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久：佛教入滇及其途径综论

佛教发端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何时传入云南？对此学术界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迦叶传入说

袁嘉谷先生《滇南释教论》中说：“滇之法源，厥为迦叶。”他以传说的云南宾川县鸡足山系迦叶道场为由，援引大错和尚《鸡足山志》和圆鼎《滇释记》等书，试图说明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到云南入定鸡足山，弘传佛法。而且断言：“吾故曰：未有译经之时，佛道已东入滇境，无可疑也。”这种说法，显然不足以信。因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公认为时在两汉之际，即公元一世纪左右。

（二）东汉传入说

袁嘉谷先生又在《滇南释教论》中说：“若夫译经之后，则绥哀牢、开永昌、度博南，焉崇重浮图之时帝时也。滇有汉字之佛经，则又当自中原来。安宁者，汉连然县也。法华寺后有晒经石，《县志》云：相传为蔡愔取经遭雨，晒此，遗数叶，遂成灵迹。”这显然是说在汉明帝时汉地佛教已由传入云南，所谓蔡愔去印度取经返经云南安宁遇雨晒经之事，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自然是不可信的。明帝遣使蔡愔等人西去求法并不见于《后汉书》，而首见于北齐王琰《冥祥记》。据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说：“……去张骞、秦景、王遵三人，而易以蔡愔，复加一摩腾故事，构成后世公认求法之史实。然王琰既言如诸备载，则此条可证为抄集而成。蔡愔、摩腾故事，显原为晚出之事实。刘宋以前既不见于正史，又为佛家所未称述，则其说不可信，盖可知矣。”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是在汉人之心目中（指博望侯），昆明（即大理）与身毒（印度），最为接近。而佛教在汉哀帝时，已入中国。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中国梦想之计划，始告完成，由叶榆永昌（今大理保山）通掸国（缅甸）、罗马（大秦），音乐、技艺皆相继输入。则佛教由中原内地输入大理，自在意中。”又说：“……《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物产，其中有两种极堪注意者。一为琉璃，一为蚌珠。按《文献通考》三三八四‘裔考大月氏下’云：‘大武时，其国商贩到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惊以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永昌在汉代已有琉璃，而琉璃又为大月氏人之特技。大月氏在西汉时已信佛教，又为东汉时佛教重镇（汤氏语——即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也，引者注）。大月氏之琉璃在汉代已自印度缅甸而入永昌，则大月氏所奉之佛教，与琉璃同时传入永昌，乃意中事也。又永昌地处高原，不产蚌珠。其为缅甸输入，殆无疑义。则佛教由缅甸入大理永昌，亦意中事也。”

袁嘉谷先生和徐嘉瑞先生的“东汉传入说”仅是一种主观猜测，均不足信。

（三）初唐传入说

徐嘉瑞先生提出“东汉传入说”之后，自感论据不足，于是又说：“惜此等具体史实，缺乏记载，无从臆测。在汉以后，如梁启超称‘道生入印度，乃由吐蕃尼波罗路。’道生简文时人，无入印度之事，不知梁氏何据？梁氏又云：‘古代唐僧二十余人，经滇缅路而至印度。’则佛教在唐代有由印度入大理之可能也。”又说：“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已如前述。其时间约在唐初，亦可推定。至于唐以前佛教，是否已入大理，则史籍无证，未敢臆测。”

徐嘉瑞先生一会儿持“东汉传入说”，一会儿又持“初唐传入说”，不仅前后矛盾，而且“初唐传入说”也缺乏充分的依据。所引梁启超先生所谓唐僧自滇缅道入印度之说，也与史实不符。清代王崧校理本《南诏野史·大蒙国》说：“唐僧取经及佛像回，过点苍（今云南大理苍山——引者注），雨湿经，晒于坡间，故今名晒经坡。僧回，注《般若经》。”所谓唐僧取经，即指唐代玄奘自印度取经回中国唐都长安之事，实际上玄奘往返均由西北陆路，从未经过云南。因此，唐僧取经过云南大理，纯系杜撰之说。

（四）中唐传入说

王忠先生《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说：“南诏之有佛教，后世传说皆谓始于太宗贞观三年（629）”，此为南诏佛教兴盛后欲神异其祖细奴罗得佛保佑而造作之神话，恐不足信。《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南诏成为吐番之属国虽始于752年，而吐番实际控制南诏又为779年异牟寻受封日东王以后之事。阁罗凤之《德化碑》尚无佛教之影响，即至德宗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定盟，誓文亦只上达三官，并未求证佛陀。凡此皆足证其‘欲尚佛屠’，已为异牟寻以后之事矣。”此说虽未明确提出“中唐传入说，但“‘俗尚佛屠’，已为异牟寻以后之事矣。”含有“中唐传入说”之意。

