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至道光十四年任云贵总督的大儒阮元，被誉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从他在滇云整饬盐务；立省垣粮储善策建“太平仓”；到他闲暇之余疏浚翠湖修筑阮堤；改吟大观楼长联等，都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阮元之子阮福，却似乎湮没在其显赫的出身，优渥的境遇里不太为人所关注笔者考诸张鑑等撰《阮元年谱》、阮福所撰《滇笔》《滇南古金石录》《小琅嬛丛记》等，对阮福生平及其在滇云的著述进行梳理、举隅以资今后深入研究。
阮福的学术探索颇有成效，著有《孝经义疏补》九卷首一卷。此外，阮福小琅嬛仙馆刻有多部清代学者著述的书籍，如：清代齐召南撰《历代帝王年表》十四卷；清代钱大昕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清代钱曾撰《读书敏求记》四卷等。
一、阮福对滇云地方文化的探寻
阮福于道光六年到滇后，即受父命到陆良寻访、精拓《爨龙颜碑》。继爨龙颜碑后又访得四种，在父亲的指导下撰成《滇南古金石录》，介绍了自己留心收藏的，自汉至唐的碑刻和有铭文的古器物。《滇南古金石录》堪称为云南第一部金石文献专书。
道光六年（1826）和道光十一年（1831），阮福两次在总督署内建台。道光六年建台是源于总督署内西南一隅曾经有座锡楼，用白锡当瓦，甚为华丽，登临其上可见西面碧鸡、太华诸山，也可见远处城郊田畴间耕种、收获情形。因楼已无存，阮福用木架搭建方台，施加了梯栏，稍费银钱，还原了锡楼旧时观景的效用，因为台建于署之西南，故称“西台”。道光十一年四月，阮福在总督署西北再次建台，阮元为其命名为碧鸡台，并作《碧鸡台记》。记中详细叙述了碧鸡台的地理位置；筑台所用材料；台的尺寸、式样及碧鸡台命名缘由。也生动描述出登斯台可观之风景、人文，记中云：
“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构木以复其境。今四年矣，木渐朽，遂彻之，而迁其台于署西北隅废囿澹泉西南七丈许。台以七千土墼垒成之，纵横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朴用省，成之甚易。台腹以梯旋而上，台上又立四壁为八尺之瓦屋，宽其西南窗，使全览碧鸡、玉案诸山之胜。远眺滇池，近挹华浦、碧鸡关戌，如在几案，太华诸寺，隐现于华山之麓。朝霞暮霭，风云变幻，殷雷快雪，凉雨皓月，皆可于台上收之；舟帆往来，耕犊出入，春稼秋获，星回火节，亦可于台上遇之。”
二、从《小琅嬛丛记》到《滇笔》——阮福对滇人滇事的著述
阮福所辑《小琅嬛丛记》二卷，云南省图书馆存有清道光刻本两册，是编收录《文笔考》与《滇南古金石录》二书。《文笔考》辑录阮元《揅经室集》中论文笔、文韵之作四篇，冠诸卷首，次为阮福考诸书得论文笔者二十余条，末有学海堂诸生考论四篇。《滇南古金石录》则注录有《刘宋爨使君碑》《唐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款》、浪穹出土《王莽货布》拓文，并阮福跋及诸家题跋。
阮福在云南生活期间，每有见闻所得专门记录。《滇笔》系笔记体著作，此书所著多数内容，部分收录于《小琅嬛从记》。所记内容虽然看似信笔拈来，但不失细致观察、科学分析及严谨记述。目前仅国家图书、云南省图书馆存有清代钞本，且均为两馆庋藏之善本。国家图书馆所藏《滇笔》为两册，版式：八行二十字红格四周双边。云南省图书馆藏《滇笔》藏一册，版式：八行二十字。书首墨笔文字钞录如下：“丁亥春小琅客题于春喜滇笔丁亥春”。并钤有“小琅嬛仙馆印”、“阮福”、“之书”三枚朱印。因分藏于不同单位，目前为止尚无学者对两馆所藏此书的目录及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举隅《滇笔》文章均出自云南省图书馆所藏。
阮福在《滇笔》的开篇，即作《滇池即颠县考》，通过阅读史料文献：《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上林赋文成颠歌》等，对滇池追本溯源。论证“西汉武帝前，滇池县本作颠县，故曰颠与滇同……颠为本字，后人因池加水，为后起之滇字耳。”当阮福到云南后，进行了实地勘察，对金沙江、澜沧江、南盘江、车洪江等云南主要江流的流径及云南地形地貌进行分析，纠谬《华阳国志》“水如倒流之说”。
