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南诏是否泰族国家

一

近数十年，国内外学者研究西南民族史之著述，多谓：南诏乃以泰族为主体而组织之国家。然何由得此结论，则无一人言有力之证据，故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ct）之《交广印度两道考》已疑之。最近，周惺甫先生著《云南各夷族及语言研究序》（已刊于《新动向》第三卷第三期），始言南诏并非泰族国家，与众说异。以惺甫先生之精审于云南史事，其所列论，自足压倒众说，南诏民族，亦得正确之解辞也。

自来中国载籍，言南诏民族者颇不乏人，然无一人言南诏为泰族，而近来流行南诏为泰族之说，煞是怪事！究其说之由来，起于暹罗，欧美学者研究泰族，求史事于暹罗，乃用其说，□国的学者又从而附和之，辗转抄袭，视若无需考虑之定论。然所言为中国史事，不求之于中国史书，且与中国史书抵牾，说岂足信？且暹罗初无正确之史事纪录，乾隆间缅甸军攻克暹罗都城Aynthaya之役，载籍焚毁无遗，后人妄作，有何价值？其所以讹传者，盖以暹罗为南诏属国，古老相传，犹知其事，作史者乃误以南诏为其故国，而谓南诏为泰族也？是犹：某甲为人奴仆，经数世子孙贵显，创修家乘，不知自始，乃抄袭其主人之谱系而奉之，为乡愚所不免，暹罗人以南诏为其故国，愚妄如是，何况与较；然中西学者误信其说，以申述泰族史事，则不可不辩也。

二

谓南诏为泰族者之理由，盖因南诏与哀牢之关系——哀牢发祥地在汉永昌郡西部，今永昌附近有摆夷族，故论者谓摆夷为哀牢之后，如英国伍特（W.A.R.Wood）之《暹罗史》所载；又樊绰《云南志》曰：南诏自言为哀牢沙壹之后（亦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六），故论者又谓南诏为泰族。然以吾人所知，哀牢未必为泰族也，何以言之：

《后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引《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名（按：名原作知，从《册府元龟》改），禁高死子吸代……子扈栗代”；扈栗以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诣越巂太守郑鸿降，则哀牢世系为扈栗陈述于郑鸿，而杨子山得之以作《哀牢传》（见王充《论衡佚文篇》），故其说可信；以哀牢传所载禁高至扈栗凡八代，禁高以前，九隆子孙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则中隔至少五代，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九隆之生应在周显王时；在此时期，永昌郡境是否有泰族？此为一大疑问；以暹罗达吗銮拉查奴帕（Drince Tamrong Rojanubhab）《暹罗古代史》所说：诸葛亮南征，泰族始迁至云南之西部，则在九隆后已六百年也；至于美国杜德（W.Clifton Dodd）之泰族研究，谓西历纪元前五世纪，泰族已分布于潞江西部，乃臆说也。若无确证知周显王时永昌西部已有泰族，则不得谓哀牢为泰族也。

《南中志》谓“哀牢夷臂胫刻文”，与今摆夷风俗相同；然左哀公七年传，《墨子·公孟篇》，《战国策·赵策》，《史记》吴世家越世家，并言吴越有文身之俗，在今海南岛及南洋各地亦多有文身者，则文身非摆夷所独有，不得以哀牢臂胫刻文而谓为泰族也。

且常璩谓：哀牢语元隆，犹汉语陪坐；范晔谓：哀牢语背为九，坐为隆：与今摆夷语不相合，虽谓坐为nan，与隆之音差似，然土獠语爨语亦为坐为nan，则不能以语言证哀牢为泰族也。

而哀牢沙壹触沉木生九隆之故事，摆夷族无此传说，所说摆夷之始曰：男子名固固者死，有女结妈为哭之，因而有妊，生子阿苗，乃有其族；则摆夷不以九隆为其先民，安得谓九隆为泰族乎？

