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董雪莲《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滇史

内容简介

本书在考察云南清代各个时期代表性诗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清代云南诗歌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轨迹，同时将之置于同时期整个中国诗坛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对比和分析，呈现了清代云南诗歌的整体面貌、特征和演变规律，对其综合成就及其在清代中国诗坛的价值、地位和文学史意义给予客观评价，并首次提出了云南诗歌在清代完成自身诗学传统构建的结论。这个诗学传统本乎学问，关乎世运，以汉魏三唐为宗兼采百家之长，以温柔敦厚为主旨，以自抒性情为出发点，以厚朴刚健为特征。

作者简介

董雪莲，云南大理人，文学博士，现为昆明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云南古代地方文化与文学。

第一章复古之风的绵延：明末清初云南诗歌

第一节明末清初遗民诗歌：复古宗向与救世情结

一、以明七子为宗的诗学倾向与主张

二、复古创作中的修正与开拓

第二节传统儒学与诗教的回归

一、“滇南先生”文祖尧与传统儒学

二、传统儒学复兴下的云南诗人群体

三、淑世品格与诗歌创作

第三节“性情”诗学的崛起与初期衍变

一、心系家国命运的“万古之性情”

二、出处进退的复杂境遇与诗中之多样性情

三、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转向

小结

第二章诗教与性理的书写空间：清代前期云南诗歌

第一节赵士麟与云南诗坛诗教地位的确立

一、赵士麟的诗教思想

二、赵士麟的诗歌创作

三、赵士麟与康熙前期京师诗坛

四、赵士麟与云南诗坛

第二节道、艺双修：理学语境下的云南诗歌创作

一、关乎世运的现实精神

二、多样的语言艺术风格

三、对诗歌抒情本质的充分把握

四、富有情韵的艺术境界

第三节温柔敦厚中的个性书写

一、许贺来的“孤独”书写与自我超越

二、张汉的狂傲与率真

三、段昕的山水真性和自由追求

小结

第三章地方诗学传统的建构与继承：清代中期云南诗歌

第一节钱沣与乾隆朝诗坛

一、钱沣以“合道”为核心的诗歌主张

二、深厚性情与诗歌创作

三、钱沣与乾隆朝京师诗坛

四、钱沣对云南诗坛的影响

第二节《滇南诗略》与云南诗学传统的建构

一、云南诗人地域文学观念的觉醒

二、袁氏兄弟的诗学思想与《滇南诗略》编纂宗旨

三、《滇南诗略》对云南诗学传统的自觉构建

四、《滇南诗略》的后世影响及其诗学传统的延续

第三节诗歌家族勃兴与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一、诗歌家族中的文化和诗学传承与云南诗学传统的固化

二、诗歌家族对地方诗坛的影响

第四节刘大绅与嘉道云南诗坛

一、刘大绅的诗之“道”

二、刘大绅的诗歌创作

四、刘大绅与云南诗坛

小结

第四章从风雅之变到古典终结：清代晚期的云南诗歌

第一节变风变雅的诗歌转向

一、时代阴霾与诗歌悲秋意境

二、怀才不遇与报国无门的忧愤抒写

三、民生凋敝和社会动荡的再现

第二节宗宋风潮的异军突起

一、云南诗坛的宗宋诗人阵容

二、创作内容和风格特点

三、宗宋诗人的成就和影响

第三节清代云南诗歌集大成者：朱庭珍

一、海纳百川的诗学思想和理论贡献

二、“诗史”与“心史”合一的创作实践

三、熔铸百家的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

小结

总结

一、清代云南诗歌发展演变的特点

二、清代云南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三、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序一

董雪莲博士的博士论文《清代云南诗歌研究》经过修订，将要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希望我给她的书写篇序。作为导师，得知自己学生的博士论文将要出版，自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故在此，就我所知作者和本书的一些情况向读者作一介绍。

董雪莲是我招收的博士生中，入学年龄最大，且已工作多年，有家庭、有小孩的一位。

一般来联系考博的学生，以在校的硕士生，或硕士毕业后工作几年但未成家的居多，像她这样硕士毕业有了稳定工作且有了家庭、小孩的考生很少。这类考生，有了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历，如果说还想继续深造，说明他（她）对专业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我自己就是属于后者的例子。此外，业师徐朔方先生也曾跟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说学人文的学生，只有到社会上跌打滚爬过一阵子，才会对文学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我自己也颇有同感。因此，我回复董雪莲，欢迎她报考。

