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耘：清代云南书院的藏书文化遗产

清代云南书院具有藏书、编书、印书等多种功能，产生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地方文献整理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梳理清代书院的藏书文化遗产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书院藏书系统是我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之一，书院藏书文化集藏书、编书、印书文化于一体，书院的学术取向、教学模式、思维方式等，对于书院藏书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云南虽地处西南边陲，相对文教发达地区，书院的出现较为晚近，但至有清一代，云南书院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产生了通过整理地方文献倡导“滇学”的自觉意识，从思想、物质和人才等各方面为民国时期云南文献的整理与新式图书馆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藏书文化遗产。在强调传统文化重建的当下，重新发现和审视书院藏书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一、 物质文化遗产

在清代，云南先后有书院共239所。后因咸丰、同治年间兵燹，多所书院被毁，藏书散逸毁损，尽管有些书院重建，但所存建筑及图书均不复旧观。1903年书院均被改为学堂，书院建筑及藏书的归宿亦多经变动而分散，随着时间的推移，湮没无闻。但仍有少数藏书楼及藏书至今犹存，成为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一）藏书楼及碑铭、楹联

书院藏书楼（有的称为尊经阁、书屋）是云南省建设新式图书馆和学堂的基础。在云南图书馆的组建中，正是经正书院旧址作为云南图书馆基地，原藏书楼作为藏书之所，楼下的讲堂斋舍成为了阅览室。在其它府、县，书院藏书楼也曾为当地图书馆与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清代，云南的书院建筑多选址清幽，风景秀雅。书院藏书楼与书舍既是庋藏图书之所，也是阅读研习的场所，富有高度的精神气质和审美价值，加以对联、碑铭等方式作为点睛之笔，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景观。

在昆明，全省办学最长、历史最为悠久的五华书院“建筑庞大，设临今华山南路，入门古柏森森，中一甬道，两旁斋舍，中为大讲堂，再入则为藏书楼”，藏书楼为“大楼五楹……其藏书楼三字，每字大至尺余，各以一方木匾刊刻之，赤底金字，分悬楼头，颇壮观瞻。字为蒙自人尹壮图侍郎所书，笔健锋圆，神完气足”。藏书楼前悬有一联“鱼跃鸢飞，活泼泼地；日华云烂，纠缦缦天”，亦为曾任该院山长的尹壮图手笔。此联曾悬于民国时云南图书馆的藏书楼。曾作为云南图书馆初建时的馆舍的经正书院，“背枕山之省脉，前列双塔之笔峰，左则试院宏开，右则西山遥峙，襟带翠海，柳碧荷香，极鸢飞鱼耀之观，有沂水春风之胜。”经正书院大门榜额为光绪间工擘窠大书的昆明书法家段绍铨所写，端正停匀。光绪皇帝御书“滇池植秀”匾额悬之院中。经正书院“建藏书楼，广购书籍储之”。在院内“自在香室”墙上镶嵌有刻石《经正书院藏书记》。被誉为书院癖的陈灿有联题曰：“地接龙祠，盼风起云腾，诸君快慰为霖愿；门临翠海，看水流花放，随处都生悟道心。”高剑中亦撰联赞美经正书院为读书绝佳之处：“绕阁好山开画本；满湖凉月浸书声。”体现了建设该书院的初衷：“夫人才必先变化其气质，自非静雅清旷之地，不足以开廓胸次，疏瀹性灵，使之卓荦观书，沉潜悟道。”

