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李大龙《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0月

作者简介：

前 言

第一章 “天下”视域下的“中国”与“边疆”

第一节 “中国”与“天下”

一、“中国”：“大一统”的标识

二、“天下”：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空间

第二节 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边疆”概念及其演变

二、“中国边疆”的特征

第三节 国家与民族：“中国”与“边疆”的交融

第二章 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第一节 传统话语体系与标准的探讨

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主的话语体系

二、标准的探讨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上溯”话语体系的出现

三、以清代疆域为标准的话语体系

第二节 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视域下疆域理论的新探索

一、新标准的确立：王朝国家与主权国家

二、“自然凝聚，碰撞底定”：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理论概述

三、“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

第三章“大一统”制度文明与多民族国家家园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农耕王朝对“大一统”的继承与发展

一、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二、唐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明朝对“大一统”思想的改造与发扬

第二节 游牧族群对“大一统”的继承与发展

一、对抗、认同与发展：从匈奴到鲜卑

二、对“中国”的一统：从突厥、契丹、女真到蒙古

第三节 清朝的集大成：“大一统之在我朝”

一、清代“大一统”研究评述

二、清朝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清朝“大一统”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实践

第四章：“天下”政治格局演变与王朝国家治理

第一节 “天下”格局由传统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

一、中国古代“天下”的范围及其自成体系的自然环境

二、“天下”自然状态下政权建构的主要形态

三、“天下”格局构成的常态及其发展趋势

第二节 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一、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

二、王朝国家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三、论“羁縻”：历代治边政策的要义

四、藩属体系：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五、“皇帝天可汗”：一种突破性尝试

第五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从“五方之民”“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及其内涵演变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内外环境分析

第二节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农耕与游牧族群的互动及其特点

一、“行国”与“行国体制”

二、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

三、“四等人”：一种特殊的人群划分方式

第三节 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的轨迹

一、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观

二、由“夏人”到“汉人”：农耕族群的初步凝聚

三、由“汉人”到“唐人”：农耕族群的进一步凝聚

四、“汉人”的再次出现：农耕族群的再次壮大

五、“中华人”的重新出现：“汉人”群体的壮大及其身份转变

第四节 清朝近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努力

一、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

二、“臣民”（国民）塑造的尝试

三、消除族群分界与确立满洲正统的努力

四、通过调整政策，实现不同族群的整合

第六章 视角、理论与方法：中国边疆学建设的思考

第一节 诠释中国疆域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研究边疆地区融入多民族国家历史应有的视角

一、边疆归属标准的探讨

二、“天下国家”与整体史观

第二节 诠释中华民族的视角与方法

一、“民族”不是古籍固有用语

二、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的理论解读

三、“四个共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

四、超越传统史观

第三节 中国边疆学“三大体””建设

一、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二、关于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

三、关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

四、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亟须应对的间题

附录1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一、古籍与档案

二、今人著作

三、今人论文

四、网站资料

附录2 个人论著目录

一、学术著作

二、主编著作

三、学术论文

四、书评、综述与序言

五、译著

后 记

前言

中国边疆尽管以“边陲”“荒凉”等等出现在古籍之中，且在古人传统意识中与“中国本根”（指中原）对应被视为“枝叶”，但历朝各代都十分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经略，且与王朝兴衰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今天的中国边疆学研究，一般按照研究对象分为陆疆和海疆两大领域。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九省区被视为陆地边疆，其面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61.8%，而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辽阔的海域以及岛屿则被视为海疆的范围。

