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鲁事略

1981年5月7日，《春城晚报》载：“已故前省政协委员、昭通县政协常委张希鲁先生，生前将自己几十年中费尽心血收集的137件古代金石文物、225幅名人字画、163册名贵碑帖以及许多文物拓片，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有赵藩题跋的孟孝琚碑初拓片，有汉代建初、阳嘉等年号的双鱼铜洗和大小不等的双耳铜釜、汉代铜灯等，汉建初画像石刻，汉蜀郡铁锂、晋代的风神石，还有一些从战国开始到清代为止的钱币。这些金石文物是研究我省历史、文化的贵重珍品，大都为《新纂云南通志》和有关学术著作所著录过。另外，明末清初的爱国诗画僧人担当、钱南园、林则徐、王梦楼等人的绘画、书法真迹也很有价值。

希鲁先生病故后，他的女儿秉承其遗志，又将先生收藏研究的古旧书籍（包括不少重要地方文献）共5140册，捐献给国家。

张希鲁原名连懋，字希鲁，以字行，号西楼，1900年出生于昭通一个清贫、寒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兄弟姐妹8人，先生行六。中过秀才的父亲当然希望8个子女都能享有充分的受教育的机会，悟圣贤之道，理天下大事。但一个既不懂仕途经济，也不懂世俗经济的穷秀才，躬耕所得，维持一家人的油盐柴米已非常困窘，遑论其他？所以，直到9岁，张希鲁才获得一个正经的读书机会，到一位大名周品三的先生开设的私塾发蒙读书。周先生教的课程对张希鲁来说并不新鲜，早二年，父亲教兄、姐课读，他在旁边都听熟了，很多篇什已能默诵。占了学前教育的先机，听周先生的课就应付裕如，显得比其他同学聪明颖悟，这是很得先生喜欢的，自己也多少有几分得意，至于会因此而招致同学的妒嫉，少年张希鲁没有想过。

周先生的塾馆是一楼一底的格局，楼上作了教室，楼下便是先生和师母的卧室。当时，师母生产未久，婴儿尚在襁褓之中。一天，一个顽皮的同学把座椅重重地砸在楼板上，将楼下熟睡的婴儿惊醒，惊啼不止。周先生勃然大怒，追查是何等顽劣所为？肇事者马上构陷：“张连懋。”没有辩白的机会，愤怒的先生对张希鲁实施了打手心、罚跪的处理。当时在场、知情的同学有五六人，张希鲁多么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呀。然而没有！在构陷者和受害者之间，知情者保持着冷峻的沉默。——这件事如果到此为止，很难说会对少年张希鲁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庆幸的是事情还远没有完结。

私塾旧例，每年端阳节，家长都要准备一个红包，内封制钱百文，让学生亲自送给先生。先生受礼后，即赏学生折扇一把。投桃报李，和今天的情形有些相似，又不尽相同。张希鲁也不无忐忑地把红包送到了先生面前，先生也赏了一把折扇。同学们得了折扇，背过先生，都要互相比较一番。为何？折扇的质量不一样，而折扇质量的好坏，表达的是先生对学生学习勤奋与否、品德高尚与否的评定。张希鲁也和同学们比较了一番，比较的结果有些意外，他所得的一把是最好的。高高兴兴地回家，把折扇交到父亲手里，硬逼着不擅绘画的父亲为他绘了一幅《端阳龙舟竞渡图》。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周先生对人说起折扇一事，感慨良多：此生被诬，吾一时怒甚，不暇察也，而其既不自白，亦不改勤学、端方之常行，何也？纯朴使然。我心愧疚也！周先生不愧为先生，但周先生不会想到，这件事竟成为张希鲁平生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几十年后，追记成文，仍对周先生“用心亦良苦”感念不忘，把周先生“纯朴使然”的评语当作立身行事的一把标尺。

