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恩正先生
人类是由什么动物进化而来的？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进化的？这种进化又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一系列的悬案，是近一百年来人类学家们力图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离找到最终的答案距离尚远，但是对若干基本事实，却已经初步有了些认识。随着古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的发展，我们掌握的新资料也日益增多。在分析这些资料时，科学家们对亚洲南部，其中特别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给予了日益增多的注意。经过一百多年来反复的比较研究，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包括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亚洲南部，有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一、人类最古老的祖先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提出了进化论，阐述了人是从某种较低级的动物经过自然选择发展而来的原理。在达尔文的启发之下，1863年，赫胥黎（Thomas Hery Huxley）出版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正式提出了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假设。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in Relation to Sex），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
进化论和神造论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至今也没有完结[1]。但是由于进化论代表客观真理，有大量的化石资料作证明，所以不但为科学界所接受，而且也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信服。
综合大多数人类学家的意见，人类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千万年以前，当时有种猿类名叫森林古猿（Dryopithecus）[2]，在非洲和亚洲活动。大约到了1400万年以前，森林古猿的后代分裂成为三支，一支成为现代猩猩（Gorilla）、黑猩猩（Chimpazee）和长臂猿（Orangutan）的祖先；一支成为亚洲巨猿（Gigantopithecus）的祖先；另一支发展成为腊玛猿（Ramapithecus），这可能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引起腊玛猿向人类进化的原因，很多科学家都相信是由于（至少部分是由于）地壳的“板块构造”（Plate Tectonics）所引起的。“板块构造学说”认为，构成地壳表面的岩石圈的构造单元，“飘浮”在半流动的地幔之上，在地幔对流和海底扩张作用下产生位移。大约在4500万至5000万年以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碰撞，引起这一部分地壳上升，成为所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喜马拉雅山的隆起，阻碍了大气的对流，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相应地改变了生态环境。到大约1400万年以前，原来是热带的某些地区变温和了，森林逐渐稀少，变成了草原地带。过去在森林中全年都可获得的果实或坚果，现在变成季节性的了。于是习惯于居住在森林中的猿类，有一部分被迫到草原上活动，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如根块、种子以及其它动物的肉类。
腊玛猿很可能就是在这种剧烈转变的自然界中产生的。古猿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在草丛中能寻找食物并逃避大型肉食动物的伤害。经过若干代的自然选择，它们终于改变原来居住在森林中的祖先的传统，迅速地向前进化了。在人的生物机体的进化过程中，两足直立行走的行动方式的采用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直立，就改变了身体的结构，有利于上下肢的分工、大脑的发展[3]。
尽管从800万年至300万年以前这一阶段人类祖先的化石还很缺乏，但是很多科学家认为，在此阶段的后期，至少有三种人科动物在向现代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非洲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粗壮南猿（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和鲍氏南猿（Australopithe cus boisei）。前者为纤细型南猿，后二者为粗壮型南猿。以后纤细型南猿发展成为现代人，而粗壮型南猿则灭绝了（图一）[4]。不过以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却主张与南猿同时存在的，尚有一种更进化的人科动物存在，他称之为“能人”（Homo habilis）。被列入“能人”范畴的，有玛丽·利基（Mary Leakey）1975年在坦桑尼亚的莱托利（Laetolil）遗址发现的一个头骨，时代在距今359万年至377万年之间。