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香佛国：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

摘 要：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关键词：佛教密宗；阿吒力；大理；白族；宗教史

佛教密宗一般认为成熟于公元7世纪，独特的修行和传承方式、鲜明的民俗信仰色彩是其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初之后，密宗由印度向外传播，广泛流传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一时间，密教在世界佛教中也成了压倒一切的教派”。[1] 俗称阿吒力的大理佛教密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有学者认为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取得国教的地位。[2]

早在20世纪40年代对大理佛教密宗的研究就已开始。随着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一大批随迁的学者对云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向达先生因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大理地区留存一批记载古代特殊佛教信仰的墓碑，便委托石钟健先生深入喜洲和邓川两地，对碑文进行了收集和初步研究。与此同时，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等也对昆明、大理留存的一批佛教文物如经幢、墓碑等进行了考察，结合古代文献，完成了多篇直到今天都仍有很高价值的佛学史研究论文。50年代之后，白族被正式划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关当地信仰的研究迅速增多，随着多批考古材料如大理千寻塔塔刹文物、北汤天写经等的发现，有关讨论更加深入。张旭、汪宁生、李昆生、张锡禄、李东红、候冲以及本土学者杨延福、田怀清、周祜等利用历史、宗教、艺术、考古、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将现有的画卷、石窟、碑刻、文献以及民族志资料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有效整合，对阿吒力信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大理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认识并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佛教密宗进入大理的途径，以往的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多样，有中土说、印度说、西藏说。大部分学者都固执的认为自己所支持的才是云南密宗唯一的传入地，其他两地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虽然有一些学者采取了调和态度，但最多也只是兼取上述三地中的两个。

一、中原与印度

台湾学者几乎一致推定阿吒力教兴起是中原佛教传入大理的结果。蓝吉富先生认为“关于阿吒力教的来源问题，固然有可能有印度僧人到白族地区传教，但是数量并不多见。……阿吒力教的教法(包括经典、仪轨等)主要仍然来自中国的汉地佛教”。[3] 李霖灿先生认为“大理国虽然距西藏较中土为近，但其宗教系统却显然受中土的影响更重”。[4] 他根据保存在台湾的大理国画卷《张胜温梵相卷》中的密宗诸尊不见于藏密和日本东密的事实，而推测其是久已绝迹的华密；[5] 大陆学者候冲先生和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在综合研究了南诏大理国存世的画卷、写经和观音像后，他认为大理佛教“并无直接传自印度的痕迹，说明大理地区的密教也传自中国内地”。[6]

黄心川先生则坚持阿吒力教由印度直接传入，他认为大理密教保持了印度佛教密宗的特色，甚至印度教的一些祭祀仪礼……；[7] 其是藏传佛教之外印度密教传入中国的另一支。傅永寿博士也认为“(南诏佛教)以天竺传来的密宗最盛……，成为南诏佛教的主流。……大理国时期……源于天竺的密宗仍然占主要地位”，[8] 总之，“南诏佛教的源头是天竺密教”。[9]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曰：“赞陀崛多神僧，蒙保和十六年(839)自西域摩伽国来”，[10] 这大概可以视为密宗进入云南的最早官方记载。是时著名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在唐弘扬密宗已有百年，密宗在内地的发展方兴未艾，且已开始向日本、朝鲜流布。因此不能忽视当时的大唐作为一个密宗信仰国际输出地的地位。南诏与唐交往密切，或战或和两者都存在频密的交流。虽然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密宗在大理的突然兴起应该也受到了唐朝的影响。云南佛教信仰虽然具有地方特色，但它显然没有断绝同内地佛教的交流。三塔出土的文物——唐代高僧法藏与弥陀山合译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便可作为辅证，其“写经书法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11] 应是中原传至大理的文物。相关讨论已经很多，本文不再多作赘述。

