元年中，献书於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按：沙壶为沙壹误字，即哀牢之祖。《旧唐书•南诏传》曰：“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此南诏自述，可以苴信。考哀牢为濮族，多在永昌郡境内，而云南郡亦早已有之。魏晋时人作《永昌郡传》说，“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又《华阳国志》永昌郡曰：“李恢迁濮民数千落於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又记哀牢沙壹九隆故事曰：“南中昆明祖之”。即昆明（西洱河地区）之濮人以沙壹九隆为祖，故传说南诏统治家族之起源多与沙壹九降有关，如《记古填说集》、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七、胡蔚本《南诏野史》、王崧《云南志钞》、《白国因由》等书所载，即民间传说事，多离奇不可信，惟有所本而演变。濮即孟族（Mon），以孟为氏，字亦作蒙，唐初纪录蒙和、蒙俭、蒙羽、蒙崇先、没盛、没弄，即其族属；而蒙舍诏、蒙巂诏之称号，亦源於此。则蒙舍为族名，亦为姓氏，又为地名，此可得而说者。

〔大礼〕《新唐书南诏传》说：苗龙（蒙世隆）立，自号大礼国。《资治通鉴》：大中十三年酋龙立，国号大礼，胡注曰：“至今云南国号大理。”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大理国，与唐史礼字异，未详所始。”按：南诏世隆自称大礼国，后段思平称大理国，名号沿袭，惟用字不同，认为大理即大礼，旧名者是也。陶宗仪《书史会要》曰：“张志成，云南大理国僰人，蒙氏保和年间，遣张志成学书于唐。”_{﹝亦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六六引﹞}按：此说当出自李京《云南志略》，惟称大理者误。盖保和为丰祐年号（唐长庆四年至开成四年，即八二四至八三九年），在大中十三年（八五九）之前时，尚无大礼国之号。又南诏时，称大礼，不作大理也。

大礼，盖以大厘城得名。樊绰《云南志》卷五：“大厘城南去阳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户尤众。今并南诏往来所居也。”又曰：“大厘谓之史赕”，疑史赕以鹿得名，樊志卷八记方言曰：“鹿谓之识”。按：檀萃《爨雅》“鹿谓之兕，与识音相近”，则出自羌语。又樊志卷七：“鹿，傍西洱河诸山皆有鹿。览赕有织和川及鹿川。”此织和川以鹿得名，织读识音，织川又名鹿川，览赕在今楚雄，古称白鹿郡者因此也。则大厘城亦名史赕者，即鹿城，识赕而异字耳。

樊志谓：南诏往来居大厘城。《元史•地理志》曰，“南诏，徙治太和城。至异牟寻，又迁居喜郡史城，又徙居羊苴咩城。”盖世隆亦因居大厘城，而号称大礼国也。

〔封民〕《新唐书•南诏传》：苗龙死，子法（隆舜）嗣，自号大封人。《资治通鉴》：乾符四年酋龙卒，子法立，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考异引徐云虔《南诏录》曰：“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又广明元年考异引《云南事状》载陈敬瑄（四川节度使）与云南书牒所说同。则南诏隆舜时有大封人之称号，惟人为民字因避唐讳改。《南诏野史•隆舜传》曰：“改国号曰大封民国”；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曰：“隆舜立，改国号曰大封民国”》又记隆舜卒於东京（善阐），葬返大封民国；又说：孝哀帝（舜化）轻车回大封民国，入太和城宫，被郑买嗣弑之。是知南诏晚期有封民国之称号也。《僰古通纪浅》说细奴罗即国王位，“号大封民”；倪辂本《南诏野史·南诏历代源流》曰：“大封民国”，奇王（细奴罗）蒙氏国号；《滇载记》亦曰：“细奴罗立，国号曰封民”。以为封民称号，始於细奴罗时，所说不可信。《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则确有所本也。

何以用封民为号，盖“封”字，读如“帮”，为白之音字。据《广韵》：帮，博旁切。白，傍陌切，声读部位相同，韵读有别，即阴阳声之差；惟羌语（藏彝语族）音读之特征，一般无附声，故阴阳声不分，此常见者，如上文所说“蒙”与“没”同音异字，而有阴阳声之别。西南地区译音异字如此类者甚多，当注意及之。

