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关于白族族源问题”质疑

一、关于昆明

作者考定汉代昆明的区域，首先从证明“汉武帝所鑿的昆明池是像滇池，不是像洱海”入手，作者是怎样证明这个论点呢？他先引述《史记·大宛列传》“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因为《集解》引徐广意见定时间为元封二年，作者又以时间为线索，发现《史记》《汉书·西南夷传》这一年有“天子发巴蜀兵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汉书·武帝本纪》同年有“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等记载，由于后两则材料两将军相同，发巴、蜀兵也相同，便说：“据此，徐广之说为是。”这是据“人”而定“时”，从常识说来也是不能肯定的。作者并进一步推定此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以帮助地理位置。作者写道：

“可知《大宛列传》所说‘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乃是击灭劳渡、靡莫及滇。”又说：《史记》《汉书》“以昆明称滇池区域诸部落。”这是和史实相差很远的，《汉书·西南夷列传》云：“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使王然子以粤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浸、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

我们再引《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隔滇道者”为且兰，“侵犯使者吏卒”者为劳浸、靡莫，和“昆明之遮汉使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不是很明显吗？因此作者将汉代昆明区域定为今滇池以西直至洱海也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汉代昆明的区域应该怎样确定呢？《汉书》臣瓒注和《三辅黄图》都称昆明为越嶲昆明国，作者也承认“昆明当在越嶲郡以南”。考汉越嶲郡在今云南境内者有三县，其中逐久县在今永北、中甸，姑复县在今丽江，而《史记》《汉书》对昆明地望的记载是：“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即云南西部洱海区域附近。倪蜕《滇云历年传》云：“昆明，地在今之丽江通安州一帮……通安州上下临金沙江，所种皆禾稻，而其民随水草牧畜。”我以为大体上是可信的。至于其活动范围，《史记》已说“迁徙毋常处，……地方可数千里。”当然相当广大，但其根据地距今洱海区域当不致甚远。

其次，谈到唐代昆明的地望，作者引《通典》：“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对于引文的理解，作者写道：“此昆明即今洱海区域，洱海之东，魏晋迄隋唐之际，已为西爨白蛮之地。”

关于西爨白蛮，将于下节详论，这里只谈唐代昆明的地望问题。作者对《通典》引文的断句似不妥，“在……为界”这样的句法，不仅《通典》中没有，就是唐人文集中也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例子。考《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昆瀰遣使内附，胡三省注：“昆明，在爨蛮西，以西洱河为境。”显然胡三省是读作“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的。胡三省是否读错了呢？我以为没有。第一，只有这样断句，才是“西洱河……即叶榆河”，若依照作者的断句，意义已为“昆明……即叶榆河”了。第二，西洱河可简称洱河，并非“西”字必与洱河相连，如《蛮书》卷三《山川江源第三》有“东向洱河”。又同书卷四《名类第四》河蛮条云：“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也。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是西洱河与洱河通用。河蛮即昆明，可见“洱河为界”，即是“自固洱河城邑”之义，并没有在西洱河以西的意义。

当时昆明不仅在西洱河，也在滇池以东。作者说：“唐代名为昆明之地有三。”但作者所举“在黔州的昆明”，实际上是族名。如《新唐书·南蛮传》的“昆明十四姓”，《地理志》寶州条“以昆明夷内附置”。又总州条:“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三万内属分置。”又敦州条云：“咸亨三年，析内属昆明部置。”殷州条云：“咸亨三年，析昆明部置。”所谓昆明夷、昆明部皆为族名而非地名。族名与地名的关系，从地名可推知某族人历史上会在当地停留。但同时地名与族名又须严格分开，如某族已他去，后来的部落或部族可以仍然沿用其旧名。因此，以地名推断当地为某族所居不可，以族名名某族所居之地亦不可。