不过，董雪莲第一次报考因外语成绩不够未被录取。但是，她并未气馁，索性向浙大人文学院递交了访学申请，跟随我的同事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她一边访学，一边准备下一年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她如愿以偿，成为浙大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

董雪莲入学当年，我恰巧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赴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因此，这一年期间，她和我主要通过邮件和手机进行学业交流。董雪莲是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生，古代文献功底相对薄弱一些，我有意引导她多多留意文献学，多看一些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学的论著。

因为来自云南，且职业规划为毕业后回原籍工作，董雪莲很早就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为《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很适合她来做。一是她来自云南，对乡梓有深厚的感情，且熟悉云南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二是她作为云南本地人，就地方文献资源获取的途径而言，有很多便利条件；三是学界对清代文学的研究，过去更多侧重纵向的研究，而当时从地域视角进行的研究还不算多。就清代云南的诗歌研究而言，当时（九年前）虽然也有零星的文章，但主要集中于个别的作家，从纵向和横向来系统探讨清代云南诗歌的成果尚未见到；四是清代云南诗歌总集和作家别集体量适中，容易把握。基于以上考虑，我同意了她的选题。开题时，董雪莲的题目也得到了文学所其他老师的认可。

为了写好论文，我指导她先编纂出《清代云南集部著述总目》，收录清代云南作家的别集、总集、诗文评及词曲现存版本书目，著录书名、著者、籍贯、版本等信息，共计500余条。另外，又指导她制作了云南作家数据库，按生卒年进行排列。有了上面的基础后，董雪莲按图索骥，开始一部一部地阅读清代云南作家的总集和别集，逐步进入了资料整理、问题思考、章节设计和论文撰写的轨道。

董雪莲硕士期间学的是文艺学，她有较好的文艺理论素养、思辨能力和对作品的敏感度，加之她在社会上历练过，对作品的理解较一般同学更深入透彻，且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读博期间，她撰写了多篇论文，其中有4篇发表于C刊，论文涉及诗歌、小说、戏曲等不同的领域。譬如《明清云南作家地理分布可视化分析及意义》一文，主要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对明清云南作家的地理分布作了可视化分析，并从多角度分析了由明至清云南作家分布变化的原因和影响。《清代小说《太湖王氏传》作者考辨》一文，对署名张汉的清代文言小说《太湖王氏传》进行了辨析，认定原作者应为清初安徽文学家石庞，而非张汉，且对张汉和石庞二人生平进行考辨，纠正了学术界已有成果中关于石庞的一些讹误。《孤本＜驿路歌＞与清代云南作家张汉》一文，对收藏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孤本《驿路歌》进行了考证，认为此书是一本以诗歌形式写就的由滇至京的纪程吟咏之作，作者为清康乾间云南籍著名诗人张汉，并对该书在地理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进行了探讨。《清代云南文学家严廷中与杂剧＜秋声谱》》，对清代云南宜良作家严廷中创作的杂剧《秋声谱》的创作背景、内容旨趣和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秋声谱》的文学价值。《清代云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纳西族汉语诗歌特点-以丽江纳西族为例》，探讨了清代丽江纳西族汉语诗歌的内涵、特点与文化价值。另外她还写有《清代云南名儒钱沣生平与诗文创作》和《明末清初云南高僧苍雪与吴中诗坛》等论文，前者对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明籍名臣、作家和画家钱沣的生平和诗文创作作了考述和分析，后者对明末清初高僧苍雪与吴中文人如陈继儒、董其昌、吴伟业、钱谦益、陈瑚、毛晋等人的交游作了考证，分析了苍雪在吴中诗坛的影响。这些成果的发表，固然可以看出董雪莲本人的勤奋，但也得益于她在文艺学方面的积淀、素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清代云南文学已有一些问题意识和一定程度的把握。她对清代云南诗文作品全面的整理和深入的分析阅读，为其博士论文写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当然，作为在千里之外异地求学的妻子和母亲，董雪莲要比一般的博士生克服更多的困难。譬如，博士在读期间，小孩时常生病，她要经常请假回云南照看。博士的最后一年，她的婆婆身体状况不佳，她也要经常回去照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担着家庭和学业的双重担子，依然勤学不辍，最终给自己的博士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下面，就董雪莲《清代云南诗歌研究》，谈点我个人的看法。本人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对清代云南诗歌的总体面貌作了全景式展现，对其嬗变的历程和演进轨迹作了细致的梳理和详实的叙述。

