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杰：云南考古史不可忘却的张希鲁先生

梁堆考古发掘虽然是云南省的首次考古活动，但从理论方法上来说，还达不到现代田野考古的规范。从传统金石学角度来看，张希鲁的这次考古发掘是为了解决考证《汉孟孝琚碑》所作的访碑研究，如摹写刻石、考量石块形制等依旧是传统的金石学研究的范围。

《西楼文选》收录了张希鲁学术研究的全部精华，这本书的问世将云南考古学至少向前推进了十年，不在学术圈中的张希鲁也逐渐为学界所知。张希鲁（1900—1979）出生于云南昭通，除了上世纪30年代北上游学过一段时间以外，其余时间都在昭通中学执教。若不是这部《西楼文选》，他的学术与人生就真的要在昭通图书馆“封藏”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希鲁后人将其收藏悉数捐献，四十年来无人问津。去年夏天，我有幸看到了张希鲁的旧藏，手稿、金石拓片、各类批跋让我重新认识到张希鲁在云南考古学上的重要影响。徐坚先生说过：“作为终生生活于地方社会的学人，张希鲁遗文数量不多，流传更为有限，而且原本缺乏结集刊行的机会。《西楼文选》的意外刊布使之成为管窥张希鲁学术，乃至昭鲁一带考古学成长的不二门径。”（徐坚《未被认可的出版物和考古学》，《读书》2012年第3期）

从昭通中学到东陆大学

1922年，张希鲁由昭通中学考入东陆大学 （今云南大学），读书期间就将自己的文章编选成《西楼文编》《希鲁文编》等，并受到袁嘉谷（1872—1937）的赏识。当时袁嘉谷住在云南大学对面的翠湖北侧，张希鲁住在昆华图书馆西边的小楼。他在《西楼读书图题跋》（1944）中的记载便是证明：“楼濒昆明翠湖之北，民国乙丑屏山师命读书于此，凡五年，今作图志之。”张希鲁擅长山水画的创作，如1925年创作的《山水人物》，题为：“民国第一乙丑创稿于东陆大学，特赠子光吾弟惠存，希鲁张连楙。”其《白描人物》（1935）题为：“白描人物四纸，姑寄汉英仁兄一笑。乙亥秋连楙于楚雄。”这些书画题跋集中作于三四十年代，也是张希鲁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张希鲁在读书期间就表现出了对金石考古的热情，而这方面的启蒙也得益于袁嘉谷的培养。1901年，《汉孟孝琚碑》出土于云南昭通，谢国桢、黄膺、赵藩、袁嘉谷等学者都做过考证，袁嘉谷曾嘱托张希鲁实地寻访，又建议邑绅李临阳在孟碑出土处树立新碑，翻查张氏旧藏，1933年，张希鲁还有一段关于孟碑的题跋：

右《孟孝琚碑》共二百六十字，清光绪辛丑年出土于昭通白泥井。屡经海内诸名家考订结果。罗振玉、梁启超两家新说，究不若陈伯陶、吴其昌两氏考者正确，两氏定为汉桓帝永寿二年物，不谋而合，可谓颠踣不破之论。

以上都是张希鲁正式开展云南考古研究的积累，要不是旧藏中的题跋，我们还不能将他的学脉掌握清楚。

从北上游学到问学宿儒
     1934年春，张希鲁离开昭通，开始了访学游历之旅。据张希鲁《自传》，可知其游历路线：先成都，次南京，最后抵达北京与方树梅汇合，“二人沿铁路线游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浙江诸省，于各地征文考献，深蒙学者名流指示”（张希鲁《自传》）。访学之旅，从1934年春延续到1935年秋，期间结识了方树梅、容庚、方国瑜等学者。