路易斯·利基1960年在坦桑尼亚奥尔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的头骨，脑容量为687毫升（现代人平均为1400毫升），时代距今200万年左右。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1972年在肯尼亚的特卡纳湖畔（Lake Turkana）发现的1470号头骨，脑容量为800毫升，其时代约为距今190万年以前（最初估计290万年以前，后经修正）。这种“能人”与南猿共同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后南猿（不论纤细型或粗壮型）都灭绝了，而“能人”却发展成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5]。
路易斯·利基的模式当然还有不够完备之处，而以后的新发现也可能修正或甚至推翻他的设想，但是这种理论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从猿到人的发展并不是如过去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过程并非循南猿——直立人（Homo erectus）—智人（Homo sapiens）的道路单线发展，而是更象一种相当复杂的进化网。在同一时期之内，地球上至少有两二种人科动物在向现代人转化。它们有时混合，有时分离。某些线索在历史中消失了，而另一些则进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正确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探索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是很有帮助的[6]。
二、人类的起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人类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要有自然环境的配合。世界虽大，但并非任何地方都可以促使猿类向人类转化。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的研究，证明南极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都不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欧洲的可能性也甚微[7]。剩下值得考虑的，只有非洲和亚洲。
关于人类是起源于非洲或起源于亚洲的争论，是由来已久的。最早提出非洲说的是达尔文，他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说：“在世界各个大区内，现存哺乳动物和同区绝灭种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同大猩猩和黑猩猩关系密切的猿类，以前很可能栖居于非洲；而且由于这两个物种现今同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所以人类的早期祖先曾经生活于非洲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似乎就更加可能了。”[8]1868年，德国人类学家赫尔克利（E.Haeckle）最早提出了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假设[9]，其后由于1890年在印尼爪哇发现了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1927年在中国北京周口店发现了中国猿人 （Sinanthropus），这一学说得到了很多人赞成。有的学者还注意到西藏高原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性[10]。魏敦瑞（F.Weidenreich）当时则认为人类是巨猿和魁人（Meganthropus）[11]的后代，而它们都只发现于南亚[12]。
1947年，克拉克（Le Gros Clark）在研究了从1924年开始在南非发现的一批南猿资料以后，认为它们应该归入人科，这才重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非洲[13]。1959年，利基夫妇在奥尔杜威峡谷发现了早更新世的人科化石；1961年，西蒙斯（E.Simons）又企图论证非洲腊玛猿也应归入人科[14]。这样，非洲起源说又流行起来。
到1973年，柯尼格斯瓦德（Von Koenigswald）再次提出人类起源于南亚的论点，他将非洲腊玛猿排斥在人科之外，而只承认南亚标本为人科[15]。1976年，康伯尔（B.Campbell）和伯伦（R.Bernor）在检查了亚非两洲的地质情况和生态条件以后，认为两地均有与之相适应的早期猿人，因此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但是他们也承认：“最初向人科适应性的变化产生于亚洲的可能性似乎要略大一些。”[16]最近，美国人类学家肯尼迪（G.E.Kennedy）在综合了各方面的资料以后，十分审慎地写道：“根据现有的资料，人形超科动物（Hominidae family）最初似乎并不是出现于非洲。当然，这些资料目前尚不足以证明人形超科动物是起源于欧洲或亚洲，但是随着最早的人科动物最近在土耳其被证实，人类起源于欧亚大陆（Eurasian）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17]。