封民称号之出现，反映西洱河地区居民在南诏后期已融合形成白族也。初唐时期西洱河地区居民之族属复杂，樊绰《云南志》所载分为乌蛮、白蛮，其乌蛮有昆明族之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哀牢族之蒙舍诏、蒙雋诏，么些族之越析诏，即所谓六诏，皆乌蛮也。其白蛮即所谓白子国之居民，在西洱河以南，蒙舍诏始盛，并有白子国，即所谓白崖。张乐进求禅位於蒙舍细奴罗，尽得西洱河以南地，而称南诏。后击灭五诏，统一西洱河四周之地。又后，天宝年间战争，流落大量汉人。太和三年攻西川，俘掠数万汉人而归，南诏加强统治之。十赕地区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历激烈而错综复杂之斗争》社会发展进入封建阶段，促使各族属融合，形成白族，其年代即在南诏后期，乃有大封民国之称号出现。此非偶然，更非出于统治者之意旨，别立新号也。

〔鹤拓〕《新唐书•南诏传》：南诏或曰鹤拓，《资治通鉴》乾符四年曰：法（隆舜）立，国号鹤拓。按：胡曾《破木夹答南诏牒》曰：且按此朝之旧仪，未悉彼国之新制，不知鹤拓，唯认苴咩辨南诏之新旧名号。此牒载何光远《鉴诫录》卷二，以为胡曾代高骈作，惟知不足斋本《鉴诫录》有附注曰：元是胡曾与路岩公镇蜀日修之，非为高骈相公也。何光远误述。以宣和书谱所说，章孝规尝为路鲁瞻书云南木夹之文，为进士胡曾所为，及引文辞数句证之，与《鉴诫录》所载相合；而鲁瞻即路岩别号，则为路岩镇蜀时作之说可信，知此牒作于咸通十二年四月至十四年十一月之间。时南诏为世隆，已用鹤拓称号，世隆卒，隆舜立，亦以鹤拓为地区称号也。见於记载者，《资治通鉴》广明元年考异曰：《云南事状》卷末陈敬瑄与云南书牒或称鹤拓，或称大封人。按：陈敬瑄任西川节度使，在广明元年六月至中和三年，与云南书牒作于此四年间。又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二《谢示南蛮通和事宜表》曰：“入鹤拓使回，得骠信表，并国信”云云，此为李龟年、刘光裕使南诏事，在中和元年八月，是时称南诏为鹤拓也。

鹤拓为南诏首邑（今之大理县）地名。《五代会要》卷三十载：后唐天成二年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至大渡河为转牒曰：“自鹤拓历至几美、白崖爽等，又人弄栋浪习……转送黎州”云云。《册府元龟》卷九八一亦载此文，有异字，作“自鹤拓发，递历几美、白崖爽等”云云，即谓此牒自鹤拓发出。是时为长和国，郑仁旻居阳苴咩城，称鹤拓也。《记古滇说集》列举白崖、鹤拓、浪穹地名，以次序言鹤拓在今大理。康里子山撰《见景山归自南谈点苍之胜寄赠》一首有：“有客新从鹤拓回，自言曾上五华台”_{﹝载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句。王时《遥盼点苍山》诗有：“归目遥瞻鹤拓城，点苍山色正青青”_{﹝载《朝天集》﹞}句，沐璘《食点苍山雪》诗有“朅来鹤拓城，获此苍山雪”_{﹝载正德《云南志》卷二十四﹞}句，凡此并以鹤拓称今大理县，景泰《云南志》卷五曰：“大理旧名鹤拓”，即谓此也。盖南诏晚期，其首邑名鹤拓，乃以作地区称号，南诏亡后，犹用旧名也。