困厄于家境，张希鲁18岁才有机会考入省立第二中学。翌年，更为不幸的事接踵而至，父亲、母亲、长兄相继病殁，休学是唯一的选择。两年后，在同学的资助下，21岁的张希鲁又复学成了省立二中的学生。1922年，张希鲁以优异成绩考入东陆大学第一班文史专业。从小立志向学，“三更灯火五更鸡”，夙夜宵旰，苦读不懈，终于赢得了一个继续学业的大好机会，可父母停灵未葬，川资学费无着，天地悠悠，怆然涕下。就在张希鲁准备放弃东陆大学机会的时候，同学邓象华、浦汉英、孙厚甫等征得家长的支持，援手帮助张希鲁营葬了父母，踏上了负芨昆明的旅程。

承受了太多的不幸，幸运终于降临。从走进东陆大学的第一天起，张希鲁就成了光绪经济特科状元、著名学者袁嘉谷的高足，得到了袁嘉谷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一种已很难见之于当世的古风泱泱的师生关系。无功利之私，无名位之别，都是学人，都在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宝藏中寻觅、开掘，崇德、敬学、修身、明理是教学相长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先生为弟子提供了可能提供的一切，弟子也领受了先生所给予的应该领受的一切。张希鲁家庭寒苦，无力接济他求学费用，袁嘉谷慨然资助，又推荐他兼任昆华图书馆事，半工半读。未久，更设法让张希鲁“移居图书馆，每月津贴薪米。凡应读之书，先生皆一一代购”。生活上关心，学业上则不免“苛刻”。正课之外，责张希鲁校印《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卧雪堂诗集》等著作，培补学养，砥砺情志。批阅张希鲁的读书札记，是袁嘉谷对高足厚爱的另一种表达。“嘉谷讲学东陆，爱乡爱才，余无所希。忽忽三学期，当为诸生所共谅。经史之本，词章之美，不辞琐琐，聊作前驱。而嗜范（晔）陈（寿），随笔随问，以张君连懋为最，决其小成，有（王）伯厚、（顾）亭林之风。若曰大成，则吾不敢量也。姑书以待他日吾言之验也。”这是鼓励，寄望殷殷，溢于言表。也有批评、训斥，疾言厉色，不加掩饰。“字句宜随笔加以修饰。既已入门，且望成书，即不许如初学游戏，处处草率。切记！切记！”师教如此，张希鲁哪里还敢草率，益加奋勉，博览精读之余，必三思而后复记，既不心浮气躁，故作惊人语，亦不拘泥陈说，人云亦云。在《论魏武》一文中，张希鲁引证文献，详参细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呈送先生批阅时，着实让先生兴奋了一阵子，落笔千钧，慰勉有加：“识高力厚，作者之本能也。文笔洁而持论纯，则年来之进功也。金碧之英，钟于后曹。努力！努力！毋虚厚望。”又说：“能于陈（寿）、范（晔）、裴（松之）诸著述细校深思，将来必成考据之才。”先生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先生。有这样一则轶事：袁嘉谷爱写诗，所以要求他的学生都要写诗，愿写的要写，不愿写的也要写。对此，学生就有所批评了，而且言词还相当激烈，说先生征诗“有过于苛捐杂税之诛求，……若移之居官敛财，民真不堪命也。”先生听到批评，不生气，却也不免赧然，辩解：“吾于世俗，百无一好，除有滇癖外，于诗真好之深、嗜之笃。”——有些无可奈何，看来并不是不想有所改正，只是改也改不掉了。

在袁嘉谷门下七年，先生治学的严谨、深邃、缜密，先生为人的正直、旷达、冲和，对张希鲁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袁嘉谷的“滇癖”，袁嘉谷对云南一往情深的眷恋，对云南历史文化无以割舍的情结，更是从根本上影响了张希鲁一生的归宿。从东陆大学毕业后，张希鲁本来可以在昆明获得一较为理想的治学环境，但他执意要返乡服务桑梓。袁嘉谷感情十分复杂地说过：“昭郡文化较先，而进化较迟，秀出者众，兄尤望之。”又嘱咐：“以后出游海宇……为日方长，有机可图，发展所学，亦不能以乡井老之。”状元公器识超卓，对弟子的未来或许已经不无悲哀地想到了什么，但人生有些事是定数，是无法移易的，譬如他自己的“滇癖”。

