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颖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杜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在古今书籍经典中，劝学尚读成为重要话题。如劝人勤读不辍的荀子《劝学篇》“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如传授读书方法的宋儒陆九渊《读书》道：“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读书需要细细品读，切莫囫囵吞枣；又如赞颂读书之乐的唐人翁承赞《书斋谩兴》写道：“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再如，强调善读需用心体会的清代学者徐洪钧在《书怀》诗中写道：“中夜每独坐，睒睒灯火聚。到眼初茫然，思力未能赴。朗吟一再过，旨趣或流露。回环三复余，延缘得津路。”读书需要经过一番吟诵，才能知道书大意，连续朗读三遍以上，便能明白书中道理。总之，从少儿总角到及笄青壮，从弱冠之时到耄耋垂暮，不可一日不读书。云南虽山脉逶迤，但三迤大地自古也回荡着琅琅读书声，翠湖经正书院、安宁云峰山馆、陆良钟灵书院、大理写韵楼、开远状元馆、丽江木府万卷楼，一座座书舍学馆聆听着云南文人读书以致用、读书为家国、读书以为乐的故事。
翠楼同写韵 读书以致用
“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历代文人大多主张读书的根本在于实际运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明朝著名文人杨慎也是如此认为，他提出“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文章宜经世致用”。
杨慎，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少时好学，“奋志读书，不出户外”。《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称杨慎博学鸿文，是古来著述最富第一人。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此后他在云南近三十年，其间博览群书，著书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内容。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升庵逝世，明熹宗追谥“文宪”。杨慎流寓云南期间与滇云文人李元阳、杨士云、张含、胡廷禄、唐锜等人“日与交游倡和”饱览胜景，诗文酬唱，读书问道，留下了不少美谈。
嘉靖九年（1530年），杨慎与李元阳游点苍山。李元阳，号中溪，亦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云南大理人，两人唱和诗文，钟情山水，交往十分密切。杨慎在《游点苍山记》中特地记录这次出游，“癸酉，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废址，有唐碑焉，为高僧讲经处。盘山脚而西，至松罗岩，石洞幽胜，相与酌酒赋诗。”二人在苍山深处寻访古迹，于风景绝美中饮酒作诗。晚间，投宿通感寺。“暮投感通寺楼，篝灯夜座，闻寺僧诵经多讹音。”其间听到寺庙中的僧侣诵经时偶尔会有一些字读错音。于是李元阳便建议杨慎撰写一本书，以矫正宋人在古音韵观点上的弊端。“六书中转注，实非考老，而宋人妄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愿公任之。”杨慎听从了李中溪的建议，“余遂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为一编，”即为《转注古音略》。杨慎在著述《转注古音略》时，强调要联系时代实际，矫正一味崇古的学风，“读书应引证颇博，学而致用”。书稿完成后，李元阳将杨升庵著书立说的地方题名为“写韵楼”，并将书稿刊刻，广为流传。
当时的转注写韵，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在的注音读字，这对于地处边陲，诵书读韵多带乡音的云南人而言，是一件规范语音的重要文化事项。对于读书治学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做法，李元阳还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补充道：“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熏其德。”可见，杨慎主导的致用学风，在滇云文人的不断参与下，共同营造出了读书以致用的浓厚氛围。
致敬惟桑梓 读书为家国
儒家之学，不仅强调“明体致用”，更是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读书治学的道德理想，家国情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也成为每一个读书人的情感归宿和最浓烈的精神底色，为家国而读书的故事也不断地传扬。
熊庆来，字迪之，云南弥勒人，杰出的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研究与高等数学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家国情怀对他的读书求学治学之路产生着重要影响。
熊庆来出生在弥勒县息宰村（今弥勒市庆来村），村子距离滇越铁路仅一站路程。熊庆来7岁入村中私塾，接受儒学教育。13岁时，他随父亲赴任赵州（今大理凤仪）儒学训导，受教于庄从礼、赵凤韶两位新派老师，初步学习了法语和数学，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基础知识。1907年，熊庆来考入云南省方言学堂，入学法文班。1908年，方言学堂改为云南省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为了选拔人才，高等学堂设英法文专修科，准备用公费送学员到外国留学，熊庆来考取英法文专修科法文班。1913年，熊庆来考取云南官费留学名额，这一年云南共送出24名官费留学生，美国6名，法国、比利时4名，香港12名。青少年时期的熊庆来继承了“读书以报国”的思想，并因目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对民族危机的担心而加强。正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情绪，促使熊庆来踏上了赴欧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以科学救国的道路。
