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李约瑟与昆明

《李约瑟与中国》是一本为李约瑟认可的长篇传记，据此书讲，1942年秋，正值二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两位科学家和学者前去访问和支援战时的中国，当时，在英国学者中懂中文者寥若晨星，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强烈兴趣的李约瑟被选中了。他的英文姓名本应译为约瑟·尼达姆，但他模仿许多西方汉学家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李约瑟”。约瑟是他的本名，姓则略作变化，以“李”代“尼”（只变了汉字的声母），不但看起来像汉姓，且有深意存焉，表示他对中国道家、道教之始祖李聃（老子）的尊崇。他还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之结晶，且又与李聃之名同音。“李约瑟”这名字融合中西文化，珠联璧合，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和素养。

1943年2月下旬某日，李约瑟取道印度，飞越“驼峰”来到昆明。他是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副团长兼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来访问的。

李约瑟对昆明的印象很好。在巫家坝机场，他看到许多美国飞行员。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细致地叙写了对昆明的第一印象：

乘汽车进城，沿途树木成列；水渠纵横。流行的色彩是蓝色的天空，蓝色的平民所着长衫，及农夫的短衫裤，以及黄色的泥土。……石铺的街道，但人行道大半是泥土的，房屋多数是两层，一切都稍有偏窄的感觉。市招粗糙但很清洁，一切令人淡然回忆起英国村镇的街道中的乡村店铺，但是这里所有的门多数是敞门。十字路口有交通警，但来往的大多数是人力车和徒步者，另加少数大卡车。经翠湖公园，一切多少未经管理，但具有吸引力。

文字相当具体，所写昆明市容与我的童年记忆相吻合。那时的翠湖确实“多少未经管理”，比较本色，游人自由出入。李约瑟下榻的英国驻昆领事馆，地址在翠湖北路云南大学现在的校门正对面，一座黄色的花园洋房。他在信中说领事馆“有可爱的花园一座，其中有美丽的花木，树干拗成美妙书法的曲线”；“在我的卧室窗外有美丽的竹林，隔邻的屋顶在竹林上面……天气极像剑桥春季及秋季，无数的白嘴鸭使人心悸，倘使闭目片刻，可能使人有身居杜克福斯牧师住宅之感”。感觉太好了。这座花园洋房后来是云南省文联的会址，作家、艺术家们住在里面，挺般配的，但前几年建盖宿舍楼拆除了，很可惜。

李约瑟在昆明三个多星期，日程很紧。他先后参观访问了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一些机构，而西南联大是重点。据联大校史，3月1日：梅贻琦常委主持国民月会，请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讲演。题为《科学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那一时期联大师生对国际问题十分关心，在李约瑟的讲座之后，本校教授也举行了一系列讲座，如：历史系蔡维藩讲《盟国胜利与德日挣扎》，王信忠讲《远东战局之展望》，政治学系王赣愚讲《自由主义之危机》，邵循恪讲《国际和平组织的过去与未来》；经济学系伍启元讲《经济战争与现代战争》，滕茂桐讲《国际计划经济与国家计划经济》；等等。

李约瑟还参观了联大物理系，由理学院院长吴有训陪同。参观图书馆时他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整套的牛津大学赠予的《化学会杂志》及其他杂志．感到十分欣慰。后来李约瑟多次向联大输送图书仪器，联大校史有“常委会议决：函谢李约瑟教授对于本校理学院图书仪器之协助”的记载（1944年8月30日）。

李约瑟还游览了西山，于三清阁给予特别的注意。李氏日后曾对人说：“首先看到的是两座佛寺，第三个是道观，我们对后者更感兴趣。这座道观叫做三清阁，是一座劈岩而成的优美圣祠，建立在一个几乎是绝壁的半山上。”

“三清”是道家的说法，即玉清、太清、上清，为道家神仙居住的天外仙境。西山的三清阁共九层十一阁，上接云霄，下临滇池，是西山风景区的最佳去处。

但李约瑟的兴趣不在于风景，而在于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索。李约瑟发现，中国的科学技术与道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位英国科学家当时正在为他未来那部震惊国际科学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做准备。

《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版中文译名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卷帙浩繁，专业性强。据介绍，这部著作不仅仅着眼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是将科学史同思想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李约瑟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是：“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我不懂自然科学，只大致读过第一卷导论。我相信，任谁找李约瑟大著中自己感兴趣的一本来读（全书七大卷三十四册，通读的人大概不多），都会受到启迪。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国著名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也对道家十分注意。他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以为金沙江两岸的彝族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这本书中，刘尧汉从不同角度考察论证了彝族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血缘关系，认为彝族现存的祖灵葫芦和虎宇宙观是远古虎伏羲氏族部落的自然崇拜和图腾信仰，即其原始宗教，也可简称为羲、炎、黄时代的“原始道教”，尔后一直流传于民间，经老子的抽象概括而形成道家哲学体系，再经庄子系统阐发而更加完善。刘氏举出的例证很多，如：中国许多民族都有人从葫芦里出来的神话传说，《诗经》中就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瓜瓞即葫芦）之句；闻一多考定，“伏羲是葫芦的化身”（《伏羲考·伏羲与葫芦》），彝族崇拜葫芦，他们把葫芦挂在胸前，并说“葫芦是彝族的祖公”；汉、唐以来，道教及其医药以葫芦为其象征或标记。彝族的虎崇拜和虎宇宙观在云南姚安县的口传史诗《梅葛》里有充分表现，说虎尸解后“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老子既姓老又姓李，考察彝族语音，其意均为虎，老聃、李耳的彝意均为虎首、母虎。其他如道家尚玄贵左，彝族尚黑尊左，等等。

刘尧汉的观点确实让人耳目为之一新，打开了人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新思路、新视野，视彝族文化为中国文明之源头，目前还不能说已成为学界共识，但朝这一思路进行的“新探”仍然是很了不起的。一位日本学者指出，李约瑟的功绩在于他最早揭示了老庄思想和科学的联系。读刘尧汉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我也得到一个启发，觉得研究中国文化及其起源，应该摆脱儒家文化的本位和汉文化的本位。

回过来还说李约瑟。据这位英国科学家的信件，在昆明的时候他和中国学者常常在早晨“去附近庙中散步，并有幸首次瞻仰道教的庙宇”。可惜语焉不详。西山的三清阁李约瑟是去过了，其他“道教庙宇”近的有真庆观（拓东路与白塔路交叉路口），远一些的有太和宫（金殿公园内）和龙泉观（黑龙潭公园内），李约瑟去过没有不得而知。离李约瑟下榻处最近的是圆通寺，这是佛寺，但崖壁上有摩刻道教神仙像，反映出释道合一的特点。李约瑟早晨散步是否散到圆通寺也不得而知。李约瑟一生共访华八次，昆明是他首次访华的第一站，而昆明的道观又是他首次见到的道观。

这么说，李约瑟确实给昆明的道观增添了科学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