除了地质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以外，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假设，最近还得到了遗传学的支持。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有些病毒基因（即病毒脱氧核糖核酸DNA）整合到猿类和人类的基因序列中去了，最后成为人类基因序列的一部分，所以在人类的基因序列中含有病毒基因序列。美国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在进行此项研究后，发现各个人种的病毒基因序列的变异范围是和从亚洲猿类所得的结果相一致的，而与非洲猿类则有相当大的不同，从而论证了人类应是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18]。
三、我国西南地区存在着促进从猿到人转变的有利条件
如果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亚洲的哪一部分又是这种起源的中心呢？综合现有资料来看，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一很有希望的地点。
一般说来，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人类的起源阶段，或称之为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二是人类的生物机体继续进化并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特征的阶段，或称为人类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指人从猿的系统中脱离出来的机体的分化，而要造成这样的机体分化必须有一影响强大的客观原因。前面已经谈到，在这一时期自然界产生的变化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从第三纪开始的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喜马拉雅山地区，现在是峰峦重叠，冰天雪地，气候寒冷干燥。但是在地质学上的上新世（开始于距今1200万年前）以前，情况并非如此。根据1966年、1968年西藏科学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及其邻区古植物学的研究，证明该地气候从上新世晚期以来，总的趋向是由温暖湿润变为寒冷干燥，植被则由亚热带森林变为草甸[19]。在上新世时，喜马拉雅山的高度约在1000米左右，而目前其平均高度为6100米，最高峰达8882米，这就使温度的降低值达20℃以上，使现在的降水量仅为当时的七分之一至十分之[20]。
1975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到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吉隆盆地调查，发现了三趾马、西藏大唇犀、小古长颈鹿、斑鬣狗等化石，这都是潮湿炎热地区的动物群。而当地的孢子花粉则含桃木、棕榈、凤尾蕨、高山栎、罗汉松等，代表了湿热的亚热带植被特征。由此可以推测在上新世时，吉隆盆地高度为700米左右，而现在海拔高度为4100—4300米，古今高程差3000—3500米，成为高原寒冷地带[21]。
在一千多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高度不大，气候屏障作用不显，所以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湿季候风的滋润，遍布茂盛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成为森林古猿及其以后的腊玛古猿理想的生息之所。上新世之后，由于喜马拉雅山大幅度的升起，阻碍了印度洋季候风的北上，对北坡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我国的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向大陆性转化，逐渐变为干冷；森林减退，广袤的草原出现，其上繁殖着大量的草食动物。由于这种生态及动植物资源的改变，本地区内原住森林的腊玛猿才被迫走向空旷的地面，不断适应新的食物来源，采取新的觅食方式，逐步引起了机体的改变，从而迈出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
尽管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因此有的科学家认为此种从猿到人进化也可以发生在其它的地方（如非洲），但是就常理推测，由于喜马拉雅山及其邻近地区受的影响要直接一些，因此这一情况发生在本地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何况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不断发现的古猿和古人类化石，又为这种假设提供了旁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述。
猿类要向人科的方向发展，除了上述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外，还需要与外界相对的隔绝而孤立的条件，以免新的因素的进入或原有的因素消灭而破坏了这种十分敏感的进化的进程。如猿群本身的迁徙、周围动物群的变化、其它肉食动物破坏性的侵入等，均足以打断或干扰猿类的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上新世至更新世之际，“中央亚细亚高原及其附近的高山峻岭，与东面的前地，有过长期的隔离，帕米尔高原与阿富汗之间的窄长地带，又不易通行。这种长期隔离的游猎生活，使人类对自然必须学习如何适应与控制，如利用无生命物质：石块、树枝等，发展手肢伸展的力量，藉火的能，吓阻野兽，以策安全，控制肉食来源，发展狩猎本领。”[22]