方树梅平生以搜求、整理云南文献为志，《北游搜访文献日记》记载了方树梅北上搜访文献的经历，张希鲁《后序》记为：“先是甲戌秋，连懋自金陵北上，旅食京华。……此后日陪杖履、步厂甸、搜逸书；暇日或览名胜，或访耆宿，余则到北海图书馆借读手录为多。”在京期间张希鲁不但结识了滇中诸师友，还拜访了一大批学界前辈。《北游搜访文献日记》1935年2月16日记：“旅平同乡邀希鲁饮于西长安街大陆春，是日主人有朱丈伯勋，师宗何文贞公曾孙何槐青、石屏许燕公后裔许云亭，云龙杨崇峰曾孙杨晓楼，昆明简南坪后裔简灿奎，皆乡之前辈。”当时在京云南名家众多，其他滇中师友还有建水梁书农、昆明倪尧则、王晋卿等人。1935年2月11日：“同希鲁到东四北门仓二十号访建水梁书农。书农收藏极富……吾滇藏书家以书农首屈一指。”其他学界宿儒，张希鲁也与方树梅一同拜访，如1935年1月29日：“因无空，即与希鲁同住。洗面开饭后，约同访霸县高阆仙（步瀛）先生，袁屏山先生至好也。赠 《文选义疏》 《唐宋诗举要》各数册。”利用游学的机会，张希鲁不但拜访前辈宿儒，还探访了不少金石，并择其重要邮寄回滇。如1935年2月6日：“偕希鲁游古物陈列所。”2月24日：“偕希鲁谒赵忠愍公祠……有神道碑，中衔刻‘皇清赐谥忠愍前明御史赵公之神道’，上旁刻公讳撰。云南昆明人，天启丁卯科举人。”这在张希鲁收藏的金石题款中也可看到，如 《唐道因碑》题为：“廿四年（1935）春游西京时购，希鲁。”

1936年，张希鲁正式加入容庚创建的考古学社，成为第三期社员。同期会员还有于省吾、罗振玉、杨树达、陈中凡等学术名家，容庚与张希鲁也曾有过书信往来，如1937年4月16日容庚致信张希鲁：“寄来铜洗拓本，细查似是‘建初六年朱提造作’八字。‘年朱’二字合文，可惜拓片太劣。”传世的汉代朱提堂狼洗本来是汉洗的一个分支，学者似乎并未将其与昭通联系在一起，但是张希鲁“基于重建乡土史的宏旨，在历史上首次厘定了确凿出自昭鲁地区的朱提堂狼洗组群，变普通汉洗为昭鲁乡土史的关键史料”。

方国瑜是与张希鲁交往比较频繁的学者，1939年5月29日，方国瑜致信张希鲁，希望获得有关昭通地区的金石拓片：“故劳吾兄帮忙，请将铜鼓、铜洗、每器精拓并照相；又货布玺印刻石只须精拓；凡此请记原器之尺寸为要。”同年6月12日：“以代搜集金石拓片摄影事相烦，增加我兄一番心事为愧。仍希速办，至感至感。数年前，我兄曾印孟碑题跋一册，此间未寻获，尚有存余否？希赐一册。”《新纂云南通志》收录方国瑜大量题跋，其中引用张希鲁资料若干，如《素洗跋》：“近年昭通出土铜器数件，张连楙《西南古物目略》已著录，无文字及花纹，然其形制与洗同，当为洗之属，张氏记其形制、大小。”

北上访学时期，张希鲁由方树梅的引荐拜会了在京的滇籍师友，结识了一批学界宿儒；又因访学经历，积累了新材料，学习了新方法，并向外界介绍了滇东考古学的发现和进展。然而，张希鲁并没有顺势推进自己的人生，而是选择回到昭通，继续从事中学教师的工作。

