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经正书院史略

昆明经正书院恢复重建效果图

经正书院，在省城内贡院右侧报恩寺故址。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盐法道陈昆山，以三迤人士渐知崇尚实学，人数亦渐加多，自应专建书院，俾肄业诸生，得以住院，朝夕讲读，蔚为通经致用之才，乃建议由盐道库积存书院经费项下提拨银两，添建书院。此事得到总督王文韶，巡抚谭钧培的支持，乃于翠湖北畔纠工度地兴建。书院建筑大体仍仿五华，而风景尤极殊胜，其中两序斋舍，皆以“经正”二字名之，如“传经”“拜经”“枕经”“居正”“守正”“中正”之类，故名经正书院。当书院落成，又购置书籍，以资诸生颂读。当其入奏报可，光绪曾颁发“滇池植秀”匾额以壮观瞻，并仿照五华书院，添设监院一员，每月薪水银八两，米折银二两，每节节仪银四两，每年共银一百三十二两；添设书识二名，每名月各给工食银一两九钱；门斗二名，看司、扫夫、更夫各一名，共五名，每名各给工食银一两八钱，连书识共七名，每名月各给米折银六钱，每年共支银二百四两，又月给灯油纸张等银三两，每年共支三十六两；聘请山长，每年束修银五百两，米折银三十六两，关聘银十二两，每节节仪银八两，每年共支银五百七十二两。按书院院制，不课制艺，专课经史辞章，额设高材生二十四名，住院肄业，每月给膏火银六两，月共给银一百四十四两，以十二月计算，每年共支银一千七百二十八两，是为“内课”。另有“外课”八十名，前二十名为“正课”，每人每月给银二两，后六十名为“副课”，每人每月给银一两，共给银一百两，以十二月计，每年共支银一千二百两。书院诸生，人专一经，每日必有札记，月终呈山长批阅。每月官课、师课各一次，题皆经史策论诗赋，其课期订每月二十五日为官课，十八日为师课，官课自督抚学政及云南府以次而周，由监院先一日白之，至日诣官廨请课题；师课由山长命题，题后评卷列榜张之，奖以笔资，每次奖赏银二十两三钱，较五华，育材两院为优。每年书院经费共支银三千九百七十五两，由监院按月具领申道呈放分送。

书院凡高材生入院，必经严格考课，无滥竽充数者。至于山长皆由督抚选聘，皆滇中名宿。初为许印芳，继之者为陈小圃。

许印芳，字茚山，石屏人，同治庚午九年（公元1870年）举乡试第二，妻死不娶，沉酣寝馈经史中，数十年如一日，历任昆阳学正，永善教谕，昭通、大理教授，五华书院监院，经正书院山长。所得禄俸，均以之搜刊前哲诗文。嘉庆初年保山袁文昆仲刊《滇南诗文略》，使乾隆前滇中作者之吉光片羽，赖以不坠；咸丰中黄琮刊《滇诗嗣音集》，则道光以上，风雅之什略备；印芳于是辑光绪以前滇贤之文踰十家，诗踰四十家，先刻诗编，仿黄氏体例，命曰《滇诗重光集》，几十六卷。嗣后又续得五十余家，亦编订留稿以待后之人刊梓，自是全滇古今文献可谓彬彬矣。另著有《诗法萃编》十五卷，系印芳在书院主讲席时，学者云集，从而问诗，于是纂辑是书，溯源《诗序》，次录汉魏六朝论文之编于诗有关者，次录钟氏《诗品》，递及唐宋明清诗话，择优荟萃，凡十余种，为初学批却导窽索隐探赜门径，堂室历然在目，要旨微言，靡不赅备；又有《律髓辑要》六卷，因鉴于元人方回《瀛奎律髓》论多失当，虽经纪文达驳正之，然又有失之过苛者，印芳乃辑要折衷，归于至当。全帙又分可法者及可戒者。至于《诗谱详说》八卷，系印芳以滇省穷边，小学失传，音义之讹，俯仰即是，颇于教授不便，乃检习用而易误者，本《说文》订正而详说之，以示后进；另有《五塘诗草》二卷《五塘杂俎》一卷，其为诗讲究求新之道，五塘诗以杜为实，而取奇于韩，取幽于贾，取练于半山，取意化于苏陆，取高老于后山简斋。杂俎则精于考据，不规规于古文义法，故其主讲经正书院也，汲汲以经世之学昭后进，而东西各国之政治、艺学一任学者观览。立身行已，虽不哿细行，然而纲常之大，名教之防，未尝凛凛也。主讲凡六年而卒，时人评价曰“履行清素，文艺瞻博，辑佚缀遗，表显耆旧，滇南文风，赖以不坠，及忧国伤世，昌言经济之略，综稽名物，切陈救时之务，知权达变，足以垂教来兹。”

