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敏 王世丽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关键词：元朝；大一统；云南行省；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白云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世丽，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战，先后灭亡西夏、金朝、大理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其在建元中统诏书云：“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1]16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忽必烈在诏书中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强调“华夷无别”。在云南行省的设置和治理过程中，元朝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不断加以实践，使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一、元朝在云南统治的确立

云南特殊的战略位置，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为蒙古汗廷所重视。成吉思汗曾向谋士郭宝玉问取中原之计，郭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2]4。由此，蒙古统治者意识到，欲亡南宋，需首先征服西南各蕃，从中汲取人力物力，进而实现自西南夹击南宋的“斡腹之举”。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率十万大军“自临洮、吐番穿彻西南以平大理”[3]3700，直至1253年十二月大理城破，延续三百多年的大理国的统治宣告结束。次年春，忽必烈率军自云南北归，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征服未降诸部。

战事结束后，如何治理云南这个少数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地区，成为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所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而作为元朝开国皇帝的元世祖，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策略、治理观念，必然会影响到其继任者们对云南地区的治理态度。蒙古征服大理国之后约二十年时间内，许多地方仍未归附，以至战事频繁，所以蒙古统治者对云南地区施行的是军事管辖的统治方式，具体表现是在各个地区设置万户府，共计十九个。世祖皇帝为实现大一统，特别重视对边疆的建设及管理。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对云南的控制，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戍云南，同时还兼有治藩之重任，除了不能自行置办官署和任命王府属官外，百姓、军旅、赋役、狱讼、缮修、政令等诸多事务都由其决断，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云南的重视程度。

至元四年（1267），忽哥赤仅在云南镇戍短短四年时间，便遭到都元帅宝合丁及行六部尚书阔阔带的毒害，这一恶劣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刚刚稳定不久的云南政局再次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忽必烈深感“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意识到为稳定政局必须对云南进一步采取政治措施，遂于至元十一年（1274）设置云南行省，除设行省外，还先后派驻云南王、梁王与行省相辅统治。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云南地方的实际情况，元朝的统治得以稳定下来。

二、忽必烈“天下一家”思想指导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儒家经典《礼记》首次出现“天下一家”的说法，元朝历代帝王都继承并践行了这种流传千年的天下一家思想，也就是说元朝统治者视其所统治的各地区、各民族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儒士郝经向忽必烈建议，治理边疆应坚持“用夏变夷”，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在政治制度与实行的治策方面对这一观念加以实践。由于元朝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忽必烈为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使用汉地王朝的年号，由此也可以看出忽必烈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的变化。

总体来看，元朝历代帝王对儒家思想吸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经营边疆的过程中，“华夷有别”“内华夏、外夷狄”等历代汉地王朝帝王秉承的民族偏见观念，在出身草原民族的元朝皇帝的意识中是十分淡漠的，这便是忽必烈未将云南视为边疆，也没有把云南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元中央在经营云南行省的实践中，还在许多方面借鉴了和中原一致的统治方式，如在各地普遍征收课税、开发驿传、创办学校、推广儒学等。正如《元史·地理志》所载：“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3]1346在元中央积极有效的经营下，元代成为云南各方面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中国”的意识不断得到凝聚，进而促进了其时云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