明确提出“中唐传入说”的是黄惠焜先生，他在《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中说：“佛教之传入南诏，上限应在中唐丰佑之间”“大体说来，云南于中唐以前广信巫鬼，不见佛教。”又说：“……何以佛教入滇，仅在中唐，既不在汉晋，也不在元明？这是因为，云南既得佛教，即载之于文书，见之于文物。中唐以前。既无文字可征，又无文物可证；中唐以后，则佛教已见大振，不似初入情况。故中唐之说，是基于目前所知材料，斟酌所得。”

（五）晚唐传入说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三册中说：“细奴罗事迹的传说，为佛教徒所臆造，中兴二年图画题记所谓‘圣教初入邦国之原’，是佛教徒附会出来的，佛教传入在南诏晚期。此类说法，当发生于佛教传入以后，而佛教徒附会则有原始传说的依据。”又《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三“佛教”说：“始主庙之故事，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威成王诚乐（盛罗）……册杨道清为显密圆通大义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像曰摩诃迦罗，筑滇之城。’……说不可信……，此教晚唐盛于云南，当晚唐以后始奉也。”

（六）元明传入说

据黄惠焜先生的《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说：20世纪80年代，云南有部分学者认为佛教虽于唐代传入南诏，然仅为阿吒力教即密教而与上座部无涉，就整个云南而言，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及其普及，当在13世纪至16世纪的三百年间。其说主要依据元代《马可波罗行记》和《百夷传》。

众所周所，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别，但就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而言，却没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凡属佛教一旦流布于云南境内，即为云南佛教的开端。因此，“元明传入说”仅限于上座部佛教，以偏概全，便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

杨学政先生主编的《云南宗教史》一书中对佛教传入云南提出了：“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印度密教阿叱力由摩揭陀国（现今比哈尔邦南部）经缅甸北部传入南诏国。受南诏王细奴罗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又说：“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南诏王晟罗皮遣宰相张建成向唐朝廷入贡通好，唐玄宗厚礼相待并赐佛像，归途滞留成都学习佛经，回滇后传扬佛教，中原汉传佛教开始传入云南。”这就是说密宗“阿叱力教”于7～8世纪自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中原汉地佛教于盛唐开元二年（714）由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经四川成都传入云南。同时，该书又提出“公元11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相继由四川和西藏传入滇西北地区。”“公元13～14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以较大规模从泰国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始建僧团和佛寺、佛塔。”《云南宗教史》是云南社会科学宗教研究所的一项集体科研成果，经5年调研而完成的。该书对佛教传入云南的年代应当说较为可信，但是否南诏初始就有佛教传入，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中土说

徐嘉瑞的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的中提出：“佛教之输入大理，当远在汉代，由中原内地输入。”此说如前所述，就传入的时间来说是缺乏依据的，至于传入途径“由中原内地输入”仅是一个方面，不尽然。方国瑜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三“佛教”中说：“佛法传至云南之事迹，不获详考，惟据片断之记载，……主流则自中土来。童真所云‘经文与人相同者’，谓经文与人，同于中云；郭松年《大理行记》亦谓‘所谓经律，一如中国’。知所传授之经典，得之于中土，非梵文，亦未必此土人传译也。”此说依据汉译佛经流传于云南，而推定云南佛教由中土（指中原内地）传人，并视之为传人途径的主流。这种主流说，似有一定道理，但略嫌证据不够充分。

（二）吐蕃传入说

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说：“《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就传入途径而言，云南密宗由吐蕃传入实有可能。但云南佛教非独为密宗，还有禅宗等显教，无论《南诏图传》，还是《张胜温画卷》，均绘有显教题材，如禅宗六祖像等。因此，密宗由吐蕃传入云南仅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还有自印度传入的途径，如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到南诏传密宗“阿叱力教”。同时，禅宗等显教则中原内地传入云南，特别是四川，从云南禅僧多为蜀籍可证。

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也说：“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唯有西藏一路则在地理、政治、军事上，与南诏关系甚密，而风俗习尚及民族迁徙关系亦多。南诏佛教之传说，亦以密教为最多且久。即印度僧人，有入南诏者，亦皆为密教法师。且大理之神话，为罗刹故事，乃由西藏之罗刹神话转变而来。又《白国因由》中，左白象，右白马之有须观音，即大理之莲冠老僧，亦即西藏莲花生大师也。”此说仍属偏持一端。徐先生把有须观音混同于西藏红教祖师莲花生，显然是不妥当的。莲花生系8世纪印度僧人，应吐蕃王赤松德赞之请入藏传密法，曾利用密宗法术同苯教巫师斗争，终于取胜。后被藏传佛教宁玛派尊为“祖师”。至于南诏流传的“观音化现梵僧制服罗刹”的故事，是否由西藏罗刹神话转变而来，似缺乏充足的证据，尚待研究。