杨国翰诗作《六月辛亥夜 藏书楼有光若晨霞》，描写了当时云南的最高学府五华书院的藏书楼情形

这种与环境契合适于阅读的思想也体现在其它许多府、州、县书院藏书楼的建设中。如蒙自道成书院“捐巨金购置书籍，以备诸生博览……该处逼近县城外，东南巽方面对南山，滨临学海，每当春夏之交，绿杨风软，碧荷香清，生机洋溢，豁人心目，情景之佳，不殊省垣海心亭，诚歌吟之胜地，弦诵之佳所，以此修建书院，供诸生肄业，湖山清福，管领多情，洵属人境相得”普洱宏远书院“重门有伉，院宇式廓，缭以周垣，莳以花木。师生斋舍，环列五十余间，中构讲堂五楹。其上为藏书楼，体制崇闳，每一登临，千家之烟树，万顷之禾麻，与夫山川云物之诡奇，莫不奔赴几席间，游目骋怀，豁然开朗。其门外数是武即莲池，池中央为澂清亭，四围荷香柳翠，水气侵人，鹭屿鱼汀，极飞跃活泼之趣，诸生以此为藏修息游之地，洵可以开拓胸次，涵泳性天矣。而又虑其……见闻之未富也，广购典籍以扩充之。”

一些书院建筑至今犹存，弦歌不绝。如现坐落于大理一中的西云书院，原是云南提督杨玉科的爵府，为一座三进四合院的住宅，共有房舍130余间。“堆山凿池，莳花养鱼，园亭楼阁，穷极华丽。”建筑由雅致的套院府邸和花厅两部分组成。套院为硬山顶建筑，呈白族传统的“走马转角楼”建筑形式。花厅中建有长廊、水榭，加以荷池，呈园林风格。迤西道、西云书院山长陈席珍书楹柱联“读书养气；敬业乐群。”等。目前仍有部分建筑留存，西云书院内保存有杨玉科题写的《西云书院碑》，宋湘题的《种松碑》《御赐碑》等碑刻。位于大理市凤仪西凤山下的凤鸣书院，在现大理三中校园内。凤鸣书院原布局为东西向，建筑具有白族民居特点，西北建有尊经阁。山长赵舒怡题凤鸣书院联：“凤凰峻岭，虾蟆甘泉，此邦山水绝佳，便广厦宏开，十亩蒿莱新拓地；邹子谠言，师君朴学，前辈风流未艾，愿真才蔚起，千秋坛席有传人。”位于现鹤庆一中校园内的玉屏书院，有三楹三门，北侧为讲堂，后面为学舍，东西5间，西面即为尊经阁。在今剑川一中内的剑川金华书院于咸同年间毁于兵火，光绪二年（1876）在“明代旧址重建书院”，有藏书楼三楹，赵藩曾为金华书院撰楹联：“千间广夏，一度名山，贤刺史遗爱在人，鹅湖宗旨今重溯；万卷藏书，十年树木，乡先生雅怀课士，鹿洞条规待细参”。现处鹤庆县城鹤庆一中的玉屏书院规模宏大，环境幽雅，立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由杨金铠撰文，赵鹤龄书丹的《新修玉屏书院碑记》碑现存于内。在腾冲来凤山麓的来凤书院，依山面城，环境清幽。民国年间，曾在其中建腾冲图书馆，现为腾冲第一中学。校园内的墙壁上， 嵌有李根源精选腾冲历代名贤、云南及涉足云南的名人学者及国内其它名人墨迹，制作的石刻群“叠园集刻”。现在由巍山文华中学保护管理使用的文华书院占地4000多平方米，由大门、二门、泮池、雁塔坊、奎星阁、藏书楼及两厢房等组成，“藏书楼建于高台上，面阔五间二十米，深15米，高11米，重檐歇山顶，翼角出檐甚长，无斗拱，但雕刻构件生动，整个建筑气势宏伟，”至今尚存，此外，文华书院还存有碑10通。创建丽江雪山书院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在《雪山书院记》中记录了“建书屋”，“搁书笈”。蔡嵩《雪山书院记碑并铭》也谈到了雪山书院的由来。经历多次的修葺、扩张和改建，书院屋宇宏大，藏书楼壮观，1919 年，劝学所所长王成章在雪山书院设立图书馆，5700余册，1927年改为公立图书馆。2011年雪山书院恢复，藏书甚富。这些包括藏书楼在内的书院建筑、园林与陈设有的成为文物受到保护，有的则被修复或重建。