从传统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

20世纪20年代考古之风盛行，一方面张氏“见当时各学术团到云南考察，为的是搜集民族地质材料，较少注意古物”；另一方面，昭通存较多汉晋古物亟待发掘“昭通附近开化为最早……故汉晋间的古迹随处可指”。1929年冬，张希鲁多次访查梁堆古迹，“大略知道是汉晋间室与墓的遗痕”。基于上述准备，张希鲁于1930年寄信当时的图书馆长秦璞安，建议发掘梁堆，未果。次年，成立民众教育馆，张希鲁再次建议梁堆挖掘，遂获同意。1931年4月，张希鲁主持了梁堆的发掘，《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民国二十年夏，昭通民众教育馆筹备处于城西北隅十五里发掘梁堆，掘至底，深过人顶。”这次的梁堆考古被认为是云南省的首次考古活动。当时的梁堆挖掘仅开展了不到一周，挖掘石块数百块，张希鲁初步绘制了墓石图形、并文字考证若干。文章最先发表于《昭通研究》，编辑评价为：“张希鲁君关于梁堆的文字，在东昭以至云南或中国的历史价值上是很关重要的。……梁堆的研究，在云南文化史上占的地位，尤其重要。我们知道研究古代的历史，最可靠的资料，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实物，那么我们就不应当轻易的让它过去。张君的贡献，不过是初步的工作。”本次的考古发掘，是想解决《汉孟孝琚碑》的立碑时间问题，但此墓已空，“虽发掘梁堆，惜无若何成绩”。

张希鲁与王献唐在1937年的来往书信也谈到了梁堆考古问题。如1937年9月7日王献唐寄信张希鲁，奉上《临淄封泥叙目》。10月28日，张希鲁回信并提出金石考证上的问题：“前奉上蜀郡墨拓两蜀郡中之一篆，弟疑为‘券’字，未审是否，希鉴定此拓与永元八年造一洗，均敝邑最近两地出土之物，望不惜是正为荷，愧不一一。”12月16日，王献唐回信，蜀郡器上二字，当释为“千万”，为合文。12月21日又解释了“梁堆”的含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考古发掘虽然是云南省的首次考古活动，但从理论方法上来说，还达不到现代田野考古的规范。从传统金石学角度来看，张希鲁的这次考古发掘是为了解决考证《汉孟孝琚碑》所作的访碑研究，如摹写刻石、考量石块形制等依旧是传统的金石学研究的范围。一方面，张希鲁受限于知识的积累。笔者翻阅了张希鲁的捐赠清单，张氏所读之书，线装书 （582种，4340册）以史部和集部为主；平装书（485种，800册）也以史部著作、各类国学读本及近代期刊为主。另一方面，张希鲁除了购买大量金石学著作，如《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语石》《定庵题跋》等，还收藏了95种、163册金石拓本，堪称精品的如《汉孟孝琚碑初拓本》《明拓孔羡碑》《明拓石鼓文》 《西岳华山庙碑》《董其昌字帖》等，皆是传统金石学著作，唯1935年张希鲁游历重庆时，读到了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闲着有天走到商务印书馆去，看见卫聚贤著的一本《中国考古学小史》，就买回寓将它读完。这书的内容，尚可人意。”1939年，张希鲁还邀请了考古学家徐炳昶赴昭通中学讲学，在后来二人的通信中，张希鲁还有意将所藏金石文物捐献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未获准许。

清末民初的一批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商承祚等人在古器物学、金石学领域建树卓越，经过他们的努力，金石学研究已演化为近代考古学的一部分，但这些学者一般仍被视作金石学家，而非苏秉琦、梁思永等学术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正处于由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关键时期的张希鲁，利用二重证据法，考证乡土史料，他在《滇东古物目略序》中曾有论断：“昭通自‘改土归流’，至今为及三百年，过去史实，暗而弗彰。茍无古物佐证，虽知开发已在两汉间，距今已有二千年，恍惚迷离，其谁信乎？人以中土而重明物，我居边疆，邑遇汉物而不顾哉！余从乡中搜罗金石，将近十年，耗余心血诚多。今综核汉物约十之七，有文字可凭者，又仅十之一。旅蜀所见及各地目赌者列入，互证吾乡史迹也。”

张希鲁是云南首位提出考古学术语的学者，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游学经历让外界了解云南考古，也使云南考古走向了世界。但是，张希鲁从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少有学者对他的学术予以关注，这大概与他偏重金石收藏，不措意于历史考证有关。如今，张希鲁的旧藏大都保存于昭通图书馆，或许这批材料的整理对于重估张希鲁的学术以及云南考古学有着积极作用。

赵成杰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