绪论部分，作者分析了“地居天末，百蛮杂处”的云南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历史文化，指出清代的云南诗歌在明代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变和发展，如诗人分布的广度、作家作品的总量、少族民族诗人和女性诗人的数量、诗社的林立、诗歌家族的勃兴、诗歌创作理论的繁荣、诗歌总集编纂的热潮等。

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四章，分期叙述了清代云南诗歌的发展轨迹。作者将清代云南诗歌分成明末清初、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晚期四个阶段进行叙述，在章节的标题上分别显示每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如“复古之风的绵延”“诗教与性理的书写空间”“地方诗学传统的建构与继承”、“从风雅之变到古典终结”。这样的分期和标题设置，是作者对清代云南诗歌各个时期的演进和特点进行深入考察后高度概括出来的，具有独到的创见。作者通过对清代云南诗歌各时期发展情况的深入梳理和分析，勾勒出了其“以唐为宗，兼采百家之长、以温柔敦厚为主旨、自抒性情为出发点，以厚朴刚健为特征”的发展主线，并对这些特征以及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在阐述云南诗歌“厚朴刚健”特征之时，作者作了如下阐述：

云南高山峡谷、峻岭雄关的地域特点孕育了诗人们豪迈、刚强的气质。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和经济文化的相对滞后，形成了他们忠厚、质朴的性格。上千年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百姓只要不触及其宗教信仰和禁忌，他们一般温和宽厚，感情坦率、直露。总体而言，清代云南诗歌没有江南的细腻温婉，没有湘楚的多情缠绵，更偏向于塞外的凛冽刚猛。加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诗人们着力倡导诗歌“言志”的传统，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和伦理价值，内容上多关注世运和现实，多写家国情怀、社会民生和自然山水，罕见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当然，云南诗人也注重情感抒发，他们作诗大多有感而发、缘情而作，推襟送抱，但除了与社会民生有关，一般就是抒发自身出处进退中的喜怒哀乐。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恪守使得像袁枚性灵派那样的放纵不羁的思想、行为以及诗歌风格在云南诗人中几乎没有见到。他们崇尚质朴自然，反对华而不实，少有纤弱轻靡之风，表现为清刚壮逸或是劲健洒脱，可用厚朴刚健来总结它。正如诗人王竹淇所写“文有风云气，诗无儿女情。杏桃嫌俗艳，梅菊抱幽贞”······

类似这样的概况和总结，在每个章节的开头和结尾都可见到。对于清代云南诗歌各个阶段的发展，作者在进行大量的文本和史料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云南历史文化背景，并对比中原内地，对其演变特征进行高度凝炼的归纳，很多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第二，本书对滇中各时期的诗歌创作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各个时期重要诗人如担当、苍雪、赵士麟、张汉、钱沣、刘大绅、严廷中、朱庭珍等的生平和创作作了重点考察和研究，辅以其他大大小小数十个次要作家的叙述，层次分明、详略得当。

譬如第一章，作者主要叙述易代之际云南作家的诗歌创作，涉及的作家有担当、苍雪、文祖尧、文化远等人。作者通过分析这些作家的诗歌主张和创作，指出这些作家普遍都以明前后七子为宗，坚持复古主义的倾向。而此时中原内地的主流诗坛却已展开对复古的全面批判，云南却背道而驰。她指出，这一时期复古风气在云南诗坛盛行，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社会原因和心理因素，云南诗人坚持复古，一方面在于对明代文化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为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敦复古道、扶正人心，以致匡扶世运”。在社稷倾覆的危机之前，云南诗人力图“在诗歌创作中呼应古代贤者的风范和志节，起到一种挽救世道风气、振衰起敝的作用”。这些诗歌宗尚，以社会角度而言，与明末清初云南被战乱席卷数十年、灾难深重以及南明永历政权播迁至云南等因素均有深刻联系。她的这些论断，是很有创见的，如果不是对当时云南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深刻全面的洞察和对众多作家作品的深入、具体分析，是很难得出的。

