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大部分国土的相继沦陷,一些著名大学内迁,国内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文教界人士云集昆明,特别是滇黔公路和滇缅公路通车,昆明一变而为后方重镇。与文化教育事业息息相关的图书事业蓬勃发展,书店林立。

据当时政府档案资料记载,抗战八年中,昆明市人口共计二十三万人,开业的书铺及书摊约七十三家,从业人员二百余人,比抗战前的十二家,增长了六倍。这些书铺及摊点,分布在市内几条大街上,而以光华街、华山西路、华山南路、武成路一带为多。书铺鳞次栉比,网点稠密,形成了省内图书贸易的中心,并开始流通革命书刊。李公朴及其岳父张小楼设在北门街的“北门书屋”及“北门出版社”,就印行和销售过曹伯韩著的《民主浅说》。光未然整理的彝族叙事诗《阿细的先鸡》、赵沨著的《名曲解说》、艾青的《献给乡村的诗》和《人民的歌》、曹靖华译的《保卫察里津》、楚图南译的《枫叶集》等。专门销售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店是华山南路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读者众多,业务发达。孙起孟主办的进修教育出版社,也行销进步书籍,还发行曹伯韩主编的《进修月刊》。孙仲宁创办的康宁书店,也购销苏联外文局及延安出版的书刊,深受进步青年欢迎。大量书店的出现,不仅使昆明图书业阵容为之一新,打破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沉寂,同时也促进了云南及西南地区图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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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旧书店,则集中于光华街及云瑞西路。如华世尧的琴砚斋,陈松年的瑞松阁,窦少怀的五华山房、古今书店等。其他像三纛街的任发科旧书摊,卖线街的李氏父子也经营古旧书。这些古旧书店,对收访流通四部典籍、地方志书及地方文献等均作出过一定贡献。(李孝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