1930年张希鲁回到昭通，任教省立二中和昭通女师。传道、授业、解惑，崇德、敬业、育才；“教学之余，常与学生讲求，有暇则亲往四乡访问”，孜孜矻矻于乡梓文物的搜求，护藏与考鉴。张希鲁既无祖宗遗业可以继承，也无豪富亲友可以依托，执教为业清清白白地走到人生的归宿地，竟然为他的乡梓，为他的祖国留下了数以千计珍贵文物，不罄其一生所得，何以为斯？何以如斯？不仅是搜求、护藏，《汉建初器与虫鱼器跋》《跋建初画刻石》《跋蜀郡器》《跋汉朱提银锡白金》《跋汉阳嘉四年堂狼洗》……宏文卓论，珠玑铺陈，含英咀华，古韵千秋。已故方国瑜教授生前为张希鲁遗著《西楼文选》所作序言中说：“昭通张希鲁先生是石屏袁树五老前辈高足，瑜与相识已四十余年也。他博识多才，议论精审。尤其对云南文物的搜集研究，多有创见。瑜为《新纂云南通志》编纂《金石考》，得希鲁先生提供资料，多已收入，为世人所称道。”又说：“滇古金石以昭通为最丰，而昭通金石以我兄收藏考订为多。”张希鲁先生的挚友浦汉英教授为先生编选遗著后题诗：“吞声死别谱言行，满案遗书无限情。一生出处从哀秀，不倦学习树典型。朱提吉金逃炉运，山乡历史获真凭。遗作刊印希及时，欣有荷花伴坟茔。”

在其坎坷跌宕的一生中，“纯朴使然”的张希鲁也有书生一怒拍案而起的时候。1927年，昆明学生举行反将、反独裁示威游行遭镇压，成德中学盐津籍学生梁元斌被枪杀。张希鲁义愤填膺，奋笔疾书《追悼梁元斌烈士歌》：“五华山前军号吹，九龙池畔群鸦啼。盐津县有梁元斌，真是云南一男儿。他入成中才三年，屡愤民困国家厄。不怕强寇不怕敌，当众宣传岂怕死？果然逆贼从中起，手枪弹出魂已飞，滇中流血真惨案，首名烈士非君谁？青年青年快努力，高挂祖国革命旗。”1929年5月21日，张希鲁的挚友邓象华因公开揭露、抨击云南当局追随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被反动派枪杀。张希鲁亲自为邓收殓、拍遗照、安葬、立碑、题联：“饿到底，冻到底、事不成功不吃饭；有主义，有条理，不要卑鄙去求人。”昆明“七·一一”火药爆炸案发生后，反动当局为逃避罪责，掩盖真象，诬蔑“共产党捣乱”，并乘机镇压共产党人。张希鲁不避斧钺，作现场采访，撰写《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散发，揭露真象，痛斥反动当局，“人灾更比天灾甚，天道赏罚竟何公？”发出了“当道岂能尽杀戮”的愤怒吼声。

和恩师袁嘉谷一样，张希鲁也是“于诗真好之深，嗜之笃。”但在张希鲁的诗作中，没有吟风弄月的闲情逸致，他关注现实，关注现实社会中苍生百姓的苦难人生。20世纪20年代末，是云南近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军阀混战，兵匪一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一时期，张希鲁创作了《买米行》《记翠湖路上所见》《挑夫行》《卖果妇》《凉山叟》《从军行》等诗作，毫不留情地鞭笞一切反动的、黑暗的、置苍生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邪恶势力，不计死生，为民鼓呼。在《买米行》中，他写道：“七十老翁出买米，今晨市价非昔比。昨日一合卖八角，今持八角走遍市。……垂囊裹钱空归来，两眼泪流对妻子。妻子心知是死刻，先用鸦片饮腹里。老翁寻刀向颈吻，挣扎地上血满指。邻人闻声奔施救，两老已横为鬼矣。”《凉山叟》锋芒所向，是旧时代的又一邪恶势力——土匪。“凉山叟，住凉山，率子五人努力田。年年豆麦皆满垄，今年匪多不敢种。……破晓匪来施奸计，诸子救父渠魁死。贼怒强项子俱牵，欲赎一子银一千。众贼归痛贼主丧，惨杀一子祭贼将。”《从军行》则更是刺向军阀反动当局的投枪匕首。诗中写道：“朝入庙，暮入庙，愿求菩萨保儿好。儿去贵阳已三月，军事收束应归早。菩萨有灵儿果归，母在庙里尚未回。入室见妻子，叮咛慎勿悲。今晚虽到家，明朝战事危。母闻儿归喜不寐，待晓谋人劝儿退。门外忽来剥啄声，高声棺到快开门。隔门问何官？汝子战死碧鸡关。母前哭绝倒，老泪流干那堪道！”一子贵阳脱身归来，菩萨有灵；一子却又在碧鸡关送命，军阀混战无情。泣而喜，喜而悲，悲不自胜。苍天有眼，百姓何辜！

