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林 | 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滇史

摘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前，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大多受到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较新的高度。除李大钊外，他们对民族问题缺乏研究和讨论，对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边疆地区缺乏感性认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们视苏俄为师范，照搬其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主张。这些，均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尤其影响了各种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的“关键性文献”的文本内容。

关键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列主义民族纲领；国内民族问题

作者简介：

潘先林，历史学博士，现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民族史、西南边疆史、云南地方文献。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学术热点，成绩斐然。其代表性论著如《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及金炳镐、松本真澄、何龙群等人的研究。这些论著几乎均以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为开端，主要依据“二大”宣言及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关键性的文献”[1]，着重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和讨论。实际上，这些“关键性文献”大多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参与起草，他们个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发展变化应当影响到文献的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研究的上限放到1922年以前，弄清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在接受马列主义前，他们受到过何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怎样决定了他们对马列主义民族纲领和政策的接受；他们原有的思想基础和对马列主义的接受方式怎样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等等。弄清楚这些问题，有利于加深对党的民族纲领及其发展变化“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时候，党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历史条件还缺乏深入的了解，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正确地恰当地结合起来”[2]等著名论断的理解。

一、信仰马克思主义前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一部分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等；一部分在留学期间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留日学生和其他先进青年，如李达、杨匏安等。他们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的战士……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3]。也就是说,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大多受到过资产阶级种族排满、大民族主义、五族共和等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如陈独秀，早年“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4]。“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5]。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突出反帝反清爱国救亡这一时代主题”[6]，他在该报上撰文说：“全国人分为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洲地方，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但不论汉满回苗，现在都是中国人。据此，有研究者认为，《安徽俗话报》的一大宣传特色是“革命但不排满”，陈独秀“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陈独秀的认识要比当时一般的革命分子准确和深刻”[7]。他还与柏文蔚等组建“岳王会”，培养反清骨干，1913年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如毛泽东，早年读过“两种书报，述说着康有为的改革运动。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我读了又读，直读到我能把它们记在心里了。我崇拜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来，毛泽东受到《民立报》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他和朋友开始用剪辫子的反抗来“表示他们排满的情绪”，在关于是否剪辫子的辩论中，他们“发明了一种反对的理论，站在排满的政治立场，完全驳倒他无话可说”。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8]。如林伯渠，早年在师范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矇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9]。他在《自传》中说，其革命思想“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10]。如张国焘，幼年时因“洪江会造反”感受到民间排满心理愈演愈烈。他从少数教员和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的消息”。1909年，他和几个同学剪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29个同学的辫子[11]，等等。其中，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最大的当是李大钊。

李大钊早年受清末新政与改良主义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种族排满”思想。他于辛亥年岁末作《岁晚寄友》诗云：“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12]，充分表达了对推翻清朝统治、光复汉族河山的喜悦之情。1913年4月至5月，李大钊著文纪念明室遗民朱舜水，认为：“满清入主中原，先生义不媚清，四至日本，遂终身焉。永历十三年也，先生怆怀故国，痛哭天涯，血泪余痕，有足纪者……呜呼！‘死去元知万事空，唯恨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放翁临终之诗，其深于种族之痛，盖与先生古今一辙也。方今汉土光复，神州士夫，宜未忘先生制棺时之遗言，而亟谋迎骸骨以归，勿令英魂烈魄，终古淹沦于樱花三岛。先生有灵，亦当含笑于九京矣！……光复之年，而有此祭，先生有灵，其可以瞑目矣！”[13]对于朱舜水的一生，李大钊感慨地说：“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前岁军兴，戎马倥偬，延及一载，士夫方务鼎焕新猷，弗遑及他。神州光复，未有祭告，以慰英魂；而樱花三岛间，乃于去夏举行舜水二百五十年纪念祭典。倾闻之下，欣痛交集。……挽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满清所以苟延末运将三百年者，则人心之颓丧为之也。……呜呼！中原恢复，还我河山，先生制棺时，盖已豫知夫满清终有败亡日。”[14]可见，直至民国建立近一年半后，李大钊尚有如此强烈的种族思想，有学者据此强调他受到“革命排满”思想的影响，“带有偏激的种族主义的强烈色彩”[15]。

到1917年2月，李大钊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举起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旗。李大钊认为：“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旗，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但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16]

在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国内的民族问题又是怎样的呢？李大钊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词，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嗟乎！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17]

1918年7月，李大钊又说：“吾国今日，南北搆衅，日寻干戈，内争不休，其结果并内部而不能保，何论边疆？狡焉思逞之邻邦，终必负之以去。吾侪少年，宜抱西北发展之志，及早经营之。内部治平则保障西北以固吾圉，内部纷争则建立一新邦而备联邦之分子。”“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吾子既有志于此，盍即先由联络蒙、回入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坐言起行，请自吾辈始。”[18]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提出的，但他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看法，达到了一个较新的高度。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数多民族冶融而成”，且“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是由“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对于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他批评有五族之称是遗憾的，“此实分裂之兆”。民国建立以来，五族的文化已渐趋一致，并同隶于共和政体之下，因此，满、汉、蒙、回、藏、苗、瑶等都是历史上残存的名称，他们相互间已无分界；他主张此后要使中华成为统一的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即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基于此，今后民国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要在新中华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即“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等异民族相抵抗。为此，需要“先由联络蒙、回入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