（二）藏书

云南提学司叶尔恺《详拟奏设云南图书馆请准奏咨立案文》中指出，“滇省为古梁州地，数百年来，期间人文蔚起，著述亦多。各书院所藏图籍，尚与腹省相埒”咸丰兵燹之后，才“几难复其旧观”。如五华书院藏书量丰富，总量约十万册。同治二年（1863），藏书楼并所藏书籍被焚毁，三年后重建，先后购置刊刻经、史、子、集若干卷。经正书院“购置书籍以资诸生诵习”，除藏书目录所载经史典籍共七十三部外，还藏有《万国史记》《海国图志》等实用的新书和译著。育才书院藏书在咸丰七年毁于兵后也逐步添置。云南图书馆创建时，五华、经正、育才三个书院的藏书成为其藏书的主要来源，约四万册，藏书除了四部通行本外，还有许多珍本、善本，如铜活字本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聚珍版丛书》《全唐文》等, 以及诸多明、清两代蜀刻本、云南地方刻本。原经正书院、五华书院、育才书院的藏书成为了云南图书馆藏书及云南师范学堂教育的重要基础。

除了省垣外，各府、县书院的藏书也成为了当地公共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藏书的组成部分。如丽江县图书馆藏书中部分来自雪山书院。大理西云书院的藏书有《周易折中》《礼记义疏》《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皇清注解》，木刻版大字印刷的《二十四史》《说文句读》《说文通训定声》《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佩文韵府》《唐宋八大家文》等古籍，以及地方文献， 如《滇系》《道光云南通志》等， 还有《数理精蕴》《王明政艺丛编》《增广海国图志》 等新书,西云书院的藏书多由大理一中保存。鹤 庆玉屏书院的藏书包括各种经史子集的典籍如十三经、二十一史、《佩文韵府》《经世文编》《康熙字典》等，也有地方文献典籍有《云南通志》《滇南文略》《大理县志》《南诏野史》等三百多种。剑川金 华书院的藏书包括经、史、子、集有古籍文献360种6200多卷，版本精良。西云书院、金华书院、玉屏书院的一些藏书成为了当今大理市图书馆、剑川图书馆、鹤庆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

（三）刻印图书

清代云南书院搜集、整理、编辑及刻印图书达到了高峰，精选、精审、精校而形成的图书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献资料利用价值，是云南典籍的瑰宝。一些书院的藏版成了后来刊刻《云南丛书》的书版的重要来源，少量书版至今保存在云南图书馆。

清代云南书院刻本尤以五华书院、经正书院和育才书院为胜，检索各种藏书目录可知，五华书院所刻书板和收购私人刊刻的书版刊印图书60余部。五华书院先后重刻了杨一清撰《关中奏议》12卷，杨一清撰，李梦阳、康海编《石淙诗抄》15卷；袁文揆、张登瀛等编纂的《滇南文略》47卷；袁文典、袁文揆辑纂的《滇南诗略》44卷；重刻印顾莼撰《思无邪室遗集》《南诏野史》《朱子全集》《四书集注》等；刻印了孙见龙辑纂的《五华纂订四书大全》46卷、世宗胤祯撰《圣谕广训》1卷，《高密遗书》14种等。经正书院由山长许印芳刻印了其作品《滇秀集》5卷、《陶诗汇注》6卷、《诗法萃编》15卷、《诗法详说》8卷、《律髓辑要》6卷、《五塘诗草》6卷、《五塘杂俎》3卷、《滇诗重光集》18卷。山长陈荣昌刻印了陈灿等撰《澄江云南顺宁楚雄四郡骊唱集》，重刻了葛中选辑的《秦律》12卷，外篇3卷、黄琮辑《滇诗嗣音集》20 卷附补遗。刊刻了陈荣昌辑的《滇诗拾遗》6卷等，并购置书版，加以修补或新刻，如戴絅孙撰《味雪斋诗文钞》，李于阳撰《即园诗钞》14卷，王毓麟撰《兰尾轩诗稿》4卷，李文耕撰《喜闻过斋文集十三卷附行状墓表一卷》刻拓本等。育才书院（昆明书院）刻檀萃撰《滇南诗集》《濂洛关闽源流考》，师范撰《滇系》、王文韶撰《佐治药言》及《洗冤录》，以及《名法指掌》《近思录》《学治臆说》《尔雅注》《丁祭谱》《筹济篇等》。