张希鲁存世的大量诗作，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独裁张目，民主饮恨，魍魉当道的黑暗现实，是锐利的批判的武器；而作者敢于“捋龙鳞”，为正义、为苍生百姓鼓呼的气节，更是后世学人应倍加珍惜的精神财富。

回眸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正直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总不能逃脱某种宿命的悲剧性的人生况味，张希鲁亦然。教书育人、文物考古，人生当有为而作，有为而行。岁月蹉跎，张希鲁直到40多岁才与梁绍美结为伉俪。婚后，先有了两个女儿，52岁又有了爱子张泉初。老年得子，该是何等欣慰的事。然而，父子相依相守的机会并不多，张希鲁必须经常地外出学习，上山下乡锻炼，自觉或不太自觉地进行着长期的思想改造。1957年3月16日，张希鲁正在昭通市郊的宁边乡锻炼，忽然得到消息：泉初病危！踉踉跄跄地跑了几十里赶回，悲剧已经无可挽回地定格。“吾有泉初时，适在土改年，购得古泉汇，因名儿曰泉。儿生方七日，儿父走昆明……思想改造回，儿将三月满；见儿颇健壮，不惜抱儿晚。朝朝抱上街，时时向儿吻。……访问山区时，农民送父回，儿争持衣赠，儿又何轻财；儿心何其仁，料无意外灾。……谁谓天不仁，遽夺吾爱子！儿病来的急，儿父步迟迟；所愧为儿父，速儿命不知。儿方掩埋时，邻里为我悲；师友亦来送，我悲魂已驰。……空悲又何益，爰作泉初行。”长歌当哭，但能抚平心灵的创伤吗？越两年，泉初忌日，张希鲁又想起了与泉初有关的一桩旧事，又写了一首五古（并序）“泉初男孩于旧筐中发现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章，特以记之。泉初翻旧筐，发见聂耳章。聂耳逝世十年，泉初亦随亡。儿亡父何痛，与章千古长。”

创痛巨深。诗中表达的是难以言喻的悲怆，是难以吐露的椎心泣血的忆念与怀想，是内省的世俗无法排遣的永恒的孤独。

更为不幸的是不幸还在继续。

1966年夏季，狂飙骤起，张希鲁和夫人梁绍美都无可逃避地成为“革命”的对象。精神摧残，人身凌辱，张希鲁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娴淑温惠的妻子却在一个不该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的时候，离开了她的先生，她的女儿，离开了她眷恋不已却又让她不堪其痛苦的人世。

这一次，张希鲁先生没有留下诗作……

1979年1月18日，张希鲁先生在病床上致信中共昭通地委宣传部领导，愿将自己一生收集、保存的文献捐献给国家，希望能责成专人管理，以免有失，好让后来学人对研究地方历史作出应有的贡献。

1979年1月25日中午，著名的文物收藏家、考古学家张希鲁先生病逝，享年79岁。

1985年12月，由先生的挚友浦汉英教授编选的《西楼文选》由昭通行署文化局印行。这是先生存世的唯一一部文集。

先生走了。留下了一部翰墨气韵十足却又人生百味俱全的《西楼文选》，留下了一生所拥有的全部和万千学子割舍不掉的绵绵无尽的思念。

先生走了。身如清风，心如朗月，排遣了“依依恋明世”的惆怅，也消融了“怆怆难久怀”的孤独，陶然安卧于故乡悠远的蓝天下。

先生何曾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