昆明人在东方确已留下地名，《三国志·李恢传》云：“恢按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谢锺英《〈三国志·疆域志〉补注》云：锺英按：“滇池，一名昆明”。是以昆明为今之省会昆明，其时李恢为庲降都督，位平彝，即今之陆凉，建宁为今曲靖，皆在滇池以东。由此可知，当时昆明人除一部分仍居于洱海区域，另一部分已向滇池以东迁徙。《安顺府志》所引彝文书云：“齐梁之际……又有昆明蛮，亦谓之乌蛮。有阿纳者，徙居南广之鹿里，今镇雄是；帅其部族，沿江东侵至鄨之夹水保为；已而入晋乐，即今贵阳也；又西南驰至都云洞。阿纳之仲兄轮，居谈乐之郎山，是为郎岱，陇氏之祖。叔兄台，居漏江之濮隈，是为普安龙氏之祖。纳又使其少子必松居播隈、汉曲也。于是部族转盛，西南至于竹子岭。”是齐梁之际，昆明人又向今贵州境内迁徙，《蛮书》有昆明牂牁，当亦与昆明人有关。

关于昆明人的族源，《通典》卷一八七“昆弥”条云：“其俗与突厥略同，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是其族源应在北方。南诏自称哀牢夷，哀牢夷为乌蛮别种，既是“别种”，即与乌蛮有所区别。《通典》谓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我们知道，文身是百越系统各族的特征，族源在南方，真所谓“胡越之隔”。作者说：“南诏为汉晋昆明人的后代。”我以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华阳国志》南中昆明祖沙壹之说又如何解释呢？因为不同族源的两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祖先起源传说。这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原来常璩以昆明为南中各族的通称，如《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条云：“笮，夷也。汉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卬，皆夷种也。”同书又言南中“大种曰昆”，因此提到哀牢夷的族源传说，亦以通称代专称，并不能据此材料就说哀牢夷即是昆明人。

二、关于西爨

西爨的区域，《蛮书》卷四《名类第四》记载得非常确定：“在石城、昆川、曲軛、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新唐书·南蛮列传》即据此材料确定西爨的区域。

作者对上说完全否定，一则曰：“《蛮书》所述，事出追记，未能详考。”再则曰：“《新唐书》与史实相抵牾。”但作者的考证很难令人心服。我先举出作者作为主要史实的《史万岁传》略加考释。《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云：“先是，南宁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逐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经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踞要害，万岁皆击破之。……度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虏男女二万余口。”

第一，爨翫为昆州刺史，昆州在今云南省会昆明，爨翫又是南宁夷，《蛮书》卷六《云南城镇第六》晋宁州条云：“西爨王墓，累累相望。”晋宁州在拓东城（即昆州）南八十里，为爨氏的根据地，后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理石城。石城今曲靖，皆在滇池区域。爨翫屯踞要害抵抗史万岁，未闻向西方逃亡，何以史万岁进军洱河地区？此不能无疑者一。第二，南中常专指滇池区域，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李恢败于南中。”又云：“太康三年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前条之南中指今滇池区域，上节已论及；后者之南中，从南夷由宁州之废罢而改置，可知仍治事州，宁州即庲降都督治所，在今陆凉，亦在滇池之东。是南中虽包括四郡，往往专指滇池区域，因此区域为汉官驻节之地。作者以为南中指洱河地区，此不能无疑者二。第三，姚州不仅通洱河区域，亦通滇池区域，《滇系·疆域系》云：“自姚州而西，则指叶榆，趣大理；自姚州而南，则出威楚，向昆明。”《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引赵孝祖奏云：“弄棟之西，有小勃弄二州，……其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相接。”若史万岁进军洱河区域，由小勃弄西去即可，何以又灰大勃弄呢？《新唐书·南蛮列传》云：“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大勃弄不在小勃弄之西，当在其东南，则史万岁非西入洱河区域而为南入滇池区域，其理明甚。第四，关于“西二河”是否郎西洱河亦有疑问。《隋书》成自唐代，西洱河之名已成为固定之事名，西二河或为“其西二河”之义，因渠滥川不在洱河区域而在滇池区域，《滇系·山川系》昆阳州渠滥川条云：“州东南五里，东北流入于滇池，隋开皇中史万岁为行军司马自蜻蛉川至渠滥川破夷落三十余部，即此。”既然渠滥川古蹟犹存，则史万岁入滇池区域而非入洱河区域可以无疑了。