此外，西云书院刊刻有《说文句读》《说文通训定声》，滇南书院刊刻有《穆天子传注疏》，东川书院刊刻有《铢寸录》、凤梧书院刊刻了《课艺》,其他各府、州、县书院，如雪山书院、玉河书院、彩云书院、来凤书院、龙江书院、沾益龙华书院等也有选刊本。

二、 精神文化遗产

（一）藏书思想

清代书院的藏书思想在一些书院相关文献中可窥一斑。如，鄂尔泰的《清总督鄂尔泰征滇士入书 院教》云：“……夫使者之求才甚急，士之应知者甚缓。或有为之解者曰：“滇僻处遐方，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书多未见。《十三经》《廿一史》有至老不识其名目者。于此而欲求奇才异能之士，是犹语盲者以日月，而讯聋者以鼓钟也， 势必不能：“使者闻而叹曰：“是谁之过?使者之过也。学者力不能致经史，及前古历代之书。而为之上者，又不思代为致之，是更历数千年后，欲求一奇才异能之士而终不可得也。”显示了藏书与地方开化的关系密切，倡导为政者应 充分鼓励藏书与读书。李坤《昆明经正书院藏书 记》为清代书院藏书记中的精品， 除了记录经正书院藏书源起与规模外，强调了藏书重要意义，提 出了藏书供人阅读胜于备粮仓为人提供食粮的思想，“君固喜食吾人，然更有饫于仓之谷者，藏书是也”，主张“购书于沪、于粤、于楚、于金陵，先后凡数十万卷，栉庋之楼，纵人往观”，使得“游其地者，如荒之得赈，饥之得食，又如窭人骤得珍馔，恣情啖嚼，不复计腹之彭亨也”。突出了藏书楼的借阅流通功能，认为，藏书提供给人的精神的满足甚于食物提供的生理的满足。同时，尽管藏书提供给有限的人阅读，但是，造就的人才将有利于天下,“必有以食天下之人也”，体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

（二）地方文献整理思想

云南书院的许多相关文献，如奏折、个人著作、日记、文章与书信中都体现了对滇人著述的重视，发展到清末民初，形成了构建“滇学”的自觉意识。云南各书院的山长、教师、学子中出现了许多整理 地方文献的佼佼者，书院产生了一大批编撰、整理了大量的地方文献的学者，如师范在剑川担任学正时，曾任过金华书院山长，撰有《滇系》76卷本（共四十册）、《南诏征信录》等；居滇数十年，曾任五华书院讲席，执掌育才书院的檀萃著有《滇南诗集》《滇南文集》《滇海虞衡志》等。经正书院许山长印芳、陈荣昌，曾主管育才书院的孙光庭，经正书院高材生李坤、袁嘉谷、秦光玉、钱用中（曾任宏远书院山长），曾就读来凤书院的李根源、曾在金华书院、大理西云书院读书的周钟岳、曾任金华书院校长的赵式铭等，著述丰赡，收罗弘富，承上启下，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这一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使云南的地方文献整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促进了民国时期《云南丛书》的编辑与刊刻以及《新纂云南通志》等地方志乘的修纂。