第三，对清代云南诗歌总体的特色及文学史意义作了全面总结。

本书的每一章都首尾呼应，开头有小序，末尾有小结，书的最后有总结，章节之间前后连贯，串联起云南诗歌发展演变的总体线索。作为某一地域整个朝代的诗歌，其有什么特色，研究它有什么文学史的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者和一般大众读者都关心的问题。对于前者，作者从尊崇传统诗教、自我理性选择、本乎学问但又非学人之诗、厚朴刚健等方面予以了总结。对于后者，作者从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大量的少数民族诗人、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少数民族诗人创作中体现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等方面予以了阐释，对清代云南诗歌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清代近三百年的云南诗歌，在云南独有的文化传统滋养和中原内地儒释道文化涵濡之下，走完了它自己的轨迹。云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丰厚富饶的自然资源、复杂多样的民族构成、相互间的文化交融以及特殊的历史演进轨迹，为它提供了繁茂生长的沃土。虽然它错过了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却也很快赶上了中原内地的步伐，成为中国诗坛一道独特的景观，与其他地域诗歌一起，构成了清代诗歌绚丽完整的版图。虽然它起步很晚，才刚开始繁荣，中国古典诗歌已经迈向终点，它还没有来得及打造如吴习、楚风、齐气等以鲜明地域特色为标志的固有风格，还未能以诸如“岭南”“河朔”“阳湖”“浙派”等明显带有本土特征的诗派或群体树帜坫坛，就随中原内地诗坛整个步入了古典诗歌的终结。但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云南诗歌始终保持着自身清晰、独立的发展轨迹，自觉完成了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这个传统以本乎学问、关乎世运，取法上主要以唐为宗，兼采百家之长，以温柔敦厚为主旨，以自抒性情为出发点，以厚朴刚健为特征，从而形成了自身鲜明独特的面貌。

本书结尾，作者在高度肯定清代云南诗歌成就的同时，通过对比其他省域的诗歌创作，指出清代云南诗歌的发展存在着遗憾：

因为缺少地域优势和文化传统的优势，整个清代，云南未涌现出时所公认的文学巨匠，亦无旗帜鲜明的理论建树引领诗坛潮流。云南诗人或许也意识到，出身于文化落后之地区，虽有振兴乡邦文化的强烈意识，但似乎缺少在主流诗坛争雄的决心，没有引领风气的意识，也没有开疆拓土、树帜词坛的气魄和开拓精神。因此，即便有一部分诗人的才华和人品为当时所推重，但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

作为云南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要公开说出来，这是需要勇气的。

第四，本书材料翔实，在注重实证的同时，也注重理论的分析和概括，既注意清代全国性诗歌演进对云南的影响，又对云南作为西南边陲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殊环境之于诗歌的影响加以深入挖掘和探讨，有点有面、前后呼应。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有材料的应证，有骨架的支撑，有细节的安排，有观点的提炼，显示了作者谋篇布局的匠心，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思辨色彩。本书语言流畅，语汇丰富，诗歌鉴赏专业到位，显示了作者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和非常专业的艺术鉴赏能力。

总之，作为一部首次全面系统研究云南当地诗歌的成果，《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无疑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本书对整体把握和观照清代云南诗歌的全貌和发展特点，有荜路蓝缕之功。书中也体现了不少独到的创见，有着一定的价值。当然，本书难免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观点仅是个人看法，也不一定为他人所接受，这是正常的现象。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不断地予以修正和完善。

董雪莲博士毕业已四年了，在这四年里，她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期待董雪莲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岗位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徐永明

2024年3月写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成均苑

序二

因为我也比较关注明清时期云南文学研究，董雪莲博士在其书稿《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正式出版之际，嘱我写上几句话，我得以有机会先行将其书稿通读一遍。读后觉得甚是爽然畅快，心中为之喝彩，认为书稿确实是云南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清代诗歌研究中别开生面之作。

