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准：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略论陈荣昌的辞赋及骈文创作

陈荣昌的辞赋共21篇，其中《虚斋文集·卷一》收录《翠湖赋》等16篇，《桐村骈文》收有《谷花鱼赋》《吊古赋》《续离骚》《续九歌》《七解》5篇。其骈文收入《桐村骈文》中，共43篇。这些作品均已收入《云南丛书》。而儒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4］（P276）的忧患意识则是陈氏辞赋、骈文的重要内容，陈荣昌或托古讽今，发为忧国之叹；或针砭时弊，表达救世之心；或以身作则，呼唤人间正气，凸显了其人品修养与担当精神。

首先，陈荣昌往往借古讽今，在辞赋和骈文中抒发忧国忧民之叹。借用楚骚汉赋的形式以表达忧思，是其创作手法之一。比如收入《桐村骈文》中的《七解》，就借用了汉代流行的“七体”，陈荣昌将同属楚人的庄子与屈原并列，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处世之道。庄子“诱子以生民之欲，进子以方外之游”先后用“天下之至味”“天下之妙乐”“人生之快  事”［5］（P26135）等  七事启发  屈原，望其摆脱烦忧。而屈原对家国之事始终难以释怀，常常“抱忧愁之疾”。［5］赋的末尾以庄子为屈原论述“生死之义”屈原“作《怀沙》之赋，自沉汨罗而死”作结。在《七解》中，两种处世态度既反映了儒、道思想的不同，亦是国家危亡之际明哲保身与心怀天下两种人生境界的对立。从情感上来说，富于忧患意识的陈荣昌显然对屈原更为赞同，《七解》显然是借屈原表达忧国之思，抒愤懑之情。

而《续离骚》，则是陈荣昌拟骚体作品中的鸿篇巨制，该赋仿《离骚》之体，既叙写自己的坎坷经历，又饱含着对国家之事的无限忧愁，融身世之感与家国之念于一体：

《续离骚》一文，是陈氏辞赋中的鸿篇巨制、亦是云南古代辞赋中为数不多的骚体赋。该赋写到自己身逢乱世的不幸，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和自己欲挺身而出，救国家于水火的大无畏气概。又述及甲午战败后清王朝的一系列危机，如台湾被割让等（准按：“皇忧民之涂炭兮，宁弃地而成行”即暗指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议和之事）。通过个人经历与国家急难的对比不难发现，陈荣昌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始终给予强烈关注，随时做好为国赴难的准备。将个人困难置之度外，以国家之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十分突出。同时，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续离骚》里也蕴含着对清王朝国祚终结的惋惜之情（准按：“问麻姑以消息兮，谓桑田其已变”等暗示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之事）。和《离骚》一样，《续离骚》也属于“明己遭忧作辞”［6］（P45）之作，反映了陈荣昌历经磨难、自强自励又忧国忧民、系念家国的心路历程。

其次，陈荣昌辞赋、骈文创作中忧患意识的另一表现，就是针砭时弊，表达救世之心，《虚斋文集》中的《斩马剑赋》《扑鼠赋》和《虎伥赋》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面对沉重的忧患，陈荣昌并非一味哀叹，而是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以期为国分忧、为君解难。比如《斩马剑赋》，以西汉朱云上书汉成帝“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以厉其余”［7］（P2915）的典故加以发挥，痛陈时弊。陈荣昌借大司马之口“状其五罪”，直言“马之饕餮者”“马之下劣者”“马之喑哑者”“马之桀骜者”和“马之畏缩者”［8］（P25723～25724）的种种丑态及其危害。既借古讽今，又以马喻人。赋中所谈到的五种劣马，无一不是晚清官场中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而又昏庸无能的官吏的生动写照。而联系陈荣昌所处年代，以及他在任时弹劾贪婪媚外的贵州巡抚兴禄，推举梁启超、袁嘉谷等贤才的壮举，我们不难看出陈荣昌对时局的担忧、对贪得无厌之徒的深恶痛绝，以及消除弊害、为国求贤的决心与信心。

而陈荣昌的《扑鼠赋》与《虎伥赋》，也表现了针砭时弊、积极救世的思想，饱含忧患之情。《扑鼠赋》，有对贪婪之徒的辛辣嘲讽，同时借鼠之口，揭露有权势者的聚敛无度，进而凸显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而《虎伥赋》则通过愤世子和离诟先生的对答，对为虎作伥者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直言其危害，最后借愤世子之口，抒发“缚以终君系虏之缨，而斩以豫让报仇之剑”［8］的除害之愿，与《斩马剑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忧患意识和兴利除弊之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与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忧患意识、救世思想相呼应，陈荣昌辞赋及骈文中的忧患意识还表现在以身作则，呼唤人间正气。他有《自策》诗曰：“撑起脊梁立定脚，好还正气与苍穹。”［9］（P25932）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修身之道对陈荣昌为人与创作有很大影响。故而陈荣昌的一些辞赋和骈文创作感情充沛，行文中激荡着浩然之气。比如《虚斋文集》中的《大节赋》：