在清代云南的书院中形成了诗文总集、综合地方志及专门地方志、史料汇编、家谱、传记、金石目、书画叙录、记录滇人滇事的散文随笔等多种形态的地方文献整理成果。如在诗文总集方面，罗瑞图执掌五华书院时，搜辑残帙，重刊了袁文揆辑、张登瀛（曾任凤山书院主讲）同纂、翟槐评《滇南文略》47卷24册，袁文揆、袁文典纂辑《明滇南诗略》《清滇南诗略》《续滇南诗略》，其后，五华书院山长黄琮咸丰中编有《滇诗嗣音集》20卷，《补遗》1卷刊版印行，经正书院山长许印芳仿黄氏体例辑光绪以前的滇贤诗文编《滇诗重光集》18卷。经正书院山长陈荣昌广泛搜罗，编成《滇诗拾遗》，李坤则辑有《滇诗拾遗补》4卷。其后，有秦光玉编纂《滇文丛录》、袁嘉谷编纂《滇诗丛录》、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于民国时期成书续其余脉。此外，对专门志、家谱、传记、金石、书画等地方文献的整理在清末民初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在清代书院产生的学者中，形成了亦师亦友，合作收集、评价、整理地方文献的现象，父子、亲戚、师生、朋友之间的相互题跋、作传、整理家谱、协助文献编撰等合作甚多。如光绪元年主讲大成书院的甘雨修《姚州志》12卷。其子甘仲贤曾主持镇南龙川书院，姚安德丰书院和凤岫书院，编有《备采志略》5卷。曾任五华书院、经正书院监院的张舜琴为袁嘉谷的岳父，曾帮助许印芳纂《滇诗重光集》，陈荣昌常为周钟岳、何秉智等后学的书稿作序。秦光玉为其师作《许茚山先生传》，以弘扬本土作者的成就。曾就读五华书院的著名学者钱南园、方玉润的文献散布省外，他们的师友积极收集、整理和出版他们的著作、书画、家谱。如师范收罗了好友钱南园的诗作，出资金编印了《钱南园诗存》二卷，《补遗》一卷，该书有袁嘉谷作序评价钱的成就。钱南园的楷书《钱氏族谱真迹》中附有赵藩、袁嘉谷、陈荣昌、周钟岳等人题跋，云南省图书馆庋藏的《钱南园言行纪略》有陈荣昌、赵藩、袁嘉谷等人的题识、《钱氏族谱》有陈荣昌、顾视高、袁嘉谷、周钟岳等人的题跋。陈荣昌用俸银两千两，在翠湖之滨为钱南园倡建了“钱公祠”，后筹款万元修缮并撰有“重修记”，袁嘉 谷题有“清御史钱南园先生故里碑，至今尚存。赵藩作《方友石传》颂扬方玉润的成就，袁嘉谷收集了方玉润在省外的文献。一些重要的地方文献中的序跋，如罗瑞图《重刻滇南诗文略序》、陈荣昌《重辑滇诗嗣音集序》、袁嘉谷《重刻〈滇文略〉序》《重刻滇诗略序》等，均品评文献价值，述说文献整理的缘起，力陈搜集、重刻滇南文献的重要意义，反映了云南学者对待地方文献的态度与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袁嘉谷在一系列文献中体现出来的对滇学的重视。如袁嘉谷在赞赏秦光玉编纂的《续云南备征志》时，指出自己与秦光玉“常以滇学相砥砺”，“心心相印，岂在文章。”在对留日归来的学生写的《送陈肃庵还滇序》中更明确提出“滇学之成败，滇之成败也”。袁嘉谷的《求乡先辈遗书启》《经正书院刊书说》中得到充分体现了对地方文献搜求以振滇学的深入思考。1899经正书院山长陈 荣昌拟《求乡先辈遗书启》一题与学生作文，袁嘉谷总结了滇书四厄，认为“盖滇书之厄，一厄于蒙诏徒民，再厄于沐英一烬，三厄于李湖奉诏收书，四厄于回纥之乱，”为“书厄说”补充了基于云南地方特点的内涵，提出了对滇人著述应如何整理与发扬光大的思索，如搜集散在省外的滇人著述，在“佳诗、文牍、袁氏诗文”之外，扩大整理范围，得到陈荣昌、许印芳、张舜琴，朱庭珍等先生所嘉许，袁嘉谷在《经正书院刊书说》中感叹“传书之难，岂不诚难哉”，对书院未藏滇人之书提出了质疑，认为“滇人 之书，滇后学无由见，竞曰植才於滇，以治滇，以荣滇，盖道犹有未尽也。”继而倡导“书之未备，道在广搜；书之未布，道在重刊。既刊之，斯传之矣。”并指出，不仅要通过购书、刊书以流传滇人之书，而且要促进为滇人读之，“传滇书而左券操，乃以右券责滇之善读书者。”这些通过刊刻保存、传播、利用云南地方文献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袁嘉谷所拟的 《征刻云南丛书启》，正是五华书院、经正书院收集、整理、刊刻云南地方文献的优良传统，成为了民国时刊刻《云南丛书》的思想源头。