我一直认为，云南汉文文学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扎根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迟从汉代开始，汉文和汉文学就传入云南，从此不断扩大、浸润。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方的书籍、经书、文告、文件、碑幢文刻、绘画题跋等都基本上使用汉字，汉文文学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到了元明清时期，云南已经成为中国统一疆域中的稳定部分，汉文化已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云南文化和文学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汉字和汉语的通用，学校的设立，汉文文学的发展和传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元代开始特别是从明代中期到清末，云南的汉文文学有如山泉汇衍而为江河，呈现出越来越发展壮大的趋势和状态，出现的汉文文学作家和诗人及其作品越来越多，其中也有不少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杰作。这些诗人作家和作品，就像董雪莲书稿写到的，即使放在全国同期的诗坛上品评，也是毫不逊色的，并且不少方面是富有特色的，是有创造性的，在不少方面补充、丰富了元明清的文学，为元明清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云南古代文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董雪莲书稿研究的清代云南诗歌当然也是清代诗史必须要包含的重要内容。另外，与内地文学相比，云南的汉文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就是通过诗词歌赋，或通过戏剧说唱等文学形式，传播汉文化，把汉文化中的价值观念，诸如仁、义、礼、智、诚信、忠孝、廉耻等，传播到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各个阶层，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熏陶和教化，从而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无疑对祖国的统一和西南边疆的稳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汉文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就没有稳定的中国西南边疆。因此，云南汉文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国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部分，它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表现出来的特征、体现的历史意义，是独特的，与内地文学不同，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参见段炳昌等《明清云南文学论稿》1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云南汉文文学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云南汉文文学的研究虽有如此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基础整理工作，还是个案或整体研究等方面，都没有做好。就清代云南文学来说，许多别集无人问津，没有整理出版，以收录清代诗文作品为主的《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丛录》《滇文丛录》等总集，至今也无人整理出版；大多数诗人没有得到学术界关注，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流于一般性的评述，缺乏深入研究，更没有看到整体把握的宏观研究著作。令人高兴的是情况正在有所改变，一些青年学者，年轻的博士、硕士，已经着手相关的研究，并推出了一批成果，董雪莲这部《清代云南诗歌研究》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

据我所知，董雪莲《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清代云南诗歌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著作，或者说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清代云南诗歌发展史著作，对清代云南诗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文化史、文学史研究上的价值、意义以及云南文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清晰而深入的阐述，它的出版问世必将对云南古代文学特别是清代文学的研究起着推动作用，也必将引起更多的关注，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到明清云南汉文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价值、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部《清代诗歌研究》不仅是清代云南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清代诗歌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就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而言，董雪莲《清代云南诗歌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尽量把云南清代诗歌放在全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发展的框架中进行检视，把云南诗人及其创作活动与内地诗坛联系起来，比如赵士麟与康熙年间的京师诗坛、钱南园与乾隆年间诗坛、刘大绅与嘉庆道光年间的山东诗坛的交往唱酬，朱艧和戴纲孙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汤鹏等内地诗人的联系。在论述云南诗歌发展时又注意与清代的理学与实学、科举、文字狱、鸦片战争等社会思潮和现实联系起来。这样就很自然而又合乎逻辑地强调了云南诗歌与清代诗歌发展的整体相关性，展示了云南诗歌作为清代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云南诗人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努力把云南清代诗歌的发展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多民族的社会现实、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能突出清代云南诗歌的特点。“绪论”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云南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独特性”，然后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自然生态环境、多民族文化、各具风采的民风民俗等自然和人文环境，同时也叙述了在云南影响比较大的改土归流、汉文化教育的推行、科举考试等历史事件，以及农业生产的改进和其他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指出清代云南诗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因而也自然具有了与内地诗歌既有紧密联系的共性，同时也有自己特质鲜明的个性。具体到对诗人及其作品进行分析时，还注意并且点明了他们的民族身份，比如白族的赵炳龙、何蔚文、李崇阶、谷际岐、师范、王崧、李于阳等，彝族的高奣映、李云程等，回族的马汝为、孙鹏、马之龙、沙琛等，纳西族的桑映斗、牛焘、李玉湛、杨四藻、杨品硕等。在论述中作为例证的许多诗歌作品，有的与云南的山川景物、民俗风情有关，有的涉及明末清初的沙定洲之乱、孙可望和永历入滇、吴三桂之乱及平息，还有嘉庆至同治年间云南各地频繁发生的鼠疫等灾害，这些都烙上了清代云南历史的深深印记。总之，《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既强调了云南诗歌与内地的联系，又突出了其独特的品质，这是非常符合清代云南诗歌实际的。

