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姜亮夫

1935年夏，在章太炎先生的鼓励下，姜亮夫用出卖书稿所得，搭乘意大利康脱洛索号邮船，向着大洋彼岸的巴黎走去。这是一次遥远的旅行，是一次未曾出发先有归宿的学术寻访，是年仅33岁的姜亮夫为他的祖国、他的民族、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跨出的不无悲壮的一步。

回望故土，透过阴霾与霞辉交织的天宇，他又看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又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片土地的深厚、博大、朴拙与灵慧：朱提银、堂琅器、孟推碑、唐摩崖……正是那片土地的博大与灵慧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他毕生事业的选择。“三十而立”，“而立”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参加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大伯父、二伯父留学日本归国，开一地新学教育之先河。童年和幼年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与熏陶，使他有条件较之其他的同时代人在一个较高的基点上举步。1921年考入成都高师，受业于林山腴、龚向农。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一代宗师。最难忘是1930年的苏州幸遇，得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的引荐，他成为章太炎先生的及门弟子。“暇日走同孚里问业，乃昫昫如老妪，字爱之情，悃直无私，既服其学，亦服其人，十余年馨香以祝者，得一二现实。”“太炎先生教益，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使我一生不敢稍怠。”是几位学识宏通、高格远致的大师引领他走上治学之路，走进了学术殿堂，为他开启了迥然有别于世俗人生的另一个世界的窗户。走出去，跑回来，敦煌等着他，《楚辞》等着他，许慎的《说文解字》等着他。他非常清楚，在他行单影只、飘洋过海远去的每一天，每一刻，他的亲人、他的同道、他的健在或谢世的师长、他根植于斯的那片土地，都在寄望殷殷地守望着他。

巴黎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这里有美丽的塞纳河，有举世瞩目的艾菲尔铁塔，有演绎历史悲剧的协和广场断头台和巴士底狱，更有令五大洲亿万众倾倒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虽然向往已久，但姜亮夫此行注定了不可能与巴黎历史文化的结晶有太多的交往，有更为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一个文弱书生瘦削的肩膀上承负着连他自己也无法准确计量的重担；何况出卖书稿的微薄收入也难以让巴黎的风光胜景坦诚地接待他。

姜亮夫选择了收藏、研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考察，感受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对法国研究中国历史、典章制度的方法；对应用化学分析、纹样分类、表解图样、索引编制研究文物的方法，感到非常科学，值得借鉴。另一方面，当看到祖国大量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掠夺、窃取或被汉奸买办盗卖而出现在巴黎博物馆的展台上，他又痛心疾首。“国尚可窃，况在形巧？盗跖狐父，难责以义，而宗彝宝器不能自守，拓主封树易而买醉，其尤而衰也夫。”

自晚清以降，中国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仅在巴黎，姜亮夫所见的就有数千件，其中有：仰韶齐家彩陶、战国汉魏明器、隋唐五代泥俑、两宋及清代窑瓷、殷周齐楚的青铜器、吴越的错金宝剑、战国的戈矛斧镞、釜镬爵斝、秦权汉鉴、玉器、玉玺、宋清玉册、唐宋壁画、西昌佛图直到殷墟甲骨、牙雕漆器、铜鼓金铎、汉陵石兽等守国重器以及李龙眠、郎世宁、王维、赵孟颊、宋徽宗的画等国内罕见的稀世珍品。世界公认的文化瑰宝、我国辉煌灿烂的敦煌文物，更是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严重洗劫，大量流散。姜亮夫看着万分心痛，奇耻大辱的强烈感受咬噬着他的心。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弃其他方面的研究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然而，对于自费留学的姜亮夫来说，这实在是太艰难了。

姜亮夫节衣缩食，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的是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是在图书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我国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贿赂有关人员，才得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这需要付掉多少钱！他每天黎明即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抄写、拍照、校录，直到天黑才回旅店。晚饭后在灯下整理所获资料，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仅在巴黎，姜亮夫就翻阅了上千卷文书经卷，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的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对一些重要的文书经卷，除拍照外，均照原样细心影写，虽断线剥纹，蠹迹鱼痕，也必一丝不苟，原样摹制。即使是抄本，也依照原文格式。每个卷子都有四种底子，一是照片，二是抄本，三是印拓，四是自己的校录。