熊庆来一行抵达法国马赛，便一头扑在学业上，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在给父母亲的家信中写道：“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掷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国。”“酒店、戏院、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熊庆来在法国留学8年，先后就读过格罗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马赛大学等4所大学，共取得了高等算学、高等微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高等物理等5个高等学历证书，获得法国理科硕士学位，同时更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思想与信念。1920年11月，熊庆来返回祖国，随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1937年6月，熊庆来受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从北平启程南下，就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兼任理学院院长。“七七事变”后，知识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此非常时期，“宜全民武装，以谋抗战”，再无暇顾及教育、学术的发展。熊庆来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偏激。他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认为即使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也应坚守自己的岗位，以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学术的行动来拯救自己的国家。他撰写了题为《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之责任》的文章，于1937年12月5日发表在《云南日报》头版。“共图延续我国学术之生命，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基础。”熊秉衡在《父亲熊庆来》一书中也回忆说：“在那里办大学，别的不说，单延聘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难。但是云南是他的故乡，他觉得对那个地方、那地方的青年有一种责任，所以终于决定‘为桑梓服务’，回去了。”
山水好作伴 读书以为乐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所指应该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无论是读书以致用，还是读书为家国，都应该是从读书中收获快乐。乐读乐学，不仅是因为读书学习可以带来知识的增长，更是因为读书带来的“山水之乐”“田园之乐”“修身之乐”。
云南“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剧暑，山川环绕，川泽渟泓”繁花满野四时香，天开胜景彩云生，云花、云果、云滋味，云风、云雨、彩云南，为历代云南读书人提供了争奇斗艳、形态各异的客观世界，也为乐学乐读搭建了旖旎想象、多彩繁复的地理空间。因此，云南诞生了许多记录读书以为乐的歌赋文章。
赵士麟，号玉峰，河阳（今澄江）人，清代名宦。其在《读书堂全集》中撰写了一篇《读书赋》回忆童年时父亲传道授业的场景：“予童时，先大人教以进德先后之序，为学次第之方，详且善矣。十九龄来，奉以黾勉。今不幸弃麟逝矣！余恐其久而莫之循也，用著为赋，以志不忘云。”随后赵士麟发出感叹：“读书可以立德、可以立言、可以立功，为孝子、为悌弟、为忠臣，此名教之乐。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皆取法山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自此以终。……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字里行间都体现出追求“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戴絅孙，号筠帆，昆明人，清嘉道年间云南著名文人，其诗、文俱佳。在他的《味雪斋文钞》中有一篇《筇竹寺读书记》，读之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今则寺以筇称，案谥借榻一龛之地，振衣千仞之罔，远隔嚣尘，薄舒幽抱。于时，岁在乙酉，始春迄，斋钟晓起，山色横窗，梵音盈耳，泉声到枕。象踪峰歌之畔，闻以琴书，谓之飘飘然。寺楼东畔有牡丹一株，色正红。每花开时朵之大有如盘者。……睡起挑灯，对影明月，开怀好风曲唱谁家，好书乐读矣。”好一幅寄情山水，读书作伴以为乐的读书行乐图跃然呈现。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当代散文家。1939年至1946年在云南学习生活，回忆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汪曾祺写道：“联大学生课外时间多消磨在大小茶馆里，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这个喧闹场所读高深莫测的梵文；还有一位姓陆的研究生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来到茶馆洗脸刷牙。而我每天课后，就带着两三本书和钢笔、稿纸，与朱德熙等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最初的几篇小说是坐在钱局街的一家老式茶馆里写出来的。”这样闲适悠然地读书生活，一方面与汪先生读书以为乐的心境有关，另一方面也许与昆明人淳朴的民风有关。“若园巷房东院里有一棵很大的缅桂花树，花开之时，‘香出巷外’。房东老太太靠卖花贴补家用，但她却毫不吝啬，清晨摘花时常常先送一盘缅桂花给租房的穷学生们”，缅桂花的香像极了昆明人的性格，不浓烈也不急躁，温柔地熨帖着每一个行路人。
又要到缅桂花开花的时节了，伴着这温润的花香，正适合开卷缓读，读一篇三迤故事、吟一首彩云诗赋、过一种有书香的云南生活。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