一方面，紧密联系全国诗坛，把云南清代诗歌作为整个清代诗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考虑云南清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及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突出清代云南诗歌的特殊性和云南诗人的创造性，这也体现在本书关于清代云南诗歌发展演变的分期和对清代云南诗歌整体特点的概括上。本书将清代云南诗歌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明末清初（从明亡到三藩之乱平定）、清代前期（康熙二十年到乾隆前早期）、清代中期（乾隆早期及嘉庆道光时期）、清代晚期（咸丰到清末）。这里的明末清初时期，是从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云南发生沙定洲之乱始，其后历经孙可望大西军进云南、明永历帝入云南、清军入滇、吴三桂叛乱，到清军再次入滇平定吴三桂之乱止，从1644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前后近40年间，云南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乱之中，与内地早已进入比较安定的社会状况不同。与此相关，云南此期的诗歌总体上也就呈现出与内地诗歌不同的一些特点来。因此单列一个“明末清初”是合适的，可谓按体裁衣。其他几个时期的划分则基本与一般文学史关于清代诗歌的分期大致相近。《清代云南诗歌研究》中的分期既有关注和借鉴一般文学史关于清代诗歌发展分期的地方，也有按照清代云南历史演变和诗歌发展的实际而有所调整和设置之处。这里还要顺便指出，据我所知，在云南文学的研究中，《清代云南诗歌研究》第一次对清代云南诗歌作了清晰的分期，并且明晰地提炼、概括了每个时期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比如：复古之风的绵延（明末清初）、诗教与性理的书写空间（清代前期）、地方诗学传统的建构与继承（清代中期）、从风雅之变到古典的终结（清代晚期），每个时期底下又有更细的概括与论述。这些概括都是有实际材料支撑的，基本上是言之有理的。在概括和论述明末清初的云南诗歌的复古之风时，书稿中指出，清代云南诗歌与内地诗歌相比，与明代似乎有着更为亲密而长远的联系，明末清初的云南诗歌受到明代前后七子的影响，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但云南诗人如担当、赵炳龙、何蔚文等却能跨越“诗必盛唐”，而尊崇汉魏乐府，甚至上溯《诗》《骚》，创作了一大批乐府、变雅、骚体诗。书稿将清代云南诗歌发展演变的特点概括为四点，即：一以贯之对儒家传统诗教的尊崇和坚守；不为时习所染，坚持传统和保持自我理性；本乎学问却不同于学人之诗；整体上呈现出厚朴刚健的风格特征。书稿认为，清代云南诗歌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以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大量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参与，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版图和地域诗歌发展史，多民族诗歌创作对汉语诗歌的贡献，是考察汉文化传播及对少数民族文学影响的窗口，是各民族对国家、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见证。以上这些概括和相关论述显然都是立足于清代云南诗歌发展演变的实际，把云南与内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既凸显了与清代诗歌发展的同一性，又阐释了清代云南诗歌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当然，任何理论、观点和结论的成立都必须看论证是否合理与材料是否坚实，《清代云南诗歌研究》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在论证方面，作者对论述框架结构的设计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书稿将清代云南诗歌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为一章，其中一到两节重点论述一到两个代表性诗人，除了论述诗人的主要创作成就外，又将其分别与整个清代诗坛和云南诗坛联系起来；其中一节论述几个重要诗人；还有一节论述此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和特点。比如：第二章第一节主要论述赵士麟，以下有分别论述赵士麟的诗教思想、诗歌创作特点与成就、赵士麟与康熙前期的京师诗坛、赵士麟与云南诗坛；第二节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此期云南诗歌创作的特点；第三节则分别论述了许贺来、张汉、段昕等三位重要诗人。这样有点有面，有重点有一般，有个案有提炼概括，俨然形成了以赵士麟为主干，连接许贺来、张汉和段昕，再连接云南诗坛和全国诗坛的树形结构，不但见其设计之用心与精巧，而且能非常鲜明地显示康熙前期以赵士麟为中心的云南诗坛的总体情况、特点以及作者的观点。在具体的论述特别是个案分析上也做得比较成功，书稿中关于赵士麟、许贺来、张汉、段昕、钱沣、袁氏兄弟、刘大绅、严廷中、李于阳、朱庭珍等代表性诗人或重要诗人的分析都比较细致深入，对他们作品的分析、思想和特点的把握都比较恰当深到，论证比较严密，文字和观点都比较精彩，有些观点很有新意。通过《清代云南诗歌研究》的论述，通过对他们诗作和当时诗坛影响的分析，有些学术界不大注意的诗人如赵士麟、张汉、段昕、刘大绅等诗人，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学术界对朱庭珍的诗话关注较多，相关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但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却比较孱弱，而《清代云南诗歌研究》不仅论述了朱庭珍的诗学思想和贡献，还重点分析了他的创作实践、艺术风格和成就，认为合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来看，朱庭珍是清代云南诗歌的集大成者，尽管这个结论不一定为大家所完全赞同，但可以看到《清代云南诗歌研究》中的论证是严密的，是经过认真细致分析而提出的。

