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津豆沙关唐袁滋题名摩崖

唐袁滋题名摩崖在盐津县豆沙关古城堡前的崖壁上。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除末行“袁滋题”三字为小篆外，其余七行均为楷书。释文如下：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遣袁滋册封南诏事，史册灿然详备，《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诸书皆有记载，唐人樊绰《蛮书》述之尤详。然诸书记载于史实、年代、当事人等方面多有相互矛盾之处，更不乏文字讹误、歧见旁出的情况。袁滋题名摩崖，天地恒久，历历在目，作为主要当事人留下的南诏内附归唐的实物证据，对于补唐书之缺及正误其他载籍处，至为珍贵。

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南诏阁罗凤背唐。唐先后遣鲜于仲通、李宓率兵进讨，皆遭败绩，死伤20余万人马。十一年，南诏依附吐蕃，受封为“兄弟之国”，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死，其孙异牟寻嗣位后，吐蕃挟南诏合兵攻唐。德宗派李晟、曲环率兵迎敌，大破吐蕃、南诏军。扩张受挫的吐蕃迁怒于南诏，将“兄弟之国”降格改封“日东王”，两方关系疏离。“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这是异牟寻欲内附归唐的一种动因。另一方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吐蕃对南诏的重税苛求、征敛无度、颐指气使，已经到了异牟寻不堪忍受的地步。继续依附吐蕃，虽委屈求全，何日是个了结？异牟寻问计于清平官郑回，郑回坦陈直言：“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休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遂献书檄，寄四川节度使韦皋。皋达牟寻书，申以朝廷之命”。异牟寻决计归唐，遣三使分道诣成都，示内附归唐诚意。贞元十年春，韦皋奉旨，派西川判官崔佐时与异牟寻盟于点苍山下。“誓文四本：内一本进献；一本异牟寻置于点苍山下神祠石函内；一本纳于祖父寺庙；一本置府库中，以示子孙，不令背逆，不令侵掠。”《蛮书》——信誓旦旦，告诸天地，诫之子孙，双方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诚意不容怀疑。至于30多年后，南诏再度与李唐中央政权反目，并在公元830年攻陷成都，那是另一回事，中央政权和南诏地方政权均有可以检讨的失德、失政的问题存在。会盟后，韦皋与异牟寻合兵败吐蕃于神川，入朝献捷，韦皋乃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

毫无疑问，南诏归唐内附，袁滋持节册封是盛唐中期的一件大事。于德宗而言，“国家用文教明德怀徕外区”，安边陲、兴国事，利民生，能不高兴。于四川节度使韦皋而言，运筹帷幄之中，使南诏“远怀圣化，北向请命”，建不世之功，亦足自矜。而衔命出使的袁滋，“赐金紫，持节往”，更是当时的第一位明星。以文章进身，时居谏官之职的权德舆，也被这桩盛事激动了，展笺、濡墨，挥毫写下一首《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的五律。诗曰：

西南使星去，远微通朝骋。

烟雨僰道深，麾幢汉仪盛。

途经五尺险，水爱双流净。

上国洽恩波，外臣遵礼命。

离亭驻驺驭，且尽樽中圣。

诗自然是写得好，铺陈有致、蕴藉深沉且又热情澎湃。但谏官权德舆似乎仍觉得一首五律难以就册南诏一事畅言仁者之大仁，智者之大智，便又有了一篇“序文”。这序一看就是正正经经的谏官的作品。文曰：

袁滋七月离京，走剑阁，入益州，东行清溪道，溯朱提江，在五尺道上又蹉跎了几日，九月二十日，袁使节踩着五尺道上的马蹄印痕，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石门关（今称豆沙关）前。回眸巴蜀烟霭、中原云霞，感觉有些奇特，仿佛还置身长安城里；恍惚间，好像与中原与京城又揆违了不知几许年月？

一切都那样遥远，遥远得不可企及。难免有几分伤感，几分悲壮。在德宗遴选册封使节时，职位比他袁滋高的诸多同僚皆有所忌惮而不敢领命，而职级并不显贵的他却无所忌惮地主动请缨。为什么：为国、为民、为建功立业以展平生抱负。既然如此，石门关前的袁中丞便不该伤感，更无所谓悲壮。此去前行不远，便是“蛮汉两界”的鲁望。作为一桩注定要名垂青史的大事件的当事人，为什么不留下点可供后世参证的岁月沧桑的墨迹？很难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一念之间的冲动，在唐德宗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这天，石门关前的绝壁上有了一方摩崖；凝固了一段历史的辉煌，也留下了堪与李阳冰比肩而立的大书法家袁滋硕果仅存的一件传世精品。

