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昆明茶馆的历史变迁

一、历史时期的昆明茶馆——初兴与繁荣

关于昆明茶馆最早的出现时间，目前已难以考定，但从相关资料来看，昆明茶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明代嘉靖三年（1524），状元杨慎被世宗谪戍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在云南生活了约23年，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去世[3]。其间，他曾长期居住在位于昆明西山脚高跷村的寓所（现在的升庵祠），寓所取名“碧峣精舍”，这与杨慎本人非常喜欢喝茶有莫大的关联。在其著作《艺林伐山》中亦有记载：“僧寺茗所曰茶寮。寮，小窗也。”[4]（卷15“茶寮”）茶寮是指个人专门用于煎茶、品茶，甚至读书的空间，早在唐代，僧侣就开始建造茶寮来饮茶。受此影响，许多文人也开始在自己的住所里设置茶寮。在明代，文人设置茶寮饮茶已是普遍现象[5]。明朝前期，茶馆一般称为“茶坊”“茶肆”“茶房”，明末时才出现“茶馆”“茶铺”的称谓[6]。因此，这一时期的“茶寮”可视为“茶馆”发展过程中初期的一种独特存在形式。

在杨慎故去77年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四次到访昆明，在这四次昆明之旅中，广泛记录了当时昆明的自然风貌、历史人文、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信息，旅居昆明期间徐霞客游览了太华山（今昆明西山）、螺峰山（今圆通山）、滇池、棋盘山、筇竹寺、喝了太华茶，可能还游览了金殿、九龙池（今翠湖）、昙华寺、黑龙潭等名胜，住宿于昆明南门外的今顺城街[7]（P52-66）。明朝时，云南府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昆明市[8]（P27）。在游记中，徐霞客不仅多次提到品茶活动和饮茶场所，还记载了一些寺庙道观设有茶庵、茶室或者茶摊、茶亭，无论是筇竹寺还是太华寺抑或是棋盘山顶的棋盘宫，那时的寺庙道观已普遍设有茶庵、茶亭或茶舍。如《滇游日记四》十月二十八日记载徐霞客游览位于昆明西北的棋盘山，在距离棋盘寺不远的茶庵中喝茶的情景，其文称：

十一月初八日记载徐霞客游览昆明筇竹寺，在茶亭中与僧人品饮太华茶，特别提到其茶气清洌而兰香幽幽，其文又称：

除此之外，徐霞客在游览鸡足山时也遇到了茶庵、茶舍和茶亭。例如，《滇游日记五》十二月二十二日记载：“其村有亲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顾而过，遂西北登岭。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9]（P821）《滇游日记六》正月初二日又载：“爱玄明雨花阁精洁，再过之，仍瀹茗剧谈。”[9]（P837）二十三日又载：“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饭，一僧以新瀹茶献。”[9]（P864）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云南地区茶庵、茶亭或茶舍的普及程度。茶庵、茶亭和茶摊是三种常见的施茶场所，也是茶馆之外的另一种喝茶方式，它既有简陋茶馆之实，又无其商业性质。茶亭南方多见，特别是在江浙、湖广、西南一带山区；茶摊是最简单的一种施茶方式，多半设在交通要道、桥头桥尾、村头树荫等人流稠密之处；茶庵多半建造在大道口、山腰或庙宇旁，有僧人专事烧茶水供应香客和路人，以广结善缘，普度众生[10]。

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发展，古代的制茶技术和传统茶学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民间饮茶的空前普及也使茶叶生产和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散茶的兴起和普遍饮用，成为这一时期茶叶生产与饮用的主要特色[11]（P15-P16）。清初，一些打官司的人经常汇聚于昆明县衙门口（今圆通街街口），等待传讯和判决，县衙门外看热闹的人很多，站在露天里时间久了很不舒服，于是，有人在县衙门口开了昆明第一家茶馆，既方便了群众，生意也红火，差役甚至到茶馆里叫人上堂[12]（P195）。那时的茶馆大多陈设简单，器具简朴，如晚清罗养儒《纪我所知集》中记载云：

清乾隆年间，一个姓曹的老板在今天的文庙街口和正义路分别开了“四合园”和“宜春院”两家茶铺，招牌为钱南园撰写，每天7点开门营业，有评书节目表演，用锡茶壶供茶；蹲茶馆的多半是“大索行”的棺材汉，到了下午和傍晚，蹲茶馆的就换成绅士文人[14]（卷6“近代之一”，P402），他们似乎也不忌讳“棺材汉”坐过的桌凳和喝过的茶杯，照样风花雪月，各得其所。