在云南佛教史上，赞陀崛多被认为是南诏密宗流传的祖师，在乡间传说和野史中有许多关于他的神异故事流传，而且《万历云南通志》中的记载也为南诏密宗传自印度提供了证据。历史上印度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佛教内受婆罗门教强势的竞争，外受伊斯兰教崛起的压力，不少僧人因而出国游化。云南在地理上靠近印度和缅甸，古代确实有上述两地的僧人来滇弘法，密宗有可能是他们直接传入的。化身梵僧的观音收伏罗刹的传说至今仍在大理民间流传，据薛克翘先生考证，这个故事源于印度，毗湿奴化身侏儒打败恶神为其原型。[12] 现藏于日本，其上题有“中兴二年”的《南诏图传》中有梵僧显圣的一系列画面可以与传说互相印证，溶化铜鼓铸造佛像的画面和上文提到的收复罗刹的故事，应该都是佛教从印度进入并取代当地土著信仰的变相记载。画卷显示梵僧在南诏的传教起初并不顺利，画卷上有梵僧被杀后复活的场景，这虽然可以证明僧侣具有的神通和力量，但被杀也可以理解为佛教传教士对遇害的集体记忆。另外，根据大理墓志铭的材料，许多家族在明代尚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印度来的密宗传教士。比如在《张公圹志》中，撰写者宣称“张氏之先，肇自观音建国十二请兵，由西天来助，就居此邦，分为各姓”。[13] 这种说法固然不能不百分之百的相信，但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完全出于杜撰。

我们承认印度佛学对大理的影响，但有学者认为密宗阿吒力教派是云南除汉文、藏文、巴利文经典系外的第四种佛教宗派——梵语经典佛教，[14] 这种说法的成立目前看来还需找到更多证据。在大理地区发现的写经大多数是汉语经典；来华游化弘法的印度僧人不仅曾驻锡大理，他们也曾经到达过中原、西藏、西域以及朝鲜等，而这些地区都没能发展出梵语系的佛教；至于大理地区存留的梵语石碑和经幢，在内地也有发现，并不为云南独有。从全国范围看，异域僧人游化传教的情况并非仅见于云南，而且到达大理的梵僧宣扬的也未必都是密宗。所以，认为云南密宗主要从印度传入的论述还需对更多细节进行斟酌后再做结论。

陈垣先生曾指出“(云南佛教)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续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15] 因为相关论述并未展开，我们也不能仅凭这只言片语推断其详确看法，但他似乎倾向认为大理密宗和显宗有不同来源，分别来自印度和中原。印度与中华是古代东方并峙的两大文明，其文化各自都向包括当时大理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辐射。石钟健先生认为“南诏在它建国的初期，不单已经汉化，同时接受了印度的宗教——秘密教，也印度化了”。[16] 这个论断的细节尚需经过更加严密的论证，比如洱海地区接收印度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始于南诏建国初期，当时的大理地区既积极从中原地区输入佛教，同时也接受了一些源于印度的信仰文化则是毫无疑问的。

二、吐蕃

考虑到滇藏地理上的靠近，以及两地曾经存在十分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有一些学者认为西藏是大理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地。刘小兵先生认为“南诏佛教的主要宗派就是密宗”，而且“乃是来自吐蕃”；[17] 大理学者吴堂先生也认为“南诏与吐蕃接壤且往来密切，密教从西藏传入(天竺僧经吐蕃来南诏)的可能性较大”。[18] 和中土说、印度说之间只是谁主谁次的争执不同，有学者则倾向于完全否定西藏对南诏大理国的宗教影响：“我们找不到南诏大理佛教密宗从西藏传来的证据”。[19] 对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需要仔细探讨。