云南曾被称为烟蛮瘴疠之区，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重瘴区，历来令中原人士闻之色变。清代随着云南地方志及笔记等基础史料对瘴气的记录，学者们开始对瘴气的生产有所了解。《滇笔》中《诸葛武侯渡泸考》阮福立足于自身在云南的感受和观察“福今至滇，地高气凉，夏不絺葛，是以五月之后，越巂、益州之间，竟不暑热。故，彼时武侯入滇池，正及时也。”按照《水经注》《华阳国志》等史料推论武侯渡泸季节选择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对裴松之注《蜀志》中相关条目对泸水地理位置注释的错误加以指正。
《普洱茶记》当属《滇笔》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阮福从考据地方志、“捡贡茶案册”入手，谈及普洱府历史沿革，普洱茶产地及进贡、贩卖诸事。这篇八百多字的文章，一如清代“普洱茶名遍天下”一样，至今仍脍炙人口。成为无数爱茶人必读的“圣经”。展读间，能透过阮福罗列的史料，看遍茶山沧桑变迁，品评普洱府设置之初的历史背景，亦可感悟普洱茶浓郁的文化底蕴。
《种橡育蚕记》载阮元效法乾隆时期遵义知府教当地民众“种橡放蚕收茧织绸”，数十年来使贵州遵义绸为国人所知，更令“遵义一郡民富甲于全黔。”及“近年安顺府属安平县令”在其属地推行“劝民种育橡茧”且著有《橡茧图说》，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民众。于道光六年，向黔中雇佣养蚕工人，购买橡树苗拨空闲官地种植、饲养，从试验到推广，种橡育蚕共三年时间。“大人尚将檄各府、州、县，授民之法，为民兴利。”此事阮元指派阮福具体经办，于是阮福作记，详尽地叙述了育蚕的技术操作方式与经验及相关产品的收获数据。
云南自然资源丰富，《滇笔》中也不乏陈述。其中《云南督署宜园木莲花说》记载督署宜园“有树二株……四月作花甚繁，花苞绿色，厚而坚紧。花开大如碗，色白，花心黄，在内之瓣白色，分八九出。在外之苞瓣绿色……花瓣如莲，而心亦有须似莲房，特尖而不平。又其瓣似辛夷，而坚肥过之。初开色白，半日即淡绿色，两日即黄而萎。落叶亦似辛夷，而大厚过之。”围绕这两株“相传为佛国之优昙花”的奇葩，阮福稽考《粱书·波斯国传》《法华经》等文献、地方志及白居易《长庆集》等文集，为花木正名，查证植株的原产地及在云南的分布情况。更有价值的是阮福在对《云南府志》的核查中发掘出雍正庚戌（1730）夏至日，按察使常安所撰《红优昙花记》。此记不仅对府署中两株优昙花种植历史，更为云南总督府署的制府沿革提供了依据。
阮福撰《滇笔》记录有其父任云贵总督期间，在滇大力发展地方种、养殖业，及文化、教化方面的作为。亦不乏阮元在云南任职期间的言行纪略，这些记录是研究清代边疆治理政策及实效；研究道光时期云南历史的有力补充。更是阮元生平与政绩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如：在《关睢三章解》“家大人《论语》《关睢》节课滇士，滇士不解古义，因训福如此敬笔记之。”即为一则生动的课堂笔记。在记录其父对滇云士子的训导中，展现阮元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地方教育的重视与参与。、
四、结语
了解地方史首先从查阅地方志入手，其次当时文人的诗文集也是种重要的参考途径。从上述《滇笔》中举隅的各篇文章不难看到，自幼“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学者阮福，在家学渊源中秉承严谨治学，细致考证的风范，在云南短暂的五年间不只是一位随侍家属，更是云南地方政务及文史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阮福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随时随地把文献中获取的知识与实际相效验，擅于运用细腻的笔法记录自己的认知，使道光时期边地云南的一事、一物得以从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的记载里得到考证、追溯。并且从一个中原文人的目光中，把其见闻及实物证据与中原文化相互比对、印证。对后学研究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对边疆的影响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编：《孔学研究》第十七辑（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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