在材料的搜集和运用上，《清代云南诗歌研究》也是严肃认真的。清代云南诗歌进入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时期，诗人众多，作品浩繁，绝大多数作品未经整理出版，绝大多数诗人未经深入研究，甚至未经人道及。清代云南诗歌发展的时空跨度大，清朝被推翻又经历了一百一十多年，加上兵燹和灾害、各种政治变动，在较长时期内人们把古代文学资料作为糟粕，未能妥善保管，很多清人的诗集都佚失了。显然，要对清代云南诗歌作整体研究，搜集到足够的文献资料，完成好《清代云南诗歌研究》的写作，无疑困难重重。但董雪莲博士不畏险阻，知难而上，在昆明的各大图书馆，杭州等地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四处寻找，上下求索，又充分利用互联网搜寻各种资料，积数年功夫，终于积累了为完成书稿所需的较为完备的资料。从书稿所列的参考文献来看，有近330种，其中有大量的明清云南诗歌和云南地方史志的稿本、抄本或刻本，这些文献大多未经点校、注释，有些极少甚至没有人提及，可见搜寻之深细，梳爬之细密。这些资料使用起来也很棘手，需要自己影印或抄录、辨析、标点、校对，其中的艰难和辛苦，做古代文学和文献研究的人都能体会。书中所举例证，都是精挑细选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不取孤证，总是旁征博引，多方论证，之后方引述出观点或结论。以合理的论证和坚实的资料为基石，《清代云南诗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令人放心之作。

概而言之，我认为《清代云南诗歌研究》是一部用心之作、成功之作，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研究清代云南诗歌发展演变的用力之作，是清代云南汉文文学研究、清代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祝贺！

当然，在此书出版以后，如果作者想进一步就清代云南诗歌这个话题继续研究时，我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作更为细致和展开的讨论。比如，作者认为整个清代云南诗歌的发展演变有着一以贯之的对儒家传统诗教的遵守和坚持的特点，也就是说“温柔敦厚”贯穿始终，但我觉得这样的概括比较简便明晰，也大致不错，但却比较笼统，有些简单化，像套在赵士麟、张汉这些人身上，也还合适，但要用来概括比如担当（僧人）、李于阳（穷愁抑郁，有些近乎闻一多说孟郊那样的“破口大骂派”）、赵藩（吸收不少禅理）那样的诗人显得不够周全。“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经典教条，可能大家都在说，都不会否定，但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上却是会有差异的。同时我认为，自明代到清末，云南的一些诗人儒家思想是比较松散的，这也形成了一条或明或暗的线，正好与纯粹的儒家诗人相映成趣。是否如此，还可以讨论。另外，近代以来，近邻缅甸、越南和老挝等国相继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云南省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扩张渗透的前沿地区之一，成为凸现中华民族危机的焦点地区之一。这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使云南比中国内地许多地方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更大，危机更深，激起的反抗意识也更为强烈。同时，在一些方面和一些地区也开始了具有近代性质的社会文化变迁，云南也成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与进步的热点地区甚至是中心地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呼吁救亡图存、推翻帝制的进步知识分子，传统的士人队伍分化了，这也反映到了一些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中。也就是说，清代末年云南文化和诗歌最大的特征是这种巨变。我们在讨论清末云南诗歌的演变时，应该重在把握近代以来的这种巨变，这样对这个时期诗歌总体特征的讨论和对此时期代表性诗人、重要诗人的分析也就会更为深入周到。

我觉得，董雪莲博士性格娴雅沉静，文采敏捷，善于思考，勤于钻研，在清代云南诗歌的研究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已经奠定了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