唐朝和南诏的军事冲突始于天宝八年(749)，而双方交恶还要更早。在南诏与唐朝决裂转而北附的时代，吐蕃由赤德祖赞(704－755年在位)执政。赤德祖赞一心向佛，在佛苯的斗争中全力支持前者。他去世之后，继任者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也全力兴佛抑苯，他迎请了以莲花生大师为代表的密宗咒师入藏，佛教由此大盛。而此时的南诏臣服于吐蕃，在宗教上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739年，吐蕃发生瘟疫，反对王室崇佛而支持苯教的贵族们借口说这是因为朝廷延请外来僧人引起鬼神发怒造成的，吐蕃境内开始大规模驱逐佛教僧侣，汉地和尼泊尔的僧人各回本土，而王室曾经收容的从于阗逃难来的僧人大都逃到乾陀罗国(Gandhara)，《交广印度两道考》认为此国就是今天的云南。[20] 当时南诏和吐蕃交好，有一部分僧人来滇应该也在情理之中。由此看来，吐蕃对南诏佛教产生影响应该也很早。838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采用一系列暴力手段打击佛教，拆毁佛寺，驱逐僧侣，使佛教在西藏境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滇云史乘，赞陀崛多神僧来云南是在839年，时间上同吐蕃的朗达玛灭佛活动相吻合，这些异域僧侣有可能是在藏地受到打击才来大理的。《南诏图传》文字部分有如下记载：“保和二年(825)己巳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陁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虽然文字资料只能说明西藏是印度僧侣来云南的中转地，但吐蕃至南诏之间存在一条传统的佛教传播路线是无疑的，密教由此而传入云南也是有根据的。

现存楚雄大姚县的藏式白塔是大理国时所建，这是留存不多的能说明南诏大理国佛教受吐蕃影响的文物。在喜洲地区发现的著名碑刻《三灵庙记》中的三灵分别是“吐蕃之酋长”、“唐之大将”和“蒙诏神武王偏妃之子”，[21] 此文刊刻于明景泰元年，是为重修当地原已存在的一个庙宇而作，吐蕃酋长能进入当地神系足以说明两地宗教领域存在着一定的交流。另根据明代刻石《南山大法藏寺碑》的记载，大理当地著名的阿吒力宗师董贤被封为“不动辣麻”，辣麻即喇嘛，在汉语文化系统中，喇嘛是藏传佛教僧人的代称，董贤所修习的密法似乎有和西藏佛教相同或相通的成分，否则无法获得喇嘛的称谓。实际上，大理国时期似乎还有延请西藏法师的事例，由费孝通等学者发现于凤仪北汤天村的大理国写经《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中有“帝师堂下主持喇嘛贡葛巴，受主万代恩耳”的题名。根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密宗僧官何清曾师从乌思藏大宝法王学习密法。[22] 而西藏密宗僧人在大理民间修行的事例，直到近代还有；大理宾川鸡足山不仅是云南汉传佛教的中心，其在附近藏族聚居区也享有很大声誉，每年都有大批藏民前来朝圣。这些事例被记录下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此上推，南诏和吐蕃两地佛教在历史上可能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

综上所述，南诏时期印度、西藏和中原同时将自己的密宗信仰传播到大理。《南诏图传》中的文字卷部分明确地记载了当地人对佛教传入的记忆：“敕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胡梵”指代印度甚至包括当时人想象更远的中亚地区，而“蕃汉”自然是吐蕃和中原，由此看来这种总结恐怕是最全面的。

三、东南亚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佛教的学者提醒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拓视野：“云南省受到印度、尼泊尔、缅甸、暹罗、西藏、印度支那和中国内地的影响，我们确实可以从云南艺术中找到这些地区的文化影响。”[23] 铸造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嵯耶观音不同于唐宋佛教造像的风格，其扁平的躯体，以及头冠、臂环等显示的细节特征确实和东南亚同时期的造像很接近。所以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参考东南亚甚至印度的塑像，云南这一时期雕像的独特形象及其风格特点将能得到最令人满意的解读”。[24] 国内亦有学者对比了云南的阿嵯耶观音像和东南亚诸国的观音造像，得出的结论是“阿嵯耶观音造像与东南亚造型风格十分相似，它的躯干式样、面貌、服饰都呈现出强烈的东南亚地域性特征”。[25] 作为反映当时佛教信仰情况的直接证据，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也显示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在加深，其上绘制的“真身观世音”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东南亚佛教造像风格。此外，当地有别于中原的神灵体系也有所发展，现藏于美国的一尊阿嵯耶观音铸像的铭文显示大理国王段正兴的两位太子的名字都嵌有“易长”两字，参考《张胜温画卷》看，这是“易长观世音”的简称，此一菩萨名从未见于中原。