由此可知，作者“爨之西境达于西洱河”的结论是不能依据《史万岁传》而成立的。

自然作者提出的证据不止此条，其中如《通典》“在爨之西洱河为界”一则，上节已作简略分析不赘，另有《新唐书·南蛮传》：“太宗遣将击西爨，开青蛉、弄棟为县。”此处亦须略加说明。《蛮书》卷四有青蛉蛮，谓其“本青蛉县部落”。但未言青蛉蛮即西爨。《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引赵孝祖奏云：“贞观中讨昆州乌蛮，始开青蛉、弄棟为州县。”青蛉、弄棟为白蛮苗裔，岂可又说青蛉、弄棟为昆州乌蛮，揆其文义，当指准备讨昆州乌蛮开青蛉、弄棟为州县。作者“是青蛉、弄棟原为西爨之地。”这一判断，能说是“详考”之后的正确结论吗？

此外，作者还皋了《旧唐书·韦仁寿》传：“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作者按云：“南宁州即言西爨，仁寿安抚西爨，也只到西洱河。”这一判断也与史实不符，《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七年七月”条云：“仁寿时为嶲州都督长史，上闻其名，命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嶲，使之岁一至其地慰抚之。”其时唐与西爨关系尚不密切，都督未能入南宁州行使职权而得寄治越嶲，其招诱西洱河诸部与安抚西爨并非一事岂不是非常明显的事吗？

由以上的说明，可知《蛮书》之说作者并未能推翻，西爨区域，仍应从《蛮书》，仅限于滇池区域。

其次，须论证西爨与白蛮的区别，西爨为白蛮，但白蛮非尽西爨。西爨为部名，而白蛮则为族名，部名同于国名，即指爨氏原来统治的区域，与东爨相对而言；族名以经济、文化的差异划分，所谓“风俗名爨”，白蛮与乌蛮相对而言。《蛮书》：“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乃指西爨的统治者为白蛮，而东爨的统治者为乌蛮，亦如称南诏为乌蛮，而南诏大臣中如尹氏、段氏等皆为白蛮。作者以弄栋蛮、青蛉蛮、渠斂赵等为白壁，而得出“在隋唐之际，西爨白蛮的疆域已向西发展至青蛉、弄栋”这一结论，似乎混淆西爨白赞和白蛮为一了。如东蛮中亦有白蛮，《新唐书·南蛮传》言其“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显然非受西爨统治，作者也未说西爨白蛮的疆域发展至卬部、台登，这不是很明显吗？

复次，关于西爨白蛮被南诏迁徙于何地也有问题，《蛮书》云：“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车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作者以当时不可能有一个二十余万户的大城为理由，根据《蛮书》弄棟蛮条“迁于永昌之城”，《太平御览》引《蛮书》“城”字作“地”，以为西爨迁徙之永昌城亦应改为“永昌之地”。但第一，“永昌之城和“永昌城”，究竟不同，若“永昌城”改作“永昌地”即不成文理。第二，《蛮书》卷六《云南城镇第六》永昌城条云：“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蛮书》的永昌城地望已非常确定，所谓“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仅有徙于某州某县之义，南诏习惯但云某城，划分州郡为很久以后的事。如何可以拘泥于“一座城池”这一解释而将原始材料加以改制？