为了尽搜流散在欧洲的我国古文物，姜亮夫四处打听。向觉民从伦敦函告，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从我国盗去的敦煌文物都藏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姜亮夫就从巴黎赶到伦敦，在这里见到了韵书、字书、尚书、诗经、老子之类的敦煌卷子，凡须带回国的都搜集。回到巴黎后，听说罗马还有，又急忙赶到罗马，看完后再到柏林，在普鲁士博物馆看完了那里所藏的全部敦煌卷子。他把在欧洲所见一千多件青铜器、石刻、古书画作摄影、拓摹、记录后，写成《欧洲访古录》寄回天津，拟交《国闻周报》发表，不幸因报社南迁而遗失，至今尚未寻获。

对于姜亮夫这一代学人，对于姜亮夫这一类学者，历史对他们太过于倚重，而时代对他们又常常失之于苛刻。1937年“七·七”事变前7天，姜亮夫归国回到北京。但从他回到北京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为保护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而焦心苦虑，颠沛流离。日军入侵华北，姜亮夫南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从欧洲带回的一大箱书籍、图片、抄本除300多张敦煌卷子外，全部在上海被日机炸毁。南京兵马司被炸的当夜，他拖了两箱稿子渡江去开封。为挽救祖国文化遗产而弄得一身债务的姜亮夫，不得不受聘东北大学中文系任主任，以维持生计。此时他在沪、杭、苏州的书籍文稿都毁于战火。日军西进，他又随东北大学西迁西安，兼任西北大学教授。日军炮轰潼关，东北大学又迁四川。姜亮夫把残余的稿子邮寄成都，不幸又在宜昌以西被炸，他的心血遭到了又一次浩劫。

对于这些书籍、文稿，姜亮夫爱惜它们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因为世界大战爆发，流散欧洲的祖国文物大有毁于战火之虞，身边的东西就可能成为孤本。于是在流亡逃难、躲避空袭之际，他都把卷子打成背包经常带在身边，一听到空袭，背起就跑，惟恐再毁于轰炸。在四川三台，姜亮夫用3年多时间，影写了敦煌卷子清本。为保持原样，方便学者研究，他一笔一画地细心描绘，虽残痕蠹迹也力求分毫不爽。随后他又整理在欧洲所得的《切韵》卷子，由于条件极差，无工具书，全靠记忆，单是“反切”部分就作了10万张卡片，最后修成《瀛涯敦煌韵辑》24卷，恢复了我国已佚亡了1300多年的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残本。由于长期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他的眼睛近视已达1500度。

建国后，国家有幸、民族有幸，姜亮夫也在年近“天命”之时，步入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繁荣的春天。40多年间，完成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训诂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75个春秋，他写下了洋洋1000万言，成就卓著，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中国声韵学》是我国较早地全面概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之一；《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的长篇论文《智骞〈楚辞音〉残卷跋》，首次提出楚辞学史上存在郭璞学派的论断，震动了楚辞学界；《莫高窟年表》把开窟至封闭700余年间的藏品逐年排列，缀以丰厚的研究文献，并加以按断考证，为敦煌学奠基作品之一；以《瀛涯敦煌韵辑》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把敦煌文书资料的整理与汉语音韵学研究结合起来，基本复活了湮没1000多年的陆法言的《切韵》系统，并由此提出宋人重修的《廣韵》“实际是一个大杂烩，错误很多。”这一富有独创性的论断，为推动汉语音韵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以《古史论文集》为代表的史学系列论著展示出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导下“重写《中国古社会史》”的雄心壮志；《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一系列工具书的编撰，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昭通方言疏证》是云南地方文化研究的光辉典范。姜亮夫最重大的学术建树是以180万字的巨著《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解放出来，别开生面地引入语言、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诸学科文献，走上综合研究的道路，开一代研究之新风。《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姜亮夫先生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从1928年起，他一直固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1953年后，他为杭州大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1958年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的“三古方案”，并全身心地投入杭大语言文学研究室的创设，精心培养研究生。1979年他不顾年高，毅然接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开办了楚辞讲习班。1983年他81岁高龄，又受命组建杭大古籍研究所。1985年他83岁高龄，又接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直到90多岁仍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为祖国教育事业倾尽了心力。如今姜门桃李，已遍布天下。

姜亮夫先生身为一代宗师，风范和境界都是博大的，师范是深厚隽永的。他学贯中西，德高望重，淡泊名利；他随遇而安、布衣蔬食，心境恬然。他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奋斗了一生。

1995年12月，一代国学大师姜亮夫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