段炳昌

2024年1月20日于昆明市龙泉路云南大学教工住宅区

后记

天地清淑之气，不遗于勺水拳山；人文兴起之区，非独靳于穷乡僻壤。地处遥远西南边陲的云南，在中国文化璀璨而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经过长久的沉寂，在中国古典诗歌逐步走向衰落和终结的明清时期，才迈着由蹒跚到轻健的步子，闯入了中原内地诗坛的视野，并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以地域文学分疆划界、百舸争流的有清一代，它以繁星丽天之景，改变了整个中国固有的诗坛格局。

清代近三百年间，滇中诗坛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它有着什么样的发展和演变轨迹？在中国清代诗歌的版图上，它应安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滇中先贤又曾经带着什么样的情怀，一次次跋涉于西南至京师万里之遥的途中，在蜀道秦岭、湘江楚水之间，在三百年治与乱的轮回中，抒写家国命运和自身境遇的悲欢？我想探索并还原这一切。数年来，为这一梦想，我问学于西子湖畔。久居这片历史人文荟萃的沃土，回顾我滇中先贤在此留下的足迹，更加激励我奋起直追之心。曾不止一次徜徉于西湖孤山北麓，瞻仰乡中先贤赵士麟抚浙时讲学的敬一书院，无数的题咏昭示着他昔时的仁德政绩；此外，程含章抚浙时在钱塘江边写下的诗篇，朱嶟在西子湖畔为国计民生奔走的串串足迹······他们从落后偏远的西南一隅，来到这人文炳蔚之区，以自己的德业诗章留下千古美谈。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很多人知道和记住。而我不揣浅陋，下定决心还原三百年前滇中诗坛面貌和群体，并没有怀抱什么学术上的远大理想，只想以恭敬桑梓之心，让我滇中先贤的德业文章让更多世人知晓。

我深知诗不易作，尤不易识，非深达六艺之旨而明于作者之心，不足以知而言之，更何况学识浅陋的我要驾驭这跨越三百年、涉及数百人的题材。我心怀惶恐，只愿拙作能作引玉之砖，吸引更多的人来发掘这片被忽视和遗忘太久的文化土壤。

令我倍感庆幸的是，在四年半的求学生涯中，得到了恩师徐永明先生的悉心指导和不遗余力的帮助，徐老师看似严肃，不苟言笑，对于每一颗向学之心，他从来不吝时间和精力，尽心竭力地浇灌和栽培学术沃野中的每一株幼苗，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其热心、尽职和勤奋有口皆碑。他办公室窗口深夜不灭的灯光一直是激励我辈努力奋进的标志。这篇博士论文，没有徐老师从文献整理、研究思路到写作过程的全面指导，万难顺利完成。感恩之情，难以言表。四年中还遇到古代文学研究所性情各异、可亲可敬可爱的诸位先生：楼含松先生是我访学期间的导师，对我多有指导和关怀，他高情远致、蔼若春风；周明初先生性情率真，在学术上的严厉要求让我们不敢稍有懈怠；朱则杰先生、汪超红先生、孙敏强先生以及叶晔、林晓光等诸位老师亦让我在学术上多受沾溉。同时，滇中从事地方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辈也给予了多方指导，如段炳昌、孙秋克等先生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多有帮助与启迪。同门素日友爱团结，毋丹、黄鹏程、韩玉凤、唐云芝、裴雪莱、张利伟诸君及林施望、钱礼翔师弟、吴思慧师妹等，大家时常相聚，探讨学业与人生，相互帮助和关心，留下了诸多温暖亲切的回忆，我深深感谢大家。

我作为一个上有老亲、下有幼子的女性，远赴千里之外求学数载，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四年多的时间，我抛夫别子，亲老亦未能侍奉，于天伦实在亏欠太多，愧疚深重，但家人始终如一地给了我最大的支持，除了鼓励、安慰和传达挂念，他们对我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由衷感谢我亲爱的父母、已过世的婆婆，我的先生、爱子，还有我的姐妹，他们给予我鼎力的支持和关怀。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是我此生最大之幸，唯有奋进不懈，方能回报于万一。

感谢所有未提及姓名但始终给予我关怀与支持的亲朋好友。

董雪莲

2024年3月于昆明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