但更奇怪的是作者竟将自己改制的“永昌之地”以汉永昌郡地望释之。作者写道“这次白蛮被迁徙的地区，只能是棕榆和云南二县地。棕榆县境包括今洱海西部的大理、下关、洱源、节川等地；云南县境包括今洱海东部的祥云、凤仪、弥渡等地。”作者的断语往往是这样十分肯定的，但樊绰唐人，其于永昌城地望已加确定，《蛮书》为纪实之作，何以“永昌城”要用汉永昌郡的旧义？这些都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而且汉永昌郡已多经迁改，如蜀汉分永昌郡为云南郡，《华阳国志》谓吕凯之孙“元康末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蜀濮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因此《通典》与两《唐书》于洱河区域但称棕榆或洱河，于永昌但称哀牢国，至于汉晋以后的沿革变迁已不能详述了。

由此可知，作者的考证立论过于鑿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毫无帮助。

南诏迁徙西爨白蛮不止一次，皆有戍边性质。《滇系·疆城系》宁州元江条云：“蒙氏时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殷等十姓蛮戍之。”又同书零州步日城条云；“在州西，蒙氏立北甸，徙白蛮镇之，名步日賧。”至于西爨白蛮的归宿，由于爨氏经济、文化最高，以《爨龙颜碑》为例，与现存白文碑毫无相同之处。汉化程度已与汉人很少区别，他们被南诏迁徙到边城之后，筑城聚居，经营农业生活，容易和以后迁徙到云南境内的汉族相融合，要保持自己本来的特点反而困难了。

三、关于白族族源

关于白族族源，我同意作者推源于僰人的意见，但作者根据文献上一字一句即作出肯定的判断，我以为是不妥当的。《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元年八月条云：“东僰乌蛮守来朝贡。”作者写道：“这里称东爨为东僰、以僰称爨，可见爨与僰同种异称。”在这里，作者对《旧唐书》记载的正确性没有表示任何怀疑，对同书其他处更多的西爨、东爨等字样则熟视无睹。但《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同条即有不同的记载：“德宗建中元年七月，东爨乌蛮守愈等……遣使朝贡。”这则材料当即《旧唐》书所本而脱一“愈”字。“僰”仍作“爨”。且作者以下力辨东爨乌蛮之非僰入，何以此处取其“僰”字，去其“东”字，岂非任意去取？

僰人迁入滇池区域为时甚古，庄蹻以其众王溟时，“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后来滇王尝羌时，“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是楚人已融合于当地居民之中。楚人入滇时，经济、文化已相当高，当地居民也须达到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楚人才能以之作为基础建立国家。根据现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当时文化最高的要算僰人，如《水经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即其文化已与中原各族接近，不受“非我族类”的歧视了。在地名中与僰人有关的千顷池似与农业有关，庄蹻入滇所见，土地也似乎已经开发利用。因此僰人是能够和楚人融合的，《通典》谓：“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后也。”

到了汉末。昆明人向东迁徙，滇僰人中文化最高的爨氏也已成为滇池区域的大姓。诸葛亮平定南中，收建寜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晋末爨氏与成汉相结託，势力凌驾于诸大姓之上，后来成为西爨的统治者；昆明人在升麻川（今寻甸）建立根据地，孟氏地位亦已凌驾诸大姓之上，是为后来的东爨、西爨之名与其统治者爨氏有关，而东爨之名则来自西爨。作者以为：“其在云南东北部的这一部分，因爨氏久已为方土大姓，也就不能不在爨氏的管辖的范围内，因而形成所谓东爨乌蛮。”纯属臆测之辞，并无事实根据。《蛮书》卷四《名类第四》西爨条云：“初，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理石城。袭杀蓋聘、盖啓父子，逐有升麻川。”四库馆臣校云：“按：原本讹作孟軻、孟啓，今据《新唐书》改正。”考《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云：“我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州刺史爨归王……升麻县令孟耽……”是《蛮书》仅错一“耽”字，馆臣据新书所改反而姓名皆误。是孟氏统治东爨仍沿蜀汉时以孟氏为官属之形势。