（一）农桑为本，大兴屯田

为了建设强大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元朝皇帝继承了历代王朝经济发展重视农业的历史传统。忽必烈即位之初即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3]2354。元朝后继统治者非常重视云南农业的发展，以农桑为“王政之本”。在云南行省尚未设立之前，忽哥赤便已在云南着力发展农业，至元四年（1267）八月，忽必烈任命忽哥赤为云南王出镇云南，总管云南军政事务。忽哥赤初到云南时，由于云南刚刚平定，人心不稳，抚定工作十分困难，在王府文学张立道的辅佐下，实行“务农以厚民”[3]3915的农业发展策略。这一时期张立道把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洱海地区，元朝对云南的统治也从军事管制转入发展经济阶段，忽哥赤在云南推行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对当地恢复战争创伤、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云南行省设立后，平章政事赛典赤等云南行省官员还大力奖励农耕，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史载云南“无粳稻桑麻……（赛典赤）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3]3065，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3]3916经济的发展也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3]3916，使云南地区的郡县设置进一步推广。此外，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命脉，元代在云南修建了很多农业灌溉工程，尤其是后人所称道的赛典赤修建的鄯阐（今昆明）地区的水利灌溉系统，其它如松花坝，金汁、银汁河堤也都是兴办的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时至今日依然灿然可观。于是，“滇省始无冲旱之患，永享粒食之休”[4]8。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元中央还在云南积极推行屯田政策。元朝在三次西征、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就开始了“遇坚城大敌，则必立屯田以守之”[3]2558。“赛典赤行云南中书省事，广屯田以积谷”[5]78，大量屯田于云南等边疆地区是元朝加强边疆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云南屯田分民屯和军屯，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及云南全境，主要集中在滇中、滇东一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管辖的屯田，达十二万五千亩之多，几乎占据了全省屯田数的三分之一。虽然屯田的本意是“以资军饷”，并通过“制兵屯旅”对当地进行控扼，但云南屯田事业依然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不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云南的农业生产水平，缓解了军队粮食不足的问题，还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使来自中原的汉族同当地民族交流生产技术，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对于稳定元朝西南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发展教育，兴办儒学，使“吏治文化侔于中州”

元朝建立后，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入，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客观上提升了民族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云南因僻处边陲，文化教育方面除大理、昆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发达外，全省大部分地区处于落后蒙昧的状态，如许多地方还处于刻木记事阶段、有疾不识医药等等。云南行省设立后，行省官员除了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外对儒学的推广同样是不遗余力，欲改变过去云南子弟不知读书的状况。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在中庆的五华山设学堂，拨田五顷当作学田，劝导各民族子弟入学堂读书，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还从四川等地聘请学识渊博之士来学堂任教。史载赛典赤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3]2065。从“虽爨、僰人亦遣子弟入学”[6]370的记载可以得知，当地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年与汉人学子一同研习儒学，并渐成风气。

在赛典赤及其他行省官员的倡导下，云南地区儒学大兴，尤其以中庆路（治今昆明）最为兴盛。大德二年（1298）王彦撰《中庆路重修泮宫记》、泰定二年（1325）李源道撰《中庆路学讲堂记》、至正元年（1341）何弘佐撰《中庆路学礼乐记》等都是关于元朝前中期中庆路兴办儒学的记载。到了元末，云南即使在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儒学的发展也没有中断。至正十九年（1359）支渭兴所撰《中庆路增置学田记》，碑文记载了梁王对中庆路文庙资助一事。文庙是儒家文化的标志，也是云南地区最高的儒学学府。蒲机担任云南行省肃政廉访使时，曾特请梁王批准“市大理路赵州发没官田二百一十九双三角”充文庙租金，王曰“善事也，乐允所请”，自此之后，文庙“仓廪充，财用足，师勤士励，教化大行”。[7]383此外，元朝在云南倡办儒学，并不仅限于中庆一地，云南行省“风教官”郝天挺还前往大理、永昌以及乌蒙等各路、府、州、县中广建孔子庙，设置学舍。据现存史料记载除中庆路外，云南行省设立学堂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建水路庙学、澄江府儒学、曲靖路儒学、仁德路儒学等。在创建庙学的同时，赛典赤还开办普及性的文化教育，“城外建社学以端蒙养，严乡师以约风俗、正三纲、明五伦”[4]21。

元朝在云南行省置学田、修庙学和恢复科举等一系列发展教育的措施，虽然主观上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服务，但客观上使中原先进的文化思想传入到云南地区。在汉文化的积极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使当时云南出现了“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6]276的文化兴盛局面，“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8]84，文化发展逐渐与中原无异了。云南人才辈出，其中的佼佼者是出生于云南的元朝翰林学士虞伯生，昆明人王昇、张景云、伊葆、张通以及腾冲杨立义等。此外，还有云南人至外省为官者，段天祥是昆明人，曾任甘肃行省管勾等。

（三）对云南地方势力“待之忠厚”，实行民族安抚政策

元军入滇后中央注重团结各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吸收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各民族地区。对宣慰司都元帅府下的各族上层人士均委以土官，给予他们种种优待，若土官犯罪，仅受处罚而不罢黜官职，如土官因病身故，他的爵位由兄弟子侄继承，无兄弟子侄者由妻子承夫职。此外，行省、宣尉司两级以中央所委流官与少数民族上层土官相掺，路一级以民族上层土官为主，而府、州、县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由当地土官担任。“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人。”[3]3065这一措施保持了元中央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统属关系，从而维护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