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开始于200—300万年以前，即大致与第四纪的更新世（约距今250万年前至1万年以前）相符合，包括从人属的出现一直到现在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除了人的生物机体继续进化并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以外，人科这一支又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特征，如制造工具、狩猎活动和居住设施等。并且形成了有组织的共同体——社会[23]。但是不论人类机体的进化或社会特征的出现，仍然离不开客观环境的塑造。整个更新世的地质时代，是大陆与高山升起，火山喷发，造成深海盆地的时代；是有剧烈气候变迁，造成广大地区冰川覆盖，生物演化特别迅速的时期。所以如果没有更新世的气候和地形的突变，智人恐怕难以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出现。
在更新世，对人类进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一再出现的冰期。由于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出现，造成了寒冷干燥和温暖潮湿的气候循环，引起了动植物群的变迁，亦即人类食物来源的变迁，这也就决定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群体的迁徙，社会性的演进，以及最终人类机体自身的进化[24]。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距今100万年以来的冰期从晚至早可以分为玉木（Würm）冰期、里斯（Riss）冰期、民德（Mindel）冰期和群智（Günz）冰期。在中国，大致与之相适应的则有大理冰期、庐山冰期、大姑冰期和鄱阳冰期。在云南的元谋盆地，近来还发现了距今3万年前的龙川冰期。这一冰期与早期猿人出现的时代相符合，对于促进人类的进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表一）[25]。
人类与猿猴同属灵长目。迄今为止，西南地区灵长目的种属仍然很多。在云南西双版纳，现存灵长目动物即有懒猴（Nycticebus coucang）、豚尾猴（Macacane mestrina）、猕猴（Macaca mulatta）、菲氏叶猴（Presbytis phayrei）和白颊黑长臂猿（Hylobates concolor leucogenys）等种。现存的众多的灵长类动物正暗示出这一地区灵长类长期栖息发展的历史。
四、从开远森林古猿到资阳人
我国的西南地区，除了具有各种有利于人类起源的客观条件以外，也是亚洲大陆发现各种类型化石较多的一个区域。自从1949年以来，随着建设工程的开展、地质勘探的普及和古人类研究的深入，陆续在此发现了大量不同时代的猿类和人类的化石，为人科动物在这一地区长期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最有力的直接证据。
（一）云南：开远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
1956年2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小龙潭村西北调查时，在第三纪煤系中发现了五枚牙齿化石，它们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下第二前臼齿的破碎齿冠、左右下第二臼齿和右下第三白齿的完整齿冠。牙齿呈深灰色，石化程度很深。总的来看，这批牙齿与印度发现的旁遮普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punjabicus）很相似，但又有某些不同之点，所以我国科学家将之定名为开远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keiyuanensis），其时代根据地层和共生的哺乳动物，定为中新世晚期[28]。
1957年秋，云南省博物馆又在同一地点采集了另外五枚牙齿，是右侧下颌的第三和第四前臼齿和三个下臼齿。其中下第三前臼齿更接近现代的猿，而其余牙齿的基本形态与1956年的发现相似，但测量尺寸远比1956年的材料要大，我国有的科学家仍将之定为森林古猿，仅认为这批牙齿是属于雄性个体的，而上次的发现则为雌性[29]。
1965年，西蒙斯和皮尔比姆（D.Pilbeam）在将当时已发现的属于中新世的猿类重新分类时，把1957年开远的材料并入旁遮普腊玛猿的系统[30]。如果这一分类是正确的话[31]，那么开远腊玛古猿就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形超科化石。它的出上第一次向科学界暗示了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性，而以后二十余年中陆续发现的新资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这批化石带来的信息是正确的。
（二）云南：禄丰腊玛古猿
1975年5月，云南禄丰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首次在禄丰县城以北9公里的庙山坡石灰坝煤窑发现了一颗古猿的下臼齿及一些哺乳动物化石。这一线索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1976年、1978年、1980年、198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等单位曾经多次在此进行发掘。截至1981年年底为止，禄丰发现的化材料包括腊玛古猿（Ramapithecus lufengensis）头骨三个，西瓦古猿（Sivapithecus yunnanensis sp.nov.）头骨二个，古猿上、下颌骨破片三十六件，下颌骨九个，颅骨破片六件，上、下齿列二十七件，单个牙齿五百多个[32]。象如此丰富的古猿化石发现地点，不但在我国是唯一的，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腊玛猿的头骨化石可以标本YV652为例：化石呈黑褐色，颅骨高度较大，骨壁较薄，枕骨大孔位置接近颅底中央，表明禄丰腊玛猿已经能初步直立行走[33]。腊玛猿的下颌骨化石可以用标本PA580为例：其下外侧门齿在齿冠尺寸上与人属的早期类型相当，下第三前白齿明确地分化为双尖型，具有典型的从猿到人的过渡性质[34]。