国人对多民族国家中国边疆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为边疆政权和人群立传开视为“二十四史”记录边疆人群凝聚和政权沿革之先河，不仅官方史书留下了大量经营边疆的记录，而且也有如《华阳国志》《蛮书》等众多私家著述对边疆政治格局演变与社会发展的记载。古人对中国边疆的关注和记录，虽然催生了“边疆”概念的出现，但多数是服务于历代王朝对边疆的经略而进行的，因王朝面临的主要边疆问题而凸显时代特征，严格来说并不具有当今的学术研究性质，不过却是为今天我们研究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故而有学者称之为“千年积累”。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势力的东来构建殖民体系，中国边疆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面对日本侵略所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威胁，经营边疆、发展边疆的呼声却不断高涨，“中国边疆学”、“中国边政学”等等提法也应运而生，但遗憾的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边疆研究虽然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学科的关注，但尚未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中国边疆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当今的中国边疆研究是在“千年积累”之上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齐韵士撰著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陲总统要略》等被视为西北舆地学的开端，同时也被视为是当代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萌芽。民国时期有了“中国边疆学”、“中国边政学”等提法，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研究对象的敏感性制约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1983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后，中国边疆研究虽然迎来了又一次的研究高潮，但“中国边疆学”作为学科概念被提出并做出学科概要论证则是很晚的事情。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刊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上邢玉林的《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是最早的专论。该文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边疆学”概念，而且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中国边疆学的内涵与社会功能、繁荣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主要途径等不同方面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概要探讨。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实施，以及边疆问题的凸显，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等诸多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广泛关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更加日益高涨。但是，随着民族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社会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到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在促进中国边疆研究不断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甚至何为“中国”、何谓“边疆”都成为了不同学科学者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问题。

对以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状况，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总结，既肯定了以往研究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更有对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展望。其中厉声、李国强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分总论、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综述、北部边疆史地研究综述、新疆史地研究综述、西藏史地研究综述、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综述、海疆史地研究综述等，从边疆史地研究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归纳与总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在2009年第3期刊发了《60年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部边疆研究评述》《60年来东北边疆研究论衡》《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60年》《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边疆史视野下西藏研究60年》《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系列文章，从不同区域对60年边疆史地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评述。马大正先生先后出版《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对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做过系统总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从统一多民族中国与中国边疆、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兴起前的准备（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当代中国边疆调研的展开、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古代中国疆域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历朝各代边疆治理研究、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边患与陆地界务问题研究、中国海疆史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研究、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21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趋势、 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等近20个专题，可谓是对中国边疆以往研究的系统总结。朱尖《守正与创新：中国边疆研究进展初论》【齐鲁出版社2022年12月版】则在数据库检索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国边疆研究成果产出与特征、中国边疆研究的知识体系、中国边疆研究学术队伍、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机构分析、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阵地分析、中国边疆研究经典文献分析、对中国边疆研究进展的总结与思考、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边疆学发展思考、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成果数据分析的几个问题等方面，中国边疆学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系统探讨。

上述论著除马先生的著作之外，笔者组织和参与了其他论著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同时也曾经撰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对新时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做了探讨。该文依据从中国知网得到的检索数据，对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认为：当前的中国边疆研究虽然整体是热点，但难点和前沿问题则表现在：（１）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构；（２）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３）“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４）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５）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６）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而提出：“中国边疆学尽管还没有被列入学科名录，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其他学科学者的参与，这是中国边疆学得以成为热点的关键，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客观看待由此出现的分歧”；“在传统的边疆研究中，‘王朝国家’观念居于主导地位，而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国家’理论成为主导思想，但是‘民族国家’理论是否适合阐释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不能从静态的视角来关注中国边疆，而要用动态的眼光审视中国历史，观察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和演变，诠释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构建起来的中国边疆学才能健康发展。”【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笔者上述文章发表已经过去了5年，从中国知网现有的统计数据看，以“边疆”为主题词检索，从中国知网可以得到20512条论文数据，显示边疆研究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主要是：边疆民族地区 （910）、边疆治理 (507)、云南省 (480)、边疆地区 (463)、民族地区 (449)、民国时期 (429)、少数民族地区 (372)、云南边疆 (333)、俄罗斯 (311)、东北边疆 (293)、滨海边疆区 (28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76)、国家认同 (269)、中华民族 (259)、民族团结 (255)等。涉及的学科则有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考古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但是在上述六个前沿问题上似乎不仅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甚至在学科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1）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的建设既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更是前沿问题。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既要回答中国边疆是什么的问题，也要解答中国边疆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问题，更要对中国边疆的发展方向等做出科学的理论解读。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边疆属性的认识固然是最基本的问题，但用什么理论与方法来指导我们的认识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长期以来，历代王朝史观左右着学界对中国边疆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国家”理论和历代王朝史观出现了结合的态势，尽管1951年开始的“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对历代王朝史观提出了严重质疑，但对于中国边疆而言依然是被忽略的方面。正因为处于被忽略的境地，所以近些年来，流行在中国学术界的是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在中国知网能够检索到的提及拉铁摩尔的论文有3834篇，此外还有多部拉铁摩尔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出版，这应该是其理论严重影响中国边疆研究的写照。【其中有多篇是专题性质的学位论文，如李宏伟：《欧文·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蔡美娟：《拉铁摩尔边疆视域下的亚洲地缘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国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关注实际上很早就出现了，而国内学者对中国边疆进行研究的专门性论文则在中国知网只能检索到1402篇，【上述检索数据均来自中国知网，检索时间2024年1月28日。】其中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张健《国家视域中边疆与边疆观念的演变：内涵、形态与界限》【《云南师范大学报》2012年第1期】、何明《边疆观念的转变与多元边疆的构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专论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总体来看涉及中国边疆的论文较多而专门性论文数量依然偏少的情况并没有改变。数量偏少自然是尚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的表现，但即便如此少的论文中，学者认识上的差异已经凸显，显示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上学界依然存在认识上的较大差异。就具体认识而言，从近年来已经出版的论著看，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边疆”概念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等与传统边疆认识的差异。【参见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近年来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军事领域学者提出的概念，而文化边疆则在民国时期即已经存在，关注的是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传统边疆则是源自于历史学对边疆的认识，一般是从中原王朝的视角认识边疆。