可见，李大钊经过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放弃了“种族排满”主张，并对“五族共和”思想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这与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批评并提出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的国族主义主张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19]，反映了他们对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问题的共同认识，并且李大钊早于孙中山两年左右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有学者指出，李大钊可能是“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他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从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有关“兴亚”责任的思想主张。李大钊不仅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说明了“再造”和“复兴”古老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合一的新“中华民族”，提醒民国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新“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强调了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至此，可以说，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已经是基本上形成了”[20]。

二、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后

1919年2月至1920年8月间，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逐步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政治立场和信仰的转变，他们又几乎没有例外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纲领和政策，接受了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列宁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理论，主张实行联邦制。如1919年5月，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李大钊指出：“我们还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我们的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1]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观察、分析问题，他的民族自决思想正是由此而产生。”[22]实际上，该年元旦，李大钊在批评大亚细亚主义时，就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23]11月，他又说：“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24] 1923年1月，李大钊指出：“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中国“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一个新联合”。他主张“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认为这比中产阶级的国际联盟“有望得多”[25]。1925年3月，李大钊著文主张将蒙古的解放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的潮流相接，“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坚定了蒙古族共产党员的斗争信心”。他引导部分蒙古族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及包头组建中共工作委员会，帮助国民党建立热、察、绥三个党部，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1925年冬，他来到张家口，“深入到察哈尔农村牧区、工厂车间、国民军士兵中，访贫问苦，动员各族民众联合起来，与军阀、王公、地主作斗争”。并于11月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成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26]。

如陈独秀，他把中国分为“本部”和“疆部”，认为本部和疆部“民族历史言语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因此不能实行划一制度。本部统一后实行单一制，蒙、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疆部”则是“以前的殖民地”，应实行民族自决，建立独立自治邦，再与本部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陈独秀等人之所以主张蒙古等地独立自治，其出发点在于削弱北洋军阀的统治基础，最大程度消除少数民族身上的民族不平等，以求实现国内所有民族的真正大联合。……毫无疑问，这是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广大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27]。1924年9月，陈独秀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这可称作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作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28]1926年4月，针对国民党的所谓“右派大会宣言”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它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陈独秀指出这明显违反了国民党“一大”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的宣言：“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29]

其他如瞿秋白，他于1924年著文阐述俄国十月革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与具体办法，1926年1月又著文阐述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认为列宁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应当赞助东方劳动平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劳动平民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应当以苏联为模范，来组织革命的政权——就是使中国境内蒙古、西藏、满洲、回回等民族，完全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加入革命的中国。中国的平民决不能承认汉满巨商及官僚对于蒙古等民族的特权，应当反对他们的压迫剥削这些弱小民族。中国革命的平民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尤其要帮助国民革命的蒙古，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和它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胜利。譬如最近唐努乌梁海民族表示愿意加入苏联，何以会有这种现象，正因为不但中国的军阀政府压迫他们，而且国民党的民族自决主义（见第一次大会宣言）也没有广泛宣传，还有一班国家主义派，保皇党的研究系，官僚军阀御用的政客，帝国主义驱使的外交家，拼命狂叫‘保持中国对于蒙古等民族的宗主权’。弱小民族当然不愿意受这种压迫而要联合‘以平等待它的’国家。如果国民党及一般国民有明显的革命的民族问题的政纲，这些弱小民族自然愿意加入中国国民革命的联盟，而后将来革命政府时，各族的联邦共和国才有巩固的基础。”[30]如陈云，他于1926年7月著文讨论中国的民族运动，认为沦为次殖民地的中国，其民族运动的变化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形势。[31]

三、总结与讨论

综上几个方面，我们提出以下认识：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受到过资产阶级“种族排满”“大民族主义”和“五族共和”等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二）李大钊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有过较系统的研究和思考，并深入到察哈尔地区领导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看法，达到了一个较新的高度。他提出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主张，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反映了他们对民国建立后国内民族问题的共同认识，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此后李大钊没有再就新中华民族主义这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与中国国内的民族实际相结合。

（三）除李大钊外，由于自身经历的限制，他们大多对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国内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也对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边疆地区缺乏感性认识。有学者指出了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中存在的失误，他在“一些重要事实的认知上存在严重偏颇，如他将蒙古等边疆地区视作本部的‘殖民地’”，“严重背离现实”[32]。

（四）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他们接受了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列宁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理论，视苏俄为师范，为目标，为理想，照搬其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主张，理解机械，态度盲从，没有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正确地结合在一起。

（五）他们在国内民族问题及接受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如上局限，直接影响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尤其是影响到了“二大”宣言等“关键性文献”的文本内容。

（六）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使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亲身经历了苗、瑶、壮、彝、回、藏等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内少数民族状况和边疆地区有了更为深入的感性认识[33]。这对他们来说，几乎均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如陈云，他于1935年秋化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详细介绍了贵州东部的苗家、云南的民族问题、四川的彝家等少数民族，阐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表明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已经极为重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迫切需要进行了解。他说：“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过去我见《东方杂志》或其他游记上所载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则亲睹苗家而且住于苗家”；“云南之民族问题，值得注意者，龙云为彝家，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彝家，汉人则受压迫”，“滇省居民最多者为汉人，其次为苗家、彝家、回民”；四川之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还系部落”，“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34]，等等。

（七）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阐述中华民族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5]这里，出现了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等西南民族，表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西南边疆的具体历史条件有了更为实际的认识。第一次从理论和政策上弄清楚了“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既承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又承认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摆脱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及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限制，真正把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正确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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