根据孢粉分析的结果，本地区在腊玛猿生活的时期为森林边缘的杂木林带，由常绿和落叶的乔木或灌木组成。当时的气候较今禄丰温暖，相当于现在滇中偏南·带的气候条件[35]。
禄丰古猿的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现有材料来看，世界各地中中新世和晚中新世的腊玛古猿标本普遍地具有接近原康修尔猿（Proconsul）的一些原始性质，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系统发育关系；而在早、中上新世的标本中，如巴基斯坦、匈牙利和我国的禄丰标本，则显示出形态上分化的趋势。其中禄丰腊玛古猿在形态上比同属的其它种更接近于人属的早期类型，因此它很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是从猿到人的一个过渡类型。为此，有的科学家根据对禄丰古猿化石的研究，对于腊玛古猿的由来及其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认识：“腊玛古猿可能是由早、中新世生活在非洲的原康修尔猿分化而来的，它们最初大约在中中新世分布在非洲及其附近地区，后来扩展到欧、亚南部；随着气候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食性的改变，到了上新世早、中期，各地区的腊玛古猿进一步分化，并可能导致向不同方向发展”[36]。有的科学家更明确指出：“禄丰古猿是继续向人属进化的代表类型。而其它的腊玛古猿可能脱离了人类进化的主支，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演化。”[37]
禄丰腊玛古猿在进化的序列上前接开远腊玛古猿，后接元谋猿人。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上新世早期过渡类型的环节，而且以其体质特征有力地支持了人类可能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假设。
（三）云南：元谋猿人
在云南省的北部，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流域，有一南北长30公里，东西宽7公里的盆地——元谋盆地。这是滇中高原上最低的一个盆地，海拔1100米左右。
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盆地内上那蚌村西北约500米处的小丘梁表层，发现了两枚牙齿化石，标本呈浅白色，石化程度很深，为同一个体的一左一右两颗上中门齿[38]。研究证明这种标本与猿类或智人的上中门齿均有明显的区别；与目前已发现的非洲南猿标本比较，形态上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而与北京猿人同类牙齿相比较，则相当接近。所以它应属于直立人类型，被定为直立人种元谋新亚种（Homoerectus yuanmouensis subsp.nov）[39]。其时代经古地磁法鉴定，距今1700000±100000年[40]，为早更新世的较晚时期。
元谋猿人的门齿舌面具有凹形甚深的铲形窝，这是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而在白种人、黑种人中均较少见。北京人的门齿亦具有类似的性质。这说明了东亚大陆上人类发展的连贯性，是值得引起深刻注意的[41]。
元谋猿人已知使用石器。此外在化石产地的地层中，还发现炭屑以及几块可能是烧过的骨头，所以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用火了。
从元谋猿人的化石层中找到了十四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以云南马、爪蹄兽、剑齿象等食草类动物为主。其孢粉分析证明元谋猿人生存时期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森林——草原景观[42]。
元谋猿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的化石。在此之前，我国最早的人类是北京人（北京周口店）和蓝田人（陕西蓝田），均在长江以北。元谋人的发现，将我国古人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百多万年，而且将最早的直立人的出现地，移到了西南地区。
（四）云南：西畴人
西畴县位于云南省文山苗族壮族自治州境内，在县区东南约0.3公里的一座孤峰脚下，有一个名叫仙人洞的石灰岩溶洞。1972年和1973年，人类学家曾在此发现了五枚人类牙齿及三十二种哺乳动物化石。
五枚牙齿中一枚为下第二乳白齿，属十岁左右的儿童。两枚为右侧下犬齿，属于两个老年个体。一枚为下第一前白齿，属于十二岁左右的个体。另一枚为下第一或第二臼齿，属于近老年个体。五枚牙齿形态特征较接近现代人，应属于晚期智人的类型。
三十二种哺乳动物中，绝灭种只有六种，其百分比（18.8%）低于四川万县盐井沟动物群（28.5%），但较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2.1%）高。从动物群本身特点结合洞穴高程以及人类化石的性质，可以确定西畴动物群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但可能较山顶洞动物群的时代稍早。动物群的成员大多是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常绿林中的，如虎、云豹、大小猫熊和几种灵长类；有些成员如水獭等更为水栖类型。由此可见，当时西畴一带是一种气候湿热、林草茂盛的自然环境[43]。