二是所谓“建构论”与“实在论”的论争。【参见朱碧波、李朝辉：《“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对立抑或共生?——兼与杨明洪教授商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等。】“边疆”是认为建构出来的，还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政治学领域学界进入中国边疆研究带来的理论纷争。如果上述对边疆的界定体现着学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切入视角的差异，那么所谓“建构论”与“实在论”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对研究对象认知的差异，实则依然是源自对“边疆”性质认知的不同。

由此也可以看出，构建中国边疆话语体系才刚刚起步即在研究对象的认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边疆学“三大体系”建构任重道远。      

（2）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对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进行理论阐释，是构建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依托“二十四（五）史”构建起来的王朝国家话语体系尽管影响着国人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认识，但建国后王朝国家话语遇到了质疑，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代表着这种倾向。【参见李大龙、刘清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问题研究》，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6页。】其后，尽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上溯”的观点成为主流，但具体到一些认识对象上则存在着难以确定明确归属，且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历史上存在但今天已经消失，且其活动区域分属于我国和邻国的边疆政权，其历史归属不仅我国学者和邻国学者存在差异，就是我国学者内部也存在分歧。如在汉唐时期存在于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其在668年为唐朝统一，唐朝在其活动区域设置安东都护府进行有效管辖，后安东都护府内移到辽东半岛。高句丽的活动区域虽然是以西汉时期设置的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的范围为基础，但这一区域现在分属于我国和朝鲜等邻国。由此高句丽的历史是属于中国史还是朝鲜史分歧较大。谭其骧先生虽然依据今天的国界给出了427年前属于中国史，427年迁都今天平壤地区后即不在属于中国史的界定，【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但这一认识并没有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认同，反而是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各国学者之间乃至与国内学者之间依然存在分歧甚至是严重对立。

2004年发表的《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是笔者进行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第一篇专论，2011年笔者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在举办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推出了系列论文，其后笔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版了《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明确提出要抛开来自西方的并不适合阐述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民族国家”理论，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概括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尽管这种提议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理论阐述的完善，依然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