永昌郡附近民族，不止一种，何者为哀牢之后，尚未获知，然无可证为摆夷也。

三

南诏细奴罗至蒙舍川，耕于巍山，后得地称王，传数世并五诏，得西洱河之地，阁罗凤既击收鲜于仲通李宓之师，乃扬兵卬都，巡幸东爨，威慑步劲，观兵寻传，镇塞银生（并摘“南诏德化碑”语），异牟寻又败吐蕃于神川，南诏疆土日扩，其境界：束距爨，东南属交趾，南女王，西南骠，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北抵益州，东北际龄巫（见《新唐书·南诏传》），纵横数千里之地，所管辖之民族，当甚复杂，而其主体，则为西洱河蛮也。西洱河蛮亦称昆明蛮，又称松外蛮，即白蛮也。——《新唐书·南蛮传》：“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太平寰宇记》曰：“西洱河从巂州四千五百里至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乖，大率与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算数。”如此记载，亦见于《唐会要》（卷九十八），《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七及三百五十八），当为贞观中梁建方南征时之纪录，盖当时尚未有大部落，后渐兼并此数十百部落而为六诏，则无可疑义者。

《六诏地理》：蒙舍在今蒙化，蒙巂在今漾濞，邓赕在今邓川，施浪亦在邓川，浪穹在今洱源，越析在今宾川；又有石桥石和二诏在今凤仪，故亦称八诏。则六诏绕西洱河而居，即初为数十百部落之西洱河蛮之地也。

南诏既得斯土，建都大理，乃置十赕，赕即州也十赕地理；云南在今祥云南部，品澹在祥云北部，白崖在今凤仪南部，赵川在凤仪北部，蒙舍在今蒙化，蒙秦在今漾濞，苴咩在今大理南部，大釐在大理北部，矣和在今邓川东部，邓川在今邓川西部，则其地亦环西洱河而居，即六诏故地，南诏之主要民族居于此，故设十赕而直属之。

南诏疆土既扩，设六节度二都督为外府，南诏民族，亦当随政治势力而移殖；六节度二都督之地理：弄栋在今姚安，永昌在今保山，银生在今景东，丽水在今缅甸之八莫附近，剑川在今剑川，拓东在今昆明，通海在今通海，会川在今四川会理，又有铁桥节度在今丽江。凡此政治分区每一区所管辖之地甚广，尤以丽水银生所理，直达海洋，樊绰《云南志》已详载之。

至大理国时代，武备不修，犹能保其疆土至三百余年者，则因西洱河民之移殖于外府日繁，故初为他族所据之地，渐成大理国直辖之区，大理高氏乃分封其子孙世守之；大理国直属者有八府四郡，考其地理：善阐在今昆明，威楚在今楚雄，统矢在今姚安，腾卫在今腾冲，永昌在今保山，谋统在今鹤庆，会川在今四川会理，建昌在今四川西昌，善巨在今永胜，天水在今凤仪，俗富在今镇南，通海在今通海。则大理国之地理，与南诏较之，惟丽水、银生二节度之地不能治，盖其地炎热，西洱河民所不能耐，移殖者甚少，况大理亦未治理也。

大理国八府四郡，即元初兀良合台所征服之哈剌章、鸭赤二区，初设善阐、嵩明、巨桥、阳域堡、威楚、上大理、下大理七万户府，惟建昌、会川二府则别置宣慰司焉；设行省后，即以此七万户府之地，置中庆、大理、鹤庆、威楚、临安、澂江诸路；至明代，设云南、大理、澂江、楚雄、姚安、蒙化、鹤庆、永昌等府焉。

自南诏以来之地理沿革，大略如是，而在此过程中，其政治之发展，即由民族之推动，亦即西洱河民移殖所促或者；置言之：即南诏之主要民族，初居十赕，后渐繁殖于六节度二都督之地，至大理国时代，分布于八府四郡。一此种痕迹，逐处见之，故不难以地理证知南诏之民族也。

南诏民族，在唐代称昆明蛮，因在松州南称松外蛮，又因居西洱河附近称西洱河蛮，亦省称河蛮，即白蛮也。诸史称：西洱河昆明蛮，其先本汉人，语言大率与中原同，樊绰《云南志》亦谓：白蛮语音最正，但名物或与汉人不同及四声讹耳，仅此一事，可证南诏民族断非泰族，盖泰族语不与汉人同也。他如：南诏之宗教，习俗，工艺，文学，多见于唐宋人之记载，又不与泰族相类，岂得谓南诏为泰族？此凡稍涉南诏史事者能知之，不待考辨也。

