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铭：曾经的昭通书院

△ 2022年新建落成的昭通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由私人创办或官府设立的讲学肄业的场所。书院的发明专利权，毫无疑问应归属于历史上那位痴迷于霓裳羽衣舞的风流皇帝李隆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李隆基设丽飞书院，后改集贤殿书院，开书院讲学之先河。唐以降，宋、元、明三朝，书院大兴。最著名的有白鹿、石鼓、应天、岳麓书院，号称“天下四大书院”。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典、学术交流传承为主，也作些议论时政的文章。当时的书院所在，皆山林胜景之地。主持书院者，称山长，必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统的大儒，学术规格很高，应该相当于时下的研究生院、博士后之类。清代的书院，情形便有些不同，大多成了童生预备科举、生员追求仕进的补习场所，与时下各种名目的补习班依稀相类。以学术交流、文化传承为中心的书院，在仕途经济的磨砺中，静悄悄地转变到了以举业为中心的轨道上。昭通在清中叶以前没有书院，这或许是昭通学术传承中至今难以弥补的缺憾。

清朝立国，为巩固统治，采取了“满汉官民，俱为一家”的政策，开科取士，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这一招果然有效，大多数汉族的士大夫都扑进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怀抱。“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知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对于某些声称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的孔孟信徒而言，他们信誓旦旦标榜的风骨、气节之类是信不得也靠不住的。不过，也总有一些拒绝朝廷征辟、誓死不仕新主的孤臣孽子，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而且他们的思想倾向、社会影响和活动能量，也不能不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忌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明夷”冠题，隐喻明朝虽亡，其政尚在，其史长存，其兴可待。顾炎武在《月知录》里反对君主专制，明确指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保天下者，匹夫之贱者有责焉耳矣。”王夫之在清军进入湖广时曾起兵反抗，兵败后，隐居于湖西石船山著作，存世著作达一万多种、四百余卷。“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他对“以一人疑天下”，“以一人私天下”的君主专制的深恶痛绝和穷经究理、献身学术传承、信守精神家园的至诚情怀。一方面是一大批“今日翻思吃国粮”者仕进的欲望和满族统治者收买团结汉族士大夫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一类人，对满族统治者所采取的坚定不移的对抗态度，登基后的顺治皇帝听从了多尔衮等人的建议，在开启可以由朝廷绝对控制的科举取士的大门的同时，断然取缔了朝廷无法控制、有可能“谤议朝政” “惑乱人心”的书院。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发出上谕：“不准别创书院。”自此以后，历顺治、康熙直至雍正四年，对一些地方提出的开办书院的请示，朝廷一概批示：“应不准行。”又过了几年，随着统治基础的进一步巩固，雍正也认为书院择师授徒、专务举业，“是兴贤育才之一道也”，对书院开禁，并由官府赐拨经费。书院是恢复了，但书院传承学术、评议时政的传统却淡化了，举业应试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教学目的。

昭通最早的书院是雍正九年（1731年）由昭通镇总兵徐成贞开办的昭阳书院。院址在城郊八仙营。——这也是雍正对书院开禁后第一批开办的书院。当其时，云贵总督鄂尔泰镇压了禄万福叛乱，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营建了新的府城并由雍正赐名“昭通”，是昭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故徐成贞在昭阳书院碑记中特别强调了开办书院、经略治乱的政治意义。他说：“贞等仰承我公（指鄂尔泰）化在成俗之心，兴贤育才之意，爰建书院，择子弟之野处而颖秀者，敦致宿儒以训诲之。使之我公改土归流之意，盖去其追髻，易以衣冠；去其巢窟，易以室庐；去其戈矛，易以揖让；去其剿掠，易以讴吟；诚千万世型仁讲让之勋，非仅一时除残禁暴之绩也。乌蒙称旧号，公奏请题名昭通。今书院告之，即援之曰昭通书院。”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昭阳书院迁至城内黉宫左近，更名“凤池”，故迹即今昭通实验中学内。

开办昭阳书院的徐成贞，字禹峰，汉阳人。雍正八年以梧州协副将的身份，从鄂尔泰平息禄万福叛乱。“……先至鲁甸，攻扑巢穴，斩擒甚众。进至太乙山，抚剿兼施，贼众相率投降，未浃旬克府城。”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昭通新府成立，在考虑昭通镇总兵的人选时，雍正最初属意原任云南巡抚韩良辅之子、镇雄营参将韩勋。鄂尔泰先肯定韩勋“强压攻取皆可以优为”，又指出其“条理精详尚有所不足”，否定了。用谁呢？鄂尔泰推荐了徐成贞，认为这样才“人地相宜”“用当其可”。他说：“……为政在人，人存政举……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弱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雍正支持了鄂尔泰，批准了徐成贞的任命。后来的事实证明鄂尔泰确有知人善任之明。徐成贞到任后，很办了几桩露脸的事：招抚战乱流亡者和参与叛乱的胁从者，“共得数万户，给予田地、耕牛、谷种，俾得各安其业”；参与规划、营建昭通府新城、衙署；“竣省耕塘为劝农之场”，建三楚会馆，开辟镇台衙门前（今辕门口）商市；倡办昭阳书院，监修黉宫等等。《昭通志稿》评价他说：“昭通初以蛮夷渊薮一变而为文物之邦者，悉皆公力。其功德固宜馨香祀之也哉。”评价是否恰如其分，见仁见智。但徐成贞以一总兵官而办书院、修黉宫，把兴办教育提到“千万世型仁讲让之勋”的高度对待，器局识见确实高人一筹，其温儒隽雅的风范确实值得大书一笔。