（3）“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这是一个传统话题，也是认识中国边疆难以回避的大问题。尽管长期以来我们用历代王朝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但东亚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以中国历代王朝为中心的传统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是缺位的，甚至是失语的。由此也造成了一个怪现象，即否认“东亚天下秩序”的存在，认为是一种臆想。只是在美国学者费正清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其著作《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被翻译在国内出版后，才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在近年来随着张存武先生的《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李大龙的《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永江的《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的出版已经达到了一定广度和深度，但也存在着很多难点问题，诸如是称之为“藩属体制”，还是称之为“朝贡贸易体制”、“封贡体制”、“宗藩关系”等，分歧较大。这些分歧出现的原因有些是学者关注的视角不同，但有些则是故意为之。如将其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就是有意忽略其存在的前提是册封所代表的政治隶属关系，而不加思考的肆意引用，不仅无助于客观认识东亚历史上存在的这一政治体系，而且还会起误导作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其付诸实施，更是赋予了该研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迫切需要学界对“东亚天下秩序”做出更加准确的理论解构，以服务于当今世界。

（4）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对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有关海洋的诸多概念做出了明确界定，极大推动了我国的海疆研究。【参见李国强：《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方堃等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李国强著《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综合性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而言给出了明确答案，但就我国海疆研究来说，钓鱼岛问题、断续线的性质以及海洋权益的维护等方面的研究依然是海疆研究中的难点、热点和前沿问题。

（5）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史为鉴是中国边疆研究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由马大正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是近年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著述，该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自2015年至今相继出版，包括《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东北边疆的治理》、《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中国新疆的治理》、《中国西藏的治理》、《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中国海疆的治理》等。此外程妮娜等著《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邢广程等著《“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邢广程等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夏春涛主编《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等也先后出版，将治边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历代治边思想及实践内容宏富，历来是边疆研究前沿和重点，其中的很多思想和实践活动依然需要总结，这不仅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更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

（6）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尽管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但以“中国边疆学”为题名的专论却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出现。1992年第1篇题名中含有“边疆学”的文章《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在《中国边疆史研究》刊出后，2018年底见诸中国知网的论文只有105篇，至2024年2月也才只有123篇，5年时间仅仅增加了20篇。在学科称呼方面，出现了“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一般边疆学”“边政学”等等不同提法。在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等的基础上，李大龙《政权与族群：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李大龙主编《中国边疆与中国边疆学建构》【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马大正《中国边疆学八题》【方志出版社2022年版】、罗静《跨越区隔——中国边疆学学术自觉》【南开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朱尖《守正与创新：中国边疆研究进展初论》【齐鲁书社2022年版】、汪洪亮《知人论学：民国时期的边疆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 2023年版】相关专著的出版，可以说极大推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依然还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杨明洪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发表《“边疆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全解》。该文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一般边疆学”基础之上，又提出了“边疆科学”的概念。认为： 学界广泛讨论建立“边疆科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去维护新时代的国家边疆利益。“边疆科学”是前期学界讨论的一般边疆学概念的转化。“边疆科学”的兴起较早，有其发展脉络，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奠定了其学科地位。“边疆科学”的知识体系包含多个方面，既包括“边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也包括“专业边疆科学”与“专业中的边疆科学”，还包括“边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现阶段“边疆科学”的研究特点是分别在“专业边疆科学”“专业中的边疆科学”以及“边疆科学”周边研究形成了相对热门话题。不过笔者从该文的阐述中并没有明确体会到“边疆科学”和“中国边疆学”“边疆研究”等之间存在何种明显差异，用“边疆科学”取代“中国边疆学”的意义体现在何处也并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名称、概念固然重要，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而仅仅是名称和概念的理论分析，似乎无助于学科建设。

目前，尽管如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开始在“中国边疆学”名下培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置“中国边疆史地系”培养硕博研究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也立项了两个名为“中国边疆学原理”的研究项目，但是“中国边疆学”尚未列入国家承认的学科序列，说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依然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难点和前沿问题。

上述六大问题既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所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制约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多年来，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出版《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1998年）、《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2001年）、《都护制度研究》（2003年）等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又出版了《汉唐藩属体制研究》（2006年）、《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2015年）、《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2018年）、《政权与族群：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研究》（2021年）等，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尽管也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看法的一些新视角、新见解，但自感有关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方面的有些观点已经趋于完善，鉴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这些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可以贯穿到工作作为抓手。同时，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得到了学界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一些高校也开始招生硕博研究生，而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个瓶颈，笔者的研究可以作为研究和批判的对象。故而，将多年的思考汇集整合，名称为《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供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国边疆学学人参考。