后继之陈荣昌，字小圃，号虚斋，昆明人，癸未九年（公元1883年）进士，曾督贵州学政，所至轻车简从，试卷必亲躬披阅，拔取真才。每接见士子，谆谆以敦品励学相勗，黔士民无不敬而爱之。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986年）假归省亲，当道聘主经正书院讲席，于时颇恶新学，凡士子文中偶有涉及，輙遭屏斥。迨出洋归来，博览科学译籍，则极明通，不似前此之执也。于经史诗文之外，尤注重实践力行，拥皋比六年，一时从游人士，观感兴起，不仅成知以道义德行相磨励，而维新之学风于是大昌矣。故时人认为：主经正书院讲习者，如许印芳、陈荣昌，皆品端学粹之儒，故其成就之人才，一时称极盛焉。

师既如此，住院高材生又皆滇中名士，如袁嘉谷、李坤、席聘臣、秦光玉、张学智、陈度、孙文达、吴良桐、蒋谷、熊廷权、宋嘉俊皆其卓著者。

如擢经济科状元之袁嘉谷，任浙江提学使后，曾倡导创办浙江图书馆，在其著作《卧雪堂文集》中，有《改行宫为图书馆疏》，奏请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开放流通阅览，并致书当时之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倡议“滇、浙本互换而不取资，使滇人书可传于浙，浙局书可传于滇”，使之“其为两益”。现今云南省图书馆度藏之浙刻《九通》《绎史》《二十二子》等数十种文献，均为树五先主所换回。在浙任职期间，不仅校刻明末万季野之《儒林正宗》，还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精抄了谢肇制之《滇略》及沐昂之《沧海遗珠》寄回云南，返滇之后又以大部分精力参与纂修《新纂云南通志》和辑刻《云南丛书》。

高材生中之李坤，发扬书院固有藏书传统，力主发展经正书院之藏书，曾写有《昆明经正书院藏书记》，首先强调藏书之重要，“君固喜食吾人，然更有饫于仓之谷者，藏书是也”，同时力主“购书于沪、于粤、于楚、于金陵，先后凡数十万卷，栉庋之楼，纵人往观”，使“游其地者，如荒之得赈，饥之得食，又如篓人骤得珍馔，恣情啖嚼，不复计腹之彭亨也”。这不仅使书院兴学育材，亦兼起到后世公共图书馆借阅流通之作用。

高材生中之秦光玉在经正书院读书十年，当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将经正书院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后，曾三任馆长，充实馆藏，增订书报，扩建各类型阅览室，使图书馆成为拥有众多读者之园地，可谓功绩卓著，但仍谦虚地撰一联曰：“负笈十年，犹忆雪泥印鸿爪；滥竽三度，愿依水榭结鸥盟”。在此期间，又继王崧《备征志》而纂辑《续备征志》，萃辑咸同之际云南回民起义资料《迤西汉回事略》、《滇乱纪略》《咸同野获编》《滇事述闻》等，不仅使上述地方文献免于散佚，也为“回民起义”课题研究，提供了学术性较详之资料。秦璞安先生还在清末之学务公所及民国年间的教育厅工作，任职期间，创办过许多公立及私立学校，如成德中学、求实中学等，在教育方面尽力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