（五）云南丽江发现的股骨和头骨化石
云南丽江的古人类骨骼化石，发现于丽江县漾弓江畔，木坚桥村以南约50米处。地层由丽江盆地内河湖相沉积组成。
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此采集到一段左股骨，石化程度较深，股骨脊清楚，骨壁较厚。顺骨体最大长度为33厘米。与之同时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斑鹿、水牛和犀属三种。从地层和共生动物看，其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44]。
1964年，又在同一地层中采集到了人类头骨化石一个，呈灰褐色，石化程度不深，为一个少年女性的个性，被称为“丽江人”。这个头骨虽然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总的来看，与现代人十分接近，并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点。
丽江人头骨是云南境内迄今唯一发现的更新世晚期智人的颅骨化石，其显示的人种特征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史是有重要意义的[45]。
（六）云南呈贡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1977年，人类学家在昆明市呈贡县龙潭山一号洞中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在昆明地区，这是第一次发现古人类的化石。
人齿化石一枚是右上第一前白齿，另一枚是左下第一臼齿，同属一个中年个体。其特征为晚期智人。哺乳动物化石有最晚鬣狗、中国犀牛等十二种，属于晚更新世的大熊猎剑齿象动物群，这一时代也与人齿化石的观察相符合[46]。
（七）贵州桐梓岩灰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在贵州桐梓县西北10多公里的柴山岗南坡，有一发育于二叠纪厚层灰岩的喀斯特溶洞，名叫岩灰洞。1971年冬，地质工作者在洞内的堆积中发现了古人类牙齿化石二枚、很多哺乳动物的化石、打制石器数件以及用火的痕迹。这是贵州省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
牙齿化石中一枚是上内侧门齿，属于一老年个体。它与北京猿人的上内侧门齿十分相似，但又有与尼人相似的特征。另一枚为一年轻个体的右上第一前臼齿，亦与北京猿人的同类牙齿相似。
哺乳动物化石有二十五种，其中古爪哇豺、大熊猫、最后鬣狗、东方剑齿象、巨骥和中国犀等六种为绝灭种，这一动物群相当接近更新世中期的四川万县盐井沟动物群，所以其时代可能为更新世晚期的早段[47]。
（八）贵州水城硝灰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硝灰洞位于水城县西北25公里的三岔河右岸，洞口向南，高出现代洞水面约40米。在洞内更新世的“黄色堆积”（黄色砂质土和灰岩角砾层）内，1973年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人牙化石及打制石器。
人类牙齿化石仅有一枚，为一老年男性个体的左上犬齿，石化程度较深。从形态上看，它比北京猿人犬齿明显进步，但较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同类牙齿又保留较多的原始性。
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象、牛、羊、野猪、鹿等，其时代应为晚更新世[48]。
（九）四川：资阳人
1951年，在修建成渝铁路的工程中，工人们在资阳黄鳝溪桥梁工地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化石及许多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一头骨化石以后即根据发现的地点正式命名为“资阳人”。
在资阳人的发现过程中，并没有做出科学记录，以后才由裴文中先生等去现场挖了两个探坑，进行了一些补充观察。这样就使一些重要的现象至今说法不一，为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根据裴文中先生的意见，黄鳝溪附近的地层，约可分为四层：第一层为红黄色粘土；第二层为深灰色粘土；第三层为深黄色含砂和小砾石的地层，出树木化石及少量骨化石，人类头骨化石亦可能出自此层；第四层为砾石层，不赋存化石。
资阳人头骨石化程度较浅（含氟量0.79%）。头长169.3毫米，宽131.1毫米，头指数77.4，属中头型。
从头骨的特征来看，资阳人属于智人类型，为一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女性。但比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和中国的山顶洞人为原始。
当裴文中先生在黄鳝溪桥基附近的西部发掘时，在第三层的底部发现了一件骨锥，长度为108.2毫米，系用粗糙石器刮削而成，但与资阳人的关系难以断定。
在黄鳝溪的发掘中，还获得了一些动物化石。根据裴文中先生的鉴定，这些化石包括两个不同时代的动物群，一个时代较晚，计有人、马、麂、麝、猛犸象，属于更新世晚期；另一个时代较早，计有中国犀、黑鹿、东方剑齿象，属于更新世中期[49]。
关于资阳人的时代，裴文中先生根据地层、动物群和头骨化石本身的特征，定为更新世晚期。其绝对年代根据贾兰坡先生的意见，在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年之间[50]。