三、制度文化遗产

（一）藏书搜集制度

清代云南书院的藏书搜集，主要来自御赐、购置、捐赠以及书院自编或刊印等途径。御赐或朝廷的颁发与规定购置的图书是书院藏书的一大来源，如云南昆明五华书院，康熙年间藏御赐书6109本，1000卷。文献记载，乾隆元年三月十日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省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读讲贯。”乾隆九年又议复：“各省学宫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巡抚杜瑞联上奏朝廷云南需购置一批书籍，分发给五华、育才两书院，并准备把较好的刊印分发给各地学校。

书院购书渠道多样，如李坤《经正书院藏书记》记录了“购书于沪、于粤、于楚、于金陵，先后凡数十万卷”，普洱宏远书院“除赴省垣购买局刊各书外，复筹银三百两，于有关理学、经济之书择要开 单，交普洱府陈守，由票号汇寄外省，妥为购置存院”，同时，“职道署中向有提塘汇送邸抄，并购阅申报，均随时发交监院转交诸生披阅，以期练达时务”。购书经费来源除了官方派购、私人捐购外，还有利用书院经费购买。如《西云书院序》所附章程规定，“书院学田所收租银的一部分用来购买书籍，书院应置备书籍，分年陆续，遇有善本著管事商之山长，备款买存，以垂永久，不可以买书籍端挪用正 款，将每年应行开支项致有亏欠。”

在书院藏书搜集中，政府官吏以个人身份和地方士绅、书院师生捐助藏书占了最大的比重。如由雍正赐鄂尔泰《古今图书集成》。鄂尔泰认为，“与其遗我一家子孙读，何如存在书院，留于一省子孙读 也。”将此书及所藏书共二万余卷赠与五华书院。后雍正又赐鄂尔泰《律历渊源》《子史精华》等书。五华书院历年得到了布政使刘荫枢、沈寿榕，总督尹继善、蒋陈锡、鄂尔泰、阮元、岑毓英，学政蒋洞、戴鸿慈，布政使陈宏谋、迤南道佟景文，巡抚杜瑞联、史念祖、唐炯刊刻、捐、置书来源，购置年代，数量均被著录。育才书院则获巡抚杜瑞联、盐法道罗源浩、山长杨桂森、总督阮元刊刻、置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迤南道陈灿等为宏远书院捐置图书3834册。《康熙蒙化府志》记载，“自同知胡光请于巡抚陈公金、巡按林公世远，提学包公裕置书贮于书院观文楼，迤西诸学积书而富无以为此。凡六十四种”，金华书院的藏书主要来自何步青与赵联元所赠，包括《十三经注疏》《钦定二十四史》《子书百家第一》《楚辞第一》等共有经部203种、史部109种、集部9种，共计6200多卷。

书院自己编辑或刊印的文献除了上文谈到的刊刻的文献外，还一些用于教学交流的文献，如《新建五华书院碑记》中记载：“虑道远难致书籍，手订制艺古文、诗赋各种，刊成数卷，令诸生以时诵习”。在昆明的三大书院编印了如《五华讲义》《五华课艺》《五华诗存》《五华五子诗钞》《经正书院课艺》一至四集24卷、《滇秀集》5卷、《育才书院课艺》《育才书院课艺约刊》等。