继昭阳书院之后，昭通府及各厅、州、县相继又开办了昭通育英书院，盐津郁文书院，大关景文书院、关阳书院，彝良奎垣书院，绥江凤池书院，镇雄墨池书院，鲁甸文屏书院，永善五莲书院，巧家（时隶东川府）月潭书院、正蒙书院。

昭通的书院皆为一院一师，既是教授又是行政负责人，称山长。山长多由公众举荐并经地方政府认可后聘用，被聘用者可以是本籍学者也可以是外籍人士，以学行兼优，有一定社会声望为选聘标准。有清一代昭通著名学者魏定一、吕清、辛联玮、李勤培、肖维祺、谢崇基，都曾在昭通、东川、开化、威宁等地书院任过讲席。书院的教学内容无统一规定，由各书院山长安排。盐津郁文书院的课程安排是早课背诵熟书，午课背诵生书，对年长者讲授《四书》《五经》、制艺文（即八股文）、唐诗、试帖诗（科举考试采用的一种诗体，诗前均冠以“赋得”二字，又称“赋得体”）等；年幼者课读《四书》《幼学》《声律启蒙》等。绥江凤池书院的课程安排则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讲经史诗文，课期每三、八日试题制艺一篇、试帖诗一首。有的书院学生分内社、外社，内社是寄宿生，每月发给膏火（伙食补帖），月课时还可按等次领到笔资；外社生是走读生，无膏火，但同样可以领到笔资。有清一朝，昭通中进士16人（其中武进士3人）、举人224人（其中武举91人），大部分都有曾在书院就读的背景。梧桐秋雨，落霞残照；沧海洪波，潮涨潮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由风流皇帝李隆基首创的书院，也完结了它的历史进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昭通，它存在了一百七十余年。

风雨沧桑，有清一代昭通先后创办的11所书院，遗址虽在，旧貌难寻，保存较为完好的唯巧家月潭书院。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巧家厅同知董钰创建。书院主体建筑为穿架木结构四合院，座北向南，大门正对城郊长岭岗上魁星阁。门外右侧，濒临莲花池，“形如半月，盛植莲。水暖三春，鸥鸟浴集；花舒六月，红绿纷翻……清风徐来，芬芳馥郁之气，随水波而袭人。”右侧依傍大龙潭，“地居玉屏山麓，茂林修竹，树荫密布，泉声琮琮然，潭中游鱼，出没荇藻间。”很美的。月潭书院大门楹联，联语曰：“右有莲池，宋艳班香同秀丽；左临泉水，韩潮苏海助波澜。”据旧志，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书画家钱南园，书刻者是月潭书院第一任山长罗润生。这楹联的来历有可质疑处：一则月潭书院创建时，钱南园已逝世80余年；再则，钱南园是名震一时的书画大家，何以其所作楹联竟由他人代为书刻？显然不能排除月潭书院首任山长有借重钱南园名声以自重的嫌疑，或者是旧志记述有误。新中国成立后，月潭书院周边的莲花池、大龙潭已改建成球场、公园，但书院主体建筑四合院保存基本完好。循石梯登门，正面为一进三间歇山顶式瓦房，左右两侧同样也是一进三间歇山顶瓦房。院中一棵古榕，走过百年岁月，依然虬根盘绕，枝叶茂盛，绿荫婆娑，生机盎然。

朱提“其民好学，滨犍为，号称多士，为宁州冠冕。”昭通的文化传统渊源于悠久的开发历史，渊源于这片钟灵毓秀、蕴含深沉的土地，渊源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耕耘劳作的百姓和他们在劳动创造中获得的颖悟。虽然如此，自唐天宝以降的近千年间，因为封建集权的中央朝廷行“羁縻之策”、土司治理的藩篱，僻处边隅的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又未能充分接受后进繁荣的南诏、大理文化的浸淫，儒学式微，与科举取士和书院讲学均揆违千里、揆违千年，这是昭通文化传统和学术传承中无法弥补的缺憾。清初，昭通恢复科举；继之，书院兴起。虽然此书院非彼书院，它和唐宋元明时代的书院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对昭通儒学的复兴，学术和文化传统的承续，仍发挥了它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文明是割不断的，与历史、与岁月长在。

（原载《昭通日报》文化周刊）

邹长铭，生于昭通市昭阳区，客居昭通市巧家县50年。已出版文学、社科著作7种，其创作研究成果先后获昆明新时期十年（1981—1990年）文学奖、云南省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昭通市文学奖，云南省科技成果奖、社科著作奖。2006年，首批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专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