云南地方势力雄厚，尤其以大理国王段氏后裔影响力最大，元朝对其厚待有加，并委以重任。忽必烈南征大理时，就诛杀了大理国篡权的权臣高祥，令段兴智重新掌国事。段氏入觐世祖，“世祖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3]3910。设立云南行省后，更定诸路名号，以段实为大理路总管，之后段实因抗御缅国入侵有功，又授大理与蒙化（今巍山）等处宣抚使。段实治大理共二十三年，死后其子段庆袭爵，段氏世代受封“大理总管”历十一任，直至明初。其他如永膝、缅木、布滩等处地方势力允其自治，诸夷无不感服，附藩纳贡。对乌师藏主，赛典赤奏请观顶国师之印赐之。在争取团结民族上层政策中，赛典赤认为力攻不如德降，应实行不可刀攻，“务以德降”[9]9的安抚政策，如以今元江为中心的萝槃甸发生叛乱，赛典赤曰“吾非忧出征也，忧汝曹冒锋镝，不幸以无辜而死；又忧汝曹劫虏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3]3066。诸将多次请攻，皆不准，普鲁花暗中打败萝兵，赛典赤大怒：“天子命我安抚滇南，未曾命我杀戮滇南，尔何不奉主将之令，无主将命而擅攻，法当诛!”于是出示诸将，有擅杀一人者，以杀良民之罪罪之。此事萝槃甸主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辈拒命不祥。”[3]3065率兵士焚香乞降，王宴待之，犹如亲子，萝槃甸长亦敬王如父母，于是元朝在萝槃甸设元江府。

对于和自己结怨的土酋，赛典赤更是“悉以恩待之”[5]120，例如有民族首领向忽必烈上告赛典赤，“帝顾侍臣曰：‘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3]3065。赛典赤不仅没有治其罪，反而“脱其械，且命汝以官”，这些土酋皆叩头拜谢，誓以死报。赛典赤的安抚政策缓和了各民族的反抗情绪，引起了良好的连锁反应，其后，交趾感化，要约萝槃甸主结盟弟兄，同为藩臣，共布德政。元朝实行民族安抚政策，抓住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关键，恩威并施，以抚为主，稳定了云南政局。

（四）通达边情，发展交通

元朝在云南设置行省，政治上实行统辖，这就为在云南设立交通驿传提供了可能。《元史·兵志》记载，元朝设置驿传的主要作用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并保障军书文告畅行速达。为了更便利高效地对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进行管辖，元朝非常重视在这里设置驿传。

云南行省成立前，只有一条前往元大都的驿道，由大理北上，然后经丽江、建昌（今西昌）、吐蕃转赴大都（今北京）。行省成立后，即开始广泛设置驿道，并积极推行站赤制度。云南驿传非常发达，以丽江、楚雄、建昌、乌蒙（今昭通）、曲靖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大理为中心，行省驿传网络通向四面八方，遍布全省。据现存史料记载，云南行省的驿站共有七十八个，其中包括七十四个马站、四个水站，实际上设置的驿站数目远远不止此数。较为重要的驿道有七条，分别为中庆过大渡河入蜀道；中庆至四川庆符（今高县）道；中庆至镇远府道；中庆至邕州（今南宁）道；中庆至大理道；大理至缅国道；大理至丽江道。元朝对云南驿传的重视还体现在驿传的管理方面，云南驿传组织严密，管理完善，行省设驿站台官专门负责驿传事务，云南王、梁王也时常过问驿传相关事务。地方官受命修建驿道及补充驿站马匹之事在史书中记载也是比较多的。交通的便利使人员往来方便，信息传递迅速，以至于云南各世居民族争相赴京朝见。