茶在民间的普及和与平常日用相结合成为民间礼俗的组成部分是清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饮茶在民间普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茶馆的不断增多，茶馆成为各阶层进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就像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三教九流汇聚其中，提供给人们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场所和渠道。茶客在茶馆可以享受公共生活的环境以消磨时光，同时，社会下层民众也有了活动场所。

二、近代以来的昆明茶馆——多元与鼎盛

（一）书籍、报刊、杂志、档案中的记载

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西方侵略者的入侵，政局动荡，国家凋敝，百姓贫困。不少人终日与茶馆为伴，以茶馆为家；也有人关心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迫切想了解各方面的信息，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极好场所。因此，清末民初茶馆却更加兴盛了起来[15]（P81）。

清道光廿七年（1847），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履职期间经常微服私访、听取民意，时至今日，昆明坊间还有林则徐便装出行到翠湖和闹市茶铺中了解舆情、发现人才的故事。据昆明文史资料记载，清茶铺中有一个茶社因林则徐常在那里喝茶私访而出名，它坐落在五华山东面黄河巷口，林则徐曾在那里留有一首打油诗：“双木将相才，特到云南来。永昌些小事，自有巧安排。”[16]（P6352）这说明当时的昆明市井不仅有供客清谈消闲的茶铺，具备给顾客提供茶水服务、娱乐休闲的一般功能，茶馆还是人们交换信息、获取情报的重要场所。

清末，昆明专设有十里香茶馆专卖十里香茶，每市两茶售价高达滇币三元，约合大洋三角五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时一般茶1市斤7-8角钱，而十里香茶每两可换大米一公斗（10—12市斤）[17]（卷28“农业”，P52）。昆明十里香茶历史上声誉极高，有“吃茶要吃十里香，喝水要喝吴井水”“一杯十里香，稥溢满客堂，沏以吴井水，稥醇美名扬”[18]（P8）的谚语广为流传。

晚清时期，随着商品市场日益丰富和扩大，商业活动日益增多，自1905年昆明自辟为商埠以及之后滇越铁路的开通，对外贸易大门敞开，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宣统二年（1910），昆明南城外公园后部开设了商办云华茶园，该茶园是当时昆明最大的戏园，仿效京沪，座设包厢、楼座、正座、边座四级，每天演出两场，晚场票价高于午场，场内供应清茶、热毛巾，吸引了城里城外许多观众前来品茶观戏19]（P68/P80）。不仅如此，云华茶园还被各种社会组织、商业团体用作开会和播放影片的理想场所。例如，1918年7月14日，法国驻滇领事从巴黎高蒙公司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录片和法国风景、社会写实影片，借云华茶园场址举办招待会；1920年5月9日，各界联合会在此举行“五九国耻五周年纪念会”；6月6日，云南第六次国民大会在此开会19]（P69-P70）。随着滇越铁路的通车，不少茶铺在车站附近应运而生，较大的有“息一亭”和“罗芒楼”，“息一亭”就在车站对面，名字取得好，一看就知道针对过往旅客而来，其店铺也大，楼上楼下五间茶室，价钱便宜，三个铜板一碗茶[20]（P357）。

1911年“重九光复”后，经济社会不振的情况并未改变。当时刚创设不久的茶园收费昂贵，而到茶铺喝茶只需付出两枚铜元就能消磨几个小时，故各类茶铺都有众多的顾客。卖茶盈利虽微，却能积少成多，于是有人投资兴建房屋，改善喝茶环境。翠湖茶楼就是最初出现的新型茶铺。如1913年1月6日该楼在昆明《振华日报》刊登的开业广告宣称：

与此同时，购买唱机唱片投入营运的茶铺不断增加，有的则改良沏茶方法，吸引顾客。

如1916年8月29日昆明《民听报》刊出《茗水俱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虽然对外贸易大门敞开，商业活动增多，但昆明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加速，他们的生活节奏仍然保持着缓慢而悠闲的状态。这一点在茶馆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茶馆是昆明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那里闲聊、品茶、打牌等，享受悠闲的时光23]。1939年《东南日报》上一篇名为《昆明茶馆素描》的文章写道：“茶馆在我国各地皆有，但昆明是最普遍的，在僻静的角落里，在繁华的大街上，在优雅的公园中，在名胜古迹的处所，随地都有喝茶的地方。茶馆的设备，各有不同，有的附设浴室，有的特备清唱，有的兼带说书，有的还装设着无线电收音机，各有取胜的地方。”[24]从中可看出20世纪上半叶昆明茶馆的繁盛程度。