异牟寻迎送袁滋一行的经过，《蛮书》有详细记述。每到一地，地方官率护卫、百姓、仪仗出迎。十月二十四日到白崖城（今弥渡地），南诏妹婿李波罗诺来迎。入龙尾城（今下关）驿馆，异牟寻的叔父阿思“将大马二百匹来迎”。二十六日过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异牟寻从兄蒙细罗勿及清平官李异傍、大军将李千傍等将骏马六十匹来迎。“皆金俊玉珂，拂髦振铎，夹路马步军排队二十余里。南诏蒙异牟寻出阳苴哶城（今大理）五里迎。装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钺。牟寻衣金甲，披大虫皮，执双铎，男寻阁劝在傍，步兵千余人随后，马上祗揖而退。诘旦授册，阳苴哶城具仪注设位，旌节当庭，东西侍立。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以下，各具仪礼，面北序立。宣慰南诏使东向立，册立南诏使南向立，宣敕书，读册文讫，相者引异牟寻离位授册，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次授贞元十年历日。”册封活动整整持续了十天。十一月七日，异牟寻以清平官尹辅酋等十七人奉表谢恩，进纳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毡、纺丝、象牙、犀角、越赎马等方土所贵之物。并令大将军王各苴、拓东副使杜枷诺具牛羊、领鞍马及丁夫三百人，一直送到戎州。

著录袁滋题名摩崖的文献，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碑目》既明确记载摩崖“在石门界，袁滋题”。却又不知何所依据，将其误记为“南诏王碑”，且将铭文中“贞元十年”误为“正元七年”。后《四川通志》《庆符县志》亦相沿讹误。至于明代，曹学佺辑《蜀中广记》，不但依然援引《碑目》，一错再错，且更添蛇足，释：“云此石门，即隋史万岁南征之道”。把本来位于滇东北的“石门道”妄指为滇西北的“石门道”。著录文献的错讹，使亘古千秋的袁滋题名摩崖，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间被蒙蔽了，轻烟瘴雨，扑朔迷离，世人难识庐山真面目，海内著录者寥寥。直到清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北上赴京准备参加会试的昭通籍举人谢文翘，在豆沙关前现场审读了袁滋摩崖、拓片，并以诗文记其事，才在一定范围内订正了《碑目》等著录的错误。入民国，由于拓片的传播，袁滋摩崖补史之阙、正史之误的史学价值和铭文书法的美学价值日益为海内外学者关注。袁嘉谷、袁丕钧、由云龙、黄仲琴、谢饮涧、张希鲁等，或序跋，或考证，或鉴赏介绍，一时成为学界热点。著名学者向达在1940年5月出版的《金陵大学学报》发表《唐袁滋豆沙关题名跋》一文中，感慨万千地写下了一段话：

1974年，谢饮涧整理1938年旧作，补益材料，完成《袁滋摩崖考》一文，对学术界认识未尽统一，或未能圆满解释的几个问题，诸如：摩崖究竟是袁滋衔命入滇还是“迨使命毕……覆命中朝”时所为？刊石正文全用楷书，左行，唯署名用小篆，且右行，是创例抑或当时风气如此？刊石首行“年”字前空格是字迹湮没残损抑或剥沥空格，本来如此？史称“工篆隶，有古法”，与李阳冰、瞿令问“鼎足而三”的袁滋，传世作品罕见，从刊石能窥其书法造诣之一斑否？谢文广征博引，钩玄提要，对上述问题均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刊文直下皆左行，袁滋署名右引下；当时风气原如此，诸碑有例勿惊诧。书法劲健媲阳冰，李袁驰名觇流亚。行间或有空格处，遇石剥沥避其罅。饮涧考证乃如此，学粹理深应推谢；此论一经出问世，臆说纷纷咸报罢。”（引自王文鹄《袁滋摩崖颂十七韵》）。

豆沙关袁滋题名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碑记。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戴维斯著《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之链环》、都德著《傣族史》、吴迪著《暹罗古代史》等书中，别有用心地捏造“南诏是泰族建立的”滥调，鼓吹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豆沙关唐摩崖铁证昭然，任何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阴谋都不可避免地碰得头破血流。

袁滋题名摩崖嵌于盐津县城西南2公里的豆沙关乡石门关口岩壁间。1963年修建保护摩崖的风雨亭。1980年风雨亭改为钢混结构，瓷镶宝顶脊，翘角飞檐，巍然屹立。1988年元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