辛亥革命后，陈荣昌淡出官场，并于1913年返回云南，携家眷及好友王仲瑜等卜居鸣矣河畔凤村（今昆明安宁县街道办事处镇鸣矣河村）。陈荣昌隐居鸣矣河后，生活清贫，以诗词书法自娱，笃信佛教。《桐村骈文》中的骈文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隐居生活，很多作品都表现出了甘于淡泊、摒弃尘俗、悠然自得的心境。比如在《明夷河解》一文中，陈荣昌详述自己将“鸣矣河”改为“明夷河”的缘由。他指出：“河之畔有村曰凤村，村之上有山曰凤山。《诗》不云乎：‘凤凰鸣矣’河之旧名，盖取诸此。”［10］（P26117）而他觉得：“自惭弗类，乃更今名。”［10］有人认为：“凤之鸣，其声归昌，归昌则吉，明夷则凶。先生之号，无乃不祥？”［10］并援引《周易》中“明夷”之卦加以解释。对此，陈荣昌不以为然，他认为：“今之更名，取其音、非取其义也。……鸣与明，两音大同；夷与矣，一声相啭……文字各别，语言自通。”［10］该文围绕“鸣矣河”改为“明夷河”一事，突出了旁人的烦琐和自己的简约。《周易·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坚贞，晦其明也，内难能而正其志，箕子以之。”［11］（P194）故“明夷”有丧失其明，藏其明，晦其明之意。［12］（P196）陈荣昌生逢乱世，又历经宦海沉浮，江山易代等事件，因而在隐居鸣矣河后对《易》之“明夷”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鸣矣河改名一事，反映的正是“固穷以保真，韬晦以终老  ”［10］（P26117）的隐逸思想，表现了一个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突出其阅尽沧桑之后甘于清贫、淡泊自守的心理状态。

而《吾爱吾庐记》，则记叙了素有“陶癖”的好友王仲瑜的隐居生活：

“陶癖”即突出主人对陶渊明的仰慕与喜爱，室名“吾爱吾庐”亦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中“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3］（P133）除陶渊明外，作者还提及被誉为“三南居士”的明代云南安宁名士杨一清。足见陶渊明等人对好友王仲瑜的影响，自然之美景与淡泊心境完美融合，古今人物、事物在不同的时空中交错呈现是此文最大的特点。陈荣昌借描写好友“陶癖”的同时突出了自己对隐逸生活的无比留恋，和权势富贵如浮云的感慨。而那种含不尽之意于言中，近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3］（P89）的自得之感在此文中亦有体现。

而对同乡之人的思念之情，是陈荣昌辞赋、骈文创作中乡土情怀的又一表现。陈荣昌出仕在外时，常常惦念家乡云南，对于和自己一样宦游在外的同乡也充满了厚爱，在深挚的友谊中洋溢着浓浓的乡情。比如怀念同乡，会泽人张莹的《招鹤赋》：

《招鹤赋》前的小序交代了作赋缘由：“会泽张莹，字鹤君，余之同学友也。光绪甲午八月，疾殒于京师。时余分校入闱。梦鹤君来语余曰：‘莹之叔后夫曾客死，莹又将不得生还，奈何？’余惊寤，及出闱，鹤君果死矣。”［8］此赋为悼念客死北京的云南同乡而作，对于友人不幸离世，陈荣昌不胜悲戚。他把友人比作高洁的白鹤，想象其游历四方时的艰难遭遇，并用家乡的各种秀美山川，招徕其亡魂永归故里。该赋仿《招魂》之体，突出了外界的艰险与故乡的美好，东西南北各处的险境象征着亡友生前经历的坎坷人生和险恶官场，而美丽的故乡云南才是他最后的归宿。这种写法与《楚辞章句》中“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  ”［14］（P175）的构思是一致的，只不过《招鹤赋》多了对云南山水景物的描写，让友情与乡情互为表里，取得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此外，陈荣昌辞赋、骈文中集中反映其乡土情怀的还是那些描绘云南风俗、物产和风景的佳作。比如《续九歌》，就借用屈原的《九歌》之体，叙写云南本土信仰的九种神明，这些神祇包括观世音、城隍、龙神、金马碧鸡等。反映了云南巫风的浓厚和陈荣昌对民间生活的热爱。《续九歌》以骚赋之体，在生动直观地展示清代云南民间信仰的同时也为今人研究云南民俗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而《谷花鱼赋》则是陈荣昌为数不多的描摹家乡物产的作品。在昆明方言里“谷花鱼”意指“稻田或田边水沟里生长的小鱼，水稻扬花时捕捞”［15］（P213）其名由此而来。《谷花鱼赋》，描写  其由来、产地以及食鱼之乐，全篇洋溢着乡土生活气息：