根据景泰二年《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的说法“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耶族，姓婆罗门，从梵天口中而生，教习秘密大道。唐贞观巳丑年，观音大士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诩王度，下以福佑人民……”。[26] 此文显示作者“密僧洪仁”对印度的情形有一定了解。在中国广泛流传的汉译佛经中难免带有很多有关印度文化的信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楞伽经》中的一些章节便基于佛教立场对印度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解释和评论，比如对于婆罗门的来历，有关佛经的说法是“无命物从梵天口中生。婆罗门两臂中生……”。参考古老的《吠陀经》的叙述，此佛经所译并不十分妥当，婆罗门在印度被认为是从梵天的嘴巴而不是两臂诞生的。显然，在中国流传广泛且主要作为禅宗典籍出现的《楞伽经》并非是这位撰写碑文的僧侣相关知识的来源，这也可以说明大理人有关印度的认识是另有所宗的。除了宣称祖先为天竺僧侣的后裔外，大理还有将本土直接描述成天竺国组成部分的传统，此地有“鹤拓”的古称，同时亦有“妙香国”的说法，方国瑜先生曾撰文驳斥伯希和的看法，力证这些名字出现在云南并非说明此地即古印度的“乾陀罗”，但他也同意存在“唐乾符年间云南之梵化”[27] 的现象。

关于“梵化”问题，其实还应该从更广阔的区域中去考察。因为云南毗邻东南亚和南亚，南诏大理国在文化上与上述两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往对云南佛教的记录和理解几乎完全是在一种中原地区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不仅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而且难免存在误读和误解。比如，大理国有九或者十位国王避位为僧，这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经常被认为是政治斗争失意的结果，但如果从东南亚传统的角度来看，国王出家并不那么罕见，很多国王成为虔诚的修行者。此外，根据缅甸国史的记载，因为听闻妙香国有一颗珍贵的佛牙，著名的国王阿奴律陀意欲谋取，他亲率大军来到大理，盘桓三个月，在得到一个碧玉佛像后怏怏离去。王位数传之后，阿郎悉都王再次对佛牙发生兴趣，在出兵妙香国之前，为了表明自己继承了著名的阿奴律陀王的血统和意志，特意刻了《赖道佛塔碑文》纪念此事，尽管如此，他和他的曾祖父一样都无法从妙香国手中得到佛牙。[28] 这些故事虽然不见于汉语文献的记录，但从大理和缅甸地理上的接近以及两者在文化上联系一向密切的传统看，可能基本属实。早在汉代，汉语文献中便有了“蜀身毒道”的记载，但这条道路只是从云南到印度的滇—身毒道的延伸。这条道路的存在证明云南和印度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系是十分古老的。国外的学者们也认为存在“一条经过阿萨姆、上缅甸及云南而把印度和中国连结起来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印度文化在上缅甸产生影响之后，一直传播到南诏”。[29] 所谓的云南“梵化”很可能是通过东南亚输入的，而且可能是整个东南亚“梵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大理文化的一些独特现象，只有从更广阔的范围获取更多的参数，同时利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相关的材料进行重新的解释，才能获得更准确、更全面的理解。

大理是东南亚文化区的北缘部分，作为“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大理古代文化也表现出和内地不同的风貌，但中国学界从东南亚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大理独特文化传统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大理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土著性”亦未受到足够重视。

总之，由于大理地近印度，毗邻东南亚，同时与吐蕃和唐接壤，在佛教席卷亚洲的时代，南诏大理国很容易受到上述各方的影响，其佛教密宗可能有一个多元的来源；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仰文化并不一定互相排斥，它们共同构成大理地区独特的佛教传统；在佛教持续输入的漫长过程中，不同的来源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影响更大，至于其中以哪个来源为主，需要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信仰情况厘清之后才能做下一步的讨论。

作者附记：论文一部分曾在韩国地域文化学会2010年国际学术大会上宣读，评议人韩国岭南大学崔敬昊先生提供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张海超(1978－)，男，河北晋州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人类学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