而南诏民族，自西洱河附近逐渐发展，以至元、明，为汉化最深之民族，元代明初称之曰□，故《元史兵志》《经世大典叙录》载：中庆，大理，威楚，临安，鹤庆诸路士军称爨僰军，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云南、大理、澂江、楚雄、姚安、蒙化、鹤庆诸府之土人曰僰人，明《土官底簿》载：大理、蒙化、楚雄、姚安、北胜诸府之土司为僰人；此僰人即自南诏大理国相传至元明者，亦即今之白子，又称民家：盖以白蛮而称僰人，昆明而弥民家，此为无可疑义者：南诏为何种民族亦可知也。

惟自明嘉靖间李元阳修《云南通志》，改称元代明初之僰人为白人，又称摆夷为僰夷，故至名称混淆；然元代明初所谓之僰人，则断断非摆夷，盖，吾人可引证元代明初僰人之史料不下百事，无一事可适用于摆夷，又无一事不合于白子，而摆夷在当时称百夷，或白夷，伯夷，白衣也。又或以摆夷与白子名称之混淆，而疑两民族为一系，此则只见清人著述名称乱杂，而不究其始，且未尝实地考察者所言，不暇与辩也。

四

既从地理与民族之发展，可确知南诏民族为今之民家而非摆夷，则所谓南诏为泰族国家之说，当无存在之价值。吾人犹可琐述数事，证明南诏民族并非泰族：白古通系之云南史，如《记古滇说集》《滇载记》《南诏野史》《白国因由》等书，其国主年代年号可信，又多抄录正史，其余率多神话，神话不足以言史，然为先民传说之犹存者，未始非民俗学之资料；其述民族之由来曰：骠苴低生低蒙苴，蒙苴生九子，为九族之祖即汉人、吐蕃、东蛮（爨）、交趾、狮子国等族，而第五子，诶南诏之祖，第九子为白夷之祖，第十子为哀牢之祖；在此传说，可见南诏与白夷为两族，哀牢亦非白夷也。他如：樊绰《云南志》，《新唐书·南蛮传》分白蛮与金齿为二，张栻《议邑管边事》分大理与白衣为二，周致中《异域志》分僰人与伯夷为二，明《一统志》分僰人与百夷为二，田汝成《行边纪闻》分僰人与白夷为二，陆次云《峒溪戏志》分僰人与摆夷为二，在《元史》与《景泰志》尤为分明，则自唐宋以来之纪录，莫不知南诏民族与摆夷有分别而不可相混也。

在一般记载摆夷，必曰“耐瘴”“黑齿”，盖此为摆夷异于其他民族之最著者，而南诏民族独无此二特征——樊绰《云南志》曰：“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按：今滇缅北毁未定界之开抵），周回百余里，地有瘴毒，河赕人（按：河蛮）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又曰：“河赕贾客在寻传（按：今峨昌人，在腾卫以西），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山雪，夏秋欲归来，无那穹赕（按：今潞江土司地）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按：货币名）断”。是可见河赕人（即南诏民族）之不能耐热瘴，与摆夷不同也。“南诏德化碑”曰“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嘴之乡”（按：樊绰《云南志》曰银生城去龙尾关十日，又开南城去龙尾南十一日程），则银生在今之景东，《元史·地理志》犹有此名；樊绰《记银生开南边外》有“黑齿等类十部为，皆属焉”，其所管辖达摆夷区域，南诏碑所谓“黑嘴之乡”也；而碑以黑嘴称银生边外之民，足证南诏民族非黑嘴也。

他如：摆夷“文身”“喜浴”，而自来纪录南诏民族则无此说，因无其俗也。不然此等习俗为引人注意者，故记摆夷风俗则多言之。

吾人已遍寻中国史料，既不能证明南诏为泰族，又可逐处证明南诏非泰族，则舍中国史料而倡与之不能相容之说者，非愚则诬也。

原载《新动向》第三卷第六期，昆明，1939年12月。

选自刘兴育主编：《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第二册，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9-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