全赋短小精炼，生动而富有概括力。四六相对，属于典型的骈赋。风格亦雅亦俗、亦庄亦谐。既显示出陈荣昌对骈赋文体驾轻就熟的运用，又表现出其对民间口语的大胆借鉴。透露出陈荣昌隐居鸣矣河时既学佛求仙，又留恋世俗。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复杂心态。情、景、物自然天成、浑然一体。赋中人物不为物所役，只追求精神上的自足自适，这就使原本微不足道的谷花鱼饱含着朴素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引人遐想、发人深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荣昌在以巧妙的构思和精美的笔墨描摹家乡云南的山水风物时，并没有忘却家国之事。忧患意识没有就此磨灭，反而更加突出。比如创作于光绪辛丑年（1901年）的《翠湖赋》：

陈荣昌的辞赋和骈文创作饱含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又兼备众体、博采众长。在云南晚清、近代文学史上取得了较高成就。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铭》云：“以为诗文，渊懿古茂，兼杜诗韩笔而一之……发为文章，其书满家，又不肯与世俗所谓文学家、诗词家、书画家较短长、立异同，盖自有千秋，非一时一地之人也。”［3］（P757～758）又云：“以余力为六朝骈文，赅徐、庾之长。”［3］（P757）对陈荣昌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足以说明陈荣昌包括辞赋、骈文在内的文学作品的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我们认为，陈荣昌的辞赋、骈文反映了云南辞赋、骈文创作的繁荣。既突出地域特征，也反映了清代文学的某些特色。

就辞赋创作而言，陈荣昌的辞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清代辞赋创作的繁荣局面。有学者指出：

明清是云南辞赋的极盛时代，这个时期作家众多，赋制纷繁。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中原早已衰落而走向末路的辞赋在滇南呈现了再生的新气象，作家们在这一文学样式上较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固然来自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滇南沃土的文化发掘来得太迟，惟其来得太迟，作家才有那样强烈的文化冲动，必欲把这一块土地所蕴藏的美作广泛地文化发掘……近古云南作家的辞赋比起散文来更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赋中所体现的，是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的壮丽河山，丰富物产，民情民俗，充满了神奇和遐想  。［17］（P447）

陈荣昌的辞赋创作亦是如此。他的辞赋对云南的山川、物产等多个方面都做了曲尽其妙的描写，既展现了其才华的丰富，又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乡土情怀，呈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云南本土风物画卷。同时，陈荣昌对赋史上的各种赋体均能熟练运用，比如《续离骚》《续九歌》全用骚体，《劳谦赋》运用散体，《谷花鱼赋》运用骈体，它们无论在表情达意还是描写物态上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云南本土文人对这些赋体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可见一斑。受到清代文字狱等因素的影响，清赋虽存世量大，但发展相对处于低潮，内容和形式趋于平庸，而以陈荣昌为代表的一批云南本土作家恰好以多样的赋体和丰富的内容弥补了这些不足，使清代辞赋在整体平庸的特征下也拥有独特的一面。

而陈荣昌的骈文创作，则体现了清代骈文的复兴之势。受到清代“社会环境的压抑，文化学术思潮的复古……汉学兴盛的学风”［18］（P206）影响，发源于魏晋六朝的骈文在清代再度繁荣，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六朝骈文成为清人的学习对象，文坛上出现了以袁枚等“骈文八家”为代表的作家群。清代骈文既师法魏晋六朝又自成一体，成为清代古体文学再度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作为陈荣昌骈文代表的《桐村骈文》，便与清代骈文创作的发展一脉相承，云南近代学者方树梅指出：“清季滇人以骈散文著者，先生为一大手笔”，［12］（P326）这是对陈荣昌骈文较为中肯的评价。与清代众多骈文家一样，陈氏骈文既有六朝风韵，又有清代骈文文体齐备和以博学见长的特色，兼及本土风格，在清末骈文领域独树一帜。足以表明清代文学集历代之大成的发展趋势一直延及近代，对文学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就作家主体言之，陈荣昌出生在世习儒学的书香之家，他曾有诗云：“我家世为儒，巾箱守旧学。”［19］（P25977）儒家思想影响着陈荣昌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在陈荣昌的辞赋和骈文创作中尤其突出，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内心流荡的浩然之气。从这一方面来说，陈荣昌与屈原、杜甫等前代文人多有相似之处。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在经历了出仕为官、兴办教育、考察日本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人生和国家大事之后，陈荣昌辞赋和骈文创作中的忧患意识往往表现为国家前途的忧虑和思考，传统文学中的忠君恋阙之思反而退居其次。这就足以说明陈荣昌并非是守旧不变的迂腐儒生，而是懂得与时俱进，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做出正确选择的“粹然儒者”。［3］（P757）（袁嘉谷语）这与众多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晚清、近代文人也是一致的，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蕴含着某种新变。而陈荣昌辞赋和骈文中的乡土情怀，是其心系家国的另一种表现，也有其晚年隐居乡里、信奉佛教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陈荣昌在思想上又与陶渊明、王维等有许多共同之处。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完美人格在陈荣昌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使其成为云南晚清近代士人中的杰出人物。

总之，陈荣昌的辞赋和骈文，突出了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两大主旨，又通过它们体现了其君子人格；既顺承了清代、近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又丰富了云南本土文学创作，堪称晚清近代云南文坛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