除了繁华市井的茶馆欣欣向荣之外，昆明郊区的农村茶馆也热闹非凡。如班公在《昆明的茶馆》一文中写道：“昆明人都喜欢吃茶。城里城外，从最繁荣的市中心到最荒僻的小村落，可以说没有一条街上没有茶馆。”[25]若达在《昆明忆记》一文中也写道：“昆明县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不论村庄的大小，人烟的多少，每一个村庄至少总有一个茶馆。”[26]1939年的《兴华周刊》中一篇题为《滇人生活的片段——昆明农村茶馆》的文章这样写道：

近代以来，昆明的茶馆既是乡人们喝茶聚会消闲的场所，同时部分茶馆也是鸦片烟馆。据《清实录》记载，道光三年（1823），云南吸食鸦片者已相当普遍，不但平民百姓，文武衙门幕友、官亲、武弁、兵丁亦食此烟。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熬烟者日多，贩烟者日繁，吸烟者遂日众，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28]（卷4,P747）。到了20世纪初期，据《云南省志》记载：“安宁县种植罂粟的农户中，有2/3的人吸食鸦片，以大菜园村为例，全村45户有47罩烟灯，仅有4户不吸毒；县城有30多家烟馆，各乡镇街子上甚至村寨，都有烟馆，连茶铺里也备有烟床烟枪。”[29]（卷56“公安志”，P160）不仅农村茶馆如此，闹市中的茶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初期，军阀混战，鸦片弛禁，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提倡民众大力种植罂粟，致使昆明周边以及云南部分地区成为鸦片种植和生产基地，茶馆作为民众消闲娱乐之地，也逐渐成为了鸦片买卖吸食的理想场所。

除了都市茶馆、城郊农村茶馆外，当时的昆明亦有公园露天茶座。在公园名胜地方喝茶，昆明人称“吃风景茶”。圆通山头接引殿内，翠湖观鱼亭对面及其西侧的湖堤上，都有人露天设座卖茶，晚间点燃汽灯，继续营业，它们的茶资和一般茶铺相同，并不格外加价。在1946年南京《新民报》上一篇题为《昆明的茶馆》的短文，详细描述了当时茶馆的基本情况：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茶馆是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一个场所，在那里的人们享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一个茶客可以是赋闲的人，也可以是在休闲的人，还可以是打发有限时间的人。对许多人来说，坐茶馆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还是下层民众，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人们使用茶馆进行公共生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成为民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昆明茶馆数量

20世纪初期，昆明市商业日渐兴盛，食馆、旅店、茶馆、客栈等小商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清宣统二年（1910）昆明城内百户以上行业有32个9751户，其中茶馆243户[31]（卷7,P189-P190）。据统计，1924年昆明有茶馆136户，属单独经营，资本由数十元到几千元不等[32]（卷12,P433-437）；1931年8月至1932年3月，昆明等8个县、市加入当地茶社业同业公会的有338户[32]（卷十四“商业志”，P288）。这一时期的昆明茶馆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如《粤滇、湘滇两线昆明县市经济调查报告书》记载：“市中茶楼，有以留声机为号召者，有打围鼓者，有说书者；如华丰茶楼，则兼营弹子房及浴室。茶资多至一角左右，少仅一二铜元，其中最佳者为华丰茶楼、沁芳园、雅叙园、天然茶楼等数家。”[34]（P21）抗日战争开始后茶馆发展更多，据陈珍琼《茶馆与昆明社会》中摘录的昆明茶馆同业公会1939年会员登记名册显示，30年代末，昆明当地茶馆共计341家[35]（P488）。此外，除了歇业改组、新近开张的之外，还有大量的非会员茶馆和城郊茶馆，据陈珍琼估计，昆明市大小茶馆约有350余家，其中以清饮茶馆占绝对多数，占全数的90%以上[35]（P488）。到1940年代，据孙蕙君在《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中的记载，1940年的昆明全市共有大小茶馆353家，茶馆经理人籍贯多为四川、昆明、昭通、曲靖、玉溪等籍；资本额最多的有10000元，次为2000元，最少的有100元；茶馆雇工人数最多的有21人，最少为1人或无佣人不等；经理人性别男女均有，但仍以男性居多，年龄最高者为75岁，最低者20岁，以中年男女最多[36]（P201）。整个20世纪上半叶，从昆明到交通沿线的一些县城，茶社业都比较普及，但多数设备都比较简单，“馆中只置茶桌若干，茶碗若干，坐凳若干，炉一小口，大者置茶桌三四十张，茶客每日300以上；小者置茶桌三四张，茶客一日不足100人”[34]（P490）。