（三）多源说

所谓“多源说”，即指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是多渠道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较符合实际。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南诏初期，尚行巫教。及贞观开元之际，佛教始输入大理。其输入之路线一为中原，二为印度，三为缅甸，四为西藏。”此说仅就传入途径而言不无道理。至于徐先生为什么在一书中所持观点前后矛盾且反复多变，原因在于他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写于1944年，印行于1949年，1978年重版时作过一些修改，是书不失为一部资料较为丰富的著作，但由于对后来所发掘的南诏和大理国的新资料未及深涉，因此对某些问题把握不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云南的一些学者对于该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如黄惠火昆《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说：“……佛教之传入南诏，……其传入路线则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即缅甸——引者注），而小乘一派在我国掸傣居民中之传播，……路线则自东南亚。”此说从宏观上作了总体把握，既兼顾了大乘与小乘，又兼顾了显教与密教。笔者赞同此说。又如王海涛在《试论南诏佛教的传入》一文中说：“佛教密部至迟于八世纪初由印度和西藏传入云南，为南诏彝族政权接受并发扬。”又在《南诏佛教文化的源与流》一文中说：“南诏佛教以密教为主流，早期传入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曰天竺道，代表神是湿婆——即大黑天神；二曰吐蕃道，代表神是观音。引外，从阁罗凤时代开始，中原大乘通过战争、联谊断断续续传入云南，带来了内地佛教文化（如建筑物塔），但在教义上却不能动摇密宗的主导地位。”王海涛二文重在密宗“阿叱力教”，未详及整体佛教传入云南之途径。

综上所述，佛教传入南诏，当在中唐，至劝丰佑时大盛，传入途径是多源的。笔者认为南诏初始，所谓观音化现梵僧制服罗刹和授记南诏创始者细奴罗，纯系后人杜撰之神话。《僰古通纪浅述》中所谓细奴罗“施五事”之一“劝民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数珠，口念佛号。”也系后世附会之说。

关于在大理“造三塔，建崇圣寺”之年代，《大理行记》《南诏野史》《僰古通纪浅述》《记古滇说集》《云南图经志书》等说法不一。有“贞观六年”（632）者，有“上元元年”（674）者，有“开元元年”（713）者，有“丰佑保和十年（833）至天启元年（840）”者，有“丰佑保和十年至天启九年（848）”者。造塔建寺应在佛教传入之后，因此，大理三塔和崇圣寺当建于劝丰佑时代。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谓南诏第三世王盛罗皮于“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它书不见载，不知此说何据？此不足信。《僰古通纪浅述》所说：南诏第四世王皮罗阁于“天宝六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南诏野史》等诸书只言筑太和城之事，且时间有异，未言及唐赐《金刚经》之事，此亦不足信。《僰古通纪浅述》所载南诏第五世王阁罗凤生平中，有阁罗凤以“买嗟罗贤者为国师。贤者乃西天第五祖商那和修化身。”天宝“九年，……药师佛领十二神王自西天来，主以兵陷嶲州，得唐西泸令郑回，重其才，拜清平官。”赞普钟“二年癸巳，……唐使张阿蛮领青龙、白虎二兽及兵万众，吸洱河水涸干，无计可遏。……翁乃画一观音，有十一面，座下画一龙虎，敬于法真寺内。”“天宝十三年，……杨都师在东岩石孔礼拜佛，白犬吠之，龙怒而出。”“时赞普钟十三年，……建法真寺敬天，日遍照佛像。佛至灵，卜事吉则佛低头，卜事凶则佛不动。”如此等等，均系附会和杜撰之神话。

又《南诏野史》胡蔚增订本说：“凤（即阁罗凤——引者注）乃叛唐，建元长寿。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酋望赵佺邓、杨传磨牟等，并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此二役也，皆凤弟阁陂和尚及凤妃白氏，行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以故唐兵而败，”这里所说的阁陂和尚，在今剑川石钟山窟石钟寺区第2号南诏王阁罗凤议政图中亦有阁陂和尚造像，是否可证阁罗凤时已有佛教传入呢？从阁陂行妖术又似非佛僧所为。方国瑜先生在《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一文中认为：“盖阁陂是巫者，阁罗凤策士，传说为佛徒。”此言甚是，既为传说，当不足为信。因为阁罗凤的继承者异牟寻归唐时，双方曾遣使于大理苍山会盟，其誓文，据唐代樊绰《蛮书》载：“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隆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使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维山川神祈，同鉴诚恳。”此中见不出一点佛影，却可见出道教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和祈请自然的巫教仪式。以此可见，异牟寻时代巫教与道教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