值得说明的，笔者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阐述只是一孔之见，期盼得到学界更多同仁的关注，希望助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业，更希望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后 记

对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的探索虽然是最近几年重点研究的方向，但就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而言，细思起来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办公地点位于现今中央民族大学院内。1989年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版后，曾经就其观点和一些朋友有过热烈讨论，并有写点东西与作者进行讨论的冲动。尽管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如愿，但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思考却也没有中断。2000年8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今中国边疆研究所）后，从对“民族”的关注转为对“边疆”的关注，尤其是由高句丽历史研究引发的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探讨，深深感到研究视角或称之为研究站位的变化会对研究带来的巨大影响，一系列需要通过研究给予回答的疑问也时时出现在脑海之中。

“二十四（五）史”是中国正史，其所记载的王朝被称之为“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中国疆域的代表，中国边疆在历代王朝体系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一直是处于被忽略的境地。尽管有学者认识到了历代王朝史观不能准确阐述中国历史，而缺失中国边疆的中国疆域史也是不完整的，但综观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似乎都没有摆脱历代王朝史观搭建起来的框架，而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如何诠释匈奴、五胡十六国、北魏、高句丽、突厥、吐蕃、渤海、辽、夏、金、元乃至清朝等等，这些地处边疆或由边疆族群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由此成为了一个学术难题。不仅如此，与我国学界现有研究状况相对应的则是国外学者则利用“民族国家”史观提出了“长城以北非中国”、“游牧帝国”、“内陆亚洲”、“赞米亚”等观点和研究视角试图歪曲中国历史。近年出现的“新清史”则打着“满洲”的旗号试图构建一个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话语体系，将清朝历史和中国史割裂开来，而一些邻国也将属于中国历史重要部分的中国边疆史，诸如南越、高句丽、渤海等政权历史纳入其国史叙述范围，更加导致了国人对边疆历史认识的混乱。由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还是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疆域是“汉人”缔造的还是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众多人群共同缔造的？历代王朝疆域能否代表中国疆域？边疆和边疆政权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地位如何？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如何阐述中华民族和当今中国的56个民族包括历史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族群之间的关系？中国疆域是如何形成的？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回答，是中国边疆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性质有不同的解读，但都无法否认中国边疆是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孕育诞生在中华大地之上，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构建的，在缔造国家的过程中这些人群不仅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凝聚为了一体，被称之为“中华民族”。当今学界往往从对“正统”的争夺中胜出的历代王朝审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难以构建起符合历史实际的话语体系。这一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归纳为“四个共同”，从理论高度进行了概括，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指明了方向。

汉唐边疆史一直是我重点研究的领域，但1996年由于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原因，如何界定高句丽历史成为困扰我的一大学术难题。西汉后期出现在东北亚的高句丽政权一直和历代王朝保持着密切的以册封—朝贡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关系，隋唐“大一统”王朝出现后，如书中所引隋唐两朝四代统治者在“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观念的影响下不再满足于继续与高句丽政权保持这种册封—朝贡关系，唐王朝终于在总章元年（668）实现了对高句丽政权的统一，在将其大部分部众迁徙中原的同时也设置安东都护府对其辖境进行管理。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曾经的高句丽政权疆域，目前分属中国和朝鲜，而曾经的高句丽人也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及东亚各民族之中，当前存在着的在“民族国家”话语下“非我即彼”的诠释方式都难以得到相邻国家学界的广泛认同。而在考察其他边疆政权历史归属问题，发现不仅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而且我们以往的原则都存在难以圆说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归属问题的叙述上，一方面历代王朝史观制约着我们的的认识，而且夹杂进来主权国家的管理原则，则更加无法说明白之前历史的归属。由此所引发的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政权国家转变的视角下考察中华大地上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对中国疆域、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和以往学界完全不同的认识，或有助于当今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及话语体系的建设，同时更期盼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支撑！

《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研究》是在《政权与族群：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增补而成。《政权与族群：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于2020年2月22日，而《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研究》则完成于2024年3月13日，既是研究的延续，也是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更是职业生涯特殊日子奉献给自己的特殊礼物！

李大龙于山下陋室

202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