（三）昆明茶馆种类

茶馆是大众公共空间，人们光顾茶馆一方面是休闲娱乐的需求，一方面是通过茶馆与外界建立联系。到茶铺喝碗清茶，边喝边谈，昆明人称“吃闲茶”，如果去听说书，称“听评书”，后来有了围鼓茶铺，则称“听乱弹”，这是清末昆明三种不同类型的茶铺。汪曾祺在其小说《泡茶馆》中将昆明的茶馆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严格来讲，这样的分法较为笼统，也许汪曾祺是从茶馆空间的大小来进行划分的。按照陈珍琼在《茶馆与昆明社会》中的记录，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昆明茶馆分为四类：清饮茶馆、清唱茶馆、说书茶馆和播音茶馆。清饮茶馆是指专卖茶水，馆中无其他售卖和可供视听者，这类茶馆占昆明茶馆的主要部分，虽只卖茶水，清饮茶馆中亦秘密售卖和吸食鸦片，吸烟室多设置于馆中楼上无人注意之密室中，有的清饮茶馆将一部分地方租赁给饮食摊、木刻铺、擦鞋匠等小贩，晚间作赌场[35]（P490）。清唱茶馆，昆明本地人习惯称作“乱弹”茶铺，以清唱吸引茶客，卖茶作为辅助，唱者和茶馆合作的方法为：唱者卖声，馆主出钱。说书茶馆，又称评书茶馆，主要是底层社会人士经常光顾场所。所讲评书主要有《薛仁贵征东》《施公案》《三国志》《水浒传》等民间历史或小说故事[35]（P549）。

老茶馆听书 王嘉立 绘

至于这一时期昆明茶馆中的茶叶来源、种类和价格，据《昆明市志》记载：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期的昆明市辖区内几乎没有茶叶种植，附近地区种植茶叶的地方也不多，茶馆所需的茶叶主要依赖普洱县和景谷县的供应，茶叶品种六七个不等，按照当时的市场价计算，每担茶叶的价格大约在55元到75元之间。

（四）抗战时期的昆明茶馆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西南联大甚至整个昆明一度流行的俗语。抗战时期，生活条件艰苦，学校校舍拥挤狭窄，桌椅有限，图书馆自习室位置甚少。联大学生张世英回忆说，宿舍是人字形草房，土墙围四周，图书馆自修室只有200多个位置，灯光微弱，无法学习[38]（P45）。相比之下，茶馆要宽敞明亮得多，晚上有煤气灯或电灯照明，只需花少量钱买茶或白开水，即可占座看书[39]（P90）。因此，昆明的茶馆成了联大师生的宿舍、自修室、课堂和考场的延伸，为他们提供休闲、学习、写作、讨论和思考时局的场所[40]。抗战时期在昆明求学的汪曾祺是茶馆的常客，他在《泡茶馆》一文中详细描写了当年在昆明泡茶馆的经历：

除了“泡茶馆”，昆明人还有个更形象的说法，叫“蹲茶馆”。这个“蹲”有三层意思：一是有时间，一蹲不起；二是有闲，无事则蹲；三是舒坦，蹲坐条凳上。有“民国才女”之称的林徽因在《昆明即景·茶铺》一诗中就提到，老昆明顺城街茶铺的茶客总是“跷起膝盖”，“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42]萧寒的《在老昆明蹲茶馆的日子》一文中说得更清楚：

昆明的老百姓，对农历中岁时节令的观念较深，一年当中的重大节日习俗多沿袭其旧，每当春节期间，昆明人总喜欢蹲茶馆，听清唱，边品普洱毛尖，边吃葵花松子，边欣赏花灯及滇戏唱段，可谓怡然自得。正如一首竹枝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停午楼馆试分茶①，普洱毛尖胜锷嘉②，清歌一曲灯夹戏③，且食松子听琵琶。”[44]（P24）

在艰苦的环境下，许多人才和专家都在昆明的茶馆中涌现。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曾感慨地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茶馆，就像19世纪巴黎的咖啡馆，无数天才结伴而来；教育家陶行知为茶馆撰写过对联“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很符合抗战时期的昆明茶馆实况；邹承鲁说茶馆比较亮，别人聊天打牌他们读书，练就了在喧闹中读书的本领[45]。汪曾祺也曾表达过泡茶馆的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养浩然之气；二是茶馆出人才；三是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他认为对于研究联大的历史以及探究人才培养来说，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是不可或缺的[41]（P157）。