鹤拓之称，瑜以为乾陀之异写，即梵语称大理，而大理亦自称之，略作论证：波斯国拉史特丁之《史记汇编》曰：“中国之南有国，中国人名之曰大理。印度及迦湿弥罗（克什米尔）语则名之曰乾陀罗”；缅甸史书载，十一世纪时，阿那律陀王曾求佛牙于乾陀罗，而未得，此地后为中国所有_{﹝二书据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哈威《缅甸史》说：“阿那律陀遣使至南诏国都大理”云云，即因乾陀罗称大理也。乾陀罗为印度北部之地名，何以亦用称云南，伯希和说：中印半岛印度文化之民族；咸有在其地建立一新印度之习惯，曾将印度地名移置於其国内，有时将本地之名梵化，有时竟以印度之名名之。云南处中印半岛以北，与乾陀罗在印度之北相似；且乾陀罗四面有山，欲达云南，亦应经过山岳，此种地势方位已有称云南为乾陀罗之理由；盖缅甸人用梵名乾陀罗称云南，而云南亦称之曰鹤鹞拓，即乾陀罗之音近异写也。

乾陀罗，梵名之乾（gan）对音鹤，陀（dha）对音拓，古读相近也。按：《广韵》：乾，古寒切，读如干，在见母；而鹤，下各切，在匣母。惟古音见、匣同部，见可读现，匣从甲声，即可为例。《广韵》鹤与涸、狢同音（铎韵），鹤从隺得声，隺与翯門告同音（沃韵），而固、各、高、告并读见母，惟所得声字读匣母，此见、匣二母可通，乾与鹤之声读相通也。又鹤之韵读为阴声，而乾为阳声，惟羌语族阴阳声不分，上文已言之（今大理白族语亦阴阳声不分），故乾音gan稍变为gak，读鹤也。至于陀与拓，古今音相同也。此可证鹤拓为梵语乾陀罗之异译得名也。

又从字义言之，圆鼎《滇释记》曰：“妙香国，即今大理也，亦曰鹤拓。”此说多见纪载。谢肇淛《滇略》卷四曰：“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同揆《苍再丛谈》亦曰：“大理府为天竺妙香国。”陈鼎《滇游记》所载同。按：梵语乾陀之意为妙香，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乾陀罗国：“乾陀是香，罗谓陀罗，此曰遍也。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故名香遍国。”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二曰《“健陀逻，隋曰香行国。”又《大正藏本翻梵语》卷五曰：“乾陀者，香也”。又卷七：“健陀，译曰香也。”则乾陀之意为香，故在大理译意称为妙香国，因出自梵名误作天竺妙香国也。

瑜提出鹤拓即乾陀罗异译之说，发表于一九四〇年第八期《西南边疆》杂志。向达撰《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认为：“瑜所说，从音韵上推测，转弯太多，我总有点不敢相信。”他所以不相信，即因乾与鹤之音不相类，惟古音见、匣二母字同部，瑜别有《见匣群三母古读考》已详说之。至於梵语之乾(gan)而译作匣母字，亦屡见之。如ghazni，《西域记》作鹤悉那(《北史》作伽色尼)。又gunduz，《西域记》作活国_{﹝见冯承钩《西域地名》﹞}。则说乾(gan)之译作鹤非音韵上推测，转弯太多，乃寻常见之。

后人不审以鹤拓、妙香称大理之由来，乃望文生训，如谢肇淛《滇略》卷十说：“苍洱旧为泽国，有老僧凿河，尾泄水，当初泄水时，林薮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鹤日从河岸行，人尾其迹，始得平土以居，故大理又名鹤拓。”此以鹤拓二字之义附会为说，康熙《大理府志》已辩鹤拓平土之说不可信。又万历《云南通志》卷二曰：“香崖，在苍山中峰之半，世传释家文佛，六年栖雪山苦行之地”，此因妙香之名谓有香崖，又谓为佛修行之地。袁嘉谷《滇南释教论》曰：“妙香国之名，古经无之，迨因苍山之香而附会耳。”实则因有妙香之名而附会苍山有香崖也。

《元史•地理志》鹤庆路曰：南诏“徙治羊苴咩城，地近龙尾、鹤拓，今府即其地也。”此以鹤拓与鹤庆地名同用鹤字，认为同地，不考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