东、西爨之分前已述及，今更进而论其种族、文化关系。东爨统治者为昆明人，西爨统治者为滇僰人，其所属城邑、部落亦然。所谓“风俗名爨”，主要仍为种族差异。其时孟氏亦已汉化，但经济、文化仍较爨氏为低，爨氏自称安邑人，而孟氏尚直认蛮夷不讳，这又是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此种情况与以后南诏蒙氏和白蛮的段氏、尹氏之间的关系大略相同。南诏自称哀牢夷，段氏则称其先武威郡人。但南诏经济、文化方面已与白蛮差别很小，故古藏文写本中吐蕃已称南诏为“白彝娃”，而南诏与白蛮固仍区分甚严。

唐初滇僰人已住在洱河区域，《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松外诸蛮条云：“其西洱河，从嶲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证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蛮书》卷五《六赕第五》渠敛赵条云：“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通典》据贞观初年材料为松外诸蛮立传，白蛮已位于洱河地区，且有数十百部落，则白蛮聚居区之形成已不待南诏迁徙白蛮于其地，其理明甚。松外诸蛮以四姓为名家，渠敛赵亦有四姓大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言蜀汉平定南中之后：“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白蛮四姓之称，疑即来自“四姓五子”。白蛮入居洱河地区当在蜀汉之后，也许就是爨氏强大时，其余诸大姓受其压迫而西迁。以渠敛赵为例尚有几索可寻，考辨如下：

《王仁求碑》称王仁求为“河东辅军事河东州刺史”，作者以为：“案：碑中所称河东州，当即“渠斂赵。”但王仁求本安宁州人，阮福《滇南古金石録》云：“碑在云南府属安宁州治大石庄葱蒙卧山上。”且碑文有“招慰奏置姚府以西二十余州”之语，似仁求所辖的河东州不在姚府以西二十余州之内。又《全唐文》卷一七五《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戍表》云：“至捶拱四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姚〕州。”宝善即仁求之子，袭河东州刺史，既为其父立碑于安宁州，又与昆州刺史联名入奏，其所治之河东州必不在洱河区域可知。考《滇系·疆域系》昆阳州葱蒙卧山条云：“在州北十五里，山之东即河东城之旧址。”《爨龙颜碑》亦有“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等语，是爨氏根据地内有河东州并不足怪。《蛮书》云：“渠敛赵……云是沮蒲州人。”史无沮蒲州，作者分沮州、蒲州二地释之。而沮州不属河东郡，是沮蒲州不得分为二地。《滇系》昆阳州三泊县云：“在州之西北七十里，旧时为僰、獠所居。”又同书河东城条云：“在三泊西北十五里有余，唐时河东州盖置于此。”安宁河东州大姓王氏为刺史，渠敛赵亦以王氏为四姓之首，且渠敛赵之名亦与昆阳州有关。《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至渠蓝赵馆四十里”，四库馆臣补校云：“二卷、五卷并作渠敛赵，敛与蓝，盖一声之转。又按：蛮夷文字本无一定，是书类此者甚多，兹不俱出。”《滇系·山川系》昆阳州有渠滥川，在州东南五里。渠敛赵之根据地，或即渠滥川。河东城“土人称之为毕纳城。”渠滥川或亦有沮蒲州，属河东州，故渠敛赵迁徙至洱河之东，因以名州，仍称河东州。

因此，虽然弄棟蛮、青蛉蛮、渠敛赵等为白蛮，皆与南诏十分亲密，而与西爨反处于对立地位，西爨被南诏击灭并以兵威胁迁于边地戍守。白蛮的尹氏、段氏仍为南诏的清平官，且是南诏的开国元勋。后来段氏立国得东爨乌蛮之助，是这一支白蛮与西爨之自诩为中原大族，和东爨乌蛮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情况亦不同。

由此可见，唐初名为松外诸蛮的不受西爨统治的白蛮数十百部落，经过南诏到大理国这一段时期，融合为一个部族，才是今天白族的前身。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