左翼作家闻一多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茶馆小调》，不仅生动描述了当时昆明茶馆中的生活细节，还间接展现了茶馆中的政治斗争。茶馆作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大众空间，实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在那里压制言论自由，限制人们的活动，破坏民主。云南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赵仲牧就在昆明茶馆里听过《茶馆小调》，他回忆说：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借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将黑手伸向茶馆这个公共生活的最底层空间，并千方百计将其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尽管茶馆一直被人们用作休闲、交流和做生意的场所，然而它也常常沦为政治争斗的舞台，因此茶馆也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而且，茶馆还培育了“茶馆政治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成为国家政治变化的重要指示器。这表明公共场所、休闲娱乐与政治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并与经济发展、社会不公和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从近代以来茶馆的发展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家剧烈动荡，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时期，昆明作为内陆边疆城市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茶馆成为当时少有的公共空间之一。尽管出现了其他新颖时髦的娱乐场所，茶馆仍然是人们喜欢光顾的主要去处。人们来到茶馆，寻觅公共生活和社交，这使得茶馆成为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三、当下的昆明茶馆——传统与现代

盛世兴茶，茶馆就是茶的生活方式的产物，茶馆业从远古走来，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传统茶叶生产加工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茶产业终端消费窗口之一的茶馆迅速兴起，茶馆成为茶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茶文化传播和品饮健康的中心。昆明主城茶馆最多的区域是五华区，这里的茶馆种类丰富齐全、装修精美雅致。自古以来，五华区一直是昆明市商业繁茂、人文荟萃之地，因此大部分茶馆选择在此开店经营；相比之下，昆明市辖县城的茶馆相对较少，规模也偏小。

昆明茶馆主要以普洱茶为主，普洱茶在云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代表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底蕴。在“一山一味，百山百味”的积极宣传下，各种名山古树茶几乎占据昆明茶馆半壁江山，其他地区的名茶在昆明茶馆中似乎并不普遍。与传统的老茶馆以绿茶招待顾客不同，现在的茶馆主要推广普洱茶，以迎合市场需求。随着90%以上的茶馆、茶室都以经营普洱茶为主，老板们在寻求利润的同时，也在逐渐舍弃传统文化，供应市民打发时间的老茶馆也逐渐减少。

另外，从建筑外观、经营理念和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现如今的昆明茶馆似乎少有传承和保留地域文化的特色。一些仿古式的茶馆和茶楼虽然刻意营造了古老的氛围，但实际上大多只是将一些中国元素进行简单叠加，失去了地域茶馆应有的独特性和代表性。从茶馆里的娱乐项目来说，昆明现代茶馆没有以曲艺表演等形式来延续老昆明的传统文化，目前只有宝善街的云线楼老茶馆还在坚持上演滇戏。如今，走在昆明的街道上，很难再找到传统的老茶馆了。

在时代锋刃的雕琢下，茶馆业态与以往相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茶馆寻求突破，将公共空间与美学融合，亲切地称为“茶空间”，而老板称为“主理人”。他们用新方法，新理念，抓住年轻客群的“眼耳鼻舌身意”。未来的茶馆，将以空间为基础，在提供新颖体验概念的基础上，不再受到空间、地域的限制。“茶空间”将有更多可能，它可品、可饮、可食、可休闲、可欢聚、可疗愈。“茶+空间”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价值，赋予更多想象。

四、结语

茶馆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之一，承载着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要功能，它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平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昆明茶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进。明清时期的昆明茶馆由初兴逐渐走向繁荣，从最初简单的茶庵、茶亭、茶舍、茶寮，逐渐发展成为可以进行信息交流、品饮解渴、休闲娱乐和商业交易的茶铺、茶社和茶馆，成为各阶层进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就像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三教九流汇聚其中，提供给人们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场所和渠道；近代以来的昆明茶馆表现出多元与鼎盛，茶馆的功能不断扩展，从而适应了社会的变化，它们不仅传播着市井文化，也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坐茶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精英还是下层民众，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

人们使用茶馆进行公共生活，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成为民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的昆明茶馆反映的不仅仅是云南人民的饮茶习俗，更重要的是它对当时昆明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茶馆被人们和各种组织用作聚会、聊天、休闲、做生意、解决纠纷以及表达政治意见的场所，也是当地精英阶层活动的空间。

当下的昆明茶馆，传统与现代并存，质朴与醇厚兼具，既有装修雅致的古典茶楼，也有现代气息浓厚的新式茶饮店，无论从空间模式还是承载的社会功能抑或发展特点，都有巨大差异，尽管一些茶馆在外观上力图模仿古代风格，但它们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现代昆明已不是一座简单的、远离中原文化的边疆之城，也不是只有打麻将的茶馆，它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仍值得深挖。透过茶馆这个微小的窗口，一方面我们能以小见大地看到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能间接地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