广泛设置驿传，对于驿道所经地方商业贸易的活跃和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忽必烈下令在各地驿道上广置城镇，每镇各派土酋吏一员，百夫长一员，用以保障往来信使以及前来贸易的商旅的人身安全。由此，中原前来云南经商者络绎不绝。此外，发达的交通业还为外地移民进入边疆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元代有大量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到云南经商、参军或任官，其中就有很多落籍不归者。因此，《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7]4。总之，元朝在云南各地设置驿站，广辟道路，使云南与外界闭塞的状况大为改善，密切了与外界的沟通，可以说交通的发展对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广开驿道固然是云南行省的决策，而具体的修建却有赖于当地各族人民，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元朝治滇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培育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基础，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根本内涵在于强调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存在。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使各族人民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息。元朝一统中国后，民族关系发生了一个显著的改变，即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不断加深。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等自唐末以来进入中原，通过通婚等方式与中原汉人逐渐交融。来自草原的蒙古人通过与汉族等农业民族的密切接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世代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各民族，如白蛮、乌蛮等在和汉人、蒙古人、色目人等相互接触和交融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首先基于元代实现了全国大一统及各族人口相互杂居。忽必烈在治理庞大帝国的过程中，继承了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并且不断付诸实践，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和发展。[11]在蒙古统治者看来，与中原相比较而言，西南边疆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进一步来说，西南边疆不但可以提供赋税物资，还可以作为巩固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门户，因此应该重点经营。古代“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12]

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13]，2019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14]213，文化具有深刻、持久的凝聚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根本原因便在于各族人民具备的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及归属感。历史证明，深化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中有巨大的凝聚力量，所以忽必烈在以“汉法治国”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十分重视。元朝统治者也在云南积极践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人本思想”，如天历兵变给云南行省的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云南王阿鲁积极稳定云南政局，恢复发展经济，使逃难的百姓都回来了，农业、商业的发展也恢复到从前，使得云南社会经济从战争的创伤中得以恢复。

忽必烈在云南积极发展儒学、开办学堂等措施都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典型的事例，元人李起岩在其所撰《重修三皇庙记》中专门记载了云南王阿鲁出金助修三皇庙的事迹，“三皇”即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皇帝轩辕氏，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不朽功勋之人，共同被尊为华夏人文始祖。作为代表元中央政府的地方诸侯云南王亲自出资修建祭祀华夏人文始祖的三皇庙，这说明华夏文明在元朝的倡导下在云南已广为流传并得到认同，同时也说明至元代云南各族人民已具备一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了建设强大的大一统国家，元朝专门编撰了指导农业生产的《农桑辑要》，还设置了农业管理机构劝农司和司农司。云南也设有劝农官一职，张立道作为云南行省的劝农官，在秉承忽必烈的重农思想下，积极发展农业，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播到云南，使云南农业的发展与中原差距越来越小。元代云南交通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云南与中原农业经验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除了农业外，商业、手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交通的便利，驿站的设立密切了中央与西南边疆的联系，打破了云南与中原的隔阂，使其真正的融入到一体之中。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其中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在事实上强化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15]这一主旨追求在元朝对云南的治理中同样有迹可循，赛典赤在云南推行的民族团结政策，对少数民族首领宽容对待，委以重任，充分信任，使云南出现了安定和谐的局面，使云南各族人民的大一统观念、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便是其具体表现。

四、结语

对元朝治滇实践进行整体论述，有助于正确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天下一家”“华夷无别”的重要思想内涵。元世祖继承并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大一统”思想，而对于云南来说，这一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即是云南及云南各族人民并未被视作边疆和夷狄。忽必烈这种强调“天下一家”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元朝国家政权的稳定以及在云南的统治，对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是具有巨大历史价值的。

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中国悠久历史及灿烂文化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元代各族人民对于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都有着自己卓越的贡献，各民族的团结和相互支援从来就是开发和建设边疆、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也是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撑。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元朝大一统实践过程中，不断对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对中华民族发展有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的有名人物都建庙祭祀，说明了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17]。元朝建立之后诸多的制度都是在兼顾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样的行为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16]。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孕育发展最坚实的历史和文化基础。综而言之，由于元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努力经营，云南地区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其设置之广泛与统治之深入都远超前代，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此外，在多民族中国，文化包容与文化的相互吸收是一种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发展。元朝在以“汉法治国”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元朝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包容，使中华文化得到不断发展，正因为有各民族的相互包容与文化的相互吸收，才使中华民族精神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力量。回顾中共百年历史，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