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对“四川资阳黄鳝溪与资阳人同一地层内的木头”的C14年龄测定结果，其时代为距今7500±130年[51]。1974年，该所又公布了对重庆市博物馆提供的据称出土于黄鳝溪第三层的乌木的测定结果，其时代为距今6740±120年[52]。有的同志即认为，根据这些数据，资阳人的时代应该重新考虑[53]。
1974年，成都地质学院第四纪科研组的同志再次到资阳人化石产地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结论是：资阳人一级阶地和其地层应是冰后期的产物，不可能生成于更老的地质时代。它所包含的动植物化石，除了全新世早期——冰后期广泛发育的亚热带森林和生活其间的喜暖动物群外，很难设想主要是别的类型。这一推断和考古研究所实验室C14法测定“乌木”的绝对年龄数值是相符合的[54]。
1982年，张森水等同志在研究四川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址时，附带讨论了资阳人的时代问题。他们认为，铜梁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地层，属晚更新世。资阳哺乳动物群总的性质是与铜梁动物群相近的，都属于广义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因此并无必要划成时代早晚不同的动物群。此外，资阳与铜梁孢粉分析也很相似。两地相隔只有100公里左右，动物群性质和孢粉组合相近意味着时代的相近。关于阶地的时代，他们认为沱江、涪江乃至嘉陵江的一级阶地并不能都归于全新世，如铜梁遗址位于涪江一级阶地，但出土有旧石器和剑齿象、中国犀等化石，文化层中乌木的C14测定为距今21550±310年，均可为证。张森水等同志还指出，据他们的调查，资阳供碳-14测定的乌木并不是来自化石层，而是来自以上的地层，因此测定的结果很可能与采样的差误有关。这样，他们的结论是：“从现有资料看，资阳人地点的时代与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是相仿的，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新世晚期的后期。”[55]
综上所述，有关资阳人的时代问题，现在还难以下最后的结论。这其中既有野外工作的问题（如乌木的确切出土层位，沱江一级阶地的时代等），也有进一步加强室内研究的问题（如资阳动物群的性质）。企图根据现有的资料作出绝对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似乎都难以最终令人信服。但是我们愿意在此指出一点重要的情况，这似乎是不同意见的双方都忽略了的，这就是资阳人头骨化石及哺乳动物的化石与出土地层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就是说，该地层的时代是否可以准确无误地代表化石的时代？我们认为这其中是有疑问的。
我们首先来考察供C14测定的乌木。根据裴文中先生在发掘现场的观察，“这许多大树干，都平卧在地层，枝叶和根须也都保存生时的连接状态。树干都是尖向东南，根向西北，已变成黑色，湿时微呈浅绿或黄色。”因此裴文中先生认为它们当时就是生长在河岸旁的。至于哺乳动物的化石，绝大部分都有在水中冲磨的痕迹，有的差不多成了“砾石”，足证其在水中冲流的时间之长和距离之远。就是资阳人头骨本身，据最早接触到标本的冯汉骥先生的观察，“看情况也是从上游飘流至此的”[56]。由于化石出土的地层本来就不是原生地层，所以我们认为依据阶地的时代（不论其是更新世晚期或全新世）或乌木测定（不论其出在哪一层）来断代，恐怕都是不可靠的。
在此仅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即资阳人头骨石化的程度和本身具有的原始性，这才是我们当前考虑问题唯…可靠的依据。根据资阳人头骨各种特质的综合考察，我们认为暂时将其列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范畴，还是可以成立的。
资阳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的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也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之内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曾经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从而对西南地区古人类学的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以上我们从近1000多万年以来地壳的升降、气候的变迁、生态环境的改变、现存灵长类的状况等多方面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具有的有利于人类起源的外因；又从开远古猿到资阳人简要介绍了这一地区丰富的化石标本，从而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有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不过这仅仅是依据现有材料所作的一个推测，其中无疑还有很多疑点，
很多缺环。是否正确，尚需要以后更多的发现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来证明。无论如何，古人类学的研究在西南地区具有广阔的前途，而其成果必将影响到全世界，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3期）
选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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