（二）藏书管理制度

书院藏书管理制度包括了编目、保管、借阅登记流程的相关措施及奖惩制度等。

现存的清代的书院藏书目录不多，主要有：《昆明县志》卷4《五华书院藏书目》和《育才书院藏书目》、《腾越厅志稿》卷十《学校志三》来凤书院院中书籍，《续修建水州志》卷四收录了崇正书院藏书目、《顺宁府志》卷十五“学校志二”录有凤山书院藏书，赵联元《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等。此外，谢圣纶的《滇黔志略》亦给出了五华书院藏书目录。这些藏书目录除了按四部分类著录外，有的还对藏书来源，及历年增书加以著录，有的还著录了书版、字帖。有的则附有管理条例。崇正书院藏书目包括有（1793）知府张玉树存留的一份书目，并载明由“书院肄业士子轮流收贮，有册存学备查”，赵联元《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所载《尚定收藏阅钞章程》指出“年终交代，照目录检查一次”。可见，书院目录已具有分类和作为保管依据的功能。

书院藏书入册登记盖章、上架、借阅登记，清点、曝晒、利用等制度也留存在相关文献中。《清总督鄂尔泰征滇士入书院教》指出“先已置《廿一史》诸书于院中，学者尚未及读。至是，复取架上《十三经》及周秦以来之书若干部，各用图书印记注之简册，贮之书院，掌之学官，传之永久。”说明了五华书院对藏书加盖印记，入库保存，由学官管理等几个保管环节。《议订经正书院条规详文》把自用书 和院中书的作用分开，并对院中藏书的借阅登记、赔偿制度作出了规定。“院中存书为公同校雠考察之用，诸生日所诵习者正经、正史易购之书。应由自置专本，以便稽核课程”，“若诸生自无书籍，应由监院将购置院中经史各部量酌人数分发点诵、考证，详登簿籍，计日轮转。如有遗失残毁，责令本生赔偿。”同时，还规定了将学业进步与藏书管理挂钩的奖罚制度：“如官课一次，堂课一次，又官课一次，或堂课二次，官课一次，均连次考列外课等内，则是毫无进益，应罚半月膏火银三两，充公购印书籍”，金华书院也有规定，只有在月课中名列第一，方可入书库遍览群书。来凤书院院中书籍目录有一小序，对藏书来源、书籍保藏、借阅等作有交待，“同知陈宗海捐廉购置群书，束以夹板，藏之藏书楼厨中，责成管事经理，每夏月学长须检点晒晾，以免朽蠢，切不可外移出院，致令简册散帙。并将书名卷备纪于左”最为全面地规定书籍保管制度的是赵联元《剑川金华书院藏书目录》所载《尚定收藏阅钞章程》其中，“藏书楼交付院肄业之学术二人、优给膏火，轮替经营，以时督视看伺、料检、曝晒、稽核、借还”。给出了保管员的职责，“书每卷首届两页先已分别某姓捐者。即钤盖某姓捐置金华书院同阅图记，余页钤盖金华书院藏书图记，所以防人换易”对入藏登记进行了规定。“凡在院肆业诸生借阅，借抄，先禀山长，然后检付在院阅钞。不得携出书院，学长即记于借薄，每百篇书约十日为率，届满不还，即指名著看伺追缴，如有遗失损坏，即禀山长，责令借者买补，或估赔书价。由公另买补足；不在院者概不借与；”对阅览地点、时间、追还、赔偿制度、读者范围进行了规范，“年终交代，照目录检查一次。”对清点图书的周期进行了规定。这些有关书院藏书管理制度的文献对于研究藏书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价值。尽管清代书院藏书管理制度并未直接影响到云南近代的图书馆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书院中人，如袁嘉谷、孙光庭、陈荣昌、李坤、秦光玉、周钟岳、钱用中等，在云南图书馆事业初创时期起到过核心作用。

书院集藏书、用书、评书、编书、印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古代藏书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云南清代的书院藏书文化承上启下，是云南地方文献史研究、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关键节点， 也为阅读史、印刷史、学术史、书籍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目前，一些书院以新的内涵得到了复兴与重建， 探访云南书院藏书遗存的物质文化，梳理总结其精神文化是十分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